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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在《面纱》中描述了一对在不和谐婚姻中的男女遭遇的背叛，报复和惩罚。其中男主人公瓦尔特对爱专一却遭妻子背叛，一早占领道德高地的他，却在无私救助霍乱病人时染病身亡。而道德观念淡薄，轻佻肤浅的妻子凯蒂却在灾难中成长，觉醒，获得新生。乍看之下，这种设定违反了“善恶报应”的传统道德观念。但在毛姆笔下，人物塑造早已超越简单的伦理道德框架，人性的微妙复杂，善恶的交织难辨，才是作品的真正魅力所在。
【关键词】道德批评；善恶；毛姆；《面纱》
《面纱》是英国作家毛姆的代表作之一。故事里，美丽轻佻的英国女子凯蒂，在年龄日长却没有合适的追求者出现的情况下，迫于压力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细菌学家瓦尔特。婚后凯蒂随瓦尔特来到香港，结识了香港助理布政司查尔斯·唐生夫妇。她立刻被潇洒风流的唐生吸引，由此发展出一段不伦之恋。当瓦尔特发现妻子的不忠行为后，并没有和她离婚，而是要求凯蒂陪同他一同深入中国内陆瘟疫肆虐的潭府，救治当地百姓。无法与唐生结婚，无奈的凯蒂只得随瓦尔特深入险境。在潭府，凯蒂目睹了丈夫和当地的军人，修女一起舍生救人的情形，也加入其中。而当她在救助他人的过程中重新认识自我时，瓦尔特却染病去世，留下凯蒂带着未出世的孩子踏上了人生新一段的旅程。《面纱》这部作品，以“婚外情”这种不道德的情节展开，却将故事的发展放在瘟疫横行，生死一线的中国内地乡村，展现了道德的冲突和爱恨的纠葛。
道德批评是文学伦理学范畴下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主要是对文学史上各种文学描写的道德现象进行历史的辩证阐释，并坚持用现实的道德价值观对当前文学描写的道德现象做出价值判断（聂珍钊，10）。这种批评模式注重强调作品的道德功能和社会功能，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有关道德的探讨和评价的同时，对其做出适当的价值判断和引导，使其更好地表现并服务于人生（蔡文娜，63）。
从这样的视角审视毛姆的《面纱》，可看出该作品中体现的道德观念不符合普遍的社会和婚姻的道德规范。在故事中，男主人公，瓦尔特是一位堪称道德标杆的人物。在婚姻中，他忠诚专一；在事业上，他兢兢业业。虽不是专业的医生，却在潭府瘟疫盛行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毅然奔赴险境救死扶伤。在潭府时，他全身心投入，“一大早就出门…然后直到晚餐准备好才能见到他的影儿”（毛姆，89）。在修道院嬷嬷的口中，他是“天堂派来的使者”，善良仁慈，大公无私。可是，这么一位道德高尚的人物，结局却非常不幸。对妻子的体贴换来的是冷漠鄙视，和无情的背叛。他舍生忘死救助了很多百姓，自己却最终身染疾病，不治而亡。这样的结局，实在让人扼腕的。
与之相反的，小说中的妻子凯蒂是一个肤浅轻佻，爱慕虚荣的女子。结婚之前，她就没有什么正统的道德观念，仗着自己年轻貌美，周旋于众多追求者之间，“和每个人打情骂俏，同时不忘了在这群男士中挑拨离间，从中取乐”（毛姆）。结婚之后，她很快对丈夫感到厌倦，一俟同样浮夸的唐生出现，立刻抛弃了道德的观念和婚姻的责任，与之发展婚外情。即使后来她看穿唐生的真面目，却仍不自觉地对他投怀送抱。作为刚刚死去的瓦尔特的遗孀，这样的行为实在是令人咋舌。但最终，凯蒂安然无恙地躲过了瘟疫的灾祸并经历了女性的觉醒，回到英国的故乡，准备开启全新的生活。这两位主人公的结局的对比，体现出的是道德在生死面前的无力。道德也许能够约束人们的行为，却无法掌管人们的生死。社会道德规范下的“正人君子”无端死去，而无知堕落的妇人却能安然存活。“善有善报”的传统道德价值觀念在这里根本没有体现。从这样的视角来看，《面纱》这部作品似乎存在道德上的缺失，甚至有误导读者的嫌疑。
然而，道德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耶稣说，道德是对弱者的仁慈；尼采说，道德是强者的勇气；柏拉图说，道德是整体的高效和和谐（Durant，52）。如果跳出社会，家庭，婚姻和伦理的角度这些程式化的标准，道德最终讨论的还是善与恶的问题。人性的复杂性，使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对婚姻是否忠诚，或对家庭是否有责任来判断一个人的善恶，而在瓦尔特和凯蒂的身上也是如此。
瓦尔特是一个对婚姻忠诚，对工作投入，对病人无私的人。但对于背叛自己的妻子，他并没有表现出凯蒂所期待的绅士般的大度。被背叛婚姻当然是令人不齿的行为，但无论如何，罪不至死，瓦尔特也不具有审判权。可是他却看准了妻子在事发后无法如愿与情人再婚，冷酷无情地逼迫她和他一起深入险境。得知丈夫是要求自己同去潭府时，凯蒂看到“他的脸色变成了死灰色，眼神里满是憎恶”，于是意识到“难道他想故意害死我吗”（毛姆，54）。后面的故事发展可以看到，细菌学家确实是想以这种残酷的方式惩罚不忠的妻子。从道德的角度衡量，瓦尔特是一个高尚的人，但对凯蒂却做不到宽厚善良。对伤害自己情感和自尊的妻子，他狠心地让她远离熟悉安稳的生活，日日活在对致命疾病的恐惧执照，这无异于钝刀杀人，是一种缓慢而痛苦的折磨。这种报复是扭曲，甚至是邪恶的，使凯蒂不由感叹“我非常害怕。我不知道瓦尔特那个深不可测的脑袋是怎么想的， 我是因为恐惧而发抖”（毛姆，75）。当凯蒂执意问他把自己带过来是不是想叫自己死时，他最终承认“起初是”。一直抱着“像他这样心地善良的人，绝不可能生出如此恶毒的注意”的想法的凯蒂终于意识到“他不会原谅她，因为他根本不能原谅他自己”。因为“最让他难以释怀的还是虚荣心受到的打击…那恐怕是所有伤害中最难痊愈的了”（毛姆，121-122，155）。所以，在瓦尔特极度的利他主义背后，是病态的自制自律和对妻子严酷的苛责。他为了自己的自尊向凯蒂无情的报复，如果凯蒂真的因为感染霍乱死去，那么即使瓦尔特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也无法掩盖他蓄意害死一个罪不至死的生命的事实。
而凯特，从传统的道德伦理角度看，确实是对婚姻不忠的负面形象。她的家庭出身和所处的社会圈子，造成了她虚荣轻浮的个性。对于自己不忠的行为，她自始至终没有觉得是什么天大的罪过，顶多也就是一个无知的女孩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她无视婚姻中的道德和责任，伤害了自己的丈夫，但这并不能说明她天性邪恶。相反，最初听到要去潭府时，凯蒂以为瓦尔特想要自杀。即使不爱丈夫，她的第一反应还是阻止他，因为“他不能为了她的缘故而动了轻生的念头（毛姆，53）。当真正到达疫病灾区后，人们承受的苦难，修道院嬷嬷们无私博爱的奉献，甚至她曾经鄙视的瓦尔特的认真投入，都打動了她，使她忘记了被唐生抛弃的痛苦，被瓦尔特挟持的窘境和对致死疾病的恐惧，迅速适应了疾病肆虐的中心地带，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照顾灾难遗孤的工作中。她的付出获得了孩子的真心热爱，连修道院院长也夸赞她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好女子”（毛姆，162）。
由此可见，在《面纱》这一作品中，人物的善恶已经跳出了单纯的道德框架。对毛姆而言，人性微妙而复杂，往往善恶兼容，不可一概而论。毛姆并不是简单地呈现善恶循环的道德观，而是将社会现象和人物形象冷静细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让读者在阅读和思考的同时调整自己的价值观，探寻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融合，统一（韩军红，84）。当凯蒂在瓦尔特临死前痛哭祈求其原谅时，瓦尔特的最后一句话是“死的却是狗”（毛姆，186）。这句话来源于戈德·史密斯的《挽歌》，其中受人照顾的流浪狗一朝与主人反目而咬伤主人。当大家认为主人必死时，死的却是行凶的狗。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瓦尔特将自己比作了那只狗。失去了在凯蒂那里得来的一时的爱情，他对她反咬一口，将其带入险境。但凯蒂最终在灾难中找到自我重获新生，他却绝望死去。在临死时，瓦尔特才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报复行为使自己和凯蒂承受了多少无谓的痛苦，也认识到自己极善和极恶的矛盾性格最终导致了这出悲剧。由此看来，虽然毛姆没有明确地对所谓的道德和非道德做出直观的评价，但瓦尔特临终的遗言，也反映出作者对人性善恶复杂性的深沉的思考。
参考文献
[1]蔡雯娜.当爱变成一种罪过——道德批评视角下欧·亨利的《新婚的姊妹们》[J].齐齐哈尔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04）：63-64.
[2]毛姆，阮景林译.面纱[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6.
[3]韩军红.毛姆小说中的多维人性书写[J].江西社会科学，2012（09）：81-84.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6（02）：10-17.
[5]Durant，Will.The Story of Philosophy[J].New York：Simon &Schuster，Inc.，1961.
作者简介
杨卉（1984-），女，汉族，河南省人。硕士学位。现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作者单位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市 201418
【关键词】道德批评；善恶；毛姆；《面纱》
《面纱》是英国作家毛姆的代表作之一。故事里，美丽轻佻的英国女子凯蒂，在年龄日长却没有合适的追求者出现的情况下，迫于压力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细菌学家瓦尔特。婚后凯蒂随瓦尔特来到香港，结识了香港助理布政司查尔斯·唐生夫妇。她立刻被潇洒风流的唐生吸引，由此发展出一段不伦之恋。当瓦尔特发现妻子的不忠行为后，并没有和她离婚，而是要求凯蒂陪同他一同深入中国内陆瘟疫肆虐的潭府，救治当地百姓。无法与唐生结婚，无奈的凯蒂只得随瓦尔特深入险境。在潭府，凯蒂目睹了丈夫和当地的军人，修女一起舍生救人的情形，也加入其中。而当她在救助他人的过程中重新认识自我时，瓦尔特却染病去世，留下凯蒂带着未出世的孩子踏上了人生新一段的旅程。《面纱》这部作品，以“婚外情”这种不道德的情节展开，却将故事的发展放在瘟疫横行，生死一线的中国内地乡村，展现了道德的冲突和爱恨的纠葛。
道德批评是文学伦理学范畴下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主要是对文学史上各种文学描写的道德现象进行历史的辩证阐释，并坚持用现实的道德价值观对当前文学描写的道德现象做出价值判断（聂珍钊，10）。这种批评模式注重强调作品的道德功能和社会功能，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有关道德的探讨和评价的同时，对其做出适当的价值判断和引导，使其更好地表现并服务于人生（蔡文娜，63）。
从这样的视角审视毛姆的《面纱》，可看出该作品中体现的道德观念不符合普遍的社会和婚姻的道德规范。在故事中，男主人公，瓦尔特是一位堪称道德标杆的人物。在婚姻中，他忠诚专一；在事业上，他兢兢业业。虽不是专业的医生，却在潭府瘟疫盛行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毅然奔赴险境救死扶伤。在潭府时，他全身心投入，“一大早就出门…然后直到晚餐准备好才能见到他的影儿”（毛姆，89）。在修道院嬷嬷的口中，他是“天堂派来的使者”，善良仁慈，大公无私。可是，这么一位道德高尚的人物，结局却非常不幸。对妻子的体贴换来的是冷漠鄙视，和无情的背叛。他舍生忘死救助了很多百姓，自己却最终身染疾病，不治而亡。这样的结局，实在让人扼腕的。
与之相反的，小说中的妻子凯蒂是一个肤浅轻佻，爱慕虚荣的女子。结婚之前，她就没有什么正统的道德观念，仗着自己年轻貌美，周旋于众多追求者之间，“和每个人打情骂俏，同时不忘了在这群男士中挑拨离间，从中取乐”（毛姆）。结婚之后，她很快对丈夫感到厌倦，一俟同样浮夸的唐生出现，立刻抛弃了道德的观念和婚姻的责任，与之发展婚外情。即使后来她看穿唐生的真面目，却仍不自觉地对他投怀送抱。作为刚刚死去的瓦尔特的遗孀，这样的行为实在是令人咋舌。但最终，凯蒂安然无恙地躲过了瘟疫的灾祸并经历了女性的觉醒，回到英国的故乡，准备开启全新的生活。这两位主人公的结局的对比，体现出的是道德在生死面前的无力。道德也许能够约束人们的行为，却无法掌管人们的生死。社会道德规范下的“正人君子”无端死去，而无知堕落的妇人却能安然存活。“善有善报”的传统道德价值觀念在这里根本没有体现。从这样的视角来看，《面纱》这部作品似乎存在道德上的缺失，甚至有误导读者的嫌疑。
然而，道德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耶稣说，道德是对弱者的仁慈；尼采说，道德是强者的勇气；柏拉图说，道德是整体的高效和和谐（Durant，52）。如果跳出社会，家庭，婚姻和伦理的角度这些程式化的标准，道德最终讨论的还是善与恶的问题。人性的复杂性，使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对婚姻是否忠诚，或对家庭是否有责任来判断一个人的善恶，而在瓦尔特和凯蒂的身上也是如此。
瓦尔特是一个对婚姻忠诚，对工作投入，对病人无私的人。但对于背叛自己的妻子，他并没有表现出凯蒂所期待的绅士般的大度。被背叛婚姻当然是令人不齿的行为，但无论如何，罪不至死，瓦尔特也不具有审判权。可是他却看准了妻子在事发后无法如愿与情人再婚，冷酷无情地逼迫她和他一起深入险境。得知丈夫是要求自己同去潭府时，凯蒂看到“他的脸色变成了死灰色，眼神里满是憎恶”，于是意识到“难道他想故意害死我吗”（毛姆，54）。后面的故事发展可以看到，细菌学家确实是想以这种残酷的方式惩罚不忠的妻子。从道德的角度衡量，瓦尔特是一个高尚的人，但对凯蒂却做不到宽厚善良。对伤害自己情感和自尊的妻子，他狠心地让她远离熟悉安稳的生活，日日活在对致命疾病的恐惧执照，这无异于钝刀杀人，是一种缓慢而痛苦的折磨。这种报复是扭曲，甚至是邪恶的，使凯蒂不由感叹“我非常害怕。我不知道瓦尔特那个深不可测的脑袋是怎么想的， 我是因为恐惧而发抖”（毛姆，75）。当凯蒂执意问他把自己带过来是不是想叫自己死时，他最终承认“起初是”。一直抱着“像他这样心地善良的人，绝不可能生出如此恶毒的注意”的想法的凯蒂终于意识到“他不会原谅她，因为他根本不能原谅他自己”。因为“最让他难以释怀的还是虚荣心受到的打击…那恐怕是所有伤害中最难痊愈的了”（毛姆，121-122，155）。所以，在瓦尔特极度的利他主义背后，是病态的自制自律和对妻子严酷的苛责。他为了自己的自尊向凯蒂无情的报复，如果凯蒂真的因为感染霍乱死去，那么即使瓦尔特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也无法掩盖他蓄意害死一个罪不至死的生命的事实。
而凯特，从传统的道德伦理角度看，确实是对婚姻不忠的负面形象。她的家庭出身和所处的社会圈子，造成了她虚荣轻浮的个性。对于自己不忠的行为，她自始至终没有觉得是什么天大的罪过，顶多也就是一个无知的女孩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她无视婚姻中的道德和责任，伤害了自己的丈夫，但这并不能说明她天性邪恶。相反，最初听到要去潭府时，凯蒂以为瓦尔特想要自杀。即使不爱丈夫，她的第一反应还是阻止他，因为“他不能为了她的缘故而动了轻生的念头（毛姆，53）。当真正到达疫病灾区后，人们承受的苦难，修道院嬷嬷们无私博爱的奉献，甚至她曾经鄙视的瓦尔特的认真投入，都打動了她，使她忘记了被唐生抛弃的痛苦，被瓦尔特挟持的窘境和对致死疾病的恐惧，迅速适应了疾病肆虐的中心地带，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照顾灾难遗孤的工作中。她的付出获得了孩子的真心热爱，连修道院院长也夸赞她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好女子”（毛姆，162）。
由此可见，在《面纱》这一作品中，人物的善恶已经跳出了单纯的道德框架。对毛姆而言，人性微妙而复杂，往往善恶兼容，不可一概而论。毛姆并不是简单地呈现善恶循环的道德观，而是将社会现象和人物形象冷静细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让读者在阅读和思考的同时调整自己的价值观，探寻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融合，统一（韩军红，84）。当凯蒂在瓦尔特临死前痛哭祈求其原谅时，瓦尔特的最后一句话是“死的却是狗”（毛姆，186）。这句话来源于戈德·史密斯的《挽歌》，其中受人照顾的流浪狗一朝与主人反目而咬伤主人。当大家认为主人必死时，死的却是行凶的狗。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瓦尔特将自己比作了那只狗。失去了在凯蒂那里得来的一时的爱情，他对她反咬一口，将其带入险境。但凯蒂最终在灾难中找到自我重获新生，他却绝望死去。在临死时，瓦尔特才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报复行为使自己和凯蒂承受了多少无谓的痛苦，也认识到自己极善和极恶的矛盾性格最终导致了这出悲剧。由此看来，虽然毛姆没有明确地对所谓的道德和非道德做出直观的评价，但瓦尔特临终的遗言，也反映出作者对人性善恶复杂性的深沉的思考。
参考文献
[1]蔡雯娜.当爱变成一种罪过——道德批评视角下欧·亨利的《新婚的姊妹们》[J].齐齐哈尔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04）：63-64.
[2]毛姆，阮景林译.面纱[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6.
[3]韩军红.毛姆小说中的多维人性书写[J].江西社会科学，2012（09）：81-84.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6（02）：10-17.
[5]Durant，Will.The Story of Philosophy[J].New York：Simon &Schuster，Inc.，1961.
作者简介
杨卉（1984-），女，汉族，河南省人。硕士学位。现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作者单位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市 20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