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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美国教授达荣·阿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的著作《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Why Nations Fail）提出了解释国家繁荣与贫穷根源的两个重要概念，即“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
根据作者的论述，包容性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保障私有财产，保护每个人工作、创造和获得收益的权利，创造开放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保护和鼓励个人创新，有相对集中的中央政治权力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民能够广泛参与政治，政府权力（包括皇权）受到限制，政府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等。从根本上讲，这种制度是一种多数人参与、利益分享的多元制度。“攫取性制度”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促进经济发展，但由于它的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被少数人垄断，整个国家制度建立在剥夺多数人而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基础上，大多数人没有劳动和創造的积极性，因而，国家不仅不能持续繁荣，很难有技术创新和进步，还经常面临为争夺权力而引发的内乱和不稳定。无论是从效率还是公平上讲，“包容性制度”都优于“攫取性制度”。
根据作者的大量研究，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凡是选择了前者的，都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而选择后者的则相反。
一
中国在过去30年时间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虽然增长成果的分配并不十分公平，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围绕“中国奇迹”，人们给出了很多解释：如政治环境的稳定、经济全球化红利、后发展优势、人口结构年轻化带来的人口红利等。但我以为，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在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逐步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包括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和吸引外商投资，大力改革国有经济，放宽包括价格控制在内的各类政府管制，引入市场竞争，在经济管理体制和方式上也引入和完善了间接调控。这些改革措施最根本的作用也是鼓励个人和企业工作、创造和致富。这是中国经济以至整个社会精神面貌出现巨大变化的根源。从这点讲，我们无疑正在建立一种“包容性制度”。
根据两位教授的研究，与发轫于工业革命的现代经济增长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经济政治制度上由“攫取性”向“包容性”的转变。
从历史角度看，这一转变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其中“走回头路”的现象并不少见。其原因在于，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熊彼特提出的“破坏性创新”屡见不鲜。因为一种创新必然会对既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关系产生影响，因而在创造出新东西的同时，必然会破坏一些旧东西。
创新固然会带来机遇和生机，但破坏则往往是令人痛苦的。例如，汽车的出现虽然从长远看是一件好事，但在短期内必然对马车及马车夫的生存造成严重影响。从人类社会发展看，这种“破坏性创新”具有常态性，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必然代价。如果为了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短期利益阻碍或者扼杀创新活动，社会的进步必然停滞甚至倒退。该书第六章以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威尼斯为例对此进行了讨论。
二
威尼斯可能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1330年，它的人口是当时伦敦人口的3倍。威尼斯的富裕来源于发达的海上贸易，这除了得益于其优良的地理位置外（地中海曾是罗马帝国的内湖），还与威尼斯人在商业制度上的一系列创新有关。其中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创新即隐名合伙公司（commenda）。在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内，隐名合伙人往往是主要出资人，但他并不随船出海，负责经营的主要是另一名合伙人。通过相关的合伙合同，他们可以分担风险，共享收益。这种商业组织形式的创新，吸引了更多的资金和人力投入到海上贸易中。事实上，在当时的威尼斯，政治与法律制度中也出现了不少包容性成份，如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市议会（great council），由市议会下属委员会任命的总督，独立的文官制度、法庭和上诉法庭，新的合同法和破产法，银行的雏形等。其中市议会虽然主要由贵族控制，但每年有100名新成员加入，新的商人阶层不仅在财富的拥有上开始超越旧精英，而且在政治权力方面也对后者形成了挑战。
但是，在这种“破坏性创新”挑战面前，威尼斯人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者和贵族的利益，一系列不利于包容性制度建立和完善的措施被采用：作为一个重要的权力机构，市议会逐渐对外关上了大门，变成了被既有成员垄断的封闭性机构，未经原有成员同意，新成员不得加入；隐名合伙公司被禁止；从1314年起，贸易被国有化；对从事贸易的个人开始征收高额税收；长途贸易被贵族垄断。就这样，曾经有希望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包容性制度的威尼斯逐渐落伍，最终变成了一座博物馆城市，供游人凭吊它曾经的辉煌。
威尼斯的故事值得我们重视。我们国家仍然处于改革的攻坚期，不进则退的风险仍然存在。让我们再回到前面对“中国奇迹”的解释中。实事求是讲，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其他国家还是有很大差别，其中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既是裁判员，更是运动员，市长、县长们日常从事的工作更像是一个区域性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招商引资，批租土地，投资兴业等。中央和省级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依然是重要的市场主体，不少还拥有垄断地位，受到保护。因此，一些国内外经济学家将我们的体制称作“国家资本主义”。以土地为例，这是近年来中国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最重要的资源，而这一资源的直接或间接掌握者和使用者主要是各级政府。银行业是我国占主导地位的金融部门，它的资金也主要流向了国有企业和政府支持的项目。
我们国家近年来能够以很高的速度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就是这种体制上的“优势”。这种优势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克服其他私有制国家所遇到的困难（如拆迁难），迅速建成比较完备（甚至过剩）的公路网，铁路网等；二是政府能动员多种资源使投资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长期看，我们存在的主要问题也与这些“优势”密不可分。比如政企不分，经济领域腐败丛生，分配不公，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不力等，这些问题积累下来，必然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增加政府的透明度，转变政府职能，限制政府对社会资源的随意控制与处置，改革国有垄断企业，降低民间投资的门槛，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建立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等。 三
现在的问题是，正像在当年威尼斯发生的那样，一些既得利益者，特别是那些处于行政权力与市场资源交汇处，能够在这两方面都“双赢”的人不愿意进行改革，他们总是用一些大而化之的言辞为既有体制的一些弊端辩护。比如，一谈到垄断企业，他们就会说这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而对这些行业存在的低效率及其严重后果视而不见。最近人们谈论较多的“页岩气革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国有垄断企业和“中国模式”进行反思的新视角。
“能源安全”和“能源独立”在所有国家历来都被认为是国家利益，在当今“能源为王”的时代更是如此。此外，我认为，以合理价格为企业和居民提供能源供應也应当是重要的国家利益，否则，在给定的收入水平下，如果企业和居民用不起能源，能源安全又有什么意义呢？而由国有大企业来控制资源、生产和供应（包括进口）在国内很多人心目中被认为是实现这两个目标的保障。但美国发生的“页岩气革命”却告诉我们，能源安全和能源保障不是来自垄断，而是来自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市场的开放。布什和奥巴马总统面对不断上涨的世界油气价格，一再倡导“能源独立”，但没有想到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功臣既不是近海的石油，也不是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而是一场摸爬滚打几十年、依靠新技术突破而异军突起的“页岩气革命”。
这场革命虽然与政府的支持分不开，但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是那些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面对市场价格的不断上涨，开始重视并开采页岩气这种过去由于开采成本过高而不被重视的非常规天然气。而以下因素也不可忽视：由于土地属于众多私人所有，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商业交易拥有资源，进入油气开采行业；虽然美国有庞大的石油企业，市场上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垄断势力，但并不存在限制中小企业的法律障碍，只要能够盈利，就能生存下来；政府监管主要着眼于环境保护和安全，体制比较透明；鼓励冒险的社会环境和完善的创业投融资体制。在过去几十年中，众多企业有的倾家荡产，有的九死一生，但新技术破茧而出，终成正果。
显然，这是一种与“中国模式”有很大差别的“美国模式”。正是在这种模式的支持下，最近几年，美国页岩气开采技术日益成熟，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正在寻求大规模出口。“页岩气革命”不仅保障了美国的能源安全，还降低了煤炭和电力生产成本，降低了化工等行业的生产成本，为美国的企业和居民提供了低廉的能源供应。美国目前的天然气价格仅相当于欧洲的三分之一、亚洲的八分之一，工业用电不到中国沿海的一半，工业用天然气价格和乙烯等化工产品价格也远低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呼吁的“制造业回归”在一些行业确实出现了，这将会为美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
在美国油气对外依存度持续下降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是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的上升、国内产量的缓慢增长和市场价格的屡创新高。是我国缺乏必要的资源吗？不是。目前，普遍认为，中国的页岩气储量高于美国，居世界第一。此外，我国还有储量丰富的煤层气。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内90%以上的油气勘探开发区域由中石油和中石化控制。这种由若干大企业控制资源和上下游的体制固然有其优点，但有一个根本的缺陷：缺乏创新的动力。事实上，以技术更为成熟的煤层气为例，在储量最集中的山西等地，地方和企业开采的积极性很高，山西省还提出了“气化山西”的口号，但同样，绝大多数的煤层气区块都掌握在石油企业手中，他们宁可“占而不采”，也不允许他人染指。
威尼斯的古老故事说明的是不进则退的风险和可能性，“页岩气革命”则告诉我们，不要过度沉醉于“中国模式”之中。我们需要认清自身的不足，保持曾经拥有的改革的热情，继续在改革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否则我们极有可能会落伍。
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室主任
根据作者的论述，包容性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保障私有财产，保护每个人工作、创造和获得收益的权利，创造开放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保护和鼓励个人创新，有相对集中的中央政治权力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民能够广泛参与政治，政府权力（包括皇权）受到限制，政府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等。从根本上讲，这种制度是一种多数人参与、利益分享的多元制度。“攫取性制度”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促进经济发展，但由于它的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被少数人垄断，整个国家制度建立在剥夺多数人而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基础上，大多数人没有劳动和創造的积极性，因而，国家不仅不能持续繁荣，很难有技术创新和进步，还经常面临为争夺权力而引发的内乱和不稳定。无论是从效率还是公平上讲，“包容性制度”都优于“攫取性制度”。
根据作者的大量研究，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凡是选择了前者的，都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而选择后者的则相反。
一
中国在过去30年时间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虽然增长成果的分配并不十分公平，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围绕“中国奇迹”，人们给出了很多解释：如政治环境的稳定、经济全球化红利、后发展优势、人口结构年轻化带来的人口红利等。但我以为，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在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逐步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包括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和吸引外商投资，大力改革国有经济，放宽包括价格控制在内的各类政府管制，引入市场竞争，在经济管理体制和方式上也引入和完善了间接调控。这些改革措施最根本的作用也是鼓励个人和企业工作、创造和致富。这是中国经济以至整个社会精神面貌出现巨大变化的根源。从这点讲，我们无疑正在建立一种“包容性制度”。
根据两位教授的研究，与发轫于工业革命的现代经济增长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经济政治制度上由“攫取性”向“包容性”的转变。
从历史角度看，这一转变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其中“走回头路”的现象并不少见。其原因在于，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熊彼特提出的“破坏性创新”屡见不鲜。因为一种创新必然会对既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关系产生影响，因而在创造出新东西的同时，必然会破坏一些旧东西。
创新固然会带来机遇和生机，但破坏则往往是令人痛苦的。例如，汽车的出现虽然从长远看是一件好事，但在短期内必然对马车及马车夫的生存造成严重影响。从人类社会发展看，这种“破坏性创新”具有常态性，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必然代价。如果为了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短期利益阻碍或者扼杀创新活动，社会的进步必然停滞甚至倒退。该书第六章以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威尼斯为例对此进行了讨论。
二
威尼斯可能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1330年，它的人口是当时伦敦人口的3倍。威尼斯的富裕来源于发达的海上贸易，这除了得益于其优良的地理位置外（地中海曾是罗马帝国的内湖），还与威尼斯人在商业制度上的一系列创新有关。其中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创新即隐名合伙公司（commenda）。在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内，隐名合伙人往往是主要出资人，但他并不随船出海，负责经营的主要是另一名合伙人。通过相关的合伙合同，他们可以分担风险，共享收益。这种商业组织形式的创新，吸引了更多的资金和人力投入到海上贸易中。事实上，在当时的威尼斯，政治与法律制度中也出现了不少包容性成份，如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市议会（great council），由市议会下属委员会任命的总督，独立的文官制度、法庭和上诉法庭，新的合同法和破产法，银行的雏形等。其中市议会虽然主要由贵族控制，但每年有100名新成员加入，新的商人阶层不仅在财富的拥有上开始超越旧精英，而且在政治权力方面也对后者形成了挑战。
但是，在这种“破坏性创新”挑战面前，威尼斯人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者和贵族的利益，一系列不利于包容性制度建立和完善的措施被采用：作为一个重要的权力机构，市议会逐渐对外关上了大门，变成了被既有成员垄断的封闭性机构，未经原有成员同意，新成员不得加入；隐名合伙公司被禁止；从1314年起，贸易被国有化；对从事贸易的个人开始征收高额税收；长途贸易被贵族垄断。就这样，曾经有希望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包容性制度的威尼斯逐渐落伍，最终变成了一座博物馆城市，供游人凭吊它曾经的辉煌。
威尼斯的故事值得我们重视。我们国家仍然处于改革的攻坚期，不进则退的风险仍然存在。让我们再回到前面对“中国奇迹”的解释中。实事求是讲，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其他国家还是有很大差别，其中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既是裁判员，更是运动员，市长、县长们日常从事的工作更像是一个区域性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招商引资，批租土地，投资兴业等。中央和省级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依然是重要的市场主体，不少还拥有垄断地位，受到保护。因此，一些国内外经济学家将我们的体制称作“国家资本主义”。以土地为例，这是近年来中国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最重要的资源，而这一资源的直接或间接掌握者和使用者主要是各级政府。银行业是我国占主导地位的金融部门，它的资金也主要流向了国有企业和政府支持的项目。
我们国家近年来能够以很高的速度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就是这种体制上的“优势”。这种优势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克服其他私有制国家所遇到的困难（如拆迁难），迅速建成比较完备（甚至过剩）的公路网，铁路网等；二是政府能动员多种资源使投资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长期看，我们存在的主要问题也与这些“优势”密不可分。比如政企不分，经济领域腐败丛生，分配不公，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不力等，这些问题积累下来，必然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增加政府的透明度，转变政府职能，限制政府对社会资源的随意控制与处置，改革国有垄断企业，降低民间投资的门槛，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建立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等。 三
现在的问题是，正像在当年威尼斯发生的那样，一些既得利益者，特别是那些处于行政权力与市场资源交汇处，能够在这两方面都“双赢”的人不愿意进行改革，他们总是用一些大而化之的言辞为既有体制的一些弊端辩护。比如，一谈到垄断企业，他们就会说这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而对这些行业存在的低效率及其严重后果视而不见。最近人们谈论较多的“页岩气革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国有垄断企业和“中国模式”进行反思的新视角。
“能源安全”和“能源独立”在所有国家历来都被认为是国家利益，在当今“能源为王”的时代更是如此。此外，我认为，以合理价格为企业和居民提供能源供應也应当是重要的国家利益，否则，在给定的收入水平下，如果企业和居民用不起能源，能源安全又有什么意义呢？而由国有大企业来控制资源、生产和供应（包括进口）在国内很多人心目中被认为是实现这两个目标的保障。但美国发生的“页岩气革命”却告诉我们，能源安全和能源保障不是来自垄断，而是来自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市场的开放。布什和奥巴马总统面对不断上涨的世界油气价格，一再倡导“能源独立”，但没有想到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功臣既不是近海的石油，也不是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而是一场摸爬滚打几十年、依靠新技术突破而异军突起的“页岩气革命”。
这场革命虽然与政府的支持分不开，但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是那些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面对市场价格的不断上涨，开始重视并开采页岩气这种过去由于开采成本过高而不被重视的非常规天然气。而以下因素也不可忽视：由于土地属于众多私人所有，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商业交易拥有资源，进入油气开采行业；虽然美国有庞大的石油企业，市场上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垄断势力，但并不存在限制中小企业的法律障碍，只要能够盈利，就能生存下来；政府监管主要着眼于环境保护和安全，体制比较透明；鼓励冒险的社会环境和完善的创业投融资体制。在过去几十年中，众多企业有的倾家荡产，有的九死一生，但新技术破茧而出，终成正果。
显然，这是一种与“中国模式”有很大差别的“美国模式”。正是在这种模式的支持下，最近几年，美国页岩气开采技术日益成熟，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正在寻求大规模出口。“页岩气革命”不仅保障了美国的能源安全，还降低了煤炭和电力生产成本，降低了化工等行业的生产成本，为美国的企业和居民提供了低廉的能源供应。美国目前的天然气价格仅相当于欧洲的三分之一、亚洲的八分之一，工业用电不到中国沿海的一半，工业用天然气价格和乙烯等化工产品价格也远低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呼吁的“制造业回归”在一些行业确实出现了，这将会为美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
在美国油气对外依存度持续下降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是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的上升、国内产量的缓慢增长和市场价格的屡创新高。是我国缺乏必要的资源吗？不是。目前，普遍认为，中国的页岩气储量高于美国，居世界第一。此外，我国还有储量丰富的煤层气。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内90%以上的油气勘探开发区域由中石油和中石化控制。这种由若干大企业控制资源和上下游的体制固然有其优点，但有一个根本的缺陷：缺乏创新的动力。事实上，以技术更为成熟的煤层气为例，在储量最集中的山西等地，地方和企业开采的积极性很高，山西省还提出了“气化山西”的口号，但同样，绝大多数的煤层气区块都掌握在石油企业手中，他们宁可“占而不采”，也不允许他人染指。
威尼斯的古老故事说明的是不进则退的风险和可能性，“页岩气革命”则告诉我们，不要过度沉醉于“中国模式”之中。我们需要认清自身的不足，保持曾经拥有的改革的热情，继续在改革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否则我们极有可能会落伍。
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