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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谓“官德”，概括地讲就是领导者的个人素质、修养。纵观历史长河，领导者的素质对于事物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先秦儒家文化对官德思想的形成及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研究先秦儒家文化的官德思想对于当今社会领导者管理事务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官德思想的源流之一–孔子的仁学思想更是注重官德思想的建设，其不仅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至今仍发挥着重要影响。但至于今日社会已不同往日，孔子仁学思想无法全部融于社会，有不少旧的，不好的思想对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文化；孔子；仁；官德
“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而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1]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人爱才而忽视道德的作用，当一个人的能力较强而德行不足的话就容易走上不正之路，做不正之事，导致祸事的发生。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历来重视“德”的修炼。从远古时期开始，对于“德”就越来越重视。在原始社会时，氏族部落的首领都必是该氏族部落的道德典型，例如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乃修德振兵”，“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奴隶社会，夏朝的奠基者禹以其崇高的德行为后来的统治者树立的榜样，《史记》中写道：“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文化，自然也为道德的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从孔子的内圣外王学说以及孟子的发展孔子思想到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再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等等，无不是儒家大师们在为建一个完善的道德体系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以下引文如无特别注释，均出自《论语》），朱熹解释说：“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耳”（《朱子语类》卷三六）。孔子以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罕严利，并不是不言利，而是强调义重于利。孔子说过：“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意思是在实践仁、礼的行动过程中就表现为“义”，这样的“义”就可以带来利，用这样的“利”来治理国家，那就有利于“平天下”。这是为官者的政治道德。孔子的义利观比较温和中庸，认为义高于利，但同时强调：“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宪问》），甚至提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在他那里，义利是并存的。
但是，理想往往只是停留于美丽层面上的语言，现实生活常常有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导致理想实践过程中的差异。虽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重视仁礼道德的建设，但结果显然不尽人意。当今社会，由于西方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巨大的变化，造成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迷失，笔者重提儒学思想，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并竭力于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改造，有利于树立中国的以德治国、德法并治理念，建设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体系。
一、说“仁”
关于孔子思想，钱穆先生曾说：“孔子思想，乃针对全世界全人类，无古无今，无地域之隔阂，无种族，无国界，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愚，无贵贱贫富，无种种职业阶级，无一切分别而设教。在此方面，孔子极似一大教主。孔子思想，应可为世界一大宗教”[2]。事实上，在中国大地上，就曾掀起一番建立孔教的热潮。时值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屈辱历程，为救中国数万万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不已。
梁启超先生认为：孔子乃中华文明之代表，吾国民二千年来所为能传承至今而维持不倒实赖于孔子为无形枢纽也。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流，儒家思想的意义不言可喻。所以，“天下论孔子者，纷约两端，一谓今日风俗，人心之坏，学问之无进化，谓孔子为之历阶：一谓欲正人心，端风俗，励学问，非人人崇拜孔子，无以收拾末流”[3]。因此，就兴起了建立孔教以对抗西方宗教、文明，洗刷中华之耻辱，振兴中华之潮流。
“盖孔子之道，本乎天命，明乎鬼神，而实以人道为教”[4]。再者，“自古圣哲之立说，宗教属出世法，其根本教义不易，随世间差别而变迁，故其支配人心也较久”[5]。笔者以为，作为孔子主要思想的“仁”、“礼”二者，“礼”已经失去了其本来的含义，成为束缚社会进步的枷锁。经社会发展，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已是定局。而“仁”者爱人，“故其支配人心也较久”，所以，只有“仁”，才是无数仁人志士不断传承发扬而提倡这个具有普遍的、超阶级意义的范畴来唤醒旧中国之国民，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民，洗刷屈辱历史。
陈独秀说：“孔子之道，以伦理、政治、忠孝一贯，为其大本，其他则枝叶叶”。而“仁”贯乎其中，构建了博大精深的儒学体系。今天重新研究孔子的“仁”学思想，践行“仁”学文化，对于树立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正人心，端风俗等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释“仁”
春秋战国失去，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孔子的“仁”学正是在这奴隶制崩溃，氏族统治体系瓦解时期产生。“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其在不同出处具有不一样的含义，孔子的每次讲解因人、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的阐述，例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
正是由于孔子对仁做出如此之多的解释，我们今天要在这百多次解“仁”中确定其本质，以此推断其他，很难做到。所以笔者仅从“仁”与反腐败之事着手讨论“仁”之内容。
“克己复礼”
孔子的“仁”虽然是一个道德范畴，但就其思想而言，并非只是“伦理道德”的道德哲学，还是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思想。“仁”的实践是“修身”。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只有不断“修身”，让自己的言行符合仁德，方能成为仁人。孔子还提出了仁的外在标准：“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和内在标准：“恭、宽、信、敏、惠”（《阳货》），只有做到仁的标准，就可以“治国”、“平天下”。那么，做一个好官，自然不在话下。
公正严明
正即是公正。孔子认为，为官者需公正，政令方能施行，社会风气才能良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语》)，他认识到官与民之间的具有某种因果联系，故而要求官员发挥楷模作用。“子欲善，则民善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为官者以身作则，端正自己，积极为民，为人民树立良好的榜样，肃清社会的不良风气，那样就可以避免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
实事求是
“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意思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啊。孔子认为，做官的人想问题、办事情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就是要求官员必须杜绝这四种弊病，不要随意猜测也不固执己见，一切从实际出发。
勤政廉洁
所谓廉即廉洁，“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儒家从其道义论和德治论的立场出发，极为重视官吏的廉洁，将其视为“国之大维”、“政之本”、“仕者之德”、“人生大纲”。《礼记·礼运》篇说“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就是说大臣守法，官吏廉洁，官职有一定的次序，君臣有正常的关系，这国家才能强盛。
【关键词】儒家文化；孔子；仁；官德
“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而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1]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人爱才而忽视道德的作用，当一个人的能力较强而德行不足的话就容易走上不正之路，做不正之事，导致祸事的发生。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历来重视“德”的修炼。从远古时期开始，对于“德”就越来越重视。在原始社会时，氏族部落的首领都必是该氏族部落的道德典型，例如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乃修德振兵”，“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奴隶社会，夏朝的奠基者禹以其崇高的德行为后来的统治者树立的榜样，《史记》中写道：“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文化，自然也为道德的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从孔子的内圣外王学说以及孟子的发展孔子思想到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再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等等，无不是儒家大师们在为建一个完善的道德体系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以下引文如无特别注释，均出自《论语》），朱熹解释说：“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耳”（《朱子语类》卷三六）。孔子以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罕严利，并不是不言利，而是强调义重于利。孔子说过：“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意思是在实践仁、礼的行动过程中就表现为“义”，这样的“义”就可以带来利，用这样的“利”来治理国家，那就有利于“平天下”。这是为官者的政治道德。孔子的义利观比较温和中庸，认为义高于利，但同时强调：“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宪问》），甚至提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在他那里，义利是并存的。
但是，理想往往只是停留于美丽层面上的语言，现实生活常常有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导致理想实践过程中的差异。虽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重视仁礼道德的建设，但结果显然不尽人意。当今社会，由于西方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巨大的变化，造成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迷失，笔者重提儒学思想，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并竭力于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改造，有利于树立中国的以德治国、德法并治理念，建设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体系。
一、说“仁”
关于孔子思想，钱穆先生曾说：“孔子思想，乃针对全世界全人类，无古无今，无地域之隔阂，无种族，无国界，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愚，无贵贱贫富，无种种职业阶级，无一切分别而设教。在此方面，孔子极似一大教主。孔子思想，应可为世界一大宗教”[2]。事实上，在中国大地上，就曾掀起一番建立孔教的热潮。时值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屈辱历程，为救中国数万万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不已。
梁启超先生认为：孔子乃中华文明之代表，吾国民二千年来所为能传承至今而维持不倒实赖于孔子为无形枢纽也。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流，儒家思想的意义不言可喻。所以，“天下论孔子者，纷约两端，一谓今日风俗，人心之坏，学问之无进化，谓孔子为之历阶：一谓欲正人心，端风俗，励学问，非人人崇拜孔子，无以收拾末流”[3]。因此，就兴起了建立孔教以对抗西方宗教、文明，洗刷中华之耻辱，振兴中华之潮流。
“盖孔子之道，本乎天命，明乎鬼神，而实以人道为教”[4]。再者，“自古圣哲之立说，宗教属出世法，其根本教义不易，随世间差别而变迁，故其支配人心也较久”[5]。笔者以为，作为孔子主要思想的“仁”、“礼”二者，“礼”已经失去了其本来的含义，成为束缚社会进步的枷锁。经社会发展，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已是定局。而“仁”者爱人，“故其支配人心也较久”，所以，只有“仁”，才是无数仁人志士不断传承发扬而提倡这个具有普遍的、超阶级意义的范畴来唤醒旧中国之国民，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民，洗刷屈辱历史。
陈独秀说：“孔子之道，以伦理、政治、忠孝一贯，为其大本，其他则枝叶叶”。而“仁”贯乎其中，构建了博大精深的儒学体系。今天重新研究孔子的“仁”学思想，践行“仁”学文化，对于树立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正人心，端风俗等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释“仁”
春秋战国失去，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孔子的“仁”学正是在这奴隶制崩溃，氏族统治体系瓦解时期产生。“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其在不同出处具有不一样的含义，孔子的每次讲解因人、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的阐述，例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
正是由于孔子对仁做出如此之多的解释，我们今天要在这百多次解“仁”中确定其本质，以此推断其他，很难做到。所以笔者仅从“仁”与反腐败之事着手讨论“仁”之内容。
“克己复礼”
孔子的“仁”虽然是一个道德范畴，但就其思想而言，并非只是“伦理道德”的道德哲学，还是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思想。“仁”的实践是“修身”。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只有不断“修身”，让自己的言行符合仁德，方能成为仁人。孔子还提出了仁的外在标准：“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和内在标准：“恭、宽、信、敏、惠”（《阳货》），只有做到仁的标准，就可以“治国”、“平天下”。那么，做一个好官，自然不在话下。
公正严明
正即是公正。孔子认为，为官者需公正，政令方能施行，社会风气才能良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语》)，他认识到官与民之间的具有某种因果联系，故而要求官员发挥楷模作用。“子欲善，则民善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为官者以身作则，端正自己，积极为民，为人民树立良好的榜样，肃清社会的不良风气，那样就可以避免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
实事求是
“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意思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啊。孔子认为，做官的人想问题、办事情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就是要求官员必须杜绝这四种弊病，不要随意猜测也不固执己见，一切从实际出发。
勤政廉洁
所谓廉即廉洁，“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儒家从其道义论和德治论的立场出发，极为重视官吏的廉洁，将其视为“国之大维”、“政之本”、“仕者之德”、“人生大纲”。《礼记·礼运》篇说“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就是说大臣守法，官吏廉洁，官职有一定的次序，君臣有正常的关系，这国家才能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