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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论在20世纪或是21世纪,弗朗兹·卡夫卡毫无疑问都称得上世界文坛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而去世后他和他的作品的价值逐渐为人们所肯定。在卡夫卡的所有作品中,《变形记》堪称现代主义文学经典之作,这篇讲人变成虫的故事揭示了20世纪西方社会人的“异化”,和人对生存的绝望。
关键词:卡夫卡 《变形记》 异化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变形记》是卡夫卡早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它讲述了一个推销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尽管它还有人的情感与心理,但虫的外形使他逐渐化为异类,变形后的他被亲人以及社会遗弃。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等待他的只有死亡。小说折射了西方人当时真实的生存状态: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它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孤独感与陌生感,即人与人之间竞争激化、感情淡化、关系恶化,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既荒谬又难以沟通。
19世纪末以来,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在不断加快,生存竞争日趋紧张激烈,过细的社会分工和过重的工作压力使许多人精神畸形乃至崩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工业化使人更加依赖物质,长期发展的结果是使人最终成为物质的奴隶,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自我丧失。卡夫卡在《变形记》里,全方位地展示了这种异化。
在人与社会关系上,人的变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象征。工业社会里的人们盲目追求财富,却损害了健康的机体,为了物质追求,人们永远处于疲劳状态,不再有心思讲究优美的风度和高尚的礼仪,独处时也无法静下心来的沉思,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有温馨的交往。格里高尔的内心里时刻充满着灾难感和恐惧感:无论多么勤奋,他仍随时面临可能因一点小差错而被解雇,他不得不谨慎行事,时时被有可能发生天灾人祸的莫名其妙的灾难感、恐惧感压得喘不过气来。
小说写到:快七点了,母亲催他赶紧起床去上班,他想回答母亲的呼喊,却发不出人的声音,只会吱吱地怪叫。然而这个现象仍没有引起格里高尔注意自己变成虫的事实,因为他被一种更可怕的焦虑淹没了——万一赶不上火车,耽误了老板的事,自己被革职怎么办?年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妹妹将何以为生?这种心态对于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小职员来说,是非常真实的。经理派秘书来催格里高尔赶紧去火车站工作时发现他已变成虫时,吓得从楼上滚下去。这件事更加重了格里高尔的焦虑:丢职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了。为了增加收入,格里高尔的家人把家里的房间空出来出租给三位房客,而为了讨好房客使他们不知道格里高尔变成虫的“丑事”,家人把所有杂物往他的住房里扔,不再打扫来房间和照顾他,亲人原来的同情、不安、关心都烟消云散,格里高尔被亲人无情地抛弃了。房客知道格里高尔的不幸遭遇后,不仅没有同情格里高尔,反而嘲笑他并耻于与他为邻。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人就是地狱”,人是永远无法从这地狱中解脱出来。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写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酷的金钱关系,连亲人之间也无法例外。小说中,秘书主任因为格里高尔管着公司的现款,只因这天没有看见他准时上班,便作盘否定了在他眼里一向安分守己、稳妥可靠的职员,即使格里高尔说“有点头晕”,很快就会照常上班,但是他就是不信。而当格里高尔的父亲看到变成甲虫的儿子时,“握紧拳头,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要把格里高尔驱赶走,继而绝望的哭泣起来——因为家庭一时失去了唯一经济支柱”。妹妹在格里高尔最初变为虫子的日子里,还会经常来看他关心、同情他,到后来也厌恶起他来了,并且很快就演化为冷酷无情,为了获取父母对她绝情的支持“竟号啕大哭起来”,“哭得浑身发抖,只管用她那小拳头擂打桌子:对着这个怪物我没法开口叫他哥哥,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定得把他弄走!”
格里高尔作为父母的儿子、妹妹的哥哥,在家人的绝情伤害下彻底绝望了,选择绝食而死,一家人因此而如释重负。父亲说,“让我们感谢上帝吧!”母亲竟“带着忧伤的笑容”。“卧室的门打开了。萨姆沙先生穿着制服走出来,一只手搀着太太,另一只手挽着女儿。他们看上去有点像哭过似的,葛蕾特时时把她的脸偎在父亲的怀里。”这一切,只是为了在外人面前虚伪地表露他们对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忧伤。
在人和自我关系上,人们崇尚本能和下意识。这种本能和下意识不仅是表面的、客观世界的人和事,还包括人的内心世界。人潜意识和无意识的活动是一种比外部世界的真实更为重要、更为本质的真实。格里高尔变成虫之后逐渐有了虫性,他像虫一样喜好腐烂变质的食物、在天花板上行走、看风景、睡觉。然而在有虫性的同时,格里高尔保留有人性,虽然他说的话别家听不懂,但他却能够听懂别人说的话,只要家人谈论的话题转到挣钱养家的麻烦上来,格里高尔便扑倒在门旁,羞愧与焦虑让他心急如焚。当听到妹妹要把自己弄走时,他仍怀对妹妹着温柔和爱意,想到自己为一家人带来的麻烦与耻辱,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
到这个时候,格里高尔仍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悲哀,仍没有从基督教伦理道德压制下摆脱出来!正如尼采所说的:生命原是一股快乐的源泉,却被道德的侮蔑弄脏了。然而尼采并不仅仅满足于指出基督教伦理压制人性本能的事实,他还透彻地分析了基督教伦理得以长期统治欧洲的心理机制,那就是基督教伦理使人产生一种罪恶感,尼采称之为“奴隶道德”。“奴隶道德”囊括了他所反对的一切:病弱、怯懦、丧失个性、伪善、守旧、怨恨……从尼采狂言“上帝死了”,到福柯宣告“人已死去”,人所追求的主体观念已化为泡影,它使得人的异化无以复归,找不到灵魂的皈依。
莎士比亚时代就开始关心的“人变成非人”的问题在17、18、19三个世纪的西方文学作品中有大量深刻透彻的艺术揭示,然而这种揭示只是局部;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巴尔扎克杰出地表现了金钱导致人性的异化。而到了现代,米兰?昆德拉的眼光更犀利:过去,笛卡儿把人提高到“大自然的主宰与占有着”的地位,现在对于力量(技术的、政治的、历史的等等)而言,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东西,他被那些力量超过、超越和占有。对于这些力量来说,人的具体的存在在他的“生活世界”没有任何价值和任何利益:它预先早已被被遗忘了。因此,从总体上看,“现代历史的某些时期,生活与卡夫卡的小说很相象。”
在卡夫卡之前,还有两部古罗马时代的名著取名《变形记》,一部是奥维德写叙事诗《变形记》,另一部是阿普列尤斯写的长篇小说《变形记》。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了解我们得知,古罗马时代人的变形是必须借助于外界的条件或力量的,比如在奥维德所著的《变形记》中,优庇特通过借助法术和魔力,使自己能千变万化,可以变成白牛、天鹅,变成金鱼、星座等等;在阿普烈尤斯所著的《变形记》中,鲁齐斯是因为好奇,偷服了魔女的魔药后才变成毛驴的,后来经过了许多大灾大难吃了女神祭司手中的蔷薇花冠又最终恢复了人形。奥维德和阿普列尤斯所写的《变形记》虽然文体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或神虽然变成了其他生物,却仍然能保留人的性情,而且这些生物还可以变回原来的人或神,不管怎么变,那个时代人的变形被人们视为一种浪漫的神话,经历无雨坎攀登的人类总是充满希望的。
而到了几千年后的卡夫卡时代,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后,虽还具有人的一些性情,却不可能再变为人了,只有人的倒退而失去了人的升华。也因此人显的更加绝望了。与奥维德和阿普列尤斯的《变形记》相比,卡夫卡的《变形记》体现的是西方社会的时代特征,即对人的现实生存困境绝望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无法生存的境况中,不再有人最后可能的胜利。
从浩如烟海的中外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无数对人的困境的揭示的作品,但《变形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形象符号,以惊人的荒诞框架和惊人的细节真实再现了人的异化的主题。
参考文献:
[1] 学思等编:《卡夫卡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55年。
[2] 米兰·昆拉德,孟湄译:《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5年。
[3] 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4] 吴增定:《尼采与柏拉图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5] 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6] 蒋承勇编:《外国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7] 周国平:《偶像的黄昏》,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
[8] 禾子编:《大师的盛宴》,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
[9] 萨特著,李恒基译:《间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作者简介:朱怡蓉,女,1963—,四川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当代西方文学理论、英美国家概况、英语教学等,工作单位:贵州广播电视大学。
关键词:卡夫卡 《变形记》 异化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变形记》是卡夫卡早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它讲述了一个推销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尽管它还有人的情感与心理,但虫的外形使他逐渐化为异类,变形后的他被亲人以及社会遗弃。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等待他的只有死亡。小说折射了西方人当时真实的生存状态: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它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孤独感与陌生感,即人与人之间竞争激化、感情淡化、关系恶化,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既荒谬又难以沟通。
19世纪末以来,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在不断加快,生存竞争日趋紧张激烈,过细的社会分工和过重的工作压力使许多人精神畸形乃至崩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工业化使人更加依赖物质,长期发展的结果是使人最终成为物质的奴隶,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自我丧失。卡夫卡在《变形记》里,全方位地展示了这种异化。
在人与社会关系上,人的变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象征。工业社会里的人们盲目追求财富,却损害了健康的机体,为了物质追求,人们永远处于疲劳状态,不再有心思讲究优美的风度和高尚的礼仪,独处时也无法静下心来的沉思,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有温馨的交往。格里高尔的内心里时刻充满着灾难感和恐惧感:无论多么勤奋,他仍随时面临可能因一点小差错而被解雇,他不得不谨慎行事,时时被有可能发生天灾人祸的莫名其妙的灾难感、恐惧感压得喘不过气来。
小说写到:快七点了,母亲催他赶紧起床去上班,他想回答母亲的呼喊,却发不出人的声音,只会吱吱地怪叫。然而这个现象仍没有引起格里高尔注意自己变成虫的事实,因为他被一种更可怕的焦虑淹没了——万一赶不上火车,耽误了老板的事,自己被革职怎么办?年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妹妹将何以为生?这种心态对于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小职员来说,是非常真实的。经理派秘书来催格里高尔赶紧去火车站工作时发现他已变成虫时,吓得从楼上滚下去。这件事更加重了格里高尔的焦虑:丢职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了。为了增加收入,格里高尔的家人把家里的房间空出来出租给三位房客,而为了讨好房客使他们不知道格里高尔变成虫的“丑事”,家人把所有杂物往他的住房里扔,不再打扫来房间和照顾他,亲人原来的同情、不安、关心都烟消云散,格里高尔被亲人无情地抛弃了。房客知道格里高尔的不幸遭遇后,不仅没有同情格里高尔,反而嘲笑他并耻于与他为邻。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人就是地狱”,人是永远无法从这地狱中解脱出来。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写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酷的金钱关系,连亲人之间也无法例外。小说中,秘书主任因为格里高尔管着公司的现款,只因这天没有看见他准时上班,便作盘否定了在他眼里一向安分守己、稳妥可靠的职员,即使格里高尔说“有点头晕”,很快就会照常上班,但是他就是不信。而当格里高尔的父亲看到变成甲虫的儿子时,“握紧拳头,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要把格里高尔驱赶走,继而绝望的哭泣起来——因为家庭一时失去了唯一经济支柱”。妹妹在格里高尔最初变为虫子的日子里,还会经常来看他关心、同情他,到后来也厌恶起他来了,并且很快就演化为冷酷无情,为了获取父母对她绝情的支持“竟号啕大哭起来”,“哭得浑身发抖,只管用她那小拳头擂打桌子:对着这个怪物我没法开口叫他哥哥,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定得把他弄走!”
格里高尔作为父母的儿子、妹妹的哥哥,在家人的绝情伤害下彻底绝望了,选择绝食而死,一家人因此而如释重负。父亲说,“让我们感谢上帝吧!”母亲竟“带着忧伤的笑容”。“卧室的门打开了。萨姆沙先生穿着制服走出来,一只手搀着太太,另一只手挽着女儿。他们看上去有点像哭过似的,葛蕾特时时把她的脸偎在父亲的怀里。”这一切,只是为了在外人面前虚伪地表露他们对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忧伤。
在人和自我关系上,人们崇尚本能和下意识。这种本能和下意识不仅是表面的、客观世界的人和事,还包括人的内心世界。人潜意识和无意识的活动是一种比外部世界的真实更为重要、更为本质的真实。格里高尔变成虫之后逐渐有了虫性,他像虫一样喜好腐烂变质的食物、在天花板上行走、看风景、睡觉。然而在有虫性的同时,格里高尔保留有人性,虽然他说的话别家听不懂,但他却能够听懂别人说的话,只要家人谈论的话题转到挣钱养家的麻烦上来,格里高尔便扑倒在门旁,羞愧与焦虑让他心急如焚。当听到妹妹要把自己弄走时,他仍怀对妹妹着温柔和爱意,想到自己为一家人带来的麻烦与耻辱,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
到这个时候,格里高尔仍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悲哀,仍没有从基督教伦理道德压制下摆脱出来!正如尼采所说的:生命原是一股快乐的源泉,却被道德的侮蔑弄脏了。然而尼采并不仅仅满足于指出基督教伦理压制人性本能的事实,他还透彻地分析了基督教伦理得以长期统治欧洲的心理机制,那就是基督教伦理使人产生一种罪恶感,尼采称之为“奴隶道德”。“奴隶道德”囊括了他所反对的一切:病弱、怯懦、丧失个性、伪善、守旧、怨恨……从尼采狂言“上帝死了”,到福柯宣告“人已死去”,人所追求的主体观念已化为泡影,它使得人的异化无以复归,找不到灵魂的皈依。
莎士比亚时代就开始关心的“人变成非人”的问题在17、18、19三个世纪的西方文学作品中有大量深刻透彻的艺术揭示,然而这种揭示只是局部;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巴尔扎克杰出地表现了金钱导致人性的异化。而到了现代,米兰?昆德拉的眼光更犀利:过去,笛卡儿把人提高到“大自然的主宰与占有着”的地位,现在对于力量(技术的、政治的、历史的等等)而言,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东西,他被那些力量超过、超越和占有。对于这些力量来说,人的具体的存在在他的“生活世界”没有任何价值和任何利益:它预先早已被被遗忘了。因此,从总体上看,“现代历史的某些时期,生活与卡夫卡的小说很相象。”
在卡夫卡之前,还有两部古罗马时代的名著取名《变形记》,一部是奥维德写叙事诗《变形记》,另一部是阿普列尤斯写的长篇小说《变形记》。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了解我们得知,古罗马时代人的变形是必须借助于外界的条件或力量的,比如在奥维德所著的《变形记》中,优庇特通过借助法术和魔力,使自己能千变万化,可以变成白牛、天鹅,变成金鱼、星座等等;在阿普烈尤斯所著的《变形记》中,鲁齐斯是因为好奇,偷服了魔女的魔药后才变成毛驴的,后来经过了许多大灾大难吃了女神祭司手中的蔷薇花冠又最终恢复了人形。奥维德和阿普列尤斯所写的《变形记》虽然文体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或神虽然变成了其他生物,却仍然能保留人的性情,而且这些生物还可以变回原来的人或神,不管怎么变,那个时代人的变形被人们视为一种浪漫的神话,经历无雨坎攀登的人类总是充满希望的。
而到了几千年后的卡夫卡时代,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后,虽还具有人的一些性情,却不可能再变为人了,只有人的倒退而失去了人的升华。也因此人显的更加绝望了。与奥维德和阿普列尤斯的《变形记》相比,卡夫卡的《变形记》体现的是西方社会的时代特征,即对人的现实生存困境绝望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无法生存的境况中,不再有人最后可能的胜利。
从浩如烟海的中外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无数对人的困境的揭示的作品,但《变形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形象符号,以惊人的荒诞框架和惊人的细节真实再现了人的异化的主题。
参考文献:
[1] 学思等编:《卡夫卡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55年。
[2] 米兰·昆拉德,孟湄译:《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5年。
[3] 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4] 吴增定:《尼采与柏拉图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5] 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6] 蒋承勇编:《外国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7] 周国平:《偶像的黄昏》,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
[8] 禾子编:《大师的盛宴》,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
[9] 萨特著,李恒基译:《间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作者简介:朱怡蓉,女,1963—,四川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当代西方文学理论、英美国家概况、英语教学等,工作单位:贵州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