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史诗性：光谱与色系
刘玉峰先生是柴达木盆地的本土作家，在盆地读书，成长，就业，创作，是典型的“盆二代”。六十多年的峥嵘岁月里，他以一人之力行走盆地，凝视盆地，解读盆地，书写盆地。足迹基本覆盖了盆地十二万平方公里的草原绿洲沙漠戈壁，其思考和感悟更是穿透了这方土地的山水人文地理。读了他的柴达木系列长篇，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说：刘玉峰这个名字是与柴达木盆地联系在一起的。
之于盆地的书写，刘玉峰先生倾注了最大的真诚，敬意，温情和恒力，他是用灵魂和心语完成与盆地对话的作家，是从历史世界走进思想世界的作家。刘玉峰先生的小说遵循民间叙事风格：接地气，口语化，求真相，存实录。风骨与风华同在，虚构与写实并重。他的思想常常跳跃在人物命运的最低端，事件冲突的爆发点。弥漫在所有作品中的哲学命题是：在灵魂的自救与拯救之间，在个人追求与社会正义之间，在个人与灾难的巨大对抗之间，一个普通人如何漫步于人格力量的上行线，进而实现最大化。往往，这个最大化的过程就是悲剧发生发展走到顶峰，然后，生命急速落幕的过程。
我欣赏迈克·克朗的结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某些地区和特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刘玉峰先生的小说无疑“帮助创造”了一个陌生而熟悉的柴达木，欲语还休的柴达木，“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柴达木。
刘玉峰先生的文学生涯一直处于旺盛期上升期，笔锋愈磨愈利，功力愈老愈纯。在他六十甲子之际，奉献三部柴达木系列长篇小说：《往西是当金山》《布哈河》和《东山坡上拉骆驼》。为那些早期的柴达木拓荒者们作传，为那些不屈的灵魂歌唱，为那个遍地苦难的岁月作证。横空而出的长篇，既是柴达木文学的世纪交响，又是柴达木农业开发史的忠实记录。骨感的政治，负重的经济；裸奔的大地，残酷的环境；拼图的人性，逼仄的生存，等等，全部上线，一目了然。
对于柴达木，刘玉峰先生有着深厚而沉重的历史情怀，客观而冷静的历史经验，准确而科学的历史判断，以及强烈而理性的倾诉欲望。小说的时空叙事，无缝对接了五十年代后期开发柴达木的时代大背景，最大限度地遵循了历史叙事的伦理规范，在真实性和伦理性之间达成可信的一致。叙事现场全部在人迹罕至，海拔三千米以上的戈壁荒漠和高地草原上。将特殊人群开创的的特殊事业，将他们的政治生态实景和生产生活影像，很直观地直播式地溢流出来，再现出来，蓄积起来，展示出来。为今天的读者还原了那片历史的天空，精神的遗址。为后来的人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视觉频道，以及研究反思与检视的平台。由此，这部分断代的历史得到填充和拓展，落落大方地走进公众视野。不再被空心，被断层，被遗忘，被石化，其真相不再被屏蔽。
无疑，开拓者们以自己高贵的牺牲托举了高原的太阳，提升了盆地的体温，更换了山河的皮肤。因而，高原的太阳将一直温暖着他们，盆地也将永久地珍藏着他们，天空也将一直摩挲着他们，柴达木的风也将永远簇拥着他们。不论是当金山下的马海农场，还是祁连山下的天峻草原，历史的画面都是恒温的，在线的，暖色调的。
三部长篇都在全力表達共同的生命主题和历史诉求：所有的心碎都是值得哭泣的，所有的追忆都是值得重读的，所有的逝去都是值得怀念的，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跪拜的，所有的激情都是值得捍卫的，所有的向往又都是玫瑰色的。面对内外部环境的残酷绞杀，无情围堵，生命尽管不停地掉色，不停地失血，不停地矮化，直至枯萎，直至死去，灵魂却始终蓬勃着成长的胚芽，分蘖着不变的初心，燃烧着亘古的愿景。由此，所有的付出和牺牲，所有的收获和遗憾，所有的悲情和欢乐便具备了意义：人的意义，族群的意义，以及升华出来的史诗意义。
刘玉峰先生常讲一句话：我的笔端离不开柴达木盆地。反过来，盆地更需要为之书写历史的人。因为盆地的历史具有创世纪般的浮雕感和真实性，盆地的人群具有创世纪般的激情和苦情，这一切都涵盖了史诗宏伟的内涵。重量是如此之巨，需要持久的献身精神，非凡的胆识和智慧，伦理的深度分析，历史的实证经验，社会学的观察结论。还有一点至为重要：对历史的真正敬畏之心。
因而，小说所展示的柴达木，是高地的柴达木，云端的柴达木；天边的柴达木，风华的柴达木；梦幻的柴达木，史诗的柴达木。
历史是由无数个体集体创造的。个体参与历史构建，一般有主动和被动两种方式。自觉的方式属于主动，裹挟的方式，随众的方式则属于被动。显然，在三部长篇里，众多个体参与历史构建，属于主动性行为。理清这一点，对理解刘玉峰先生柴达木系列长篇小说的背景设计和历史叙事很有帮助。个体与历史进行连线，一般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个体融入某个族群，或由众多个体组成族群。然后，个体与族群之间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体两面，共同完成社会角色和任务。
人的实践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在构成历史多元化的同时，又能够凸显主流价值。族群的主流精神和共同的社会心理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也就是文化氛围产生了，并且反作用于每个成员。如果下定义的话，可以称之为：软实力。文化的价值，文化的壁垒，正在于此。
历史有着自身的规律和意志，因而，历史也必将与无数个体的命运对接黏连；牵引个体的命运，预设走向。个体在参与历史的创建以后，行为和命运之间已经变成某种函数关系，命运就已经不能由自己完全掌控。所有意义就体现在这种不断震荡的函数关系里，构成历史进程的起伏，以及个人命运的波峰与波谷。
小说切入历史的时间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时代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对那个敏感时期进行文学塑形，尤其对柴达木开发史上的敏感时期进行塑形，难度可以想见。关键是民间话语如何更新为历史话语，如何在线性的时间内提升历史空间，如何在历史性和伦理性之间体现均衡，从中得到令人信服的启示或结论。 文学说到底是要寻根的，帮助人们找到来时的路。通过寻根，回到审美的出发点，回到人性的出发点，回到历史的出发点，回到成长的出发点，回到理想的出发点。那么，“根”是什么，什么是文学的“根”。始终是个问题。说到底，根就是具体的人性，根就是情感的伦理；根就是族群文化在或细微或宏大的历史现场下的刚性表现，以及由此启蒙的反思与批判。
大跃进之前，盆地的工矿业开发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效益，比如石油天然气，石棉和铅锌矿。但作为农业开发这块，显然滞后，故而，农业的大跃进就成为必然选项。在亘古的荒原上，《布哈河》里讲的“属于老鹰的草地”上搞农业开发，就必须有大量的，而且是生命力处于巅峰状态的强壮农业人口从内地迁移过来。
小说里，每个个体的命运打开方式，参与历史构建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只要去了遥远的柴达木盆地，那么，“大鱼大肉有的是，白面馒头尽饱吃，当农工种地还有工资拿”，这样的生活在当时已经是童话风的画面。如此的梦幻款式，如此的甜蜜度，实在令人无法抗拒，无上限地突破了一个普通农民所有对美的想象，对极品生活的理解。所以，路途再怎么遥远，环境再怎么艰苦，高原再怎么高，空气含氧量再怎么低，已经构不成任何心理障碍。退一步讲：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于缺乏地理知识，祖祖辈辈生活在内地的农民来说，脑海里很难建立起关于高原和沙漠以及戈壁的概念，故而，对未来生活的风险根本无法预见，对可能的挑战根本无法预期，或者压根儿没想那么多。到柴达木去，到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到梦中的理想国去，既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对自己的社会角色肯定；既是欲望的驱使使然，也是实现命运转折的快捷通道。
报名来盆地的人特别踊跃，远超预期。除了像《布哈河》里的农技人员杨克明，因撞破公社书记的花花事遭受报复，借此机会远离外，其他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生产队社员。这样，经过县乡两级严格选拔出来的优秀青年们，义无反顾地从遥远的家乡——河南信阳地区出发了，捧着玫瑰色的希望出发了，满身荣耀地出发了。火车转汽车，再转牛车马车，慢慢长路三千多公里。他们一路相伴一路依偎，一路期盼一路遐想，向柴达木盆地走去，向精心设置的历史秘境深处走去，向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共同虚构的乐园走去，向未知的不可逆转的生命悲剧走去。
过了日月山，过了当金山，青藏高原打开了，柴达木盆地打开了。
身份变了，时空切换了，生活方式也由独立的家庭单元，转变为纯粹的工业化团队管理方式。一切都是新鲜的刺激的陌生化的，之前积累的社会经验基本清零。他们需要建立新的生活观和价值观，需要适应新的游戏规则。需要学着和自己、和新组建的群体相处，学着和这片土地上为数极少的原住民相处，学着和柴达木的山川大地相处。不能不说，这是一次史诗式的迁徙，群体理想的远征，一代人的情感画廊。这种情形正像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句意境：
你呼吸着阳光，我呼吸着月亮，
可我们在同一个爱情中生长。
众多个体的命运开始了，意味着柴达木的规模农业开发开始了。盆地初始的农业开发，对今天的人而言，已经相当陌生，相当遥远，几近遗忘。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年之久，高原的风已经把那个时代的印记打磨成一张薄薄的发黄的纸，静静地躺在档案袋里，等待有心人前来翻篇。或者，连这张纸都找不到了，只剩下风儿从戈壁滩上从草原上掠过，風声里依稀有他们的奋斗。那个时期的亲历者们，或已风烛残年，或已辞世。但历史就是历史，既可以存储岁月，又能够俯视沧桑；既能吞吐热量，又能吸附精华。既有其酷热的一面，也有其冰冷的一面。因为酷热，历史有了温度；因为冰冷，历史有了质感。
所以，刘玉峰先生的三部长篇首先是属于历史的地缘的伦理的，之后才是心灵的文学的社会的。故而，具备着史与文互质互显互动的高度，回望历史追问历史反思历史的高度，哺育当代人精神骨骼的高度。这是刘玉峰小说的独显价值。
在黑格尔那里，史诗是这样定义的：“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故而可以确定：这三部长篇构成史诗的谱系和色调。刘玉峰先生在族群开创历史的起点上切入，以民间叙事的口吻，平行并列的多镜头切换，从容走入史诗现场。
小说朴实无华，稳稳推进，全景再现，现场感浓烈到让人喘不过气。一个个小说人物仿佛活生生地站在面前，身上落满了青藏高原的沙尘。他们在笑，在唱，在起舞；在困惑，在长叹，在流泪。他们在猛扑过来的大饥饿面前做着或强或弱或有效或无力的抵抗，诠释着绝境下的生命情态。徐大雨，衡世谦，梁海山，张彩霞，二丫头，秀梅；马国强，杨克明，刘小香，刘厚民，王成喜等，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承载着太多的时代符号和人格力量，以及小说的整体内在价值诉求。
史诗，首先是篇族群创造历史进程的诗，推进历史进程的诗；是篇格局宏伟，视野辽阔，视角多变，视域恒定，影响深远的长诗。既然诗性是第一位的，所以，史诗的精神性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以诗言志，以诗明志，以诗传志，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二的法则。精神存在是史诗的最高存在，精神的高度决定着史诗的高度，也决定着其生命力和传播价值，以及对族群的巨大心理辐射作用。精神有其自身的遗传密码，可以天然地自发地感同身受地植入后来者的精神世界，凝聚成难以打破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更为关键的是：生命取向的选择与认同。
选择决定命运。如果将命运视为一条只能确定初速度和仰角，而不能确定飞行轨迹的抛物线，那么，选择更能决定生命的柔韧性和可能的爆发力，决定生命飞行过程中的跨度和视域，并且决定生命最终的落点。
主体的人格精神是史诗显性的精神存在。族群精神既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还是民族的；既是人性的，伦理的，也是神性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具体到每个人的人性，是个变量，是个动态概念，需要时常面对各种选择。往往在特定时刻，尤其在生死之间，利益当头，诱惑面前，人性中的善恶平衡容易发生游移和偏离，甚至回到之初的动物学特征。而神性则往往体现着某种绝对精神，绝对理念，其行为表现为绝对的崇高和牺牲，是审美主体从内向外对自身人格的护持和确认，是审美主体给自己打上的价值标签，是自觉的，不受外部环境干扰的刚性行为。儒家传统理念中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也确指这一点。这样的崇高和牺牲有可能演化为整个族群的精神出发点，精神原动力，使得一个族群整体上延续下去，向世界发光发热。所以，在史诗作品中，如果没有这种灵魂人物，神性角色，史诗是站不住的。 神性的精神一定是可信的，可复制的。神性的精神是行为主体依照自身的价值观和生命行动逻辑，一以贯之做好自己，在与命运的对峙过程中摒弃欲望极限，最终完成自己。全程体现“廉价的幸福，崇高的苦难”这一命运主题。过程中，必然表现出某些超凡特点，体现神性向度。这些超凡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必然超出了多数人的认知判断和经验世界，必然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命表现。这样的神性不是为着完成某种宗教仪式，或者某种利益目的，甚至不针对第三人。所以，这样的神性人物不是靠想象装饰的，靠广告色刻意抬升的，他是真实的存在，因而能给人雕塑般的硬性示范。在高尚者那里，完全能够进行复制。
《往西是当金山》里的一站站长徐大雨，就是一个神性人物。在持续不断的大饥饿灾难面前，选择的是不贪不占，躺在地窝子的土坯炕上等待死亡，让自己年轻的生命静静地流失干净。因为他完全可以选择活着，他有充分的机会活着。只需以站长的身份将手稍稍伸一下，嘴唇动一动，食堂管理员就会将全站最后可怜的一点集体存粮悄悄送些来，起码能保证一天喝上一顿青稞面糊糊，保命不是问题。可如果这样做了，就会有另外的农工失去活命的机会。在生死交关，能够做出硬性的选择，如果仅仅用人性中的善良和正直来解释，分量似乎太轻太轻，故而，只能用神性来定义。徐大雨的选择，体现着最为厚实和坚固的原始正义。
《往西是当金山》里着墨较重的衡世谦，是又一个神性的存在，神性的人物。可以说，衡世谦是个类型人物，集中凸显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以及行走在良知之上的社会责任和忧患意识。小说里的衡世谦是农学院本科毕业的知识分子，因言获罪被判刑劳改，期满后留场就业，在一站监督劳动。但就这么一位命运已经彻底坍陷的人，看不见远方与诗情的人，身与心俱废的人，却依然坚持讲真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用难得一次的话语权竭力表达他的科学精神，展示百折不回的知识分子风骨。小说里，比较开明的徐大雨违规让衡世谦参加生产会议，让他建言献策，以专业的角度谈谈如何开荒种地，多产粮食。衡世谦却用翔实的分析数据给大家科普土壤知识，据此说明不宜毁坏红柳林造地，戈壁滩上的土壤结构也不宜大搞农业开发。反之，马海湖周边的特殊生态，各種牧草的营养成分，更适合搞牧业，科学的做法应该是扩大牧业规模，而不是一味地玩命开荒，追求开荒造地数字。在那个年代，以他的身份说这些话，需要的可不止是勇气，需要支付随时失去自由甚至是失去生命的代价。
科学精神既是纯粹的理性，又是实践的理性，还是知识分子得以回馈人类回报社会的伦理学支点。所以，具备高贵风骨的知识分子表面上可以被无情的现实所扭曲，所变形，所异化。但内心世界依然是满满的等待，长长的坚守，而不是背叛。衡世谦身上的良知，即是此种性质，这是他的生命力之源，支持着他贴地飞行。衡世谦身上的良知，同样是选择的结果，而且是后果十分明确后依然坚持的选择。他可以选择缄默，可以选择随众，可以随风而逝了此残生，活成一个生物学标本。但他依然选择了遵从自己的内心，诠释了知识分子生命的正当性。可谓迂腐，可谓冥顽不化。
虽然，衡世谦遭王金虎暗算，横死于洪水之中，没有看到他预见的结果。但最终的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科学，理性和正义，任何时候都是人间正道，都不会缺席。
史诗性：良知与正义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史诗叙事的一个重要伦理就是作家的良知。良知决定作家的勇气，决定作家的视野，决定作家的站位，决定作家能够深入历史的语境讲真话写真相直面社会问题，不回避尖锐而深刻的社会矛盾，不回避真实的人物冲突和生存困境，从而使得作家所书写的历史富于人情和人性，有明确的情感逻辑主线，明确的事件演进过程。对于读者来说，就是可接受的，可信的；对于历史而言，就是可供再读的，可供借鉴的，能够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良知还决定着作家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对理想主义的质疑和忠诚，只有理想主义动力作用下的作品才能传导历史的内里温度，而且这种动力必须刚性地运行在对历史现有答案的质疑之上。只有深度质疑才能催生深度的忧患，发现那些依赖习惯性思维未能抵达的暗角死角，以及被忽视被忽略的盲区，这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基本素养。所谓的质疑不是纯技术性的刨根问底，系指对事件和人进行网络式的多维思考，深度解析，从而提炼史诗的核心精神，建构史诗骨架，提供灵魂导向，供养族群精神。而不是简单地勾勒一幅素描或速写，再顺手贴上一剂包治百病的万能审美药膏。
在此基础上，史诗作者便可以从容地将具体的精神意蕴体现于具有个性的诸多形象之上，以及他们在一个时代的具体表现和存在方式，从而创作出能够覆盖一个地区真实风貌和一段历史发展真相的宏大意境。对于作家而言，他的历史资源最好是身体力行的，他的体验最好是亲历的，纵深的，连续的。这样，作品所传达的才是作者自己的真实体验，真实思考，真实忧患，而不是依靠二手经验去制造某种传说，制造某种视听效果。高海拔的天峻县是刘玉峰先生的“创作之家”，有过很多放马南山，驰骋草原，喝雪水吃糌粑的经历，对发源于祁连雪山的布哈河以及河两岸的风景熟悉不过。他在《布哈河》里的环境描写纯粹是大写意的，对河两岸发生的故事可谓信手拈来，情景再现。即便对苦难的描写和认识，刘玉峰先生同样注入“满天风雨下西楼”的运动型人格力量。《布哈河》结尾部分，生活和事业均遭受重创的杨克明面对布哈河水发懵，寻求答案。布哈河飞溅的浪花，打湿了杨克明的脸。他对着河水狼一样嗥叫了一声。荒乱的鱼群一下子撕碎了河面，河面就像冒泡的温泉沸腾起来。
此情此景，很像钢琴和小提琴的二重奏，在相互对答，相互感应。出于对布哈河的热爱，出于对未竟事业的虔诚，还有对妻子刘小香的守护，杨克明和他吃羊奶哺乳的孩子将一直生活在这里，与这里的山河一起荣枯一起轮回一起老去。 对于马海和马海传说，任何一个柴达木人都不会陌生。但为创作《往西是当金山》获取第一手资料，刘玉峰先生五六次去马海这块被戈壁滩包围着的绿洲上实地体验，还走访了若干能够找到的依旧健在的当事人，以及马海走出来的后人们。在马海，刘玉峰先生更像一个社会学家，一个考古工作者，在做田野调查，在街闾采风。目的只有一个：还原真实的历史现场，让历史风尘中的那些人物站起来，大大方方地站到现代人面前。告诉大家：这块土地的原色是这个样子的，这块土地的拓荒人最初是笑着的，他们曾经把乡愁深情地安放在这里。这块土地萌芽过那么多的希望和梦想，除了生长过满当当的回忆，也还收获了几株沉甸甸的真理。
《往西是当金山》里有一章专写王金虎逃离农场的过程，写得步步惊心，字字动魄。但在无垠的戈壁滩上，探险式的逃离有多凶险有多恐怖，是河南农工王金虎无法想象的。他在跑死一匹马后，遭遇了当金山里的狼群，饥寒交渴到极限状态的他无奈与狼群决斗，最终脱力昏死。在即将成为狼群的大餐时，侥幸被搞勘探的地质队所救，捡回一条命。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沙漠里的野外生存经验，没有对当金山地区地形地貌的全面了解，根本写不出如此凸凹的现场感。
英国著名作家D·H劳伦斯说：如果你是一个小说家，你知道天堂就在你的掌心，在你的鼻尖，因为他们都是活着的，而且是“活着的人”，你对他们肯定比对天堂更熟悉。天堂是什么？无疑就是良知驱使下的作品和作品人物。显然，刘玉峰先生是将天堂握在掌心的作家。
史诗的另一个定位是“史”，由此延伸而来的是其客观性和真实性，这是史诗的主要外在特征。这里的客观性指向的是族群的整体推进过程，是全方位的，立体的，广角的，从而也是质感的，可触摸的，可以在头脑中再现的。只有书写生活的真实，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气场和环境的真实，才能支持史诗中“史”的品质。史诗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能够给读者提供陌生的全新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的阅读快感。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史的客观和真实两大要素，实现生活美和艺术美的统一，考验着作家对历史全貌和历史细节的辨识能力掌控能力。对于作家来说，可以引伸出两个方面，其一是作家对史的态度，真诚是出发点，敬畏是前提。有此两点，历史才不会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才会直面人性伦理与历史伦理在持续碰撞和冲突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个人悲剧。作为讲述者的作家，其笔端和胸腔喷发的声音，必有空谷足音之长效。其二是对历史进程的理性认识，理性反思，理性批判。历史总是要向前走的，这是历史的内在伦理，是强力的硬性法则，并不因为个体命运的跌宕起伏而停步。而对历史的理性批判，则是为着进一步认识和反思发生在历史进程中的教训和失误，弄明白有多少人因为这些教训和失误支付过巨额账单。从中找出有益的启示，一般性的规律。
刘玉峰先生的长篇小说所流露的情绪里，是非常肯定这种历史进程的。《往西是当金山》结尾处，劫后余生的徐大雨妻子张彩霞，独自一人在农场公路边修了两间土坯房开饭馆，卖胡辣汤和河南烩面，为过往司机和行人提供饭食。
時间长了，司机师傅们才知道，这个人高马大的女主人有丈夫也有儿子，只是从来没见过面。不过，父子俩的名字挺有意思，就像一对亲兄弟。父亲叫徐大雨，儿子叫徐小雨。大雨和小雨，是强烈的隐喻。而张彩霞的贴心守护，既为着凋蔽的农场，也为着逝去的亲人，还有一直站在西北风里的那个梦。之初的理想虽然被无限稀释，但从未破灭。
人文内涵巨大的特定空间，正是史诗的培养基。两部长篇的地标性题目，文学地理特征明显，足以体现刘玉峰先生的文胆和琴心。对于曾在柴达木生活过的人而言，倍感亲切。
布哈河发源于祁连山冰川，归流青海湖，其流域是盆地的东部高寒草原区；当金山是祁连山余脉，与阿尔金山比邻，山下是盆地西部广袤的戈壁无人区。一河一山，可以视为盆地的代名词，涵盖整个柴盆地的自然与人文。一河一山，也为生活在这里的人群打上苦难的底色，染出别样的风情。说明一点：具备创世品质的族群，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呈现某种凝聚态，从而成为史诗的培养基。或者说，史诗所对应的空间必须是完整的独立的。独立的族群必然有着相对坚硬的社会功能，并衍生出相应的社会结构。在此过程中，必然显现其泛政治特点。
在小说里，大饥饿爆发时，引发农工们高度关切和警觉的“政治”是吃饭，是不被饿死。而农场管理者们心目中的“政治”则是“垦荒”。开的荒地越多，从理论上推演过去，则预期的收成和产量就越多。二者对立的结果，是大量人员不顾一切地逃离。《往西是当金山》《布哈河》的华章部分就是在“逃”与“堵”的反复冲突中达到叙事高潮。特殊时期的坚守与逃离，等于一面镜子，穿透了人性中最为黑暗和最为光明的部分，史诗的伦理性实现探底，泛政治性也实现探底。伦理性体现为泛政治性，泛政治性体现为伦理性，二者合一。
小说里的衡世谦死于王金虎的蓄意报复，让人扼腕的同时，不由得思索衡世谦在世间的短暂存在意义，追踪衡世谦的现实价值：在生命处于极度失重，极度碎片化，极度绝望的情况下，一个人依旧选择良知，那一定是神性的真实的善，超越生命本身的善。可见，生命的高度，人性的光辉在于选择，而非际遇。
小说中，作为五站领导人的何长安选择了投机、堕落和无耻。何长安一手提拔了候德贵当食堂管理员，而候德贵便不停地送米送面给何长安“报恩”。在农工们集体挨饿濒临死亡之时，托病躲在屋子里的何长安甚至能喝到大米稀饭。全站五百多人的公共食堂，最后一次配给的大米才五六斤，被候德贵全数送给何长安。对此，何长安笑纳，认为候德贵“懂事”，庆幸自己用对了人。
擅长于政治表演的双面人肖海林是魔鬼的化身，在人性上选择了极度的恶。而且在灾难面前极尽机巧，试图通过渠道调离农场。在这之前，他还残忍地杀害了前来探亲的衡世谦的未婚妻，仅仅为了发泄兽欲。所不同的是：何长安在堕落后还能残存一点忏悔之心，他用一句话表达了这点。“徐大雨也死球了”。而肖海林因滥杀无辜事件暴露被抓后，毫无悔意，大骂场长梁海山报复他，将他卖了。在肖海林看来，权力之上附加暴力是理所当然的，畅通无阻的。可以无极限，包括剥夺别人的生命。所以，恶，是他必然的选择。这是由他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决定的。小说中的另两位神性人物是农场场长梁海山，县委书记刘厚民。两位也都是类型人物，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良知，社会正义。他们也犯错，但勇于纠错，是历史进程的领路者，担当者。
史诗具备着经典的的阅读意义，以及永不褪色的人文观察结论。在那遥远的地方，生命的打开方式是篇如歌的行板，理想的音符缓缓流淌其上；而生命的行走过程却是一曲曲庄严的离歌，惊心动魄。在黄昏，在黎明，在太阳下，在布哈河边，生命的歌唱总是那么柔弱那么沧桑，那么桀骜那么顽强。现实与理想相对无言，历史和人紧拥而泣，风声雨声交替呐喊。小说里的一幕幕场景，正向着今天的人群缓缓地信步走来。无力招魂，只能嘶哑着嗓子喊一声：魂兮归来！往西是当金山，往东是青海湖。
回到迈克尔·克朗的结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某些地区和特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无疑，刘玉峰先生的三部长篇，对这句话作了最诚实的注脚。文学作品创造一个地方或地区，不仅仅是勇气的问题，经验的问题，智慧的问题，技术的问题，更多的是属于良知的问题，使命的问题。用作家张玮的话说，是：“人在良知的催逼下，应该给时代留下的声音”。
这样的“声音”，就是史诗，就是一个地区总体的人文观察结论。
固然，勇气，经验，智慧和技术非常重要，使得作品可以在史的层面上得到舒展。但只有在使命和良知这个高度上，才得以真正拷问作家的灵魂和内心，以及由此生发的故事力学和话语系统。缺失了这个高度，史诗的框架根本建立不起来，历史对现实就产生不了干预。
分析细读这三部长篇，不难发现：刘玉峰先生完成的柴达木史诗，其初衷和冲动看似是为着倾诉自己的柴达木情怀，而在更广泛的视野上，这三部长篇可以视为柴达木的良心。不光是一个作家向大地和天空奉献的良心，更是历史的良心，现实的良心。换句话说，刘玉峰先生向外面的世界推介了一个本色的“人文柴达木盆地”，“苦难柴达木盆地”，以及由此涅槃而来的“精神柴达木盆地”。由此，无数为盆地开发付出青春年华，甚至付出宝贵生命而回荡在盆地上空的勇士们，才被真正赋予了归属感，构筑起精神的故乡。他们，不再流浪。因而，柴达木是古老的，但也是年轻的。
【作者简介】王四珍，山西省忻州市人。曾供职于青海油田信息服务中心，已退休。有作品在省部级报刊发表。
刘玉峰先生是柴达木盆地的本土作家，在盆地读书，成长，就业，创作，是典型的“盆二代”。六十多年的峥嵘岁月里，他以一人之力行走盆地，凝视盆地，解读盆地，书写盆地。足迹基本覆盖了盆地十二万平方公里的草原绿洲沙漠戈壁，其思考和感悟更是穿透了这方土地的山水人文地理。读了他的柴达木系列长篇，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说：刘玉峰这个名字是与柴达木盆地联系在一起的。
之于盆地的书写，刘玉峰先生倾注了最大的真诚，敬意，温情和恒力，他是用灵魂和心语完成与盆地对话的作家，是从历史世界走进思想世界的作家。刘玉峰先生的小说遵循民间叙事风格：接地气，口语化，求真相，存实录。风骨与风华同在，虚构与写实并重。他的思想常常跳跃在人物命运的最低端，事件冲突的爆发点。弥漫在所有作品中的哲学命题是：在灵魂的自救与拯救之间，在个人追求与社会正义之间，在个人与灾难的巨大对抗之间，一个普通人如何漫步于人格力量的上行线，进而实现最大化。往往，这个最大化的过程就是悲剧发生发展走到顶峰，然后，生命急速落幕的过程。
我欣赏迈克·克朗的结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某些地区和特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刘玉峰先生的小说无疑“帮助创造”了一个陌生而熟悉的柴达木，欲语还休的柴达木，“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柴达木。
刘玉峰先生的文学生涯一直处于旺盛期上升期，笔锋愈磨愈利，功力愈老愈纯。在他六十甲子之际，奉献三部柴达木系列长篇小说：《往西是当金山》《布哈河》和《东山坡上拉骆驼》。为那些早期的柴达木拓荒者们作传，为那些不屈的灵魂歌唱，为那个遍地苦难的岁月作证。横空而出的长篇，既是柴达木文学的世纪交响，又是柴达木农业开发史的忠实记录。骨感的政治，负重的经济；裸奔的大地，残酷的环境；拼图的人性，逼仄的生存，等等，全部上线，一目了然。
对于柴达木，刘玉峰先生有着深厚而沉重的历史情怀，客观而冷静的历史经验，准确而科学的历史判断，以及强烈而理性的倾诉欲望。小说的时空叙事，无缝对接了五十年代后期开发柴达木的时代大背景，最大限度地遵循了历史叙事的伦理规范，在真实性和伦理性之间达成可信的一致。叙事现场全部在人迹罕至，海拔三千米以上的戈壁荒漠和高地草原上。将特殊人群开创的的特殊事业，将他们的政治生态实景和生产生活影像，很直观地直播式地溢流出来，再现出来，蓄积起来，展示出来。为今天的读者还原了那片历史的天空，精神的遗址。为后来的人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视觉频道，以及研究反思与检视的平台。由此，这部分断代的历史得到填充和拓展，落落大方地走进公众视野。不再被空心，被断层，被遗忘，被石化，其真相不再被屏蔽。
无疑，开拓者们以自己高贵的牺牲托举了高原的太阳，提升了盆地的体温，更换了山河的皮肤。因而，高原的太阳将一直温暖着他们，盆地也将永久地珍藏着他们，天空也将一直摩挲着他们，柴达木的风也将永远簇拥着他们。不论是当金山下的马海农场，还是祁连山下的天峻草原，历史的画面都是恒温的，在线的，暖色调的。
三部长篇都在全力表達共同的生命主题和历史诉求：所有的心碎都是值得哭泣的，所有的追忆都是值得重读的，所有的逝去都是值得怀念的，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跪拜的，所有的激情都是值得捍卫的，所有的向往又都是玫瑰色的。面对内外部环境的残酷绞杀，无情围堵，生命尽管不停地掉色，不停地失血，不停地矮化，直至枯萎，直至死去，灵魂却始终蓬勃着成长的胚芽，分蘖着不变的初心，燃烧着亘古的愿景。由此，所有的付出和牺牲，所有的收获和遗憾，所有的悲情和欢乐便具备了意义：人的意义，族群的意义，以及升华出来的史诗意义。
刘玉峰先生常讲一句话：我的笔端离不开柴达木盆地。反过来，盆地更需要为之书写历史的人。因为盆地的历史具有创世纪般的浮雕感和真实性，盆地的人群具有创世纪般的激情和苦情，这一切都涵盖了史诗宏伟的内涵。重量是如此之巨，需要持久的献身精神，非凡的胆识和智慧，伦理的深度分析，历史的实证经验，社会学的观察结论。还有一点至为重要：对历史的真正敬畏之心。
因而，小说所展示的柴达木，是高地的柴达木，云端的柴达木；天边的柴达木，风华的柴达木；梦幻的柴达木，史诗的柴达木。
历史是由无数个体集体创造的。个体参与历史构建，一般有主动和被动两种方式。自觉的方式属于主动，裹挟的方式，随众的方式则属于被动。显然，在三部长篇里，众多个体参与历史构建，属于主动性行为。理清这一点，对理解刘玉峰先生柴达木系列长篇小说的背景设计和历史叙事很有帮助。个体与历史进行连线，一般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个体融入某个族群，或由众多个体组成族群。然后，个体与族群之间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体两面，共同完成社会角色和任务。
人的实践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在构成历史多元化的同时，又能够凸显主流价值。族群的主流精神和共同的社会心理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也就是文化氛围产生了，并且反作用于每个成员。如果下定义的话，可以称之为：软实力。文化的价值，文化的壁垒，正在于此。
历史有着自身的规律和意志，因而，历史也必将与无数个体的命运对接黏连；牵引个体的命运，预设走向。个体在参与历史的创建以后，行为和命运之间已经变成某种函数关系，命运就已经不能由自己完全掌控。所有意义就体现在这种不断震荡的函数关系里，构成历史进程的起伏，以及个人命运的波峰与波谷。
小说切入历史的时间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时代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对那个敏感时期进行文学塑形，尤其对柴达木开发史上的敏感时期进行塑形，难度可以想见。关键是民间话语如何更新为历史话语，如何在线性的时间内提升历史空间，如何在历史性和伦理性之间体现均衡，从中得到令人信服的启示或结论。 文学说到底是要寻根的，帮助人们找到来时的路。通过寻根，回到审美的出发点，回到人性的出发点，回到历史的出发点，回到成长的出发点，回到理想的出发点。那么，“根”是什么，什么是文学的“根”。始终是个问题。说到底，根就是具体的人性，根就是情感的伦理；根就是族群文化在或细微或宏大的历史现场下的刚性表现，以及由此启蒙的反思与批判。
大跃进之前，盆地的工矿业开发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效益，比如石油天然气，石棉和铅锌矿。但作为农业开发这块，显然滞后，故而，农业的大跃进就成为必然选项。在亘古的荒原上，《布哈河》里讲的“属于老鹰的草地”上搞农业开发，就必须有大量的，而且是生命力处于巅峰状态的强壮农业人口从内地迁移过来。
小说里，每个个体的命运打开方式，参与历史构建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只要去了遥远的柴达木盆地，那么，“大鱼大肉有的是，白面馒头尽饱吃，当农工种地还有工资拿”，这样的生活在当时已经是童话风的画面。如此的梦幻款式，如此的甜蜜度，实在令人无法抗拒，无上限地突破了一个普通农民所有对美的想象，对极品生活的理解。所以，路途再怎么遥远，环境再怎么艰苦，高原再怎么高，空气含氧量再怎么低，已经构不成任何心理障碍。退一步讲：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于缺乏地理知识，祖祖辈辈生活在内地的农民来说，脑海里很难建立起关于高原和沙漠以及戈壁的概念，故而，对未来生活的风险根本无法预见，对可能的挑战根本无法预期，或者压根儿没想那么多。到柴达木去，到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到梦中的理想国去，既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对自己的社会角色肯定；既是欲望的驱使使然，也是实现命运转折的快捷通道。
报名来盆地的人特别踊跃，远超预期。除了像《布哈河》里的农技人员杨克明，因撞破公社书记的花花事遭受报复，借此机会远离外，其他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生产队社员。这样，经过县乡两级严格选拔出来的优秀青年们，义无反顾地从遥远的家乡——河南信阳地区出发了，捧着玫瑰色的希望出发了，满身荣耀地出发了。火车转汽车，再转牛车马车，慢慢长路三千多公里。他们一路相伴一路依偎，一路期盼一路遐想，向柴达木盆地走去，向精心设置的历史秘境深处走去，向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共同虚构的乐园走去，向未知的不可逆转的生命悲剧走去。
过了日月山，过了当金山，青藏高原打开了，柴达木盆地打开了。
身份变了，时空切换了，生活方式也由独立的家庭单元，转变为纯粹的工业化团队管理方式。一切都是新鲜的刺激的陌生化的，之前积累的社会经验基本清零。他们需要建立新的生活观和价值观，需要适应新的游戏规则。需要学着和自己、和新组建的群体相处，学着和这片土地上为数极少的原住民相处，学着和柴达木的山川大地相处。不能不说，这是一次史诗式的迁徙，群体理想的远征，一代人的情感画廊。这种情形正像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句意境：
你呼吸着阳光，我呼吸着月亮，
可我们在同一个爱情中生长。
众多个体的命运开始了，意味着柴达木的规模农业开发开始了。盆地初始的农业开发，对今天的人而言，已经相当陌生，相当遥远，几近遗忘。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年之久，高原的风已经把那个时代的印记打磨成一张薄薄的发黄的纸，静静地躺在档案袋里，等待有心人前来翻篇。或者，连这张纸都找不到了，只剩下风儿从戈壁滩上从草原上掠过，風声里依稀有他们的奋斗。那个时期的亲历者们，或已风烛残年，或已辞世。但历史就是历史，既可以存储岁月，又能够俯视沧桑；既能吞吐热量，又能吸附精华。既有其酷热的一面，也有其冰冷的一面。因为酷热，历史有了温度；因为冰冷，历史有了质感。
所以，刘玉峰先生的三部长篇首先是属于历史的地缘的伦理的，之后才是心灵的文学的社会的。故而，具备着史与文互质互显互动的高度，回望历史追问历史反思历史的高度，哺育当代人精神骨骼的高度。这是刘玉峰小说的独显价值。
在黑格尔那里，史诗是这样定义的：“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故而可以确定：这三部长篇构成史诗的谱系和色调。刘玉峰先生在族群开创历史的起点上切入，以民间叙事的口吻，平行并列的多镜头切换，从容走入史诗现场。
小说朴实无华，稳稳推进，全景再现，现场感浓烈到让人喘不过气。一个个小说人物仿佛活生生地站在面前，身上落满了青藏高原的沙尘。他们在笑，在唱，在起舞；在困惑，在长叹，在流泪。他们在猛扑过来的大饥饿面前做着或强或弱或有效或无力的抵抗，诠释着绝境下的生命情态。徐大雨，衡世谦，梁海山，张彩霞，二丫头，秀梅；马国强，杨克明，刘小香，刘厚民，王成喜等，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承载着太多的时代符号和人格力量，以及小说的整体内在价值诉求。
史诗，首先是篇族群创造历史进程的诗，推进历史进程的诗；是篇格局宏伟，视野辽阔，视角多变，视域恒定，影响深远的长诗。既然诗性是第一位的，所以，史诗的精神性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以诗言志，以诗明志，以诗传志，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二的法则。精神存在是史诗的最高存在，精神的高度决定着史诗的高度，也决定着其生命力和传播价值，以及对族群的巨大心理辐射作用。精神有其自身的遗传密码，可以天然地自发地感同身受地植入后来者的精神世界，凝聚成难以打破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更为关键的是：生命取向的选择与认同。
选择决定命运。如果将命运视为一条只能确定初速度和仰角，而不能确定飞行轨迹的抛物线，那么，选择更能决定生命的柔韧性和可能的爆发力，决定生命飞行过程中的跨度和视域，并且决定生命最终的落点。
主体的人格精神是史诗显性的精神存在。族群精神既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还是民族的；既是人性的，伦理的，也是神性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具体到每个人的人性，是个变量，是个动态概念，需要时常面对各种选择。往往在特定时刻，尤其在生死之间，利益当头，诱惑面前，人性中的善恶平衡容易发生游移和偏离，甚至回到之初的动物学特征。而神性则往往体现着某种绝对精神，绝对理念，其行为表现为绝对的崇高和牺牲，是审美主体从内向外对自身人格的护持和确认，是审美主体给自己打上的价值标签，是自觉的，不受外部环境干扰的刚性行为。儒家传统理念中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也确指这一点。这样的崇高和牺牲有可能演化为整个族群的精神出发点，精神原动力，使得一个族群整体上延续下去，向世界发光发热。所以，在史诗作品中，如果没有这种灵魂人物，神性角色，史诗是站不住的。 神性的精神一定是可信的，可复制的。神性的精神是行为主体依照自身的价值观和生命行动逻辑，一以贯之做好自己，在与命运的对峙过程中摒弃欲望极限，最终完成自己。全程体现“廉价的幸福，崇高的苦难”这一命运主题。过程中，必然表现出某些超凡特点，体现神性向度。这些超凡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必然超出了多数人的认知判断和经验世界，必然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命表现。这样的神性不是为着完成某种宗教仪式，或者某种利益目的，甚至不针对第三人。所以，这样的神性人物不是靠想象装饰的，靠广告色刻意抬升的，他是真实的存在，因而能给人雕塑般的硬性示范。在高尚者那里，完全能够进行复制。
《往西是当金山》里的一站站长徐大雨，就是一个神性人物。在持续不断的大饥饿灾难面前，选择的是不贪不占，躺在地窝子的土坯炕上等待死亡，让自己年轻的生命静静地流失干净。因为他完全可以选择活着，他有充分的机会活着。只需以站长的身份将手稍稍伸一下，嘴唇动一动，食堂管理员就会将全站最后可怜的一点集体存粮悄悄送些来，起码能保证一天喝上一顿青稞面糊糊，保命不是问题。可如果这样做了，就会有另外的农工失去活命的机会。在生死交关，能够做出硬性的选择，如果仅仅用人性中的善良和正直来解释，分量似乎太轻太轻，故而，只能用神性来定义。徐大雨的选择，体现着最为厚实和坚固的原始正义。
《往西是当金山》里着墨较重的衡世谦，是又一个神性的存在，神性的人物。可以说，衡世谦是个类型人物，集中凸显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以及行走在良知之上的社会责任和忧患意识。小说里的衡世谦是农学院本科毕业的知识分子，因言获罪被判刑劳改，期满后留场就业，在一站监督劳动。但就这么一位命运已经彻底坍陷的人，看不见远方与诗情的人，身与心俱废的人，却依然坚持讲真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用难得一次的话语权竭力表达他的科学精神，展示百折不回的知识分子风骨。小说里，比较开明的徐大雨违规让衡世谦参加生产会议，让他建言献策，以专业的角度谈谈如何开荒种地，多产粮食。衡世谦却用翔实的分析数据给大家科普土壤知识，据此说明不宜毁坏红柳林造地，戈壁滩上的土壤结构也不宜大搞农业开发。反之，马海湖周边的特殊生态，各種牧草的营养成分，更适合搞牧业，科学的做法应该是扩大牧业规模，而不是一味地玩命开荒，追求开荒造地数字。在那个年代，以他的身份说这些话，需要的可不止是勇气，需要支付随时失去自由甚至是失去生命的代价。
科学精神既是纯粹的理性，又是实践的理性，还是知识分子得以回馈人类回报社会的伦理学支点。所以，具备高贵风骨的知识分子表面上可以被无情的现实所扭曲，所变形，所异化。但内心世界依然是满满的等待，长长的坚守，而不是背叛。衡世谦身上的良知，即是此种性质，这是他的生命力之源，支持着他贴地飞行。衡世谦身上的良知，同样是选择的结果，而且是后果十分明确后依然坚持的选择。他可以选择缄默，可以选择随众，可以随风而逝了此残生，活成一个生物学标本。但他依然选择了遵从自己的内心，诠释了知识分子生命的正当性。可谓迂腐，可谓冥顽不化。
虽然，衡世谦遭王金虎暗算，横死于洪水之中，没有看到他预见的结果。但最终的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科学，理性和正义，任何时候都是人间正道，都不会缺席。
史诗性：良知与正义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史诗叙事的一个重要伦理就是作家的良知。良知决定作家的勇气，决定作家的视野，决定作家的站位，决定作家能够深入历史的语境讲真话写真相直面社会问题，不回避尖锐而深刻的社会矛盾，不回避真实的人物冲突和生存困境，从而使得作家所书写的历史富于人情和人性，有明确的情感逻辑主线，明确的事件演进过程。对于读者来说，就是可接受的，可信的；对于历史而言，就是可供再读的，可供借鉴的，能够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良知还决定着作家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对理想主义的质疑和忠诚，只有理想主义动力作用下的作品才能传导历史的内里温度，而且这种动力必须刚性地运行在对历史现有答案的质疑之上。只有深度质疑才能催生深度的忧患，发现那些依赖习惯性思维未能抵达的暗角死角，以及被忽视被忽略的盲区，这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基本素养。所谓的质疑不是纯技术性的刨根问底，系指对事件和人进行网络式的多维思考，深度解析，从而提炼史诗的核心精神，建构史诗骨架，提供灵魂导向，供养族群精神。而不是简单地勾勒一幅素描或速写，再顺手贴上一剂包治百病的万能审美药膏。
在此基础上，史诗作者便可以从容地将具体的精神意蕴体现于具有个性的诸多形象之上，以及他们在一个时代的具体表现和存在方式，从而创作出能够覆盖一个地区真实风貌和一段历史发展真相的宏大意境。对于作家而言，他的历史资源最好是身体力行的，他的体验最好是亲历的，纵深的，连续的。这样，作品所传达的才是作者自己的真实体验，真实思考，真实忧患，而不是依靠二手经验去制造某种传说，制造某种视听效果。高海拔的天峻县是刘玉峰先生的“创作之家”，有过很多放马南山，驰骋草原，喝雪水吃糌粑的经历，对发源于祁连雪山的布哈河以及河两岸的风景熟悉不过。他在《布哈河》里的环境描写纯粹是大写意的，对河两岸发生的故事可谓信手拈来，情景再现。即便对苦难的描写和认识，刘玉峰先生同样注入“满天风雨下西楼”的运动型人格力量。《布哈河》结尾部分，生活和事业均遭受重创的杨克明面对布哈河水发懵，寻求答案。布哈河飞溅的浪花，打湿了杨克明的脸。他对着河水狼一样嗥叫了一声。荒乱的鱼群一下子撕碎了河面，河面就像冒泡的温泉沸腾起来。
此情此景，很像钢琴和小提琴的二重奏，在相互对答，相互感应。出于对布哈河的热爱，出于对未竟事业的虔诚，还有对妻子刘小香的守护，杨克明和他吃羊奶哺乳的孩子将一直生活在这里，与这里的山河一起荣枯一起轮回一起老去。 对于马海和马海传说，任何一个柴达木人都不会陌生。但为创作《往西是当金山》获取第一手资料，刘玉峰先生五六次去马海这块被戈壁滩包围着的绿洲上实地体验，还走访了若干能够找到的依旧健在的当事人，以及马海走出来的后人们。在马海，刘玉峰先生更像一个社会学家，一个考古工作者，在做田野调查，在街闾采风。目的只有一个：还原真实的历史现场，让历史风尘中的那些人物站起来，大大方方地站到现代人面前。告诉大家：这块土地的原色是这个样子的，这块土地的拓荒人最初是笑着的，他们曾经把乡愁深情地安放在这里。这块土地萌芽过那么多的希望和梦想，除了生长过满当当的回忆，也还收获了几株沉甸甸的真理。
《往西是当金山》里有一章专写王金虎逃离农场的过程，写得步步惊心，字字动魄。但在无垠的戈壁滩上，探险式的逃离有多凶险有多恐怖，是河南农工王金虎无法想象的。他在跑死一匹马后，遭遇了当金山里的狼群，饥寒交渴到极限状态的他无奈与狼群决斗，最终脱力昏死。在即将成为狼群的大餐时，侥幸被搞勘探的地质队所救，捡回一条命。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沙漠里的野外生存经验，没有对当金山地区地形地貌的全面了解，根本写不出如此凸凹的现场感。
英国著名作家D·H劳伦斯说：如果你是一个小说家，你知道天堂就在你的掌心，在你的鼻尖，因为他们都是活着的，而且是“活着的人”，你对他们肯定比对天堂更熟悉。天堂是什么？无疑就是良知驱使下的作品和作品人物。显然，刘玉峰先生是将天堂握在掌心的作家。
史诗的另一个定位是“史”，由此延伸而来的是其客观性和真实性，这是史诗的主要外在特征。这里的客观性指向的是族群的整体推进过程，是全方位的，立体的，广角的，从而也是质感的，可触摸的，可以在头脑中再现的。只有书写生活的真实，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气场和环境的真实，才能支持史诗中“史”的品质。史诗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能够给读者提供陌生的全新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的阅读快感。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史的客观和真实两大要素，实现生活美和艺术美的统一，考验着作家对历史全貌和历史细节的辨识能力掌控能力。对于作家来说，可以引伸出两个方面，其一是作家对史的态度，真诚是出发点，敬畏是前提。有此两点，历史才不会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才会直面人性伦理与历史伦理在持续碰撞和冲突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个人悲剧。作为讲述者的作家，其笔端和胸腔喷发的声音，必有空谷足音之长效。其二是对历史进程的理性认识，理性反思，理性批判。历史总是要向前走的，这是历史的内在伦理，是强力的硬性法则，并不因为个体命运的跌宕起伏而停步。而对历史的理性批判，则是为着进一步认识和反思发生在历史进程中的教训和失误，弄明白有多少人因为这些教训和失误支付过巨额账单。从中找出有益的启示，一般性的规律。
刘玉峰先生的长篇小说所流露的情绪里，是非常肯定这种历史进程的。《往西是当金山》结尾处，劫后余生的徐大雨妻子张彩霞，独自一人在农场公路边修了两间土坯房开饭馆，卖胡辣汤和河南烩面，为过往司机和行人提供饭食。
時间长了，司机师傅们才知道，这个人高马大的女主人有丈夫也有儿子，只是从来没见过面。不过，父子俩的名字挺有意思，就像一对亲兄弟。父亲叫徐大雨，儿子叫徐小雨。大雨和小雨，是强烈的隐喻。而张彩霞的贴心守护，既为着凋蔽的农场，也为着逝去的亲人，还有一直站在西北风里的那个梦。之初的理想虽然被无限稀释，但从未破灭。
人文内涵巨大的特定空间，正是史诗的培养基。两部长篇的地标性题目，文学地理特征明显，足以体现刘玉峰先生的文胆和琴心。对于曾在柴达木生活过的人而言，倍感亲切。
布哈河发源于祁连山冰川，归流青海湖，其流域是盆地的东部高寒草原区；当金山是祁连山余脉，与阿尔金山比邻，山下是盆地西部广袤的戈壁无人区。一河一山，可以视为盆地的代名词，涵盖整个柴盆地的自然与人文。一河一山，也为生活在这里的人群打上苦难的底色，染出别样的风情。说明一点：具备创世品质的族群，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呈现某种凝聚态，从而成为史诗的培养基。或者说，史诗所对应的空间必须是完整的独立的。独立的族群必然有着相对坚硬的社会功能，并衍生出相应的社会结构。在此过程中，必然显现其泛政治特点。
在小说里，大饥饿爆发时，引发农工们高度关切和警觉的“政治”是吃饭，是不被饿死。而农场管理者们心目中的“政治”则是“垦荒”。开的荒地越多，从理论上推演过去，则预期的收成和产量就越多。二者对立的结果，是大量人员不顾一切地逃离。《往西是当金山》《布哈河》的华章部分就是在“逃”与“堵”的反复冲突中达到叙事高潮。特殊时期的坚守与逃离，等于一面镜子，穿透了人性中最为黑暗和最为光明的部分，史诗的伦理性实现探底，泛政治性也实现探底。伦理性体现为泛政治性，泛政治性体现为伦理性，二者合一。
小说里的衡世谦死于王金虎的蓄意报复，让人扼腕的同时，不由得思索衡世谦在世间的短暂存在意义，追踪衡世谦的现实价值：在生命处于极度失重，极度碎片化，极度绝望的情况下，一个人依旧选择良知，那一定是神性的真实的善，超越生命本身的善。可见，生命的高度，人性的光辉在于选择，而非际遇。
小说中，作为五站领导人的何长安选择了投机、堕落和无耻。何长安一手提拔了候德贵当食堂管理员，而候德贵便不停地送米送面给何长安“报恩”。在农工们集体挨饿濒临死亡之时，托病躲在屋子里的何长安甚至能喝到大米稀饭。全站五百多人的公共食堂，最后一次配给的大米才五六斤，被候德贵全数送给何长安。对此，何长安笑纳，认为候德贵“懂事”，庆幸自己用对了人。
擅长于政治表演的双面人肖海林是魔鬼的化身，在人性上选择了极度的恶。而且在灾难面前极尽机巧，试图通过渠道调离农场。在这之前，他还残忍地杀害了前来探亲的衡世谦的未婚妻，仅仅为了发泄兽欲。所不同的是：何长安在堕落后还能残存一点忏悔之心，他用一句话表达了这点。“徐大雨也死球了”。而肖海林因滥杀无辜事件暴露被抓后，毫无悔意，大骂场长梁海山报复他，将他卖了。在肖海林看来，权力之上附加暴力是理所当然的，畅通无阻的。可以无极限，包括剥夺别人的生命。所以，恶，是他必然的选择。这是由他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决定的。小说中的另两位神性人物是农场场长梁海山，县委书记刘厚民。两位也都是类型人物，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良知，社会正义。他们也犯错，但勇于纠错，是历史进程的领路者，担当者。
史诗具备着经典的的阅读意义，以及永不褪色的人文观察结论。在那遥远的地方，生命的打开方式是篇如歌的行板，理想的音符缓缓流淌其上；而生命的行走过程却是一曲曲庄严的离歌，惊心动魄。在黄昏，在黎明，在太阳下，在布哈河边，生命的歌唱总是那么柔弱那么沧桑，那么桀骜那么顽强。现实与理想相对无言，历史和人紧拥而泣，风声雨声交替呐喊。小说里的一幕幕场景，正向着今天的人群缓缓地信步走来。无力招魂，只能嘶哑着嗓子喊一声：魂兮归来！往西是当金山，往东是青海湖。
回到迈克尔·克朗的结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某些地区和特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无疑，刘玉峰先生的三部长篇，对这句话作了最诚实的注脚。文学作品创造一个地方或地区，不仅仅是勇气的问题，经验的问题，智慧的问题，技术的问题，更多的是属于良知的问题，使命的问题。用作家张玮的话说，是：“人在良知的催逼下，应该给时代留下的声音”。
这样的“声音”，就是史诗，就是一个地区总体的人文观察结论。
固然，勇气，经验，智慧和技术非常重要，使得作品可以在史的层面上得到舒展。但只有在使命和良知这个高度上，才得以真正拷问作家的灵魂和内心，以及由此生发的故事力学和话语系统。缺失了这个高度，史诗的框架根本建立不起来，历史对现实就产生不了干预。
分析细读这三部长篇，不难发现：刘玉峰先生完成的柴达木史诗，其初衷和冲动看似是为着倾诉自己的柴达木情怀，而在更广泛的视野上，这三部长篇可以视为柴达木的良心。不光是一个作家向大地和天空奉献的良心，更是历史的良心，现实的良心。换句话说，刘玉峰先生向外面的世界推介了一个本色的“人文柴达木盆地”，“苦难柴达木盆地”，以及由此涅槃而来的“精神柴达木盆地”。由此，无数为盆地开发付出青春年华，甚至付出宝贵生命而回荡在盆地上空的勇士们，才被真正赋予了归属感，构筑起精神的故乡。他们，不再流浪。因而，柴达木是古老的，但也是年轻的。
【作者简介】王四珍，山西省忻州市人。曾供职于青海油田信息服务中心，已退休。有作品在省部级报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