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失败，中兴的桐城派文化走向“末路”，在这样的困境下，诸多晚清思想家纷纷发起桐城派文化改良运动，在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浪潮下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自20世纪以来，学界对于桐城派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对桐城派的教育传承、现代转型等研究加以梳理。在这些研究中教育制度中传道、受业、解惑等传统的教育方式也为现代教育的转型提供参考。
　　关键词：桐城派;代转型;教育体系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0）-37-265
　　
　　一、引言
　　桐城派是中国重要的散文流派，其更迭的代表人物为方苞、刘大魁、姚鼐、吴汝纶。桐城派的蓬勃发展绵延传承数百年，与其所匹配的教育模式有相当的联系。桐城派教育制度包含书院讲学、家学传承、私学授徒等教育模式使其迅速壮大，成为地位超然的文化流派。其中家校、师生也使桐城派中的各种思想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桐城派的传承与其教育模式的研究对于现代教育模式的转型将产生深远的持久的影响。
　　二、宏观上桐城派教育体系的百年传承
　　桐城派作为中国历史上传承悠久的文化流派，兴起是振兴古文的需要。明清兩朝推行八股取士，这对中国古文的发展以及文化的传承带来冲击。戴名世指出“科举取士而有所谓时文之说，于是乎古文乃亡”，这是对当时教育制度的批判。他斥责此种制度的拥护者“恬不为耻”，迫切的希望可以与“求实之君子”一起“救之古文”、“振兴古文”、“革文法之弊”。
　　桐城派的传承受清代的文化政策和传统地域势力的影响，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经验一脉传承并集其大成，对于本派的思想也继续进行自我否认，强调个人风格文者义法。核心理论不断充实，逐渐形成独树一帜的内部教育体系。
　　顾炎武倡导要“身体力行”、“言必有据”和“实事求是”，桐城派虽然有诸多弊端，带有正统的封建思想，因此其教育体系旨在“阐道”，也有追求宇宙自然之外的客观思考。姚鼐说“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揭示了文章的本源即为自然变化的客观规律，肯定了近现代科学在教育中的地位，也是格物致知的形而上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突破。
　　清朝甲午战争后，变法维新成为主流，其论点直指桐城派的核心——程朱理学，桐城派教育体系逐渐瓦解，吴汝纶改造体系迎合思潮，使桐城派教育体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有识之士反思现有的教育体系，认为现有的纲常伦理阻碍国家发展，吴汝纶重新定义桐城派教育体系的形成，抛弃姚鼐的“义理”、“考据”，这实质上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自我蜕变;吴汝纶在宣传对待西方政治思想与维新派无异，是为宣传西方政治学说而对桐城派教育体系做出调整，《天演论序》表明了其强烈的变法维新的思想主张。他认为当时教育体系的弊端是过度的重视中学没有做到“西学中渐”，在这个体系下要“尽读西书”、“识本国深处”，又“中学门径众多”“不可弃之不学”。
　　吴汝纶构建的教育体系是中学对西学妥协的结果，丧失了一定的先进性，这样的体系在之后的五四运动中被大加批判是可以预料的。
　　三、微观上桐城派的教育体系
　　桐城派在传道受业解惑的过程中分为“师事”与“私淑”。
　　师事的模式下，桐城派形成以书院讲学为主，家学传授以及私人收徒为辅的传统教育模式，并以此传承。书院讲学是古代研究学问的场所，是桐城传承思想的重要渠道，桐城派也依托书院培育众多士子，壮大影响力。例如安庆的辅仁会馆，湖南的岳麓书院，湖北的汉江书院等。
　　与书院讲学方式相悖，家学传授以及私人收徒则是小范围的教学手段，其途径包括以下：一是通过血缘氏族为纽带进行传承;二是通过婚姻的方式进行两个家族的传承。这样的教育模式包含师生、父子、兄弟、夫妻、妯娌等复杂的社交网络，在桐城派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其走向辉煌的部分原因。
　　另一种特殊的教育体系——私淑也值得探讨。这种体系超脱了时空的限制，一般是因各种原因无缘求学，但对其学说又心驰神往，便通过自学称之为弟子。若以桐城派创立初始考证，多数桐城派成员之间或多或少的具有师承关系，私淑的教学关系使成员之间代代衔接。
　　四、反思
　　十九世纪末，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开始向近代转型，曾经代代相传的宝藏也黯然失色，曾经的教育链就此中断，我们是时候整理曾经百年流派留下的精神遗产：
　　一、桐城派的教育体系源自于程朱理学，其方法论是格物致知，其要求是尊师敬长，为纯粹的国粹派，在后期又以存学为口号。诸多思想家教育家对此群起攻之，比较著名的《论桐城派》中就说桐城派末期重视形式结构，钱基博、陈含光、章太炎等思想家纷纷抨击也让桐城派教育体系失去民心;
　　二、未能继续进行自我否认，朴素唯物主义不能满足时代的进步引起攻击。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诌议》给桐城派教育体系致命一击，他提倡“开放文明”，要“国民性”，并借此要“针砭时弊”、“革新政治”，同期的傅斯年慨叹“桐城家者，最不足观”;
　　三、桐城派的辉煌源自于曾国藩的崇高地位，曾国藩以礼相待天下文人，便形成曾氏在哪桐城派就在哪的格局;其次曾国藩广泛派遣留学生，作为新政领袖，他能带来的是桐城派最后的辉煌;
　　四、清帝国的覆灭，桐城作为官方的文化流派无法善存，即使其办刊有《天津民国日报》、《经济丛编》、《青鹤》、华北译书局等出版总局等舆论阵地，但其官方的支持，私淑制也令其形成的合力十分有限，无法在论战中占据主导地位;
　　五、桐城派的转型源自于全球化的催发，转型是坚守“变”的结果，坚守的运动的观点，姚鼐说“天地之运，久则必变”，这样的“变”字在有章可循。桐城派诸家一面坚持着程朱理学的内核，用格物致知的方法论拥抱西方的自由、宪法、人权，渴望利用这样的先进改变自身，曾经所不忍抛弃或者说不愿抛弃的孔孟学说就无处安放了。他们既不忘民族本位，成为旧文化的卫道士，一面又渴望西方之所长，最终难免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尽打击陷入绝境。
　　五、结语
　　桐城派虽然走向终结，其教育体系下构建的帝国也轰然倒塌，但很多思想迄今为止依旧为国学之根本，教育之门径。鸦片战争以来，桐城派文人作为最先觉醒的人，他们用“变”的眼光和思想来对待旧的模式，踏上变革之路，即使他们所作所为只是“裱糊”，是封建王朝的“换汤不换药”，但其坚持运动观，将精妙的哲学理论与深邃的政治结合，构建了一个庞大而瑰丽的文化流派，这是中国文化史、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不朽与卓越。
　　第一作者是何翼（2001.08—），男，汉族，湖南长沙人，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在读，研究方向为文学社会学。
　　第二作者是甘泽英（2001.10—），女，汉族，湖南长沙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在读研究方向为文学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