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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城市孩子都能接受高中阶段教育，而农村仅37%的孩子接受高中阶段教育。这种巨大差异的背后，既与城乡教育发展差距、现行的学校教育将优质资源向优等生倾斜有关，也与教师绩效管理的不科学设计存在一定的关联
2014年9月，17岁的董浩然如期前往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地质大学报到。这是董家庄10多年来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从家出发的当天，这个位于鄂东南的小村子就像是过节——不少村民围在村口为董浩然送行。
考上大学的孩子凤毛麟角，是董家庄村民们心中共同的痛：最近10年，这个有着200多人的自然村，考上包括高职高专在内的二本以下大学的孩子4人，考上二本以上大学的孩子仅两人，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仅1人。甚至上高中的孩子也在逐年减少，超过80%的孩子在初中毕业后选择外出打工。
不只是董家庄面临这样的问题。根据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单从城乡孩子的学业表现来看，我国农村学校学生的学业表现明显落后于城市学生。就考上大学的概率而言，农村与城市孩子的平均差值是1∶10。同时，几乎所有城市孩子都能接受高中阶段教育，而只有37%的农村孩子有机会接受高中阶段教育。这种巨大差异的背后，既与城乡教育发展差距、现行的学校教育将优质资源向优等生倾斜有关，也与教师绩效管理的不科学设计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教师绩效管理的激励措施到底与学生的学业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什么样的教师绩效制度设计更适合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学校实际？
教师对学生的关爱为何少了？
最近，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的中外研究者们普遍感到比较兴奋。兴奋来自于他们解开了持续几年的一个疑问：在农村孩子学业进步越来越不明显的大环境里，教师对于学生的关爱为何少了？
早在几年前，一个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联合组成的名为“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的研究团队在对农村教育开展跟踪调查时意外发现，农村孩子的学业进步趋势与同期的城市学生相比，差距有所扩大。
这种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影响农村孩子学业进步？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倡导组织了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该计划自2009年以来针对西部2省4个县46所学校4 627名初一学生、3 175名初二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调查显示，初一学生中成绩较差的辍学率为8.5%，成绩较好的学生辍学率仅3.3%。在初二学生中，成绩差的和成绩好的学生辍学分别为12.4%和5.5%。贫困、中等收入和较高收入家庭的初一样本学生的辍学率分别为6.8%、5.8%和4.3%。换句话说，贫困家庭学生的辍学率要比富裕家庭高出2.5%。到了初二年级，不同收入家庭学生的辍学率差距进一步扩大，分别为12.5%、7.7%和5.0%。
“这说明在影响初中生辍学的因素中，家庭贫困情况与学生是否辍学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史耀疆教授说，“尽管家庭经济状况仍是造成辍学的一个因素，但随着家庭环境的变化，影响学生辍学的因素正在由过去的经济因素转向非经济因素，特别是由于学校对学生日常遇到的生活和成长烦恼而衍生的心理问题缺乏相应的指导而造成的师生关系不和谐等因素，导致学生产生厌学情绪以及一些农村家长不重视教育和外部环境变化（例如近几年非熟练工的工资水平上涨）等问题，正在成为引发辍学的重要因素。”
师生关系不和谐以及教师对学生缺少关爱，第一次进入REAP研究者们的视野。但是，让研究者们感到困惑的是，被调研地区的农村教师为何缺少关爱学生的积极性，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
2012年，REAP研究团队又对我国西部两省近300所农村小学进行了一次专项调研。结果表明，虽然国家2009年出台了《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但被调研的学校中，有46%的农村小学尚未实施教师绩效工资；当时的多数实施方案并未真正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实际上很难起到改善学生学业表现的作用。
记者在随同REAP研究团队的几次调研中，一些已经实行了绩效工资的农村学校教师向记者表示，按照国家规定，教师绩效工资分为基础性和奖励性两部分。前者主要体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岗位职责等因素，占绩效工资总量的70%，具体项目和标准一般是由县级以上政府的人事、财政、教育部门确定，一般按月发放；奖励性绩效工资主要体现的是教师的工作量和实际贡献等因素，一般是由学校考核和分配。比如一般的学校都设立了班主任津贴、岗位津贴、农村学校教师补贴、超课时津贴、教育教学成果奖励等项目。但问题是，绝大多数奖励项目难以区分教师之间的实质性差异，因此，学生学业成绩、升学率就成了判定教师工作业绩的“硬杠杠”。
“很显然，这样的评价标准，自然会引导老师们将主要精力转移到那些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学生身上，至于那些可能有发展潜质的学生或后进生，老师们只好不关注，或者只是很少关注。因为，即便老师对那些后进生投入再多精力，最终或许很难在绩效工资中有所体现。久而久之，大家就自然而然觉得关注学困生或后进生，是无法体现工作价值的。”一位农村小学教师对REAP团队的研究者们说。
事实上，被调研地区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于绩效工资的心情，是爱恨交加——爱的是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和调节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恨的是教师日常工作难以精确测量。不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表示：“我们也想用好绩效工资这种调节工具，但我们不知道怎样去科学设计评价和分配方案。”
4个问号引出的一项政策模拟试验
在当今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学校学生的学业表现相对落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教师。REAP团队成员、美国斯坦福大学Prashant Loyalka博士认为，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大量研究表明，教师即便不是影响学生学业表现（尤其是学习成绩）的最重要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区域发展相对不平衡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对于大多数农村学生而言，如果没有教师的帮忙，仅靠学生自己努力来提高学业水平几乎是希望渺茫。 “尽管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至关重要，但是在农村学校，教师往往缺乏足够的积极性去帮助学生，尤其是帮助学困生搞好学习。即便有的学校已经采取激励机制激励教师帮助学生学习，这些激励机制很可能导致教师只关注优等生，忽略了其他学生。”Prashant Loyalka博士说。
我国西部两省近300所农村小学的调研结果，使REAP团队的研究者们萌生了寻找问题答案的兴趣。教师绩效工资能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吗？如何将教师绩效与学生的学业表现有效挂钩？绩效工资的方案能使所有学生受益吗？教师绩效工资的金额是否影响其效果的发挥？在REAP团队的多次研讨会上，这4个问号一个接一个被抛了出来。
2013年5月，带着这样的疑问，REAP团队在徐氏家庭慈善基金会的资助下，在我国陕西和甘肃两省启动了一项名为“优绩优酬：教师激励与学习成绩”的政策模拟试验。研究者们从陕西和甘肃两省的2个地级市，随机抽取了16个县216所农村学校的243名教师及这些教师所教的近1万名学生作为样本。
为了探索可行、有效的教师绩效工资方案，给未来的政策制定者和农村学校提供决策依据，项目团队根据我国农村学校的实际情况，设计了多种教师绩效工资方案。随后，项目团队采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比较前沿的随机干预试验的研究方法，将参与政策模拟试验的样本教师随机分成4组及事先配平，包括1个对照组和3个干预组。其中，3个干预组的教师分别与项目团队签订不同的教师激励协议；而对照组的教师不会收到项目团队的任何激励协议，只是作为试验的“参照”。
这种随机分组及事先配平，使不同试验组教师的起点在统计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并将有没有收到教师激励协议以及拿到什么样的教师激励协议作为四组的唯一差异。项目团队希望借此能找出项目试验周期内这些样本教师所教学生的成绩变化，与不同类型的教师激励协议之间的关系。
3个干预组是此次政策模拟试验的关键。为了更好地观察和测度不同的绩效工资方案在实际运行中的效果，项目组在3个干预组的试验设计和控制上颇费了一番心思：
在试验过程中，干预1组被称为“成绩的绝对值组”（简称“绝对值组”）。该组教师的绩效工资将取决于该教师所在班学生在某一次考试（即学年末考试）中的成绩。
干预2组被称为“成绩的增加值组”（简称“增加值组”）。该组教师的绩效工资将取决于他（她）所在班学生在一段时期内两次考试成绩的变化，也就是项目团队将一段时期内学生两次考试成绩之间的增加值，作为试验的一个增量性质的指标进行观察，希望通过学生成绩的增加值测量教师的工作努力程度，以及该类绩效工资方案对于教师激励作用的大小。
干预3组被称为“成绩增加值的百分位组”（简称“增加值百分位组”）。与前两组不同，干预3组最有特点的是，教师的绩效激励方案将起点好的学生和起点差的学生分开比较，即起点好的学生相互比较，起点差的学生相互比较。项目团队通过这样的设计，希望既能全面客观地观察教师关注所在班级不同起点学生的程度，同时弥补干预第1组、第2组中的教师可能为了获得更多绩效去更关注那些预期成绩进步空间更大的学生（如学困生和后进生），而忽视中等生到优等生。
3个干预组与相应的教师绩效激励方案设计完成后，项目团队的研究者们心中还有一个有待验证的疑问——教师绩效工资的金额是否会影响其效果的发挥？
于是，项目团队在每一个干预组，进一步将教师随机分成大额组和小额组。其中，大额组激励奖金的额度是小额组的两倍，小额组激励奖金的额度相当于农村教师一个月的基本工资。
哪种绩效激励方案最适合中国农村实际？
对于研究者们来说，如何控制好试验过程，尽可能保证试验数据的科学性和真实性，是最大的挑战。为此，项目团队在陕西省榆林市和甘肃省天水市3个县随访了80多名农村学校的教师和校长，听取他们在实施绩效工资方面的经验和意见，并开发设计了一套标准的培训教材，对不同干预组的教师分别开展不同激励奖金方案的培训。
与此同时，项目团队与项目所在地陕西省榆林市和甘肃省天水市的政府部门密切合作。项目团队成员、陕西师范大学教学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教授认为，教师激励培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是让相关政府部门的领导参与进来，原因就在于项目的最终目标是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支持。项目团队邀请榆林市教育局和天水市教育局的领导参加培训会。其中一位试验区的地方教育局长说：“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探讨如何做好教师绩效工资。所以，我们对这项研究的结果充满期待。”
2014年5月，一期项目的试验期将满。一年里，究竟哪种激励方案在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方面最有效？各种激励方案对优等生和学困生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差别？激励金额的大小是否影响激励的效果？这些，都是研究者们迫切想知道的答案。
初步的试验结果显示，与处于纯自然状态、未实施任何绩效激励方案的对照组相比，平均而言，基于成绩的绝对值的激励奖金方案和基于成绩的增加值的激励奖金方案，对学生的成绩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基于成绩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奖金方案干预组教师的学生数学成绩显著提高了0.12个标准离差，这相当于多掌握了2个月的知识，或者说提高了20%。
通过对3个干预组试验数据的监测分析，研究者们发现，在3种不同的绩效激励方案中，激励额度这个变量实际上并没有对试验结果产生直接影响。也就是说，提高激励额度，不会影响到绩效激励方案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效果。这一结果其实也在相关的试验数据中得到了印证。数据显示，在参与试验的教师中，约60%的受访教师赞成将教师绩效工资的一部分与学生成绩挂钩。
这样的试验结果表明，基于成绩的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奖金方案，是目前最适合中国农村学校实际的教师绩效工资方案。也就是说，教师如果想获得更高的工资绩效，班级内不论是那些预期成绩进步空间更大的学困生和后进生，还是中等生或优等生，都会比较好地得到教师的关注。 “这正是当前中国农村学生相对于城市学生受教育水平、机会相对减少的大背景下，农村学校迫切需要引入的一种教师绩效工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最能引导教师关注发展起点各不相同的农村孩子，给所有孩子一个公平发展的均等机会。”史耀疆教授说，“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大多数教师认为，学生成绩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奖金方案更公平，更能体现教师的付出。”
优绩优酬是短期兴奋剂，还是永葆激情的定型剂？
虽然试验结果表明，基于学生学业成绩的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方案，是3套试验方案中目前最适合中国农村学校实际的教师绩效工资方案，但是，优绩优酬是否能让教师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保持激情，仍然是研究者们心中的一个巨大问号。
通过对“成绩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奖金方案是通过何种途径提高学生成绩的分析，研究者们发现了一条清晰的因果链。项目团队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的Sean Sylvia博士介绍说，分析结果表明，基于“成绩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奖金方案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该方式通过三个方面改变了教师的行为，最终提高了学生成绩：其一，“增加值百分位”组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更加努力，教师不仅在教学中涵盖了更多具有挑战性的内容，而且能够吸引学生提高自己的数学成绩；其二，“增加值百分位”组的教师更有可能与家长沟通学生的学习进步情况；其三，“增加值百分位”组教师所教的学生更有可能看到数学对他们今后的学习和职业生涯的重要性。
实际上，这一条因果链说明，基于成绩的绝对值的激励方案之所以无效，是因为该方案并没有显著改变教师的行为。“绝对值”激励既没有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也没有改变教师与学生和家长的交流方式。而相比之下，“绝对值”组中那些教授班级平均分较低的教师会认为，无论自己如何努力，与学生起点更高的班级老师相比，自己班学生的成绩永远只会排在后面。这也就使这些教师一开始就丧失了信心。
同样，通过对3个干预组之间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者们发现，“增加值”组的教师比“绝对值”组的教师会更多地主动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但仍然赶不上“增加值百分位”组的教师在教学行为上的改变。
根据人们的普遍认知，工资奖金越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就一定会高。但有意思的是，此次试验中，当研究团队有意将教师激励奖金的额度从月工资的1倍（小激励组）调高到2倍（大激励组）时，结果表明，奖金额度的大小并没有影响激励方案对学生学习成绩的效果。也就是说，小激励和大激励在提高学习成绩方面的效果是相同的。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张林秀研究员说，这个结果虽然有点出人意料，但在国内外此前的研究中也曾有过类似的发现。这或许能说明这样一条规律：当激励的额度达到一定的标高时，面对无论多大的激励额度，人们的反应开始变得不那么敏感，或者说是相对迟钝。
但是，张林秀研究员表示，大额激励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对教师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根据试验中学生们的反馈，同样的激励方案，大额组的教师工作更努力，更有可能就学生的学习进步情况同家长交流，也会花更多时间来激发学生学习并理解课程内容。尽管对教师这些行为的影响在1年的项目周期内并没有转换为对学生成绩的显著影响，但有可能会在随后几年对学生成绩产生大的影响。换句话说，大额奖励从长期来看影响可能会更显著。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此次试验项目所提供的大额激励，是当地教师月基本工资的2倍，这已经接近于政府计划给教师的绩效工资的平均水平。
随着一组组试验数据统计工作的完成，此前悬在研究者们心中的疑问也在一个个得到破解。史耀疆教授说，项目实施前后，一直有人担心教师激励奖金会改变教师行为，从而降低学生的生活质量，让学习环境变得不友好。但结果显示，教师激励奖金方案并未收集到相关方面负面影响的数据。
也就是说，整个试验过程中，学生并未因此变得焦虑，既未增加额外的家庭作业负担，也没有教师给他们施加更多压力。“可以说，这个研究结果对于改善我国农村目前的教师绩效工资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绩效工资政策如果实施得当，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不过，激励方案的设计至关重要，有的激励方案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并没有显著影响，而有的激励方案可以让所有学生受益，这对于未来制订新的教师绩效工资方案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史耀疆教授说。
作为参与此次“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方案组”的一名老师，陕西省榆林市某小学六年级数学教师马辉瑞说：“与以前的绩效工资相比，这次的试点项目让我第一次觉得付出和回报是成正比的。我用心帮助我们班上的每一个学生提高学业成绩，我的付出也因此以绩效的方式获得看得见的回报。我相信其他教师知道实行多劳多得、优绩优酬以后，也会更加努力工作！”
一年的试验期中，有马辉瑞这种感受的教师不在少数。但是，当这些长年工作在基层农村的教师在面对一种全新的事物时，一年的试验期是否能代表某种方案给广大的教师们注入持久的动力？这种短期的试验，究竟是在短期内能发挥药力的“兴奋剂”，还是能使教师永葆激情的定型剂？一年后，激励奖金对学习成绩的影响究竟是更大，还是减弱？
关于这些，都只是一种担心和推测，还有待研究团队在今年夏天二期项目的数据进行检验。 （来源：《中国教育报》 柯 进/文）
2014年9月，17岁的董浩然如期前往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地质大学报到。这是董家庄10多年来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从家出发的当天，这个位于鄂东南的小村子就像是过节——不少村民围在村口为董浩然送行。
考上大学的孩子凤毛麟角，是董家庄村民们心中共同的痛：最近10年，这个有着200多人的自然村，考上包括高职高专在内的二本以下大学的孩子4人，考上二本以上大学的孩子仅两人，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仅1人。甚至上高中的孩子也在逐年减少，超过80%的孩子在初中毕业后选择外出打工。
不只是董家庄面临这样的问题。根据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单从城乡孩子的学业表现来看，我国农村学校学生的学业表现明显落后于城市学生。就考上大学的概率而言，农村与城市孩子的平均差值是1∶10。同时，几乎所有城市孩子都能接受高中阶段教育，而只有37%的农村孩子有机会接受高中阶段教育。这种巨大差异的背后，既与城乡教育发展差距、现行的学校教育将优质资源向优等生倾斜有关，也与教师绩效管理的不科学设计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教师绩效管理的激励措施到底与学生的学业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什么样的教师绩效制度设计更适合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学校实际？
教师对学生的关爱为何少了？
最近，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的中外研究者们普遍感到比较兴奋。兴奋来自于他们解开了持续几年的一个疑问：在农村孩子学业进步越来越不明显的大环境里，教师对于学生的关爱为何少了？
早在几年前，一个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联合组成的名为“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的研究团队在对农村教育开展跟踪调查时意外发现，农村孩子的学业进步趋势与同期的城市学生相比，差距有所扩大。
这种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影响农村孩子学业进步？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倡导组织了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该计划自2009年以来针对西部2省4个县46所学校4 627名初一学生、3 175名初二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调查显示，初一学生中成绩较差的辍学率为8.5%，成绩较好的学生辍学率仅3.3%。在初二学生中，成绩差的和成绩好的学生辍学分别为12.4%和5.5%。贫困、中等收入和较高收入家庭的初一样本学生的辍学率分别为6.8%、5.8%和4.3%。换句话说，贫困家庭学生的辍学率要比富裕家庭高出2.5%。到了初二年级，不同收入家庭学生的辍学率差距进一步扩大，分别为12.5%、7.7%和5.0%。
“这说明在影响初中生辍学的因素中，家庭贫困情况与学生是否辍学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史耀疆教授说，“尽管家庭经济状况仍是造成辍学的一个因素，但随着家庭环境的变化，影响学生辍学的因素正在由过去的经济因素转向非经济因素，特别是由于学校对学生日常遇到的生活和成长烦恼而衍生的心理问题缺乏相应的指导而造成的师生关系不和谐等因素，导致学生产生厌学情绪以及一些农村家长不重视教育和外部环境变化（例如近几年非熟练工的工资水平上涨）等问题，正在成为引发辍学的重要因素。”
师生关系不和谐以及教师对学生缺少关爱，第一次进入REAP研究者们的视野。但是，让研究者们感到困惑的是，被调研地区的农村教师为何缺少关爱学生的积极性，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
2012年，REAP研究团队又对我国西部两省近300所农村小学进行了一次专项调研。结果表明，虽然国家2009年出台了《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但被调研的学校中，有46%的农村小学尚未实施教师绩效工资；当时的多数实施方案并未真正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实际上很难起到改善学生学业表现的作用。
记者在随同REAP研究团队的几次调研中，一些已经实行了绩效工资的农村学校教师向记者表示，按照国家规定，教师绩效工资分为基础性和奖励性两部分。前者主要体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岗位职责等因素，占绩效工资总量的70%，具体项目和标准一般是由县级以上政府的人事、财政、教育部门确定，一般按月发放；奖励性绩效工资主要体现的是教师的工作量和实际贡献等因素，一般是由学校考核和分配。比如一般的学校都设立了班主任津贴、岗位津贴、农村学校教师补贴、超课时津贴、教育教学成果奖励等项目。但问题是，绝大多数奖励项目难以区分教师之间的实质性差异，因此，学生学业成绩、升学率就成了判定教师工作业绩的“硬杠杠”。
“很显然，这样的评价标准，自然会引导老师们将主要精力转移到那些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学生身上，至于那些可能有发展潜质的学生或后进生，老师们只好不关注，或者只是很少关注。因为，即便老师对那些后进生投入再多精力，最终或许很难在绩效工资中有所体现。久而久之，大家就自然而然觉得关注学困生或后进生，是无法体现工作价值的。”一位农村小学教师对REAP团队的研究者们说。
事实上，被调研地区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于绩效工资的心情，是爱恨交加——爱的是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和调节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恨的是教师日常工作难以精确测量。不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表示：“我们也想用好绩效工资这种调节工具，但我们不知道怎样去科学设计评价和分配方案。”
4个问号引出的一项政策模拟试验
在当今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学校学生的学业表现相对落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教师。REAP团队成员、美国斯坦福大学Prashant Loyalka博士认为，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大量研究表明，教师即便不是影响学生学业表现（尤其是学习成绩）的最重要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区域发展相对不平衡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对于大多数农村学生而言，如果没有教师的帮忙，仅靠学生自己努力来提高学业水平几乎是希望渺茫。 “尽管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至关重要，但是在农村学校，教师往往缺乏足够的积极性去帮助学生，尤其是帮助学困生搞好学习。即便有的学校已经采取激励机制激励教师帮助学生学习，这些激励机制很可能导致教师只关注优等生，忽略了其他学生。”Prashant Loyalka博士说。
我国西部两省近300所农村小学的调研结果，使REAP团队的研究者们萌生了寻找问题答案的兴趣。教师绩效工资能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吗？如何将教师绩效与学生的学业表现有效挂钩？绩效工资的方案能使所有学生受益吗？教师绩效工资的金额是否影响其效果的发挥？在REAP团队的多次研讨会上，这4个问号一个接一个被抛了出来。
2013年5月，带着这样的疑问，REAP团队在徐氏家庭慈善基金会的资助下，在我国陕西和甘肃两省启动了一项名为“优绩优酬：教师激励与学习成绩”的政策模拟试验。研究者们从陕西和甘肃两省的2个地级市，随机抽取了16个县216所农村学校的243名教师及这些教师所教的近1万名学生作为样本。
为了探索可行、有效的教师绩效工资方案，给未来的政策制定者和农村学校提供决策依据，项目团队根据我国农村学校的实际情况，设计了多种教师绩效工资方案。随后，项目团队采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比较前沿的随机干预试验的研究方法，将参与政策模拟试验的样本教师随机分成4组及事先配平，包括1个对照组和3个干预组。其中，3个干预组的教师分别与项目团队签订不同的教师激励协议；而对照组的教师不会收到项目团队的任何激励协议，只是作为试验的“参照”。
这种随机分组及事先配平，使不同试验组教师的起点在统计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并将有没有收到教师激励协议以及拿到什么样的教师激励协议作为四组的唯一差异。项目团队希望借此能找出项目试验周期内这些样本教师所教学生的成绩变化，与不同类型的教师激励协议之间的关系。
3个干预组是此次政策模拟试验的关键。为了更好地观察和测度不同的绩效工资方案在实际运行中的效果，项目组在3个干预组的试验设计和控制上颇费了一番心思：
在试验过程中，干预1组被称为“成绩的绝对值组”（简称“绝对值组”）。该组教师的绩效工资将取决于该教师所在班学生在某一次考试（即学年末考试）中的成绩。
干预2组被称为“成绩的增加值组”（简称“增加值组”）。该组教师的绩效工资将取决于他（她）所在班学生在一段时期内两次考试成绩的变化，也就是项目团队将一段时期内学生两次考试成绩之间的增加值，作为试验的一个增量性质的指标进行观察，希望通过学生成绩的增加值测量教师的工作努力程度，以及该类绩效工资方案对于教师激励作用的大小。
干预3组被称为“成绩增加值的百分位组”（简称“增加值百分位组”）。与前两组不同，干预3组最有特点的是，教师的绩效激励方案将起点好的学生和起点差的学生分开比较，即起点好的学生相互比较，起点差的学生相互比较。项目团队通过这样的设计，希望既能全面客观地观察教师关注所在班级不同起点学生的程度，同时弥补干预第1组、第2组中的教师可能为了获得更多绩效去更关注那些预期成绩进步空间更大的学生（如学困生和后进生），而忽视中等生到优等生。
3个干预组与相应的教师绩效激励方案设计完成后，项目团队的研究者们心中还有一个有待验证的疑问——教师绩效工资的金额是否会影响其效果的发挥？
于是，项目团队在每一个干预组，进一步将教师随机分成大额组和小额组。其中，大额组激励奖金的额度是小额组的两倍，小额组激励奖金的额度相当于农村教师一个月的基本工资。
哪种绩效激励方案最适合中国农村实际？
对于研究者们来说，如何控制好试验过程，尽可能保证试验数据的科学性和真实性，是最大的挑战。为此，项目团队在陕西省榆林市和甘肃省天水市3个县随访了80多名农村学校的教师和校长，听取他们在实施绩效工资方面的经验和意见，并开发设计了一套标准的培训教材，对不同干预组的教师分别开展不同激励奖金方案的培训。
与此同时，项目团队与项目所在地陕西省榆林市和甘肃省天水市的政府部门密切合作。项目团队成员、陕西师范大学教学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教授认为，教师激励培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是让相关政府部门的领导参与进来，原因就在于项目的最终目标是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支持。项目团队邀请榆林市教育局和天水市教育局的领导参加培训会。其中一位试验区的地方教育局长说：“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探讨如何做好教师绩效工资。所以，我们对这项研究的结果充满期待。”
2014年5月，一期项目的试验期将满。一年里，究竟哪种激励方案在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方面最有效？各种激励方案对优等生和学困生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差别？激励金额的大小是否影响激励的效果？这些，都是研究者们迫切想知道的答案。
初步的试验结果显示，与处于纯自然状态、未实施任何绩效激励方案的对照组相比，平均而言，基于成绩的绝对值的激励奖金方案和基于成绩的增加值的激励奖金方案，对学生的成绩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基于成绩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奖金方案干预组教师的学生数学成绩显著提高了0.12个标准离差，这相当于多掌握了2个月的知识，或者说提高了20%。
通过对3个干预组试验数据的监测分析，研究者们发现，在3种不同的绩效激励方案中，激励额度这个变量实际上并没有对试验结果产生直接影响。也就是说，提高激励额度，不会影响到绩效激励方案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效果。这一结果其实也在相关的试验数据中得到了印证。数据显示，在参与试验的教师中，约60%的受访教师赞成将教师绩效工资的一部分与学生成绩挂钩。
这样的试验结果表明，基于成绩的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奖金方案，是目前最适合中国农村学校实际的教师绩效工资方案。也就是说，教师如果想获得更高的工资绩效，班级内不论是那些预期成绩进步空间更大的学困生和后进生，还是中等生或优等生，都会比较好地得到教师的关注。 “这正是当前中国农村学生相对于城市学生受教育水平、机会相对减少的大背景下，农村学校迫切需要引入的一种教师绩效工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最能引导教师关注发展起点各不相同的农村孩子，给所有孩子一个公平发展的均等机会。”史耀疆教授说，“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大多数教师认为，学生成绩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奖金方案更公平，更能体现教师的付出。”
优绩优酬是短期兴奋剂，还是永葆激情的定型剂？
虽然试验结果表明，基于学生学业成绩的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方案，是3套试验方案中目前最适合中国农村学校实际的教师绩效工资方案，但是，优绩优酬是否能让教师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保持激情，仍然是研究者们心中的一个巨大问号。
通过对“成绩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奖金方案是通过何种途径提高学生成绩的分析，研究者们发现了一条清晰的因果链。项目团队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的Sean Sylvia博士介绍说，分析结果表明，基于“成绩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奖金方案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该方式通过三个方面改变了教师的行为，最终提高了学生成绩：其一，“增加值百分位”组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更加努力，教师不仅在教学中涵盖了更多具有挑战性的内容，而且能够吸引学生提高自己的数学成绩；其二，“增加值百分位”组的教师更有可能与家长沟通学生的学习进步情况；其三，“增加值百分位”组教师所教的学生更有可能看到数学对他们今后的学习和职业生涯的重要性。
实际上，这一条因果链说明，基于成绩的绝对值的激励方案之所以无效，是因为该方案并没有显著改变教师的行为。“绝对值”激励既没有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也没有改变教师与学生和家长的交流方式。而相比之下，“绝对值”组中那些教授班级平均分较低的教师会认为，无论自己如何努力，与学生起点更高的班级老师相比，自己班学生的成绩永远只会排在后面。这也就使这些教师一开始就丧失了信心。
同样，通过对3个干预组之间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者们发现，“增加值”组的教师比“绝对值”组的教师会更多地主动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但仍然赶不上“增加值百分位”组的教师在教学行为上的改变。
根据人们的普遍认知，工资奖金越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就一定会高。但有意思的是，此次试验中，当研究团队有意将教师激励奖金的额度从月工资的1倍（小激励组）调高到2倍（大激励组）时，结果表明，奖金额度的大小并没有影响激励方案对学生学习成绩的效果。也就是说，小激励和大激励在提高学习成绩方面的效果是相同的。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张林秀研究员说，这个结果虽然有点出人意料，但在国内外此前的研究中也曾有过类似的发现。这或许能说明这样一条规律：当激励的额度达到一定的标高时，面对无论多大的激励额度，人们的反应开始变得不那么敏感，或者说是相对迟钝。
但是，张林秀研究员表示，大额激励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对教师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根据试验中学生们的反馈，同样的激励方案，大额组的教师工作更努力，更有可能就学生的学习进步情况同家长交流，也会花更多时间来激发学生学习并理解课程内容。尽管对教师这些行为的影响在1年的项目周期内并没有转换为对学生成绩的显著影响，但有可能会在随后几年对学生成绩产生大的影响。换句话说，大额奖励从长期来看影响可能会更显著。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此次试验项目所提供的大额激励，是当地教师月基本工资的2倍，这已经接近于政府计划给教师的绩效工资的平均水平。
随着一组组试验数据统计工作的完成，此前悬在研究者们心中的疑问也在一个个得到破解。史耀疆教授说，项目实施前后，一直有人担心教师激励奖金会改变教师行为，从而降低学生的生活质量，让学习环境变得不友好。但结果显示，教师激励奖金方案并未收集到相关方面负面影响的数据。
也就是说，整个试验过程中，学生并未因此变得焦虑，既未增加额外的家庭作业负担，也没有教师给他们施加更多压力。“可以说，这个研究结果对于改善我国农村目前的教师绩效工资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绩效工资政策如果实施得当，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不过，激励方案的设计至关重要，有的激励方案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并没有显著影响，而有的激励方案可以让所有学生受益，这对于未来制订新的教师绩效工资方案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史耀疆教授说。
作为参与此次“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方案组”的一名老师，陕西省榆林市某小学六年级数学教师马辉瑞说：“与以前的绩效工资相比，这次的试点项目让我第一次觉得付出和回报是成正比的。我用心帮助我们班上的每一个学生提高学业成绩，我的付出也因此以绩效的方式获得看得见的回报。我相信其他教师知道实行多劳多得、优绩优酬以后，也会更加努力工作！”
一年的试验期中，有马辉瑞这种感受的教师不在少数。但是，当这些长年工作在基层农村的教师在面对一种全新的事物时，一年的试验期是否能代表某种方案给广大的教师们注入持久的动力？这种短期的试验，究竟是在短期内能发挥药力的“兴奋剂”，还是能使教师永葆激情的定型剂？一年后，激励奖金对学习成绩的影响究竟是更大，还是减弱？
关于这些，都只是一种担心和推测，还有待研究团队在今年夏天二期项目的数据进行检验。 （来源：《中国教育报》 柯 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