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不，XXX今天被拖拉机送到泉水地医院去了。”母亲对父亲说。每次听到“泉水地”三个字，我就心里打颤——七八岁的我知道，那个人是活不长了。泉水地，几乎就像一个咒语，我始终害怕大人们说起这三个字——我更愿意看着他们在连队的小卫生室里抽烟，说闲话。
　　泉水地，是新疆石河子农八师146团场下属的一个集镇。新疆的冬天严寒而漫长，从10月到来年3月，在地里滚爬了一年的人终于闲了，除了守着炉子看中央电视台和石河子电视台，实在没法打发时间。每到夜晚，大家都聚在连队的卫生室里，讨论谁家的狗耳朵是竖起来的，谁家媳妇腌的酸菜又脆又好吃，白菜和羊肉一起怎么炖才好吃，明年的棉花和麦子种多少亩合适……我的整个童年都在生产连队里，因为可以听到这些，去卫生所打针好像也没有那么吓人。
　　卫生室里有各种药物和酒精，不能生炉子，很冷。一盏煮针头消毒用的酒精灯经常燃着，冒着淡蓝色的小火苗，小小的平房里，弥漫着淡淡的酒精味和药味。里面的木头长凳上挤满了闲人，大部分人都站着。平时不过是感冒发烧拉肚子，阮大夫打针的时候，大家都屏息凝气，好像很紧张。吃的药都是包在一小片白纸里面，一两毛钱，青霉素是我听到的最高级最贵的药，要三毛钱一针。那时候还没有一次性针头，针头都是经过酒精蒸煮消毒反复使用，有时候针头都有些钝了，打针会特别疼，大人却总是开玩笑说，哎呀哎呀，真娇气呀，于是我的眼泪就憋住了。
　　阮大夫是我们连队唯一的医生，全名叫阮全友，性格绵软耐心，深得老老少少的喜欢。我们连队距泉水地很远，看病很不方便，阮大夫自己学会了扎干针，采草药。他最怕的是产妇大出血和农药中毒。
　　当时连队里生孩子多是在炕上，下面垫上厚塑料纸，撒上厚厚一层烧成粉的煤灰。我家隔壁的年轻妈妈生孩子之前，从早上疼到晚上，叫了阮大夫好几回，阮全友安慰她：“慌什么呀，一顿饭的功夫就生下来了，跟拾棉花一样简单。”有时候，连队的大广播上会反复叫喊：“阮全友，阮全友，来卫生室一趟！”那往往是急症，比如农药中毒。大人们说起误喝了农药的人，总是可惜：“还没有送到泉水地，半路上就没了。”又或者说起那个打扫公共厕所的老王，肝硬化晚期，送到泉水地才几天，他就舍下老婆和两个儿子，撒手而去——几年之后，我在石河子市区上学的路上，遇见老王的儿子在老街上蹬三轮车，他们都是我的同学啊，我禁不住怨恨泉水地那个地方——我一直觉得是那个地方夺走了我同学的父亲，而不是这个病那个病。
　　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工作了，重回石河子，有一天，班车在泉水地停下来加油，我才真正看到这个小小的集镇，泉水地原来是这个样子——不过是大路旁的几排水泥平房，有小商店和破烂的台球桌，还有泉水地的医院。我小时候视为恐怖之地的地方，老旧的平房大门上画着红十字，刷着石灰的墙上隐约还能看到“工农兵”的红字，早期苏联式样的房屋，厚墙与高高的窗户，长长的光线，幽暗的走廊。
　　多年后，母亲告诉我，我就是在泉水地医院出生的。医院门前，是在结冰的路面上蹒跚而行的人，他们身上臃肿的棉衣棉裤，老旧的雷锋式棉帽子，手工做的胖鼓鼓的棉鞋，磨得发亮的棉手套，对陌生人腼腆又憨厚的笑容……他们，依然是我儿时熟悉的模样。我站在马路对面，长久地注视着那些黑暗的门洞和窗户，不禁想起卫生室里的那些大人，仿佛他们还都活着。我父亲跟我说，其实连队里的人都是病重得不行才发现的，发现都已晚了，送到泉水地去，不过就是确诊一下，最后抢救一下。原来就是大人，也害怕泉水地这个地方，原来，我的父辈们，就是这样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