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珍藏的老照片中，有一张44年前，即1971年1月14日，我上山下乡当知青期间参加陕西省宝鸡县广播站“土记者学习班”时的合影留念照片。
　　当时，那期学习班只有来自基层公社的三人参加，除了我来自山区龟川公社张家崖大队外，还有一名是来自汘河公社的社企员工陈志亮，另一名是来自蜀仓公社的电话员朱培君。学习班结束前，我们三人相约在当时的宝鸡县革委会所在地虢镇的县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留念照片。
　　说起“土记者”这个词，今天的青年人可能不熟悉，甚至不知道也不了解它。“土记者”这个名词是指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各地基层县广播站在城乡设定的不脱产“记者”。他们在所属公社、大队或者厂矿、单位有本职工作，兼职当“土记者”，除了采写本公社、本大队、本单位的新闻稿件外，也可以根据需要由县里、公社统一组织去采访当地一些重点新闻稿件。
　　我大约记得，当县里组织集中采访时，每人每天按规定发给7角钱伙食补贴。而农民身份的我外出采访时，生产队不给记工分，也没有收入。如果要记工分，可以按规定每天交生产队4角钱，队里再按原先给你个人评定的工分标准记上工分。有工资收入的“土记者”脱产外出集中采访时，有上级通知证明，则不影响工资收入，发给的钱就用作个人伙食补助了。今天的人听了可能会觉得补贴太少了，但是当时1斤米或者面粉才1毛多钱的物价水平，山区生产队1天的工分值才几毛钱，因此这样的补贴是与那时的经济水平基本相适应的。
　　记得我们那期“土记者”学习班，起初大多是跟着县广播站的编辑兼记者一起下乡共同采访录音、编写稿件。后期因为工作熟悉了，有时也会派我一人或三人一起下乡去公社、大队、生产队采访。
　　在采访时，我们有时乘坐长途公交车，有时骑自行车，有时步行，有时还要乘坐渡船过渭河去南岸采访。采访的地方有渭北高原的生产队、渭河两岸的平原公社，也有秦岭山中的十八盘大队。采访的对象有公社的书记、大队书记、队长，也有生产队长、会计和普通社员以及插队知青。
　　吃饭时，我们大多时候吃的是派饭，就是派到不同的社员家。有时是在大队食堂买饭吃，如当时全省闻名的“创四好争五好”先进典型磻溪公社红旗大队。晚上，我们就住在公社客房、乡镇旅社或者大队办公室。
　　在社员家吃派饭时，由队长按生产队派饭顺序派到各个社员家就餐，五保户除外。当时按规定，我们吃饭要给社员家每人交1角钱早餐费，午餐和晚餐都各交2角钱，同时交付个人定量标准内每顿的粮票。不足社员的部分，由生产队在队里其他粮项目下按定额发给社员家原粮补助。
　　当时我们采访的内容有农业学大寨、创四好生产队、五好社员、科学种田、学哲学用哲学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事迹，还有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事迹等。这些先进典型有大队的、生产队的、公社的、铁姑娘突击队的和治理沙滩与梯田专业队的等等。报道的集体先进典型居多，而个人的却不多。
　　采访中有时我们还要背着录音设备，去搞现场录音采访。通过采访活动，我亲身体验到了当时平原、山区、高原的农村地区热火朝天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耳闻目睹了广大农民的艰苦劳动和忘我牺牲的精神。我也深深体会到当时农村生产工具的落后，体会到劳动人民的艰辛与粮棉的来之不易，真正体会到”粒粒皆辛苦“的含义，体会到公路、交通对山区人民的重要性，看到了我们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斗转星移，40多年过去了，我们整个国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也从一个插队知青成为了一个高职院校的退休干部。然而，在农村的这段“土记者“经历对我工作之后，包括后来在地区、市里编辑行业内部刊物、担任省市报刊、电台通讯员和特约通讯员以及担任行业报纸记者与顾问等，都受益匪浅。
　　如今，每当我看到这张老照片都感慨良多，浮想联翩。这正是：上山下乡去种田，广阔天地受历练。当土记者开眼界，获益一生苦变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