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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送行》作为袁哲生的文学作品，打破了单纯以时间为轴的线性叙事，未着重于“送行”的前因后果，而立足于“送行”这一过程本身，借由空间叙事使小说整体呈现出一种特有的疏离状态。本文以空间叙事学作为理论基础，从地志空间的再现、文本空间的复杂性、空间书写中的人物塑造三个方面，探讨袁哲生《送行》一文的空间叙事特点及表达技巧。
【关键词】 《送行》;空间叙事;地志空间;文本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5-0006-02
一、地志空间的再现：空间维度下“送行”内核的表达
（一）《送行》地志空间呈现及所营造氛围。《送行》中包含若干“地志空间”，包含小镇第二月台、火车车厢、台北车站第三月台、基隆客运站、老人茶馆、基隆码头、公车、学校大门等场景，经由“小儿子”的视角进行了多次空间转移。
“小镇的深夜，月台上显得很空旷，间隔几公尺的圆形铝皮灯罩一共三只，从拱形的铁架石棉瓦顶棚投下昏黄的光束”，作者在小说开篇部分营造出寂静、压抑的氛围，由此定下小说整体基调。接着场景转移到火车上，“偌大的铁皮车厢，侧对座的两排绿色胶皮座椅，两名宪兵押着逃犯坐在车厢中间的位子”狭小的火车车厢作为空间与空间转移中的短暂承接，偌大的空间与有限的人物形成对比，延续着压抑的基调。随着火车到台北，宪兵带着逃兵下车，老太太跟着也下车。“月台上仅有的几个人影也都回过头来看着他们”，又是偌大的空间，以及不自觉被模糊化的人群，透过叙述者的视角，延续的氛围并未因场景转移而被打破，反是在“距离感”中产生——故事中老父亲与被押送大儿子间咫尺天涯的距离，以及叙事上作者刻意营造的人物间疏离。
火车到了基隆后，少妇带着女儿下车，老父亲带着小儿子下车。“这儿的茶座像教室般排列着密密麻麻的竹躺椅，一直延伸到骑楼外面来，因为天光还不怎么亮，那三人正有一搭没一搭地看报，嗑瓜子，每个人身边的小几上都放了一个白瓷的茶杯。”對父子俩而言，这段路早习以为常，老人茶馆显然是老父亲所熟悉的空间，也正在这一场景下，送行完大儿子的老父亲又要送走小儿子。而“密密麻麻的竹躺椅”与“因天光不怎么亮而稀少的人”则在空间转移中延续着与前文相似的氛围。
（二）《送行》地志空间的象征意味。老父亲与小儿子分别之际，看似是老父亲送走了小儿子，但对于读者而言，实则老父亲被“不经意”地送走了，因为小说自此往后仍沿着小儿子的视角进行叙述。
“雨巷的早晨是灰色调的，整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都像被盐水泡过似的。”场景的呈现自此刻起便只围绕着小儿子的视角，小说最后也被“灰色调的雨巷”与“被盐水泡过似的大街小巷”所定调。若前面是借由场景来表现整体氛围，到该部分之后则是场景受制于小儿子的视角。
从“取出望远镜来看那艘漆成半黑半红的大船”到“把球放到手套中，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欣赏它们”，父子俩分离之后，地志空间的呈现便被逐渐模糊化，叙事的进行依托于儿子的视角，寂静、压抑氛围因而逐渐变淡，但人物间距离并未就此拉近。如此氛围仍存在，只是地志空间对氛围的渲染在前半部分已达到效果，因而在后半部分能逐渐隐去，以更好地突出此氛围中人物所处的境地。亦即，一段段“送行”的故事在场景转移过程中始终呈现着相似的内核——寂静、压抑氛围下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二、文本空间的复杂性：着眼于“送行”过程本身
（一）文本空间中被打破的日常生活轨迹。“眼前迎面而立的两个人影使他的脸部露出一抹讶异，只一眨眼，旋又平息下来。”[1]意料之外的相遇，使得大儿子原本的麻木在那一刻被悄然触动，小儿子的日常生活轨迹也在那一刻产生变化。而后“老先生见对面的两片电动门没阖上，便上前检查，在车门边的红绿钮上瞎按了几下见无效，于是解下铁链拦门腰扣上。”可见老先生对此情况习以为常，这班火车对于他而言应相当熟悉，由此引发疑问：老父亲带着小儿子坐火车与宪兵押着逃兵坐火车，究竟是偶然还是设计？自小说开篇两批人相遇那一刻起，日常生活轨迹被打破。而小说开篇部分两次写到“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真实的手铐，感觉像一堵墙。”作者从小儿子的视角出发进行叙述，则是进一步说明其日常生活轨迹已被打破。
《送行》中各个“场所”不单是人物活动的空间，还暗含了人物特定生活轨迹。日常生活的打破，使小说中人物寻常的举动变得不寻常，一段段送行人物间的关系呈现出说不清道不明的疏离感。
（二）“叙述者”与“小儿子”，两种人物视角下的空间呈现。加布里尔·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提到空间理论模型，“文本的视点影响叙事中空间的重构，超越文本虚构空间的‘彼在’（there）与囿于文本虚构空间中的‘此在’（here）形成不同关注点，两者在叙述过程中相互转化，但不同聚焦会产生不同空间效果”[2]，作者采取视角转化使两种不同视角的转化，达到了一种叙事呈现上的“距离感”。
譬如“下午的一场雷雨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带霉味的湿热气流，不知从何处钻出的大群白蚁围着灯罩旋转冲撞……”是以叙述者视角进行书写，“穿过几条巷弄，两旁大多是黑玻璃窗加上压克力招牌的简陋茶室……但他知道自己年纪还不到走向她们得到时候，他只是慢慢地经过这些晦暗中半掩的门扉”，则是以小男孩视角进行描述。不同人物视角所呈现的文本空间截然不同，前者营造的氛围笼罩在文本中出场人物上，而后者则将小儿子一个人与场景分隔开。前者营造出人与人之间情绪的隔阂，而后者则从个人与社会的疏离出发，展现出一种格格不入的处境，而这两种视角本身又存在一种距离。正是这种距离感给所有出场人物蒙上一层朦胧的阴影，进而形成小说独特的叙事风格。
（三）分形叙事运用所施加的“疏离”表达。《送行》亦采用“一因多果”与面向“未来”的分形叙事。[3]人物凡所登场，皆有不知将归往何处的感觉。作者刻意将“送行”之后人物的踪迹“抹去”，看似不利于叙事，但对“送行的戛然而止”顺畅自然。 袁哲生并未直接在《送行》中写出人物结局多重可能性，而是在一段段送别后，留下大量未书写的空白，将叙事浓缩蕴含于“送行”过程中。在老父亲看着大儿子消失在地下道的入口、老婆婆在宪兵身后紧跟不舍、小儿子拿望远镜看向那艘父亲要登上的大船、同学约定好后却不知所踪、少妇丈夫怒气冲冲往陆桥走去、少妇抱起小女孩哽咽着道谢、小男孩坐上回学校的公车……一段段的送别之后，最后故事在“……大铁门旁校警老黄的窗户从树缝里透出一抹晕黄的光线。”走向结尾，在一句“谁啊？”的空荡回响中戛然而止。作者将所有可能性的解释都留给了读者，留存于文本空间中的只剩下说不尽的不知所终的意味。
三、空间书写中的人物塑造：借“送行”中人物际遇书写“疏离”
（一）融于空间书写的人物塑造。小说开篇部分，第二月台上“月台上唯一的长条木椅的一边，一位老婆婆和一位少妇带着一个小女儿各占据一头，靠背另一边的椅面已经损坏，木椅背上依稀可以从剥蚀的油漆中辨认出蚀绿油精和翘胡子仁丹的旧广告画”，所描绘的老婆婆与带女儿的少妇所处的环境是陈旧、落寞的;“枕木和铁轨四周的碎石在深夜中泛着一层锈渍的铁褐色，一直蔓延到铁道边缘的那排水泥栅栏”，顺着小男孩视角看去，整体的感觉则是破碎、压抑的;“寤寐中，他看见车顶上的白蚁愈聚愈多，一群群从车门边的缝隙飞出来……”老父亲梦境中则显现出一种逐渐侵蚀殆尽的无奈。作者并未在开头对这些人物进行详尽的细节刻画，而是通过所处的场景，表现整体情绪。
（二）白描筆触下的“疏离”书写。老先生（老父亲）、逃兵（大儿子）、小男孩（小儿子），小说中主要人物在“送行”过程中情绪并不共通，疏离感的产生也源于不同的理由。譬如，“短发下一双干干的眼球里透露出一种沉默，好像对周遭的一切已没有半点感受。”对于大儿子而言，场景已然没有具体的形态，他的疏离在于手铐所建立起的那一堵厚重的墙上;“穿过几条巷弄，两旁大多是黑玻璃窗加上压克力招牌的简陋茶室……但他知道自己年纪还不到走向她们得到时候，他只是慢慢地经过这些晦暗中半掩的门扉”，对于小儿子而言，穿过一个个与他无关的店铺表现出来的是他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而这种格格不入书写的是那份喧嚣之下的孤寂，他的疏离由此而来。
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白描手法，能以冷静的笔触表达不同人物因所处境地不同带有的疏离感。《送行》中每个人物所带有的淡淡的孤寂感以及人与人之间渐行渐远的疏离，便建立在这种不刻意的白描之中，再借由空间所营造出来的整体氛围，这一段段的送行便仿佛命运所注定似的不知所终。
综上所述，小说既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也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1]本文立足于小说的时间线索，以其空间形式为基础，从地志空间的再现、文本空间的复杂性、空间书写中的人物塑造三个方面探讨了《送行》中空间叙事的呈现与表达。
首先，小说“送行”的内核由地志空间呈现所营造的整体氛围得到表达与凝练，寂静、压抑之下“人的处境”作为关注点被无限放大。而在叙事风格方面，作者采取两种视角下的空间呈现，通过打破日常生活轨迹的方式来实现对“疏离”的表达。大量白描将人物塑造融于空间转移中的际遇，借着“送行”这一内核，呈现出其中蕴含着的人与人之间情绪的隔阂，并在空间书写中借由人物不知终归何处的际遇，表达人类个体的孤寂状态。
《送行》所呈现的距离感源于空间叙事中的疏离表达，环境、人物、情节，各种要素的存在都服务于孤寂状态的呈现。怆而有度，哀而不伤，在作者冷静的笔触下，时间流逝、空间转移，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始终淡淡存在于一段段“送行”中，场景交错间，人皆不知所终，而疏离感愈加深刻。
参考文献：
[1]袁哲生.寂寞的游戏[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98.
[2]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3.
[3]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40.
作者简介：
杨奕，男，广东惠州人，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2018级学生，研究方向：文学创作研究、创意写作。
冯婷，女，湖北武汉人，广财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师，博士，研究方向：传统文化传播、文学出版、新媒体运营。
【关键词】 《送行》;空间叙事;地志空间;文本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5-0006-02
一、地志空间的再现：空间维度下“送行”内核的表达
（一）《送行》地志空间呈现及所营造氛围。《送行》中包含若干“地志空间”，包含小镇第二月台、火车车厢、台北车站第三月台、基隆客运站、老人茶馆、基隆码头、公车、学校大门等场景，经由“小儿子”的视角进行了多次空间转移。
“小镇的深夜，月台上显得很空旷，间隔几公尺的圆形铝皮灯罩一共三只，从拱形的铁架石棉瓦顶棚投下昏黄的光束”，作者在小说开篇部分营造出寂静、压抑的氛围，由此定下小说整体基调。接着场景转移到火车上，“偌大的铁皮车厢，侧对座的两排绿色胶皮座椅，两名宪兵押着逃犯坐在车厢中间的位子”狭小的火车车厢作为空间与空间转移中的短暂承接，偌大的空间与有限的人物形成对比，延续着压抑的基调。随着火车到台北，宪兵带着逃兵下车，老太太跟着也下车。“月台上仅有的几个人影也都回过头来看着他们”，又是偌大的空间，以及不自觉被模糊化的人群，透过叙述者的视角，延续的氛围并未因场景转移而被打破，反是在“距离感”中产生——故事中老父亲与被押送大儿子间咫尺天涯的距离，以及叙事上作者刻意营造的人物间疏离。
火车到了基隆后，少妇带着女儿下车，老父亲带着小儿子下车。“这儿的茶座像教室般排列着密密麻麻的竹躺椅，一直延伸到骑楼外面来，因为天光还不怎么亮，那三人正有一搭没一搭地看报，嗑瓜子，每个人身边的小几上都放了一个白瓷的茶杯。”對父子俩而言，这段路早习以为常，老人茶馆显然是老父亲所熟悉的空间，也正在这一场景下，送行完大儿子的老父亲又要送走小儿子。而“密密麻麻的竹躺椅”与“因天光不怎么亮而稀少的人”则在空间转移中延续着与前文相似的氛围。
（二）《送行》地志空间的象征意味。老父亲与小儿子分别之际，看似是老父亲送走了小儿子，但对于读者而言，实则老父亲被“不经意”地送走了，因为小说自此往后仍沿着小儿子的视角进行叙述。
“雨巷的早晨是灰色调的，整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都像被盐水泡过似的。”场景的呈现自此刻起便只围绕着小儿子的视角，小说最后也被“灰色调的雨巷”与“被盐水泡过似的大街小巷”所定调。若前面是借由场景来表现整体氛围，到该部分之后则是场景受制于小儿子的视角。
从“取出望远镜来看那艘漆成半黑半红的大船”到“把球放到手套中，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欣赏它们”，父子俩分离之后，地志空间的呈现便被逐渐模糊化，叙事的进行依托于儿子的视角，寂静、压抑氛围因而逐渐变淡，但人物间距离并未就此拉近。如此氛围仍存在，只是地志空间对氛围的渲染在前半部分已达到效果，因而在后半部分能逐渐隐去，以更好地突出此氛围中人物所处的境地。亦即，一段段“送行”的故事在场景转移过程中始终呈现着相似的内核——寂静、压抑氛围下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二、文本空间的复杂性：着眼于“送行”过程本身
（一）文本空间中被打破的日常生活轨迹。“眼前迎面而立的两个人影使他的脸部露出一抹讶异，只一眨眼，旋又平息下来。”[1]意料之外的相遇，使得大儿子原本的麻木在那一刻被悄然触动，小儿子的日常生活轨迹也在那一刻产生变化。而后“老先生见对面的两片电动门没阖上，便上前检查，在车门边的红绿钮上瞎按了几下见无效，于是解下铁链拦门腰扣上。”可见老先生对此情况习以为常，这班火车对于他而言应相当熟悉，由此引发疑问：老父亲带着小儿子坐火车与宪兵押着逃兵坐火车，究竟是偶然还是设计？自小说开篇两批人相遇那一刻起，日常生活轨迹被打破。而小说开篇部分两次写到“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真实的手铐，感觉像一堵墙。”作者从小儿子的视角出发进行叙述，则是进一步说明其日常生活轨迹已被打破。
《送行》中各个“场所”不单是人物活动的空间，还暗含了人物特定生活轨迹。日常生活的打破，使小说中人物寻常的举动变得不寻常，一段段送行人物间的关系呈现出说不清道不明的疏离感。
（二）“叙述者”与“小儿子”，两种人物视角下的空间呈现。加布里尔·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提到空间理论模型，“文本的视点影响叙事中空间的重构，超越文本虚构空间的‘彼在’（there）与囿于文本虚构空间中的‘此在’（here）形成不同关注点，两者在叙述过程中相互转化，但不同聚焦会产生不同空间效果”[2]，作者采取视角转化使两种不同视角的转化，达到了一种叙事呈现上的“距离感”。
譬如“下午的一场雷雨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带霉味的湿热气流，不知从何处钻出的大群白蚁围着灯罩旋转冲撞……”是以叙述者视角进行书写，“穿过几条巷弄，两旁大多是黑玻璃窗加上压克力招牌的简陋茶室……但他知道自己年纪还不到走向她们得到时候，他只是慢慢地经过这些晦暗中半掩的门扉”，则是以小男孩视角进行描述。不同人物视角所呈现的文本空间截然不同，前者营造的氛围笼罩在文本中出场人物上，而后者则将小儿子一个人与场景分隔开。前者营造出人与人之间情绪的隔阂，而后者则从个人与社会的疏离出发，展现出一种格格不入的处境，而这两种视角本身又存在一种距离。正是这种距离感给所有出场人物蒙上一层朦胧的阴影，进而形成小说独特的叙事风格。
（三）分形叙事运用所施加的“疏离”表达。《送行》亦采用“一因多果”与面向“未来”的分形叙事。[3]人物凡所登场，皆有不知将归往何处的感觉。作者刻意将“送行”之后人物的踪迹“抹去”，看似不利于叙事，但对“送行的戛然而止”顺畅自然。 袁哲生并未直接在《送行》中写出人物结局多重可能性，而是在一段段送别后，留下大量未书写的空白，将叙事浓缩蕴含于“送行”过程中。在老父亲看着大儿子消失在地下道的入口、老婆婆在宪兵身后紧跟不舍、小儿子拿望远镜看向那艘父亲要登上的大船、同学约定好后却不知所踪、少妇丈夫怒气冲冲往陆桥走去、少妇抱起小女孩哽咽着道谢、小男孩坐上回学校的公车……一段段的送别之后，最后故事在“……大铁门旁校警老黄的窗户从树缝里透出一抹晕黄的光线。”走向结尾，在一句“谁啊？”的空荡回响中戛然而止。作者将所有可能性的解释都留给了读者，留存于文本空间中的只剩下说不尽的不知所终的意味。
三、空间书写中的人物塑造：借“送行”中人物际遇书写“疏离”
（一）融于空间书写的人物塑造。小说开篇部分，第二月台上“月台上唯一的长条木椅的一边，一位老婆婆和一位少妇带着一个小女儿各占据一头，靠背另一边的椅面已经损坏，木椅背上依稀可以从剥蚀的油漆中辨认出蚀绿油精和翘胡子仁丹的旧广告画”，所描绘的老婆婆与带女儿的少妇所处的环境是陈旧、落寞的;“枕木和铁轨四周的碎石在深夜中泛着一层锈渍的铁褐色，一直蔓延到铁道边缘的那排水泥栅栏”，顺着小男孩视角看去，整体的感觉则是破碎、压抑的;“寤寐中，他看见车顶上的白蚁愈聚愈多，一群群从车门边的缝隙飞出来……”老父亲梦境中则显现出一种逐渐侵蚀殆尽的无奈。作者并未在开头对这些人物进行详尽的细节刻画，而是通过所处的场景，表现整体情绪。
（二）白描筆触下的“疏离”书写。老先生（老父亲）、逃兵（大儿子）、小男孩（小儿子），小说中主要人物在“送行”过程中情绪并不共通，疏离感的产生也源于不同的理由。譬如，“短发下一双干干的眼球里透露出一种沉默，好像对周遭的一切已没有半点感受。”对于大儿子而言，场景已然没有具体的形态，他的疏离在于手铐所建立起的那一堵厚重的墙上;“穿过几条巷弄，两旁大多是黑玻璃窗加上压克力招牌的简陋茶室……但他知道自己年纪还不到走向她们得到时候，他只是慢慢地经过这些晦暗中半掩的门扉”，对于小儿子而言，穿过一个个与他无关的店铺表现出来的是他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而这种格格不入书写的是那份喧嚣之下的孤寂，他的疏离由此而来。
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白描手法，能以冷静的笔触表达不同人物因所处境地不同带有的疏离感。《送行》中每个人物所带有的淡淡的孤寂感以及人与人之间渐行渐远的疏离，便建立在这种不刻意的白描之中，再借由空间所营造出来的整体氛围，这一段段的送行便仿佛命运所注定似的不知所终。
综上所述，小说既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也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1]本文立足于小说的时间线索，以其空间形式为基础，从地志空间的再现、文本空间的复杂性、空间书写中的人物塑造三个方面探讨了《送行》中空间叙事的呈现与表达。
首先，小说“送行”的内核由地志空间呈现所营造的整体氛围得到表达与凝练，寂静、压抑之下“人的处境”作为关注点被无限放大。而在叙事风格方面，作者采取两种视角下的空间呈现，通过打破日常生活轨迹的方式来实现对“疏离”的表达。大量白描将人物塑造融于空间转移中的际遇，借着“送行”这一内核，呈现出其中蕴含着的人与人之间情绪的隔阂，并在空间书写中借由人物不知终归何处的际遇，表达人类个体的孤寂状态。
《送行》所呈现的距离感源于空间叙事中的疏离表达，环境、人物、情节，各种要素的存在都服务于孤寂状态的呈现。怆而有度，哀而不伤，在作者冷静的笔触下，时间流逝、空间转移，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始终淡淡存在于一段段“送行”中，场景交错间，人皆不知所终，而疏离感愈加深刻。
参考文献：
[1]袁哲生.寂寞的游戏[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98.
[2]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3.
[3]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40.
作者简介：
杨奕，男，广东惠州人，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2018级学生，研究方向：文学创作研究、创意写作。
冯婷，女，湖北武汉人，广财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师，博士，研究方向：传统文化传播、文学出版、新媒体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