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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儒学重义轻身，重纲常伦理轻个体生命，对传统士人的思想、行为乃至政治法律制度、民族的文化性格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壬午殉难是明前期士人生命实践的极致的悲剧演绎。被边缘化的庄子人性学思想，对生命自由、自然本性的追求具有终极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生命观 方孝孺 人性 文化反思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士人阶层是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士人的思想文化史就是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史，士人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显示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独特的连续性。从周公制礼，到孔孟，到程朱理学，到现代的新儒学，士人思想文化的系统连续性集中表现为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贯一性。
一 儒家思想生命本质理论的缺失
研究生命的本质只能以个体生命的独立存在形态作为客观对象，个人成为个体生命的物质载体，生命存在于生命这种独立存在形态的过去、现在、未来，生命的这种存在形式的表现形态有精神生命形态和物质生命形态。作为生命的物质载体的人实践物质生命形态时的群体及个体的具体生命行为，以及实践精神生命形态时的人生价值的思想文化型态，以及对个体生命的理念，这些内容便构成了某一群体或个体的人的生命观。关于生命的概念，首先引用德国生命哲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在其生命学专著中的一段话：“生命这一本质形象就意味着它作为现代生命在不断超越自我。因此，现代生命往往并非其现实性，但能使这种超越形成现实性的那种事物的超越，绝不是首先补充到生命中去的事物，而是好比在生长与生育中，在精神过程中所发生的那样，是生命自身的本质。”西美尔认为，生命就是“额外生命”和“超越生命”；生命的“超念”同时也是其“内在的”必要性。生命既是无限的连续性，同时也是确定界限的自我。生命运动就像固定在某一点上似的，它不仅以某种方式固定在作为全部存在的自我上面，而且固定在所有经历过的内容和客观性上面。生命的本质就是超越自我。
儒家典籍中鲜有对生命理念的阐释，有人向孔子问死的问题，孔子云“不知生焉知死”作解，孔子对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是忽略的，孔子后学依然如此。因而儒家的生命观也只能从孔孟及其后学的实现人生理想价值的具体生命实践及其政治、道德的理论架构中去分析。儒家的生命观一方面具有浓厚的封建宗法制度的色彩，生命的内容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忠和孝。孔子主张“士志于道”。这里的“道”其本质就是“仁义”之道，而“仁义”中又以事君为大。孔子云：“笃信善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周霄问：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昭仪曰：古之三月无君则吊。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也……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滕文公》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祭祀祖先和生殖后代成为生命承继和延续的根本。儒家的生命观另一方面还具有强烈的社会功利价值色彩，生命的内容可以用“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来概括，其实质就是对名节的高扬，留存丹书青史，以期生命的延续，虽死犹生，以确立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正是在这种生命价值意义的文化意识背景下，儒家对生命个体的哲学本质探讨就显得极其贫乏、浅显，可以说是对生命个体存在的忽略，取消了个体存在的独立性。可以说，整个中国古代儒家都没有发现到人的自觉，人的自觉的价值重构没有完成，这是否是儒学不能完成的任务？
二 庄子生命美学对儒家的反拨
明前期，理学占绝对的统治地位。以明前期士人的生命实践来发现明前期士人的生命观，应该更为直观，并由此可分析中国古代士人生命观的思想文化历史渊源。在此，以被誉为“有明学祖”的方孝孺为个案。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宁海人。《明史》卷一四一评孝孺云：“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综观历史，在数量上，在刑罚上，壬午殉难中“杀身成仁”的殉道士人以及由其株连的族人是历史上最多、最残酷的。这一次最为惨烈的生命屠戮，一方面是因为文皇朱棣本性残酷，施用暴政威慑建文帝旧臣，大开杀戒；另一方面是因为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建文帝旧臣面对文皇朱棣或抗、或骂、或斥、或不屈，誓舍身取义，以致不复顾亲族生死性命，终招屠戮。方孝孺等明前期士人在壬午弃生以殉君，并非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中国士人以儒学为道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至宋，程朱理学大盛，把儒学的仁义礼智信道德伦理原则本体化，“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纳，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熹《文集·读大纪》），主张士人追求道德完善，必须穷天理，灭人欲。这样，明前期士人便形成了一种轻生重理、杀身成仁的戾气，壬午殉难只不过是传统士人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抛弃生命价值、追求忠义伦理价值的一次最集中、最疯狂、最残酷的悲剧演绎。
庄子人性学思想的核心有两点：一是人性乃是自然之性，反对世俗社会的伦理规范损心伤性；二是倡导保身、全生尽年，重视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庄子的性学思想就是庄子的人生哲学，关于人性的哲学。把庄子的人性哲学与儒家的人生哲学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明显的。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不过这里的“道”，不同于庄子之“道”，而是仁义之“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理想。“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在孔孟这里，人性就是“仁”，“仁”就是天道。人必须通过修身达到“仁”的境界，“仁”虽然是外在的世俗的，但却是人、社会及自然的最后归宿，具有终极的价值意义。孔孟的旧儒学发展到宋明的新儒学（理学），进一步把“仁”（即伦理道德）上升为宇宙万物的最高原则，这样，忠、孝、仁、义、信等伦理道德成为宇宙万物的本体，人的本体，道德伦理价值成为人的社会的自然界的主宰，成为宇宙的中心。儒家思想自汉以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宗思想，老庄的道家思想被边缘化，往往被郁郁不得志的士人作为解脱烦恼、失意的心药。现在，人们一般还都认为儒家思想积极用世，老庄思想消极避世。庄子的哲学思想仅具有一种形上学的价值形式，不能以其治人治世；庄子的文章仅具有一种文本的美文形式，可以其赏心悦目，从而遮蔽了庄子思想的真正价值意义。庄子的性学即人性学思想是先秦诸子思想乃至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最富有哲理的最光辉的最深刻的关于生命、人性的思想。与儒家思想相比照，庄子的人性学思想更具有人文性，更具有终极的价值意义，即使与现代社会的文明标准相比照，庄子的人性学思想也没有显得过时、落后，相反，而是表现出某种前瞻性。庄子人性学思想的核心：倡导人性的自然性，反对社会伦理道德对于人的异化；重视生命、自由的独立价值意义。这两点依然对现代人类特别是受儒学正统思想影响至深的华夏文明族群，具有思想的启蒙意义和终极价值意义。
三 明代士人束缚中的生命观的张扬
明前期士人，他们在壬午靖难中的生命实践，清楚地表达了对生命的蔑视，对人的自我性的背叛，忠、义的伦理纲常成为他们生命的价值符号，其中尤以方孝孺最有典型意义。孝孺就戮为绝命词：“忠臣发愤今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其实不然，其是有所求，求什么呢？求的就是取义成仁后的“华表柱头千载后”，求的就是一个忠、义的名节。方孝孺为了成就个人的忠义名节不仅自招磔死，而且付出了10族873人的生命以及不可胜计的人谪戍蛮荒边野的巨大代价。方孝孺的这一生命实践，其道德目的昭然，可以说不是内在的自我的自由的行为，而是外在的道德束缚的被强制的行为。方孝孺的生命是非自由的个体生命，西美尔于此有深刻的论述：“自由的对立面是合目的性。自由绝非否定之物，它不是强制行为的缺席，而是一个全新的范畴。”同时，方孝孺获得忠义名节的心灵感受是丧失自我的非内在的，是外在的他物的经验，于此西美尔说：“心灵需要的不是天堂的幸福，就是上帝的垂青，或者也许只是继续生存下去；或者说在更加强烈的道德净化时……然而所有这一切对于作为心灵的状况这一不朽性现有的意义都行不通，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心灵无法再体验任何事情，它再也感觉不到在自身之外可能存在于任何一种感官中的内容……突出自我，即心灵的自我存在只不过意味着对并非存在于任何一种事物，而仅仅存在于自身的自我的逐步接近”，“要是人们把真正的自我同理性、善良等同起来的话，那只不过是始终不断地将罪孽推到了走到我们身边的魔鬼所进行的歪曲上面而已。”
在中国历史典籍中，上自君主，次至士人，下自流民，普遍存在对人的生命的冷漠和残酷，缺失一种应有的尊重。以明、清历史典籍中的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这三大历史事件为蓝本，摘取其生命屠戮的典型，撇开这些历史事件的正义性问题，我们看一看人的个体生命在其中所受的遭遇，就得以观察生命的价值在民众中的地位。
《明史列传一文九十七》载：崇祯十五年，李自成攻开封，不破，决马家口河灌城。开封巡抚高名衡等“议决朱寨口河灌贼”。……李自成军队攻城，迎降者不杀，守一日杀十之三，二日杀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杀人，束数万尸为燎，谓之“打亮”。城将陷，步兵万人环堞下，马兵巡徼，无一人得绝。（以上事又见于《明史纪事本末》）
据《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二》载：咸丰三年。太平军攻金陵，二日城陷。杀城中男女四万余人，阉童子三千余人，守城之忿。咸丰四年，东王、北王等困于金陵，粮乏，驱妇女之老而无色者出城，听其自散。尽取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之妇女，指配给众，不从则杀之，守志者多自尽，死者万计。咸丰六年，天京内讧。东王杨秀清阴谋自立，天王洪秀全诏北王韦昌辉密图之。北王见东王，出不意，拔佩刀刺之，洞胸而死。之后“糜其尸咽群贼”，令闭城搜东王党徒。东王党徒前后被杀近三万人。
在这里，我们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对人类自身乃自对本族同胞的生命如此轻贱、肆意屠戮？从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找根源是必要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狭义指儒家文化）缺失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以及对个性自由的肯定，个体生命及个性自由的价值往往淹没在宏大的叙事中，社会的群体价值利益超过个体的价值利益，外在的伦理原则的工具价值意义超过内在的独立自我的终极价值意义。因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缺失对个体生命的哲学本体论的肯定，否定自我的独立存在形式，必然导致对个体生命的轻视。这恰恰是我们传统思想文化的瓶颈，在现实实践中处处表现出其端倪——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的现代思想家进行文化反思并对文化进行移植和重构。
参考文献：
[1] （清）张廷玉等：《明史·列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
[2]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
[3] 赵尔巽等：《清史稿·列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4]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5] （清）王先谦、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中华书局，1987年版。
[6] 蒙培文：《浅论中国心性论的特点》，《孔子研究》，1987年第4期。
[7] 郁建兴、王新华：《论庄子的人生哲学》，《浙江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8] 马良怀：《士人 皇帝 宦官》，岳麓书社，2003年版。
[9]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 [德]格奥尔格西美尔：《生命直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作者简介：何琴英，女，1968—，四川盐亭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民俗学及管理学，工作单位：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生命观 方孝孺 人性 文化反思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士人阶层是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士人的思想文化史就是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史，士人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显示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独特的连续性。从周公制礼，到孔孟，到程朱理学，到现代的新儒学，士人思想文化的系统连续性集中表现为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贯一性。
一 儒家思想生命本质理论的缺失
研究生命的本质只能以个体生命的独立存在形态作为客观对象，个人成为个体生命的物质载体，生命存在于生命这种独立存在形态的过去、现在、未来，生命的这种存在形式的表现形态有精神生命形态和物质生命形态。作为生命的物质载体的人实践物质生命形态时的群体及个体的具体生命行为，以及实践精神生命形态时的人生价值的思想文化型态，以及对个体生命的理念，这些内容便构成了某一群体或个体的人的生命观。关于生命的概念，首先引用德国生命哲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在其生命学专著中的一段话：“生命这一本质形象就意味着它作为现代生命在不断超越自我。因此，现代生命往往并非其现实性，但能使这种超越形成现实性的那种事物的超越，绝不是首先补充到生命中去的事物，而是好比在生长与生育中，在精神过程中所发生的那样，是生命自身的本质。”西美尔认为，生命就是“额外生命”和“超越生命”；生命的“超念”同时也是其“内在的”必要性。生命既是无限的连续性，同时也是确定界限的自我。生命运动就像固定在某一点上似的，它不仅以某种方式固定在作为全部存在的自我上面，而且固定在所有经历过的内容和客观性上面。生命的本质就是超越自我。
儒家典籍中鲜有对生命理念的阐释，有人向孔子问死的问题，孔子云“不知生焉知死”作解，孔子对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是忽略的，孔子后学依然如此。因而儒家的生命观也只能从孔孟及其后学的实现人生理想价值的具体生命实践及其政治、道德的理论架构中去分析。儒家的生命观一方面具有浓厚的封建宗法制度的色彩，生命的内容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忠和孝。孔子主张“士志于道”。这里的“道”其本质就是“仁义”之道，而“仁义”中又以事君为大。孔子云：“笃信善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周霄问：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昭仪曰：古之三月无君则吊。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也……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滕文公》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祭祀祖先和生殖后代成为生命承继和延续的根本。儒家的生命观另一方面还具有强烈的社会功利价值色彩，生命的内容可以用“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来概括，其实质就是对名节的高扬，留存丹书青史，以期生命的延续，虽死犹生，以确立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正是在这种生命价值意义的文化意识背景下，儒家对生命个体的哲学本质探讨就显得极其贫乏、浅显，可以说是对生命个体存在的忽略，取消了个体存在的独立性。可以说，整个中国古代儒家都没有发现到人的自觉，人的自觉的价值重构没有完成，这是否是儒学不能完成的任务？
二 庄子生命美学对儒家的反拨
明前期，理学占绝对的统治地位。以明前期士人的生命实践来发现明前期士人的生命观，应该更为直观，并由此可分析中国古代士人生命观的思想文化历史渊源。在此，以被誉为“有明学祖”的方孝孺为个案。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宁海人。《明史》卷一四一评孝孺云：“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综观历史，在数量上，在刑罚上，壬午殉难中“杀身成仁”的殉道士人以及由其株连的族人是历史上最多、最残酷的。这一次最为惨烈的生命屠戮，一方面是因为文皇朱棣本性残酷，施用暴政威慑建文帝旧臣，大开杀戒；另一方面是因为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建文帝旧臣面对文皇朱棣或抗、或骂、或斥、或不屈，誓舍身取义，以致不复顾亲族生死性命，终招屠戮。方孝孺等明前期士人在壬午弃生以殉君，并非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中国士人以儒学为道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至宋，程朱理学大盛，把儒学的仁义礼智信道德伦理原则本体化，“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纳，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熹《文集·读大纪》），主张士人追求道德完善，必须穷天理，灭人欲。这样，明前期士人便形成了一种轻生重理、杀身成仁的戾气，壬午殉难只不过是传统士人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抛弃生命价值、追求忠义伦理价值的一次最集中、最疯狂、最残酷的悲剧演绎。
庄子人性学思想的核心有两点：一是人性乃是自然之性，反对世俗社会的伦理规范损心伤性；二是倡导保身、全生尽年，重视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庄子的性学思想就是庄子的人生哲学，关于人性的哲学。把庄子的人性哲学与儒家的人生哲学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明显的。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不过这里的“道”，不同于庄子之“道”，而是仁义之“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理想。“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在孔孟这里，人性就是“仁”，“仁”就是天道。人必须通过修身达到“仁”的境界，“仁”虽然是外在的世俗的，但却是人、社会及自然的最后归宿，具有终极的价值意义。孔孟的旧儒学发展到宋明的新儒学（理学），进一步把“仁”（即伦理道德）上升为宇宙万物的最高原则，这样，忠、孝、仁、义、信等伦理道德成为宇宙万物的本体，人的本体，道德伦理价值成为人的社会的自然界的主宰，成为宇宙的中心。儒家思想自汉以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宗思想，老庄的道家思想被边缘化，往往被郁郁不得志的士人作为解脱烦恼、失意的心药。现在，人们一般还都认为儒家思想积极用世，老庄思想消极避世。庄子的哲学思想仅具有一种形上学的价值形式，不能以其治人治世；庄子的文章仅具有一种文本的美文形式，可以其赏心悦目，从而遮蔽了庄子思想的真正价值意义。庄子的性学即人性学思想是先秦诸子思想乃至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最富有哲理的最光辉的最深刻的关于生命、人性的思想。与儒家思想相比照，庄子的人性学思想更具有人文性，更具有终极的价值意义，即使与现代社会的文明标准相比照，庄子的人性学思想也没有显得过时、落后，相反，而是表现出某种前瞻性。庄子人性学思想的核心：倡导人性的自然性，反对社会伦理道德对于人的异化；重视生命、自由的独立价值意义。这两点依然对现代人类特别是受儒学正统思想影响至深的华夏文明族群，具有思想的启蒙意义和终极价值意义。
三 明代士人束缚中的生命观的张扬
明前期士人，他们在壬午靖难中的生命实践，清楚地表达了对生命的蔑视，对人的自我性的背叛，忠、义的伦理纲常成为他们生命的价值符号，其中尤以方孝孺最有典型意义。孝孺就戮为绝命词：“忠臣发愤今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其实不然，其是有所求，求什么呢？求的就是取义成仁后的“华表柱头千载后”，求的就是一个忠、义的名节。方孝孺为了成就个人的忠义名节不仅自招磔死，而且付出了10族873人的生命以及不可胜计的人谪戍蛮荒边野的巨大代价。方孝孺的这一生命实践，其道德目的昭然，可以说不是内在的自我的自由的行为，而是外在的道德束缚的被强制的行为。方孝孺的生命是非自由的个体生命，西美尔于此有深刻的论述：“自由的对立面是合目的性。自由绝非否定之物，它不是强制行为的缺席，而是一个全新的范畴。”同时，方孝孺获得忠义名节的心灵感受是丧失自我的非内在的，是外在的他物的经验，于此西美尔说：“心灵需要的不是天堂的幸福，就是上帝的垂青，或者也许只是继续生存下去；或者说在更加强烈的道德净化时……然而所有这一切对于作为心灵的状况这一不朽性现有的意义都行不通，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心灵无法再体验任何事情，它再也感觉不到在自身之外可能存在于任何一种感官中的内容……突出自我，即心灵的自我存在只不过意味着对并非存在于任何一种事物，而仅仅存在于自身的自我的逐步接近”，“要是人们把真正的自我同理性、善良等同起来的话，那只不过是始终不断地将罪孽推到了走到我们身边的魔鬼所进行的歪曲上面而已。”
在中国历史典籍中，上自君主，次至士人，下自流民，普遍存在对人的生命的冷漠和残酷，缺失一种应有的尊重。以明、清历史典籍中的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这三大历史事件为蓝本，摘取其生命屠戮的典型，撇开这些历史事件的正义性问题，我们看一看人的个体生命在其中所受的遭遇，就得以观察生命的价值在民众中的地位。
《明史列传一文九十七》载：崇祯十五年，李自成攻开封，不破，决马家口河灌城。开封巡抚高名衡等“议决朱寨口河灌贼”。……李自成军队攻城，迎降者不杀，守一日杀十之三，二日杀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杀人，束数万尸为燎，谓之“打亮”。城将陷，步兵万人环堞下，马兵巡徼，无一人得绝。（以上事又见于《明史纪事本末》）
据《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二》载：咸丰三年。太平军攻金陵，二日城陷。杀城中男女四万余人，阉童子三千余人，守城之忿。咸丰四年，东王、北王等困于金陵，粮乏，驱妇女之老而无色者出城，听其自散。尽取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之妇女，指配给众，不从则杀之，守志者多自尽，死者万计。咸丰六年，天京内讧。东王杨秀清阴谋自立，天王洪秀全诏北王韦昌辉密图之。北王见东王，出不意，拔佩刀刺之，洞胸而死。之后“糜其尸咽群贼”，令闭城搜东王党徒。东王党徒前后被杀近三万人。
在这里，我们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对人类自身乃自对本族同胞的生命如此轻贱、肆意屠戮？从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找根源是必要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狭义指儒家文化）缺失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以及对个性自由的肯定，个体生命及个性自由的价值往往淹没在宏大的叙事中，社会的群体价值利益超过个体的价值利益，外在的伦理原则的工具价值意义超过内在的独立自我的终极价值意义。因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缺失对个体生命的哲学本体论的肯定，否定自我的独立存在形式，必然导致对个体生命的轻视。这恰恰是我们传统思想文化的瓶颈，在现实实践中处处表现出其端倪——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的现代思想家进行文化反思并对文化进行移植和重构。
参考文献：
[1] （清）张廷玉等：《明史·列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
[2]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
[3] 赵尔巽等：《清史稿·列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4]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5] （清）王先谦、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中华书局，1987年版。
[6] 蒙培文：《浅论中国心性论的特点》，《孔子研究》，1987年第4期。
[7] 郁建兴、王新华：《论庄子的人生哲学》，《浙江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8] 马良怀：《士人 皇帝 宦官》，岳麓书社，2003年版。
[9]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 [德]格奥尔格西美尔：《生命直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作者简介：何琴英，女，1968—，四川盐亭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民俗学及管理学，工作单位：绵阳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