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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训云“水至清则无鱼”，这究竟是歪理还是正理？世界是模糊的，但总有人看得清。不过如何平衡、如何取舍却不是那么容易。对掠夺与贪婪说“不”，不是那么容易，但当一个人的生命走到尽头时，他可能会认为说“不”是正确的。
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你为你的良心感到骄傲，对自己购买、消费的东西历历在目。然而，你每天起床、穿衣、吃完早点后却去一家你认为是在伤害他人和这个地球的公司上班。
对我们许许多多的人来说，这是个很大的难题。太多的行业在直接或间接地伤害这个世界，有直接伤害的，有唆使他人伤害的，有在环境处理上伤害的，也有员工伤害的。他们一边怀抱自己的宏伟目标，一边却在寻找掩人耳目的好借口掩盖这种伤害。但他们的部分或所有本质却建立在做坏事或唆使他人做坏事的基础之上。
在这样的低迷经济形势下，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能有份工作已经是件非常幸运的事了。因此，要想仅仅因为个人价值观而放弃收入不错的工作是件难事。我们往往不会去考虑我们的体力、脑力活是不是在助纣为虐，相反，我们会不断地寻求不同的道德平衡来让自己感觉好受些。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正如我的朋友丹·艾瑞里（Dan Ariely）在其日记中写道：我们都是骗子，不过幸好我们还懂得自重。任何事情的对与错，人类终究是能证实的。但如果是你，你真的知道你已经做得太过了、已经超越了你的底线吗？那么，你应该如何是好呢？
是我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朋友——格里高尔·巴纳姆（Gregor Barnum）的过早逝世让我开始深思这一难题的。
获得耶鲁大学伦理学博士学位后，格里高尔当上了位于佛蒙特州伯林顿“第七代（Seventh Generation）”公司的第一任企业视角总监。第七代是美国最大的家庭及个人环保用品制造商。其间，格里高尔一直向公司灌输其产品象征的意识视角与价值观。格里高尔认为人类与地球要得以延续，最关键的是要打破传统惯性思维和重建企业经营方式。格里高尔在公司创始人杰弗里·荷伦德（Jeffrey Hollender）辞去CEO时离开了公司。
“格里高尔坚持提问那些关于生命的意义和目的的棘手问题。”荷伦德说，比如“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他真的是在做他想做的事吗？他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即使是微乎其微的事情，格里高尔都要摸着良心去做。例如，当他到乡下散步时，他会捡去路上的垃圾。
我一直对格里高尔的精神迷惑不解，想知道他会对那些处在收入的诱惑与良心的凄楚间左右为难的人说些什么。他的回答可能就这么简单：“你已经知道怎么做了。在公司里寻找思想与你一样的人。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人以及你连自己都管不好，那么你必须离开公司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而且要做得更好。”
强迫他人去审视他们的道德平衡是格里高尔的生命能量之一。“他有发现好人的第六感，”据荷伦德观察发现，“而且他这种第六感正好适用于发现那些正在与恶魔作斗争的人。”
而对这个命题，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任何简单的答案，我还在寻找我自己的平衡点。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是清楚的：我们不会停止思考我们自己的道德平衡，以及如何处理工作中的情感冲突。比如说，当我应邀接受自由撰稿的工作时，我必须要对提出邀约的客户和企业进行尽职调查。经过自我艰难的磨练，我已明白要自重，这样做很重要。当调查结果不如理想时，有时我只有选择放弃。
关于发现正确尺度方面的讨论也许还可以有更多，比如当我们试着去明确我们究竟能为这个世界及自身带来什么遗产时，我们能够感觉良好，这就是一种正确的尺度。
在与癌症斗争期间，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自我解剖式地回答了自身的道德问题。在他最后一篇哈佛商业评论撰文《如何衡量你的生命？》中，他写道，“我非常清楚我的思想为那些使用我的研究的公司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我知道我起了巨大作用。但当我面临这样的疾病时，有趣的是，我看清了那种作用对我来说是多么的不重要。因此，我认为上帝评价我生命的尺度不会是金钱，而是我一生中感化、触动了多少人的生命。”
尽管我们不是哈佛的著名教授，但我们每天所从事的工作也在直接或间接地感化、触动着成百、成千、成百万的人。我们在以我们的行动与非行动，以及我们的员工的行动与非行动感化、触动着他们。
每逢结束一天的工作，我们都要去思考一下如何衡量我们的生活。我们要问而且是真诚地问，我们的工作是让世界变好了还是糟糕了。对掠夺与贪婪说“不”不是那么容易，但当一个人的生命走到尽头时，他可能会认为说“不”是正确的。
（原文转自Harvard Business Publishing）
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你为你的良心感到骄傲，对自己购买、消费的东西历历在目。然而，你每天起床、穿衣、吃完早点后却去一家你认为是在伤害他人和这个地球的公司上班。
对我们许许多多的人来说，这是个很大的难题。太多的行业在直接或间接地伤害这个世界，有直接伤害的，有唆使他人伤害的，有在环境处理上伤害的，也有员工伤害的。他们一边怀抱自己的宏伟目标，一边却在寻找掩人耳目的好借口掩盖这种伤害。但他们的部分或所有本质却建立在做坏事或唆使他人做坏事的基础之上。
在这样的低迷经济形势下，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能有份工作已经是件非常幸运的事了。因此，要想仅仅因为个人价值观而放弃收入不错的工作是件难事。我们往往不会去考虑我们的体力、脑力活是不是在助纣为虐，相反，我们会不断地寻求不同的道德平衡来让自己感觉好受些。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正如我的朋友丹·艾瑞里（Dan Ariely）在其日记中写道：我们都是骗子，不过幸好我们还懂得自重。任何事情的对与错，人类终究是能证实的。但如果是你，你真的知道你已经做得太过了、已经超越了你的底线吗？那么，你应该如何是好呢？
是我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朋友——格里高尔·巴纳姆（Gregor Barnum）的过早逝世让我开始深思这一难题的。
获得耶鲁大学伦理学博士学位后，格里高尔当上了位于佛蒙特州伯林顿“第七代（Seventh Generation）”公司的第一任企业视角总监。第七代是美国最大的家庭及个人环保用品制造商。其间，格里高尔一直向公司灌输其产品象征的意识视角与价值观。格里高尔认为人类与地球要得以延续，最关键的是要打破传统惯性思维和重建企业经营方式。格里高尔在公司创始人杰弗里·荷伦德（Jeffrey Hollender）辞去CEO时离开了公司。
“格里高尔坚持提问那些关于生命的意义和目的的棘手问题。”荷伦德说，比如“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他真的是在做他想做的事吗？他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即使是微乎其微的事情，格里高尔都要摸着良心去做。例如，当他到乡下散步时，他会捡去路上的垃圾。
我一直对格里高尔的精神迷惑不解，想知道他会对那些处在收入的诱惑与良心的凄楚间左右为难的人说些什么。他的回答可能就这么简单：“你已经知道怎么做了。在公司里寻找思想与你一样的人。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人以及你连自己都管不好，那么你必须离开公司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而且要做得更好。”
强迫他人去审视他们的道德平衡是格里高尔的生命能量之一。“他有发现好人的第六感，”据荷伦德观察发现，“而且他这种第六感正好适用于发现那些正在与恶魔作斗争的人。”
而对这个命题，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任何简单的答案，我还在寻找我自己的平衡点。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是清楚的：我们不会停止思考我们自己的道德平衡，以及如何处理工作中的情感冲突。比如说，当我应邀接受自由撰稿的工作时，我必须要对提出邀约的客户和企业进行尽职调查。经过自我艰难的磨练，我已明白要自重，这样做很重要。当调查结果不如理想时，有时我只有选择放弃。
关于发现正确尺度方面的讨论也许还可以有更多，比如当我们试着去明确我们究竟能为这个世界及自身带来什么遗产时，我们能够感觉良好，这就是一种正确的尺度。
在与癌症斗争期间，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自我解剖式地回答了自身的道德问题。在他最后一篇哈佛商业评论撰文《如何衡量你的生命？》中，他写道，“我非常清楚我的思想为那些使用我的研究的公司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我知道我起了巨大作用。但当我面临这样的疾病时，有趣的是，我看清了那种作用对我来说是多么的不重要。因此，我认为上帝评价我生命的尺度不会是金钱，而是我一生中感化、触动了多少人的生命。”
尽管我们不是哈佛的著名教授，但我们每天所从事的工作也在直接或间接地感化、触动着成百、成千、成百万的人。我们在以我们的行动与非行动，以及我们的员工的行动与非行动感化、触动着他们。
每逢结束一天的工作，我们都要去思考一下如何衡量我们的生活。我们要问而且是真诚地问，我们的工作是让世界变好了还是糟糕了。对掠夺与贪婪说“不”不是那么容易，但当一个人的生命走到尽头时，他可能会认为说“不”是正确的。
（原文转自Harvard Business Publis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