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趣诗，顾名思义，就是要说理而有趣的诗。那么，何为理趣？前人并没有明确的解释。“理趣”一语，来源于佛典。较早拈出“理趣”一词论诗的似乎是南宋理学家包恢，他在《敝帚稿略》卷二《答鲁子华论诗》中说：“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他认为凡“状理”好的诗，必能做到“理趣浑然”。葛晓音先生认为：“蕴涵在诗歌感性观照和形象描写之中的哲理，便可称之为理趣。”如果诗歌既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意味，又兼备诗的艺术审美趣味，即为“理趣”。
　　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宋代诗歌，理趣诗无疑属于宋代的“特产”，宋诗最能体现出宋代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潮对文学的影响力。由于“言志”、“兴观群怨”等传统诗教的深入人心，宋代文人非常看重诗歌的表现功能，这导致了宋人对诗歌创作的普遍热情，宋代浩如烟海的诗歌数量和庞大的诗人群体是最好的说明。
　　就诗歌表现内容和艺术技巧来看，宋诗也更多地带有理趣的因子。据沈括《梦溪续笔谈》记载，赵宋立国之初，太祖问宰相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答：“道理最大。”可以说，这句话播下了宋代士人精神中理性意识的种子。以后，随着宋代文官政治的形成、士人政治意识的强化、尤其是理学和禅学的兴盛交融，宋代士人精神中的理性意识不断得到强化。宋代文人普遍表现出体物观物、细察物理的浓厚兴趣，这为理趣诗的兴盛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创作群体。
　　宋以前的诗歌史上，文人们就有过把诗歌与哲理相结合的尝试。如，东晋的玄言诗。当直论玄理的玄言诗开始被人厌倦的时候，一些诗人就开始用写景的玄言诗来取代它了。不过晋宋以来，除陶渊明之外，诗歌尚不能达到浑然无迹地表现理趣的水平，即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到宋代这个充满了论辩性的理性化时代，宋诗由于受理学泛滥和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与唐诗以抒情为主的特点不同，比较侧重于说理。明代李梦阳就说过“宋人主理”的话，言理成了宋诗的一大特色。宋人甚至以不善言理作为攻击唐诗的理由：“唐人工于诗而陋于闻道”，“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因此，宋人关于诗言理的论述比比可见。如，梅尧臣把“理短则诗不深”当做作诗的“五忌”之一，黄庭坚认为作诗为文“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宋代的两部大型诗话总集，都专门设有宋诗言理的条目，收录宋人关于诗言理的言论，足为宋诗重理之力证。
　　在这种诗学思想指导下，宋诗也就随之带上了浓厚的哲理意味。宋诗逐渐指归表现人生哲见和生活理趣，哲理化和以禅入诗成为宋诗的两大特征，“理趣”作为诗歌一种重要表现内容出现了。有宋一代，文人在诗歌中表现理趣的风气贯串着宋诗史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