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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该类词的使用及其原因，从而揭示文革词汇的某些发展流变，以丰富文革时期的词汇研究。
关键词：文革时期；军事语词；普泛化；分析。
词汇的组成成分有两种，一种是词，即语言中音义结合的、最小的可以独立运用的造句单位；一种是相当于词的作用的固定结构，这种固定结构又分为熟语和专称性固定词组。熟语是结构定型、意义完整、具有一定修辞功能的词组或句子，文革时期这类熟语既特殊且复现率极高，如"造反有理""要斗私批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但军事语词在这类熟语中几乎没有，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专称性固定词组，如"元帅田""兵团战士"等，虽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组成，但表达的只是一个概念。故也归入词汇。在叙述词或专称性固定词组构成成分时，对语素词素不作严格的区分，一律以语素称之。本文的军事语词指的是与军队或战争有关的词，如军队的编制，"团""营""班""排"；军衔的名称，"将""元帅"；交战用的武器，"手榴弹""炸弹""枪"等等。
文革时期军事语词在整个文革时期的词语中所占数量并不太大。笔者统计《汉语新语词词典》（以下简称《汉新》）、《中国当代流行语辞典》（以下简称《当流》）、《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新》）、《汉语新词词典》（以下简称《新词》）等5部较全面收录文革词语的词典，军事语词的数量并不多，所占百分比也很低，分别为《汉新》29个，占4.9％；《当流》17个，占2.4％《现新》；31个，占5.2％；3部字典的军事语词的平均值为4.17％。和以收录90年代以来新词语为主的《新华》相比，数量上和文革时期军事语词的差别不大，《新华》收有军事术语47条，占2.1％，这说明文革时期的军事语词在数量上并没有多大优势。但考察这时期的报章杂志，却发现这些军事语词复现率很高，使用频率不低，不少是高频词。呈现出戴昭铭先生所说的"军事普泛化"①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崇军心理
经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的成立了。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军人们的浴血奋战得来的，成立后的新中国的稳定也离不开军人的战斗。新中国的成立后紧接着的是西藏和平解放，翻身农奴感谢的是"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跟着又是一次大的战争--抗美援朝，全国人民一起崇敬"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最可爱的人"，与此同时，军人还承担着粉碎蒋介石反攻大陆阴谋的任务。因此建国初期军人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是崇高的，因为军人维护了这个共和国的稳定，"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也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这样，民众就普遍有了一种崇军心理。
中国革命的历史形成了大众自发的崇军心理，这种心理由于领袖人物的倡导又大大得以强化。文革时期毛泽东是神圣的领袖，他的大半辈子生活是军事生活，对戎马生涯比较偏爱，典型的事例是1966年8月18日召开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这次大会，毛泽东身着军服，接见15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检阅首都上百万人的游行队伍。这次大会在文革时期的影响很大，军人的装束一度成为年轻人的时尚装束：头戴军帽，身着绿军装，腰扎宽皮带，脚穿解放鞋。这种装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文革街头的一道流行风景线。在这次盛会上，毛泽东接受一位名叫"宋彬彬"北京女红卫兵所献的红卫兵袖章时所说的"要爱武嘛"也是领袖对军事推崇的一种反映。以毛泽东当时的神圣地位，对民众本已有之的崇军心理推波助澜便也顺理成章了。这种心理在语言中所表现的就是军事术语被广泛地运用到非军事领域，如所有的中小学学生的先锋队组织在文革中被称为 "红卫兵"和"红小兵"，中小学的班级和年级分别用表示军事编制名称的"排"、"连"命名。
二、阶级斗争的扩大化
"文革"发动前几年，极左思潮已经抬头。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错误地把党内不同意见地争论看作"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地扩大到了党内。1963年开始的城乡"四清"运动更使斗争思想深入人心，到1965年1月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使得各个领域都硝烟弥漫，把非军事部门的生产和工作场所都当作了阶级斗争的战场，兼之中国的革命者们是通过现代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在武装斗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向有这样的偏好，毛泽东早在1927年就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②这些"暴烈行动"的经验也就不知不觉地带到了国家建设的各个生产部门中，语言中的军事语词泛化也就势所必然。
"文革"开始后，提出了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要"公开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向走资派夺权"。③既为"夺权"，当然要斗争，免不了要战斗，1966年底开始升级蔓延全国的武斗就是一个明证 。同时林彪"四人帮"等也有意要使斗争长期化、扩大化，林彪在1966年12月中央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上说："文化革命这个战场是不能停火的，是个不停火的战争，战场战争可以停火，思想战线不能停火，是打的方式不同，有时大打，有时小打一定时间大打，一定时间小打，但不管大打、小打，一直要打下去，打到底"另外，"阶级斗争为纲"进一步推衍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加上"两种思想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几乎时时有斗争，处处是战场。既然是战场，有斗争，那么很多方面就和作战相类似，加上"全国学解放军"的口号的推波助澜，兼之文革开始后不久就推行的"三支两军"（指解放军在地方上进行的支持左派、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和军事管制、军事训练活动），"火力""火线""炸弹""阵地""会战""战士""兵"之类的军事语词自然成为时髦，处处皆得而用之。
另外，新中国成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旧时的典雅用语一律被当作封建糟粕、小资情调而遭到唾弃，处处是"火树银花不夜天，万方奏乐有于阗"或者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激动人心、振奋精神的壮阔场面，特别需要一些有力度的语辞来描述这类新生活，军事用语往往直截有力的，满足了这一需要。
文革时期，军事语词普泛化，成了人们的社会生活用语，这是这一时期词汇发展的特殊现象。这种现象主要是由社会发展所造成，"新词的出现是社会生活变化的结果"④，也再一次证明了社会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基本条件，证明了"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⑤的重要性。
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从对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葡萄园岛上居民的语音变化研究中发现：马岛社会中的主流文化，强调和发展本地文化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潮流是推动马岛语言变化的强大动力。⑥文革时期也一样，对军人的崇拜和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这导致了军事语词的普泛化。
注释：
①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第172页，语文出版社 1996年。
②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
③龚育之《关于继续革命地几个问题》见《回首文革》。
④陈原《语言和人》第119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⑤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14－515页。
⑥徐大明等《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参考文献：
[1]蒋蓝：《正在消失的词语》，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2年。
[2]杨建平主编的《时尚词汇--新名词应知应晓》北京科技出版社 2001年。
[3]葛本仪《汉语词汇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4]郭伏良《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年。
[5]罗宾o洛克夫著《语言的战争》刘丰海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
[6]《回首文革》党史出版社2000年。
[7]郭大松、陈海宏主编：《五十年流行词语（1949－1999）》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8]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9]陈建民《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10]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语文出版社 1998年。
[11]姚汉铭：《新词语o社会o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12]徐大明等：《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3]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 1996年。
[14]李起民等主编：《中国当代新词语的来龙去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15]方经民：《现代语言学方法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6]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17]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
[18]金春明等编：《'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1988年。
[19]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
[20]祝克懿：《政论语体向文艺语体的交叉渗透》《修辞学习》2001年第6期。
[21]金立鑫：《关于'文革语言'的反思》《语文建设》2000年第6期。
[22]孟国的《'文化大革命'词语的更新和异化》《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5期。
[23]陈松岑：《文革语体初探》《中国语文》1988年第3期。
关键词：文革时期；军事语词；普泛化；分析。
词汇的组成成分有两种，一种是词，即语言中音义结合的、最小的可以独立运用的造句单位；一种是相当于词的作用的固定结构，这种固定结构又分为熟语和专称性固定词组。熟语是结构定型、意义完整、具有一定修辞功能的词组或句子，文革时期这类熟语既特殊且复现率极高，如"造反有理""要斗私批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但军事语词在这类熟语中几乎没有，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专称性固定词组，如"元帅田""兵团战士"等，虽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组成，但表达的只是一个概念。故也归入词汇。在叙述词或专称性固定词组构成成分时，对语素词素不作严格的区分，一律以语素称之。本文的军事语词指的是与军队或战争有关的词，如军队的编制，"团""营""班""排"；军衔的名称，"将""元帅"；交战用的武器，"手榴弹""炸弹""枪"等等。
文革时期军事语词在整个文革时期的词语中所占数量并不太大。笔者统计《汉语新语词词典》（以下简称《汉新》）、《中国当代流行语辞典》（以下简称《当流》）、《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新》）、《汉语新词词典》（以下简称《新词》）等5部较全面收录文革词语的词典，军事语词的数量并不多，所占百分比也很低，分别为《汉新》29个，占4.9％；《当流》17个，占2.4％《现新》；31个，占5.2％；3部字典的军事语词的平均值为4.17％。和以收录90年代以来新词语为主的《新华》相比，数量上和文革时期军事语词的差别不大，《新华》收有军事术语47条，占2.1％，这说明文革时期的军事语词在数量上并没有多大优势。但考察这时期的报章杂志，却发现这些军事语词复现率很高，使用频率不低，不少是高频词。呈现出戴昭铭先生所说的"军事普泛化"①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崇军心理
经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的成立了。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军人们的浴血奋战得来的，成立后的新中国的稳定也离不开军人的战斗。新中国的成立后紧接着的是西藏和平解放，翻身农奴感谢的是"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跟着又是一次大的战争--抗美援朝，全国人民一起崇敬"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最可爱的人"，与此同时，军人还承担着粉碎蒋介石反攻大陆阴谋的任务。因此建国初期军人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是崇高的，因为军人维护了这个共和国的稳定，"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也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这样，民众就普遍有了一种崇军心理。
中国革命的历史形成了大众自发的崇军心理，这种心理由于领袖人物的倡导又大大得以强化。文革时期毛泽东是神圣的领袖，他的大半辈子生活是军事生活，对戎马生涯比较偏爱，典型的事例是1966年8月18日召开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这次大会，毛泽东身着军服，接见15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检阅首都上百万人的游行队伍。这次大会在文革时期的影响很大，军人的装束一度成为年轻人的时尚装束：头戴军帽，身着绿军装，腰扎宽皮带，脚穿解放鞋。这种装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文革街头的一道流行风景线。在这次盛会上，毛泽东接受一位名叫"宋彬彬"北京女红卫兵所献的红卫兵袖章时所说的"要爱武嘛"也是领袖对军事推崇的一种反映。以毛泽东当时的神圣地位，对民众本已有之的崇军心理推波助澜便也顺理成章了。这种心理在语言中所表现的就是军事术语被广泛地运用到非军事领域，如所有的中小学学生的先锋队组织在文革中被称为 "红卫兵"和"红小兵"，中小学的班级和年级分别用表示军事编制名称的"排"、"连"命名。
二、阶级斗争的扩大化
"文革"发动前几年，极左思潮已经抬头。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错误地把党内不同意见地争论看作"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地扩大到了党内。1963年开始的城乡"四清"运动更使斗争思想深入人心，到1965年1月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使得各个领域都硝烟弥漫，把非军事部门的生产和工作场所都当作了阶级斗争的战场，兼之中国的革命者们是通过现代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在武装斗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向有这样的偏好，毛泽东早在1927年就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②这些"暴烈行动"的经验也就不知不觉地带到了国家建设的各个生产部门中，语言中的军事语词泛化也就势所必然。
"文革"开始后，提出了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要"公开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向走资派夺权"。③既为"夺权"，当然要斗争，免不了要战斗，1966年底开始升级蔓延全国的武斗就是一个明证 。同时林彪"四人帮"等也有意要使斗争长期化、扩大化，林彪在1966年12月中央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上说："文化革命这个战场是不能停火的，是个不停火的战争，战场战争可以停火，思想战线不能停火，是打的方式不同，有时大打，有时小打一定时间大打，一定时间小打，但不管大打、小打，一直要打下去，打到底"另外，"阶级斗争为纲"进一步推衍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加上"两种思想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几乎时时有斗争，处处是战场。既然是战场，有斗争，那么很多方面就和作战相类似，加上"全国学解放军"的口号的推波助澜，兼之文革开始后不久就推行的"三支两军"（指解放军在地方上进行的支持左派、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和军事管制、军事训练活动），"火力""火线""炸弹""阵地""会战""战士""兵"之类的军事语词自然成为时髦，处处皆得而用之。
另外，新中国成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旧时的典雅用语一律被当作封建糟粕、小资情调而遭到唾弃，处处是"火树银花不夜天，万方奏乐有于阗"或者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激动人心、振奋精神的壮阔场面，特别需要一些有力度的语辞来描述这类新生活，军事用语往往直截有力的，满足了这一需要。
文革时期，军事语词普泛化，成了人们的社会生活用语，这是这一时期词汇发展的特殊现象。这种现象主要是由社会发展所造成，"新词的出现是社会生活变化的结果"④，也再一次证明了社会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基本条件，证明了"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⑤的重要性。
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从对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葡萄园岛上居民的语音变化研究中发现：马岛社会中的主流文化，强调和发展本地文化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潮流是推动马岛语言变化的强大动力。⑥文革时期也一样，对军人的崇拜和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这导致了军事语词的普泛化。
注释：
①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第172页，语文出版社 1996年。
②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
③龚育之《关于继续革命地几个问题》见《回首文革》。
④陈原《语言和人》第119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⑤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14－515页。
⑥徐大明等《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参考文献：
[1]蒋蓝：《正在消失的词语》，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2年。
[2]杨建平主编的《时尚词汇--新名词应知应晓》北京科技出版社 2001年。
[3]葛本仪《汉语词汇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4]郭伏良《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年。
[5]罗宾o洛克夫著《语言的战争》刘丰海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
[6]《回首文革》党史出版社2000年。
[7]郭大松、陈海宏主编：《五十年流行词语（1949－1999）》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8]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9]陈建民《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10]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语文出版社 1998年。
[11]姚汉铭：《新词语o社会o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12]徐大明等：《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3]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 1996年。
[14]李起民等主编：《中国当代新词语的来龙去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15]方经民：《现代语言学方法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6]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17]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
[18]金春明等编：《'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1988年。
[19]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
[20]祝克懿：《政论语体向文艺语体的交叉渗透》《修辞学习》2001年第6期。
[21]金立鑫：《关于'文革语言'的反思》《语文建设》2000年第6期。
[22]孟国的《'文化大革命'词语的更新和异化》《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5期。
[23]陈松岑：《文革语体初探》《中国语文》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