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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中国国土的永恒底色。
数千年的帝王家国中，它是社稷的同义语。和全球其他地方一样，乡村的意义被抽离，是现代性进程中的命题。只有当工商业、城市以青年的姿态站立在那里，乡村才具有了独立的经济、景观、社群和人文意义。
因此，乡建从一开始，便是要解决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城市从乡村提取资源，同时保持可持续性的城乡平衡尺度。
所以，中国现代史上的几次乡村建设潮流，呈现出一些重要的共同点：几乎都以“教育”为关键词；几乎都发端于城市力量的反向输入，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下乡。从一百年前到今天，没有哪一次的知识分子下乡，不带有城市价值反思的色彩。人们要向乡村求取的答案，恰恰常是城市和现代体系的前路和方向。
一
以100年前为例，农村迅速凋敝的同时，正是民国史上的“黄金经建十年”，工业经济飞速增长。梁漱溟曾这样表达：“伦理本位的社会便崩溃了，而如西洋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在这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处处是矛盾，找不到准则，没法子相安。”
表面是社会关系如何相处的问题，实质是文化道统如何承袭的价值归依问题。
“乡村建设”一词，由梁漱溟在1931年第一次正式使用，同年他创办了《乡村建设》旬刊。
更早前的1904年，公款公地兴建的“育正学堂”出现在河北翟城村。100年后，这个村子依然田畴纵横、耕作生息，然而它依然是中国乡村建设史上最重要的地方之一。
杨懋春著述《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中是这样概括的：民国时期的“乡建运动开始于河北省定县翟城村米迪刚所提倡的农村建设及晏阳初在同一地带所办的平民教育。平民教育开始是教农民认字，以后发展成全面的、项目众多的、注重生产的乡村建设。”
晏阳初这位耶鲁博士举家迁到定县，就此成就了现代史上颇负盛名的“定县试验”：首先在村中开办了平民识字班。后来带动起近百名高级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迈进泥巴墙”，引起了国际关注。美国通过了“晏阳初法案”并开始提供经济援助。随后，杨懋春所说的“全面的、项目众多的、注重生产工作的乡村建设”逐步展开，今天的老辈翟城村民，还记得“晏先生”当年和人们一起打井，还带来了“波支猪”种、棉花良种，“村里的桃子（棉桃）整车整车往外拉，晚上都不停”。
借这些努力，晏阳初等知识分子成功地将“rural construction”输入国际学术话语。
1915年，《翟城村村治组织大纲》颁布，村公所落成，经费是“由孙县长补助费拨银元300元”。制定规约，议举村长、村佐及各区区长等。从《看守禾稼规约》（1904年），到《翟城村保护公有井泉规约》（1907年），再到《卫生所规约》、《共同保卫章程》（1915年），村庄还有了德业实践会、改良风俗会、勤俭储蓄会、辑睦会、爱国会等。翟城村被清政府的教育部、内务部称为“直隶全省乡村自治之模范”。
曾经的定县县长孙发绪，将翟城的自治模式带到山西，从而成为“山西村治”肇始。据李德芳《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1928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其第五、第六章关于乡村自治的规定，借鉴山西村制之处颇多。”
依托教育，发展并健全现代意义上的自我治理体系。这是晏阳初等人的实践路线。相比之下，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实践，更侧重文化革新。他认为：“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礼俗。”指的是以儒家人生态度为根本，“全盘承受”西方“民主、科学”的礼俗。
他在山东邹平开设乡村建设研究院，兴办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试图融社会教育与社会改造为一体。如果说晏阳初的“定县试验”是在村治基础上展开的经济、文化、社会振兴，那么梁漱溟的实践更接近一种知识分子寻求文化自洽的价值探求。
与此同步，实业家卢作孚在重庆北碚推行“实业乡建”；桂系军阀在广西推行的乡村制度是乡村政府、民团和国民学校三位一体的基层结构；外来传教士柏格理及继任者在石门坎尝试了“宗教与科教乡建”等等。教育家陶行知在南京晓庄推行“教育乡建”，他让孩子们回家给父母“上课”，希望从学校向乡村社会输送变化，这种模式后来被称为“小先生”制。
乡建一时蔚为风潮。全国600多个乡村建设团体，建了1000多个试验区。
这些努力最终被战乱打破。
二
1949年，一切重新格式化之后，城乡关系的又一个阶段开始了。
1978年的包产到户，在实质上使中国农村恢复了小农生产，农民真的有了独立面对市场的资格。1978～1984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平均为13.4%。中国农村迎来一个宝贵的“黄金十年”。农民不但“吃饱了饭，甚至还骑上了自行车，看上了电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成为几乎令人炫目的美好生活写照。
然而与此同步发生的，是城市化取向的日渐明确。农村信用社的商业银行趋向日渐明显，鼓励劳动力转移的“民工潮”很快抽空大量乡村社会。统计表明：当时全国每年12万亿信贷资金，能够为农村所利用的不到10%。作为生产要素的人、财、物，一边倒地流出农村。
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数字急转直下，先是降到9%，1996～2000年年均增幅仅为2.89%。包产到户带来的生产力解放潜力基本释放殆尽，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大幅增加。
于是，税费矛盾空前凸现，千村凋敝。知识分子再一次开始行动。2004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翟城村开课。2005年，从宏观经济长远需要出发的新农村建设，成为政策话语。同一年，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2007年，中国出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以合作模式应对全球市场时代的农村发展问题，成为共识。
三
与此同时，来自生态觉醒的另一股力量加入进来，并且来势迅猛。
与百年前的先贤们身处的国际环境相比，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市场要素加速流动，工商业体系和城市消费文明带来的环境和生态代价越来越大，全球市场体系并没有天然带来人们想象的岁月静好，食品安全频频爆出危机、生态和自然环境恶化，作为现代化重要成果的化工、电子产品，在短短几十年之内，就制造出了积重难返的废弃物问题，并且深刻改变全球自然体系。
曾经无比自信的城市体系空前困惑。这几乎就像是冥冥中的定数，并且再一次印证——在疾风突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根本意义，是提供一种彼岸遥望的价值基因。
它就像默默站在身后的老者。回望时，虽憔悴、凄然，却还在那里。
于是，回归成为时尚。
表面上，是城里人进村去帮助农民，实际上他们心照不宣，真正需要帮助和得到帮助的，是城里人自己。
无论是在灾后重建中试图复兴乡村价值的廖晓义，还是希望通过艺术和乡村的结合来疗救人心的孙军；无论是众多推行公平贸易、城乡互动的非营利组织，抑或是越来越多挽起裤脚、重拾耕作的城市农民，都是从不同角度加入进来的力量。
而乡村，总是默默。
数千年的帝王家国中，它是社稷的同义语。和全球其他地方一样，乡村的意义被抽离，是现代性进程中的命题。只有当工商业、城市以青年的姿态站立在那里，乡村才具有了独立的经济、景观、社群和人文意义。
因此，乡建从一开始，便是要解决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城市从乡村提取资源，同时保持可持续性的城乡平衡尺度。
所以，中国现代史上的几次乡村建设潮流，呈现出一些重要的共同点：几乎都以“教育”为关键词；几乎都发端于城市力量的反向输入，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下乡。从一百年前到今天，没有哪一次的知识分子下乡，不带有城市价值反思的色彩。人们要向乡村求取的答案，恰恰常是城市和现代体系的前路和方向。
一
以100年前为例，农村迅速凋敝的同时，正是民国史上的“黄金经建十年”，工业经济飞速增长。梁漱溟曾这样表达：“伦理本位的社会便崩溃了，而如西洋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在这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处处是矛盾，找不到准则，没法子相安。”
表面是社会关系如何相处的问题，实质是文化道统如何承袭的价值归依问题。
“乡村建设”一词，由梁漱溟在1931年第一次正式使用，同年他创办了《乡村建设》旬刊。
更早前的1904年，公款公地兴建的“育正学堂”出现在河北翟城村。100年后，这个村子依然田畴纵横、耕作生息，然而它依然是中国乡村建设史上最重要的地方之一。
杨懋春著述《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中是这样概括的：民国时期的“乡建运动开始于河北省定县翟城村米迪刚所提倡的农村建设及晏阳初在同一地带所办的平民教育。平民教育开始是教农民认字，以后发展成全面的、项目众多的、注重生产的乡村建设。”
晏阳初这位耶鲁博士举家迁到定县，就此成就了现代史上颇负盛名的“定县试验”：首先在村中开办了平民识字班。后来带动起近百名高级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迈进泥巴墙”，引起了国际关注。美国通过了“晏阳初法案”并开始提供经济援助。随后，杨懋春所说的“全面的、项目众多的、注重生产工作的乡村建设”逐步展开，今天的老辈翟城村民，还记得“晏先生”当年和人们一起打井，还带来了“波支猪”种、棉花良种，“村里的桃子（棉桃）整车整车往外拉，晚上都不停”。
借这些努力，晏阳初等知识分子成功地将“rural construction”输入国际学术话语。
1915年，《翟城村村治组织大纲》颁布，村公所落成，经费是“由孙县长补助费拨银元300元”。制定规约，议举村长、村佐及各区区长等。从《看守禾稼规约》（1904年），到《翟城村保护公有井泉规约》（1907年），再到《卫生所规约》、《共同保卫章程》（1915年），村庄还有了德业实践会、改良风俗会、勤俭储蓄会、辑睦会、爱国会等。翟城村被清政府的教育部、内务部称为“直隶全省乡村自治之模范”。
曾经的定县县长孙发绪，将翟城的自治模式带到山西，从而成为“山西村治”肇始。据李德芳《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1928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其第五、第六章关于乡村自治的规定，借鉴山西村制之处颇多。”
依托教育，发展并健全现代意义上的自我治理体系。这是晏阳初等人的实践路线。相比之下，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实践，更侧重文化革新。他认为：“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礼俗。”指的是以儒家人生态度为根本，“全盘承受”西方“民主、科学”的礼俗。
他在山东邹平开设乡村建设研究院，兴办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试图融社会教育与社会改造为一体。如果说晏阳初的“定县试验”是在村治基础上展开的经济、文化、社会振兴，那么梁漱溟的实践更接近一种知识分子寻求文化自洽的价值探求。
与此同步，实业家卢作孚在重庆北碚推行“实业乡建”；桂系军阀在广西推行的乡村制度是乡村政府、民团和国民学校三位一体的基层结构；外来传教士柏格理及继任者在石门坎尝试了“宗教与科教乡建”等等。教育家陶行知在南京晓庄推行“教育乡建”，他让孩子们回家给父母“上课”，希望从学校向乡村社会输送变化，这种模式后来被称为“小先生”制。
乡建一时蔚为风潮。全国600多个乡村建设团体，建了1000多个试验区。
这些努力最终被战乱打破。
二
1949年，一切重新格式化之后，城乡关系的又一个阶段开始了。
1978年的包产到户，在实质上使中国农村恢复了小农生产，农民真的有了独立面对市场的资格。1978～1984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平均为13.4%。中国农村迎来一个宝贵的“黄金十年”。农民不但“吃饱了饭，甚至还骑上了自行车，看上了电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成为几乎令人炫目的美好生活写照。
然而与此同步发生的，是城市化取向的日渐明确。农村信用社的商业银行趋向日渐明显，鼓励劳动力转移的“民工潮”很快抽空大量乡村社会。统计表明：当时全国每年12万亿信贷资金，能够为农村所利用的不到10%。作为生产要素的人、财、物，一边倒地流出农村。
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数字急转直下，先是降到9%，1996～2000年年均增幅仅为2.89%。包产到户带来的生产力解放潜力基本释放殆尽，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大幅增加。
于是，税费矛盾空前凸现，千村凋敝。知识分子再一次开始行动。2004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翟城村开课。2005年，从宏观经济长远需要出发的新农村建设，成为政策话语。同一年，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2007年，中国出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以合作模式应对全球市场时代的农村发展问题，成为共识。
三
与此同时，来自生态觉醒的另一股力量加入进来，并且来势迅猛。
与百年前的先贤们身处的国际环境相比，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市场要素加速流动，工商业体系和城市消费文明带来的环境和生态代价越来越大，全球市场体系并没有天然带来人们想象的岁月静好，食品安全频频爆出危机、生态和自然环境恶化，作为现代化重要成果的化工、电子产品，在短短几十年之内，就制造出了积重难返的废弃物问题，并且深刻改变全球自然体系。
曾经无比自信的城市体系空前困惑。这几乎就像是冥冥中的定数，并且再一次印证——在疾风突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根本意义，是提供一种彼岸遥望的价值基因。
它就像默默站在身后的老者。回望时，虽憔悴、凄然，却还在那里。
于是，回归成为时尚。
表面上，是城里人进村去帮助农民，实际上他们心照不宣，真正需要帮助和得到帮助的，是城里人自己。
无论是在灾后重建中试图复兴乡村价值的廖晓义，还是希望通过艺术和乡村的结合来疗救人心的孙军；无论是众多推行公平贸易、城乡互动的非营利组织，抑或是越来越多挽起裤脚、重拾耕作的城市农民，都是从不同角度加入进来的力量。
而乡村，总是默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