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声喧华、假面惑人的文化语境下,能够镇守寂寞,从缥湘盈架的故纸堆中寻觅出一汪鲜活的精神清流,实属不易;能够始终对这些故纸烟云持着“只有每天看上一眼才心安”的初恋情怀,则非一句“实属不易”所能概括得了。期刊收藏家谢其章数十年来弦歌不辍地执着于古旧书和老期刊的搜寻与研读。兀坐斗室,骛于高远。渔猎既广,识见自融。于是有了《漫话老杂志》、《创刊号风景》、《创刊号剪影》、《旧书收藏》、《封面秀》、《梦影集——我的电影记忆》、《“终刊号”丛话》、《老期刊收藏》等的出版,也有了《书蠹艳异录》的问世。
　　这本《书蠹艳异录》,为小32开精装本。设计上堪称“版式疏朗,图文双艳”,颇耐回味。全书汇集了十八篇国色天香、巧不可阶的书话文章,并被一分为二。一类是由杂志而人,由人而杂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细腻的文字下,流淌的是一种文化怀旧和探寻情结。置于篇首的《我本无心做“张迷”》,不管作者承认与否,总有一点“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味道,这似乎与风起云涌的“张爱玲热”不无关系。文中谢其章先生提出自己的观点:“张爱玲一个人的作品发表史或即是另一个人的收藏史”,所以他把“张爱玲作品的初发刊”,譬如《西风》、《紫罗兰》、《万象》、《语林》、《新东方》等,“作为张爱玲‘一个人的杂志史’、‘另一个人的收藏史’”来进行搜求和阅读。若拿张爱玲的最神秘遗稿《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引起的新一轮“张爱玲热”与抗战胜利前的“张爱玲热”相比,不知会令多少敏感的读书人为那“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而欷歔不已。接下来漫谈的人物,为唐弢、邵洵美、朱省斋、金性尧、梁得所、何挹彭、叶灵凤,而其着力点恰恰落在《幸福》、《时代画报》、《声色画报》、《古今》、《鲁迅风》、《良友》,还有藏书票等之上。如此解读人物,积累藏品,似乎更具有“回到历史现场”去勘察般的说服力。
　　《书蠹艳异录》收录的另一类文章,是一系列关于古旧书拍卖的感悟、评论、追述类短文。拉丁古谚曰:“每一本书都是有命运和故事的。”作为一线收藏家的谢其章决然离开众生相,走进拍卖场,去关注书的命运和故事,并且能够涉笔成趣,娓娓道来。《早年古旧书刊拍卖的记忆》是对自1993年9月22日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至今,京城大小百余场古旧书刊拍卖会的回顾,槌声起落间,更有“人在拍场,身不由己”的人生喟叹。《〈域外小说集〉拍卖亲闻亲历记》讲述“新文学第一善本东京版《域外小说集》”从3万元的起拍价到297000元始得落槌的过程,作者对此心生疑窦,认为“不是壤内孤本,难说物值相匹”。再次印证了收藏界“版本为王”的观点。《猎书须向拍卖场》中作者分门别类地畅述了自己多年来的拍场收藏理念,譬如对“京派”与“海派”在书刊拍卖文化上的差异的分析,对名人书札、连环画、宗教类旧书、木版插图古书、老期刊、木版年画等在拍场中的走势和运命的看法等。另外尚有《古城书价》、《〈好文章〉作者小考》、《我的青春阅读史》、《民国〈大戏考〉入藏记》等7篇书话,自不待言。
　　然而,在书刊拍卖风生水起、云垂海立般地走向大境界时,许多现代出版人却怀着昔日的辉煌、未竟的梦想和种种难言的无奈,在沧海生波的中国书界苦苦挣扎,寻找出口;甚至为了单向度地追求经济效益,铺天盖地地生产快餐产品。杂树荆丛,浓如绿墨,对大众视野进行无尽的罩染。时而是以惊悚著称的“鬼吹灯”系列,时而是以铁血见长的“军事抗战题材”,时而又是以《诛仙》为代表的玄幻系列,更有以健康、养生、美容为内容的时尚书系,还有与电视热播的各类文化讲堂、讲坛同步而生的衍生品,等等。笔者并非反对生产这些快餐产品,所谓谋乎稻粱,所谓为时而出版,庶几难免。但是,在此之外,每个出版人还应该有一份“剑胆琴心”,应该出版属于自己的恒产。海德格尔曾把后现代社会描述成“技术的白昼”和“精神的长夜”,而“一份恒产”便是精神长夜里的一盏指路明灯。可以毫不危言耸听地说,这些快餐产品是绝难成为拍场“座上客”的。换句话说:多出版一些有“生命和故事”的书,多出版一些当下能够令读者“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将来经年发黄时可以出入拍场、魂归收藏的书,是现代出版人不容回避的责任和使命。记得张丰毅、张国荣版的《霸王别姬》里有这样一句经典的台词:“不疯魔,不成活。”用以形容对做一件事情的执着与痴迷再允当不过。如果我们的出版人也能为出版自己的“恒产”而“疯魔”、甚而“不成活”的话,则出版业之兴盛当不远矣,则现代的图书产品进入未来的收藏拍卖领域当不远矣。不必急于收回,话题还可以抛得更远一些,我们甚至可以进行这样的思考:目前还有多少收藏资源值得进入出版人的期待视野,拍卖会与现代出版业有没有深度合作的可能,“收藏于家”与“将藏品通过出版手段公诸于世”哪个更具有文化意义,等等。总之,透过收藏看出版,可以引出无尽的思考和追问,一句话,岁月静好,藏道不孤。好书是不会消亡的,它应该是连绵的草色——更翠、更远、更生。
　　所以,当收到谢其章先生寄来的《书蠹艳异录》的时候,笔者有理由相信:这是他收藏事业上的阶段性成果,而非终结。或者干脆可以将这本书当做其启动收藏新境界之开场锣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