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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红安县，作为闻名全国的将军县，这里有“中国第一将军县”之称。然而令人苦涩的是，这里虽然盛产过“将星云集”的大人物，他们为共和国的缔造做出了不朽的功勋，这片哺育过他们成长的沃土却依然长时间顶着“贫困县”的帽子。
这里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国老区建设试点县。然而这个贫困程度深、面积大、人口多的老区，却在近几年连续跻身全省“五快县市”，荣获“全省县域经济发展进位先进县”称号，谱写了一部脱贫致富的新传奇。
他们的秘诀是什么？怀揣着这份好奇，我踏上了赶赴红安的“取经之路”。
我这次最终的目的地是红安县七里坪镇柏林寺村。
一路颠簸而满心喜欢。还未下车，我就被这里的山野风光所吸引。同行的朋友问我：“喜欢这里？”我回答是当然。朋友开玩笑地说：“那你留在这里吧。”我顿然无语了。在都市里生活太久的人，看惯了车水马龙与日复一日的堵车、高楼大厦的钢筋混凝土，一心向往这里的山光水色、田园风光。一旦真动了留在村里长时间的居住的心，没有了WIFI信号，没有了卫浴条件，没有了购物娱乐，又有几个能耐得住这种寂寞呢？这种突然而来的换位思考立刻让我沉默了下来。
柏林寺村在籍总人口一千六百零七人，贫困人口三百三十五人。然而让我吃惊的是我私下里打听来的一个数字：目前常年居住人口其实不到总人口的一半，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就是我所了解的贫困人口。悄悄告诉我这个数字的老乡有些得意的缀了一句话：“现在每年都有回来后不再出去了的人。”
他说的这些人，都是早年外出打工的村民。一来这些人上了年纪，大都五十多岁了，体力跟不上了。二来则是村里现在有了条件，不出村一样可以赚钱。
柏林寺村的这种情况其实是中西部山村的一个缩影。青壮劳力都在当打之年外出打工了，村里逐渐剩下了老幼人群。当然，他们当中“有本事”的在大中城市站稳脚跟的，还会把自己的家人接过去。不过还是有一部分在外地打工后上了年纪的村民回到了村子。我接触到的黄中光夫妻就是其中一员。
和村民黄中光夫妻坐下来聊天，我意外发现老黄两口子的普通话说得不错，虽然还有口音，但至少能听明白。老黄说这是常年在外打工留下的痕迹。本来回到家乡是不想再说普通话的了，既蹩脚又蹩口。不过见到城里人，还是不自觉地就说起普通话来了。
我问老黄为什么要外出打工。
老黄媳妇插嘴了：“要是在家能赚到钱，哪个愿意出去呢？”
老黄解释说，年轻的时候自己也是很有理想抱负的一个人。那时候县里也经常有专家下来“传经送宝”，上级部门和村里也号召大家搞种植养殖。可是慢慢地，大家就是去了耐心。
我好奇地问为什么。
老黄苦涩地一笑：“那时候大家都没经验。经是好经，可惜下面的和尚不会念。”
原来，当年村里搞扶贫工程，干什么都一窝蜂地上，水果或者高效农作物丰收了，那真是家家户户的有收获了，可就是卖不出去。没销路，更没本事把产品运出去。外面想买的也找不到这山沟旮旯里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腐烂、发霉。几次三番之后，大家都对这片土地失去了兴趣，青壮劳力们纷纷扛起蛇皮袋外出打工去了。
老黄两口子当时就把孩子扔给父母去了南京。再后来，孩子长大成人也出去打工了，他们两人就重新回村里来了。
老黄说：“不回来不行啊。没文化，体力也不如以前了。只能回来。”
对于老黄两口子这样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来说，回到村里就是经多见广的“小能人”了。毕竟不管在大城市“取没取到真经”，至少见识过很多会“念真经”高人。
然而即便老黄取到了真经，该不该回村里念，又该怎么念，对于他来说也是个难题。如果把外出打工看作是“致富路上的取经”过程，那么对于黄中光夫妻来说，“经”取到了，视野也开阔了，但是回到家乡后才发觉：这“经”不灵光，念不转，空守着一座“宝山”却不能把它变成钞票。
老黄解释说：“明知道在家里搞高效农业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可就是下不了决心去干。没技术，没销路，生怕把辛苦打工的钱给糟蹋了。毕竟以前的教训还在眼前。”
柏林寺村的村委会培训室的墙壁上挂了的一个工作人员牌引起的我的注意。这里的组织架构图上居然还设有名誉村主任和顾问。这个村的现代化管理已经彻底走向了企业化。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刘灵敬就是在老黄两口子回到村里不知道该干些什么的时候回村的。
对于土生土长的柏林寺村人来说，刘灵敬很多年前就是村民们口中用来教育子女的“别人家的孩子”。作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刘灵敬目前是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教授。
二一四年，刘教授相应县政府的号召回故乡发展现代农业。他总投资五千万元在七里坪镇柏林寺村、付家坳村、袁英河村、许张家村流转土地三千五百多亩，致力打造全县节粮型畜牧养殖基地、绿色蔬菜种植基地和文化乡村旅游基地，并希望通过公司的带动来帮助周边群众脱贫致富。
老黄告诉我：“听说刘灵敬要回村创业，我们两口子一下子找到了主心骨。”把自己的土地流转给刘灵敬的公司，老黄两口子还能在公司里“上班”领工资，不仅每年有土地分红，更有政府部门的高效农业资金扶持。
近年来红安探索的“政府+公司+农户+金融+保险”的路子，大力推广产业扶贫，既改善了市场主体基础设施，又增加贫困户收入。老黄加入的养羊合作社，贫困户可入股分红，实行寄养、自繁自育、合作发展等多种发展模式，一户贫困户年终收入保底三千元，加上贫困户贷款入股分红四千元利息，年收入可达七千元。
老黄掐着指头给我算了一笔账：“我的大棚得了三千元，养羊得了三千元，金融扶贫得了四千元，我们两口子两个一起做事总共一年（二一六年）得了八万元。现在我的新房子也建起来了”。
村支书刘有福告诉我：像老黄两口子这样重新返乡创业的外出务工人员，现在越来越多了。自家的土地里能结出金豆子，谁愿意外出风餐露宿的打工啊。再说还能就近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经是好经，关键看谁来念。”柏林寺村是幸运的，他们来了个会念真经的“外来和尚”。我是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才见到刘灵敬教授的。在柏林寺村，这个名字被大家反复提起。而他本人，实际上也真是忙的脚不沾地。
说起回乡创业，刘教授也是一副很无辜的模样：“我的专业可不是农业。我是被家乡的领导给硬生生地赖上的。”
作为红安出来的“大教授”，自然是县委、县政府眼里的“能人”。红安县委、县政府打出的精准扶贫组合拳，其中一条就是找准扶贫带头人。像刘教授这种被县委、县政府软磨硬泡拉回老家创业的人不在少数。
刘灵敬说：“不回来不行啊。土生土长的红安人，总要为家乡做点贡献吧。不说我有多大能力，至少我在外面的人脉比老家的乡亲强一些吧？好在，家乡从上到下的领导都是干实事的。就凭这一点，我就觉得自己付出的值。”
村支书刘有福说：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村党支部、村委会开展精准识别，一户一户分析贫穷原因，集中建档，找准病因挖穷根，并确定本村山林面积多（六千多亩山林），土地面积宽裕的优势，让贫困农户集中优势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开展近学、近看脱贫致富典型。
如果说精准扶贫的关键之一是让大家富起来，那么另一个关键则是在教育和医疗保健上的投入。刘有福告诉我，村里已经为全村的贫困学生建立了帮扶体系，为贫困户购买了医疗救助补充保险。
采访接近尾声，午间便饭的时候，刘教授见我对村里自产的菜品赞不绝口，对我介绍说，他们已经在武汉设立了“直销店”，柏林寺村的绿色蔬菜、牛羊香猪制品目前供不应求， “保证无污染、纯绿色、天然食品”。刘灵敬告诉我，他喂养的猪都是被预订的，种的有机菜供不应求。每周回武汉车里都塞满也不够家人分。
车在山路颠簸，眼前是茅舍，鸡鸭，慵懒的狗。返回的途中，回望一眼山色苍茫中的柏林寺村，我忽然发觉原来“致富经”并不难念，关键需要看誰来念。
（责任编辑：陈婉清）
这里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国老区建设试点县。然而这个贫困程度深、面积大、人口多的老区，却在近几年连续跻身全省“五快县市”，荣获“全省县域经济发展进位先进县”称号，谱写了一部脱贫致富的新传奇。
他们的秘诀是什么？怀揣着这份好奇，我踏上了赶赴红安的“取经之路”。
我这次最终的目的地是红安县七里坪镇柏林寺村。
一路颠簸而满心喜欢。还未下车，我就被这里的山野风光所吸引。同行的朋友问我：“喜欢这里？”我回答是当然。朋友开玩笑地说：“那你留在这里吧。”我顿然无语了。在都市里生活太久的人，看惯了车水马龙与日复一日的堵车、高楼大厦的钢筋混凝土，一心向往这里的山光水色、田园风光。一旦真动了留在村里长时间的居住的心，没有了WIFI信号，没有了卫浴条件，没有了购物娱乐，又有几个能耐得住这种寂寞呢？这种突然而来的换位思考立刻让我沉默了下来。
柏林寺村在籍总人口一千六百零七人，贫困人口三百三十五人。然而让我吃惊的是我私下里打听来的一个数字：目前常年居住人口其实不到总人口的一半，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就是我所了解的贫困人口。悄悄告诉我这个数字的老乡有些得意的缀了一句话：“现在每年都有回来后不再出去了的人。”
他说的这些人，都是早年外出打工的村民。一来这些人上了年纪，大都五十多岁了，体力跟不上了。二来则是村里现在有了条件，不出村一样可以赚钱。
柏林寺村的这种情况其实是中西部山村的一个缩影。青壮劳力都在当打之年外出打工了，村里逐渐剩下了老幼人群。当然，他们当中“有本事”的在大中城市站稳脚跟的，还会把自己的家人接过去。不过还是有一部分在外地打工后上了年纪的村民回到了村子。我接触到的黄中光夫妻就是其中一员。
和村民黄中光夫妻坐下来聊天，我意外发现老黄两口子的普通话说得不错，虽然还有口音，但至少能听明白。老黄说这是常年在外打工留下的痕迹。本来回到家乡是不想再说普通话的了，既蹩脚又蹩口。不过见到城里人，还是不自觉地就说起普通话来了。
我问老黄为什么要外出打工。
老黄媳妇插嘴了：“要是在家能赚到钱，哪个愿意出去呢？”
老黄解释说，年轻的时候自己也是很有理想抱负的一个人。那时候县里也经常有专家下来“传经送宝”，上级部门和村里也号召大家搞种植养殖。可是慢慢地，大家就是去了耐心。
我好奇地问为什么。
老黄苦涩地一笑：“那时候大家都没经验。经是好经，可惜下面的和尚不会念。”
原来，当年村里搞扶贫工程，干什么都一窝蜂地上，水果或者高效农作物丰收了，那真是家家户户的有收获了，可就是卖不出去。没销路，更没本事把产品运出去。外面想买的也找不到这山沟旮旯里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腐烂、发霉。几次三番之后，大家都对这片土地失去了兴趣，青壮劳力们纷纷扛起蛇皮袋外出打工去了。
老黄两口子当时就把孩子扔给父母去了南京。再后来，孩子长大成人也出去打工了，他们两人就重新回村里来了。
老黄说：“不回来不行啊。没文化，体力也不如以前了。只能回来。”
对于老黄两口子这样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来说，回到村里就是经多见广的“小能人”了。毕竟不管在大城市“取没取到真经”，至少见识过很多会“念真经”高人。
然而即便老黄取到了真经，该不该回村里念，又该怎么念，对于他来说也是个难题。如果把外出打工看作是“致富路上的取经”过程，那么对于黄中光夫妻来说，“经”取到了，视野也开阔了，但是回到家乡后才发觉：这“经”不灵光，念不转，空守着一座“宝山”却不能把它变成钞票。
老黄解释说：“明知道在家里搞高效农业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可就是下不了决心去干。没技术，没销路，生怕把辛苦打工的钱给糟蹋了。毕竟以前的教训还在眼前。”
柏林寺村的村委会培训室的墙壁上挂了的一个工作人员牌引起的我的注意。这里的组织架构图上居然还设有名誉村主任和顾问。这个村的现代化管理已经彻底走向了企业化。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刘灵敬就是在老黄两口子回到村里不知道该干些什么的时候回村的。
对于土生土长的柏林寺村人来说，刘灵敬很多年前就是村民们口中用来教育子女的“别人家的孩子”。作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刘灵敬目前是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教授。
二一四年，刘教授相应县政府的号召回故乡发展现代农业。他总投资五千万元在七里坪镇柏林寺村、付家坳村、袁英河村、许张家村流转土地三千五百多亩，致力打造全县节粮型畜牧养殖基地、绿色蔬菜种植基地和文化乡村旅游基地，并希望通过公司的带动来帮助周边群众脱贫致富。
老黄告诉我：“听说刘灵敬要回村创业，我们两口子一下子找到了主心骨。”把自己的土地流转给刘灵敬的公司，老黄两口子还能在公司里“上班”领工资，不仅每年有土地分红，更有政府部门的高效农业资金扶持。
近年来红安探索的“政府+公司+农户+金融+保险”的路子，大力推广产业扶贫，既改善了市场主体基础设施，又增加贫困户收入。老黄加入的养羊合作社，贫困户可入股分红，实行寄养、自繁自育、合作发展等多种发展模式，一户贫困户年终收入保底三千元，加上贫困户贷款入股分红四千元利息，年收入可达七千元。
老黄掐着指头给我算了一笔账：“我的大棚得了三千元，养羊得了三千元，金融扶贫得了四千元，我们两口子两个一起做事总共一年（二一六年）得了八万元。现在我的新房子也建起来了”。
村支书刘有福告诉我：像老黄两口子这样重新返乡创业的外出务工人员，现在越来越多了。自家的土地里能结出金豆子，谁愿意外出风餐露宿的打工啊。再说还能就近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经是好经，关键看谁来念。”柏林寺村是幸运的，他们来了个会念真经的“外来和尚”。我是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才见到刘灵敬教授的。在柏林寺村，这个名字被大家反复提起。而他本人，实际上也真是忙的脚不沾地。
说起回乡创业，刘教授也是一副很无辜的模样：“我的专业可不是农业。我是被家乡的领导给硬生生地赖上的。”
作为红安出来的“大教授”，自然是县委、县政府眼里的“能人”。红安县委、县政府打出的精准扶贫组合拳，其中一条就是找准扶贫带头人。像刘教授这种被县委、县政府软磨硬泡拉回老家创业的人不在少数。
刘灵敬说：“不回来不行啊。土生土长的红安人，总要为家乡做点贡献吧。不说我有多大能力，至少我在外面的人脉比老家的乡亲强一些吧？好在，家乡从上到下的领导都是干实事的。就凭这一点，我就觉得自己付出的值。”
村支书刘有福说：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村党支部、村委会开展精准识别，一户一户分析贫穷原因，集中建档，找准病因挖穷根，并确定本村山林面积多（六千多亩山林），土地面积宽裕的优势，让贫困农户集中优势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开展近学、近看脱贫致富典型。
如果说精准扶贫的关键之一是让大家富起来，那么另一个关键则是在教育和医疗保健上的投入。刘有福告诉我，村里已经为全村的贫困学生建立了帮扶体系，为贫困户购买了医疗救助补充保险。
采访接近尾声，午间便饭的时候，刘教授见我对村里自产的菜品赞不绝口，对我介绍说，他们已经在武汉设立了“直销店”，柏林寺村的绿色蔬菜、牛羊香猪制品目前供不应求， “保证无污染、纯绿色、天然食品”。刘灵敬告诉我，他喂养的猪都是被预订的，种的有机菜供不应求。每周回武汉车里都塞满也不够家人分。
车在山路颠簸，眼前是茅舍，鸡鸭，慵懒的狗。返回的途中，回望一眼山色苍茫中的柏林寺村，我忽然发觉原来“致富经”并不难念，关键需要看誰来念。
（责任编辑：陈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