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在文学发展史上一直都草灰蛇线般贯穿着“咏唱现象”，歌词文学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广泛的流行性和文化的包容性，则始终昭示着歌词的文学主流地位。当代歌词文学广泛而深入地阐释了人类的情感，始终没有离开民生大众的广泛参与以及鲜活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
关键词：歌词 文学 主流地位
中图分类号：J614.9 文献标识码：A
文学的本质是艺术，文学艺术的终极目的是要借助语言文字来诠释人类的情感。衡量文学形式是否是主流的标准，就要看民众的参与程度以及对人类情感阐释的深度及广度。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歌词都一直居于文学的主流地位。
一 中国文学史上顽强的“咏唱现象”
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草灰蛇线般贯穿着顽强而耐人寻味的“咏唱现象”。
《诗经》是采诗官记录和整理的民歌总集，是对唱出来的歌词的记录，当时民间那些率性歌唱的村夫村妇不会想到《诗经》被后世的大儒归入“六经”，一度成为高不可攀、不可撼动的金科玉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创作。
被称为“乐府双璧”的《木兰辞》（北朝民歌）和《孔雀东南飞》（汉乐府）都是对民间广泛传唱歌词的记录和整理，作品中刚烈传奇的花木兰和隐忍决绝的刘兰芝早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难以超越的经典形象。
《史记·高祖本纪》载：“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显然《大风歌》是刘邦酒后率性唱出来的，这竟成了衡量历代帝王诗词气韵和胸襟的标尺。
宋人放达，于唐诗迟暮中，率性咏唱成宋词。
元人文盲，在宋词式微后，全赖歌喉为元曲。
二 从《诗经·国风》到当代歌词——王者归来
文学的韵文体裁远远先于文字的运用，和所有的文学形式一样伴生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淮南子·道应训》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邪许”是最早的歌词）。”传达宣泄情感是文学韵文体裁作为语言艺术最基本的功能，因此对其形式的理性限制必须控制在不阻碍情感流畅表达的范围内，否则就会遏制其生命力，使其逐渐僵化乃至死亡。从《诗经·国风》到当代歌词，一部中国韵文体裁史正是一部一次次挣脱僵化束缚的历史，一部歌词咏唱于夹缝中不断顽强回归的历史。
《诗经·国风》的时代（春秋到西周以及更早的时期），小国林立、国界藩篱，人们生存的空间窄闭、视野狭小，对广泛传播的欲求不高——阡陌高歌，几个村子都能听到；市井怒吼，整个城邑都会震动。那个时代，歌词是用来唱、用来听的——或许少了修饰，但粗朴中激情奔涌；或许少了章法，但率性中生机盎然。没有中间环节的牵绊，自然俊朗如少年王者——情景交融、气韵流畅。
西周春秋之后，世间交流增强，人们的生存空间和视野急剧拓展，对传播的欲求也急于增强，想超越时空广泛传播自己的情感，这就必须借助当时的传媒——刻在竹简上或写在绢上（后来的纸上）的文字，于是口头咏唱的歌词被整理成了书面观赏的诗歌，并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和万千诗人的打磨锤炼后，在唐代前后趋于成熟，其标志是：理性化的规范格式、专业化的辞藻修饰、去平民化的难懂典故。歌词鲜活的生命力被紧紧禁锢，如同本来壮硕的躯体远离了健与力的磨练，在日积月累无休止的涂脂抹粉、华服装扮后，虽表面光鲜，但终难掩脂粉华服下日渐孱弱的内在，在逐渐耗尽了歌词祖先的飒爽英武和万千风韵后，唐诗颓像已现。
唐宋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发展养育了数量庞大的市井娱乐大军——青楼歌妓，她们鼓瑟弄琴，为歌词的传播开辟了纸质传媒以外的另一条新途径，于是诗向歌词返祖回归，再次从“唱”的率性中汲取了鲜活的生命力，并以“词”的形式繁荣蔓延开来。可惜的是，当时的传播技术还不能使词的传播超越时空的限制。尽管采用了固定词牌（曲调）以利传唱等一些不得已的方法，但是时光流转中人们对词牌曲调的遗忘再次把歌词扭曲禁锢在了纸上。另外，深具“程朱”理学修养的文人自虐自恋式地无休止雕饰，又使宋词再次如唐诗般走向了呆板和僵化。
元代文化粗陋，再次阴错阳差地将歌词的发展导入了迷失几百年的正途。以文盲为主流的文化氛围以“曲”和“唱”的形式引领着歌词找回了远古祖先的光荣。让人扼腕的是元朝粗短的国祚只给了元曲不足百年的主流舞台。
明清文化在“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理念的打压下，言必称圣贤、论必尊经典，已不可能给率性歌唱者留下丝毫生存的空间。难怪启功大师精辟而形象地说，宋代之后的诗是仿出来的。“仿”势必矫揉造作，“仿”势必味如嚼蜡，一个“仿”字让“诗”成了“尸”。期间尽管有地方戏曲和京剧传承了元曲的些许神韵，但迅速僵化的条框格式又严重地遏制了其发展进步的生命活力。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用“白话自由诗”豁然撕去了封建礼教禁锢自由歌唱的封条，同时电台、广播、电影等崭新的传媒手段也为“白话自由诗”的自由歌唱插上了翩然欲飞的翅膀。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收音机、电视机、录音机、光碟、电脑、互联网的相继普及，“地球村”的概念被普遍接受，传媒手段的發达真正让歌词的咏唱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世界再次变“小”，人们恍然又回到了“村口一声吼，世界抖一抖”的上古岁月——“春晚”一曲，全国传唱；网上一哼，万人空巷。
歌词咏唱在历尽五千年风霜坎坷、委屈形变后，终于彻底挣脱了纸张和文字的禁锢，反本回真，慨然如王者归来。
三 当代歌词文学广泛而深入地阐释了人类的情感
1 歌词的广泛流行为情感的阐释搭建了舞台
与当代其它文学形式小说、戏剧、影视等相比较，中国当代歌词文学受众的广泛性、作品本身的流行性是显而易见的。从洪钟大吕的《义勇军进行曲》到细腻隽永的《小城故事》，从奔放热烈的《One Night In北京》到婉约恬静的《青花瓷》，市井商场旋律悠扬、乡野集市歌潮涌动，电视剧多以歌开篇，以歌收尾，任何一个大型文艺晚会如果离开了歌曲都难以想象。 2 歌词的文化包容为情感的阐释拓展了空间
当代歌词内容的绚丽多彩源于当代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多元交织的文化形态。80年代以前大众生活闭塞单调、主流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逐渐被打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主流文化、儒家文化、欧美文化、草根文化等纷纷攻城掠地，当代歌词的创作在和谐的春风中争奇斗艳。
洪钟大吕的主流文化坚持。中国大陆文艺创作主流文化的精髓是体现国家意识、咏唱革命精神、服务政治实践。改革开放前，主流文化指导下的歌词创作保持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东方红》、《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颂歌》等大批主流的政治抒情歌曲唱遍大江南北，成为时代永恒的记忆。改革开放后，尽管主流文化的地位被打破，但主流歌曲还是借助于优质的传播渠道坚持着自己不易撼动的地位，《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十五的月亮》、《为了谁》等依然集合了相当数量的受众群体。
同根同源的儒家文化演绎。鉴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歌词创作没有过多受到大陆主流文化的影响，而是更多地传承和演绎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因而《万里长城永不倒》、《我的中国心》、《青花瓷》等许多港台歌曲轻松地融入到了大陆受众的文化生活中。
海风劲吹的欧美文化抢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歐美电影如《魂断蓝桥》、《音乐之声》等解禁公映，英文歌曲《Auld Lang Syne》、《Edelweiss》等也悄然进入人们的文化生活。特别是1995年开始引进的美国大片《廊桥遗梦》、《阿甘正传》等更是吹响了欧美文化抢滩中国大陆文化市场的号角，伴随着大片电影强劲的攻势，欧美文化风情的歌曲歌词也开始在歌曲市场占有一席之地。《My Heart Will Go On》、《Love Story》、《Scarborough Fair》、《The Sound Of Silence》等不仅以原文的形式广为传唱，而且歌词承载的平等、博爱等充满基督教意蕴的文化元素也开始深刻地影响着华语歌词创作，大批具有普世情怀的歌词创作，如《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等开始受到大众的喜爱。
网络草根文化的怒放。网络的普及为大众表达思想、抒发情感、宣泄情绪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大批网络歌曲《两只蝴蝶》、《老鼠爱大米》、《狼爱上羊》、《让爱化作相思雨》等裹胁着质朴的草根文化情怀纷纷从网络的虚拟走进了生活的真实，成为当代歌词创作最具生命活力的元素。
3 歌词精当地阐释了社会文化的心理历程
（1）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
源于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儒家文化传统和建设新中国的自豪感，国家意识和国家情感的弘扬成为共和国建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社会文化表征。在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倡导下，大批歌词的创作，如：《歌唱祖国》、《北京颂歌》、《唱支山歌给党听》、《红星照我去战斗》等将个人的情感和自然人固有的喜怒哀乐置于了“螺丝钉”的隶属地位。
（2） “我曾经问个不休……”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在真理问题大讨论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一批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旗下的蛋》等为代表的反思和追问的歌词作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标志着社会个体情感强力复苏和回归的开始。
（3） “我曾经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随着改革开放涌入的《甜蜜蜜》、《小城故事》、《月亮代表我的心》、《冬天里的一把火》等大量港台歌曲成为社会个体情感宣泄的有力推手。在港台歌曲审美情趣的引领下，歌词文学的创作一时情丝缠绕、爱如潮水，在数量上，情歌逐渐成为当代歌词创作的主体。其间，有写意咏唱的《乡恋》、《知音》、《思念》；有直言告白的《迟来的爱》、《女人是老虎》、《枕着你的名字入眠》；有独自伤感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让我欢喜让我忧》、《心太软》、《迟来的爱》；有执着决绝的《一路上有你》、《千年等一回》、《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爱你一万年》。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对婉约情调审美的集体疲劳，爱家乡、爱祖国等宏阔的情感表述再次进入歌词的创作，在《大中国》、《我的中国心》、《七子之歌》《精忠报国》、《北京欢迎你》等作品中，个体情感作为相对独立的个体存在着，而不再是附属的“螺丝钉”。
四 公众的广泛参与是衡量文学形式是否主流的标尺
毛泽东曾指出，先进的文化应当是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先进的文学形式也应该是深深根植于人民大众的文学形式，民生大众才能决定哪一种文学形式是当代文学的主流和正宗。离开了民生大众广泛地参与（创作和欣赏），再精致的文学形式都只能是无源之水、空中楼阁。那些固执地认为广为传唱的歌词不是文学正宗，乏人问津晦涩难懂的格律平仄才是文学庙堂的观点，正好比认为汽车没有马拉就绝不是车一样迂腐可笑。当今的网络和广场正是远古的乡野和市井，“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并无贵贱之分；“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和“长长的站台，寂寞地等待”一样涌动着缠绵的情愫。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类情感的表达和欣赏是避繁就简、去难求易的。在当代，很多人或许一生都没有读过一首诗，但他绝不可能没听过歌。无论是从创作的深度广度上讲，或者从欣赏者的数量和积极性上讲，亦或从欣赏方式的多样性上讲，当代的歌词都堪称当代文学的主体。民生大众广泛地参与是文学全方位多层面反映现实生活的前提，只有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形式才是富有朝气的文学形式，才是文学的主流和正宗。
参考文献：
[1] 程俊英译著：《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 （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3] 顾迁译著：《淮南子·道应训》，中华书局，2009年版。
[4] 启功，柴剑虹整理：《启功讲唐代诗文》，中华书局，2009年版。
[5] 廖楠：《浅论中国当代歌词文学》，《山花》（下半月），2011年第8期。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简介：廖楠，女，1968—，四川蓬溪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影视歌文学，工作单位：中州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关键词：歌词 文学 主流地位
中图分类号：J614.9 文献标识码：A
文学的本质是艺术，文学艺术的终极目的是要借助语言文字来诠释人类的情感。衡量文学形式是否是主流的标准，就要看民众的参与程度以及对人类情感阐释的深度及广度。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歌词都一直居于文学的主流地位。
一 中国文学史上顽强的“咏唱现象”
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草灰蛇线般贯穿着顽强而耐人寻味的“咏唱现象”。
《诗经》是采诗官记录和整理的民歌总集，是对唱出来的歌词的记录，当时民间那些率性歌唱的村夫村妇不会想到《诗经》被后世的大儒归入“六经”，一度成为高不可攀、不可撼动的金科玉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创作。
被称为“乐府双璧”的《木兰辞》（北朝民歌）和《孔雀东南飞》（汉乐府）都是对民间广泛传唱歌词的记录和整理，作品中刚烈传奇的花木兰和隐忍决绝的刘兰芝早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难以超越的经典形象。
《史记·高祖本纪》载：“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显然《大风歌》是刘邦酒后率性唱出来的，这竟成了衡量历代帝王诗词气韵和胸襟的标尺。
宋人放达，于唐诗迟暮中，率性咏唱成宋词。
元人文盲，在宋词式微后，全赖歌喉为元曲。
二 从《诗经·国风》到当代歌词——王者归来
文学的韵文体裁远远先于文字的运用，和所有的文学形式一样伴生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淮南子·道应训》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邪许”是最早的歌词）。”传达宣泄情感是文学韵文体裁作为语言艺术最基本的功能，因此对其形式的理性限制必须控制在不阻碍情感流畅表达的范围内，否则就会遏制其生命力，使其逐渐僵化乃至死亡。从《诗经·国风》到当代歌词，一部中国韵文体裁史正是一部一次次挣脱僵化束缚的历史，一部歌词咏唱于夹缝中不断顽强回归的历史。
《诗经·国风》的时代（春秋到西周以及更早的时期），小国林立、国界藩篱，人们生存的空间窄闭、视野狭小，对广泛传播的欲求不高——阡陌高歌，几个村子都能听到；市井怒吼，整个城邑都会震动。那个时代，歌词是用来唱、用来听的——或许少了修饰，但粗朴中激情奔涌；或许少了章法，但率性中生机盎然。没有中间环节的牵绊，自然俊朗如少年王者——情景交融、气韵流畅。
西周春秋之后，世间交流增强，人们的生存空间和视野急剧拓展，对传播的欲求也急于增强，想超越时空广泛传播自己的情感，这就必须借助当时的传媒——刻在竹简上或写在绢上（后来的纸上）的文字，于是口头咏唱的歌词被整理成了书面观赏的诗歌，并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和万千诗人的打磨锤炼后，在唐代前后趋于成熟，其标志是：理性化的规范格式、专业化的辞藻修饰、去平民化的难懂典故。歌词鲜活的生命力被紧紧禁锢，如同本来壮硕的躯体远离了健与力的磨练，在日积月累无休止的涂脂抹粉、华服装扮后，虽表面光鲜，但终难掩脂粉华服下日渐孱弱的内在，在逐渐耗尽了歌词祖先的飒爽英武和万千风韵后，唐诗颓像已现。
唐宋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发展养育了数量庞大的市井娱乐大军——青楼歌妓，她们鼓瑟弄琴，为歌词的传播开辟了纸质传媒以外的另一条新途径，于是诗向歌词返祖回归，再次从“唱”的率性中汲取了鲜活的生命力，并以“词”的形式繁荣蔓延开来。可惜的是，当时的传播技术还不能使词的传播超越时空的限制。尽管采用了固定词牌（曲调）以利传唱等一些不得已的方法，但是时光流转中人们对词牌曲调的遗忘再次把歌词扭曲禁锢在了纸上。另外，深具“程朱”理学修养的文人自虐自恋式地无休止雕饰，又使宋词再次如唐诗般走向了呆板和僵化。
元代文化粗陋，再次阴错阳差地将歌词的发展导入了迷失几百年的正途。以文盲为主流的文化氛围以“曲”和“唱”的形式引领着歌词找回了远古祖先的光荣。让人扼腕的是元朝粗短的国祚只给了元曲不足百年的主流舞台。
明清文化在“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理念的打压下，言必称圣贤、论必尊经典，已不可能给率性歌唱者留下丝毫生存的空间。难怪启功大师精辟而形象地说，宋代之后的诗是仿出来的。“仿”势必矫揉造作，“仿”势必味如嚼蜡，一个“仿”字让“诗”成了“尸”。期间尽管有地方戏曲和京剧传承了元曲的些许神韵，但迅速僵化的条框格式又严重地遏制了其发展进步的生命活力。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用“白话自由诗”豁然撕去了封建礼教禁锢自由歌唱的封条，同时电台、广播、电影等崭新的传媒手段也为“白话自由诗”的自由歌唱插上了翩然欲飞的翅膀。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收音机、电视机、录音机、光碟、电脑、互联网的相继普及，“地球村”的概念被普遍接受，传媒手段的發达真正让歌词的咏唱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世界再次变“小”，人们恍然又回到了“村口一声吼，世界抖一抖”的上古岁月——“春晚”一曲，全国传唱；网上一哼，万人空巷。
歌词咏唱在历尽五千年风霜坎坷、委屈形变后，终于彻底挣脱了纸张和文字的禁锢，反本回真，慨然如王者归来。
三 当代歌词文学广泛而深入地阐释了人类的情感
1 歌词的广泛流行为情感的阐释搭建了舞台
与当代其它文学形式小说、戏剧、影视等相比较，中国当代歌词文学受众的广泛性、作品本身的流行性是显而易见的。从洪钟大吕的《义勇军进行曲》到细腻隽永的《小城故事》，从奔放热烈的《One Night In北京》到婉约恬静的《青花瓷》，市井商场旋律悠扬、乡野集市歌潮涌动，电视剧多以歌开篇，以歌收尾，任何一个大型文艺晚会如果离开了歌曲都难以想象。 2 歌词的文化包容为情感的阐释拓展了空间
当代歌词内容的绚丽多彩源于当代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多元交织的文化形态。80年代以前大众生活闭塞单调、主流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逐渐被打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主流文化、儒家文化、欧美文化、草根文化等纷纷攻城掠地，当代歌词的创作在和谐的春风中争奇斗艳。
洪钟大吕的主流文化坚持。中国大陆文艺创作主流文化的精髓是体现国家意识、咏唱革命精神、服务政治实践。改革开放前，主流文化指导下的歌词创作保持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东方红》、《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颂歌》等大批主流的政治抒情歌曲唱遍大江南北，成为时代永恒的记忆。改革开放后，尽管主流文化的地位被打破，但主流歌曲还是借助于优质的传播渠道坚持着自己不易撼动的地位，《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十五的月亮》、《为了谁》等依然集合了相当数量的受众群体。
同根同源的儒家文化演绎。鉴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歌词创作没有过多受到大陆主流文化的影响，而是更多地传承和演绎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因而《万里长城永不倒》、《我的中国心》、《青花瓷》等许多港台歌曲轻松地融入到了大陆受众的文化生活中。
海风劲吹的欧美文化抢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歐美电影如《魂断蓝桥》、《音乐之声》等解禁公映，英文歌曲《Auld Lang Syne》、《Edelweiss》等也悄然进入人们的文化生活。特别是1995年开始引进的美国大片《廊桥遗梦》、《阿甘正传》等更是吹响了欧美文化抢滩中国大陆文化市场的号角，伴随着大片电影强劲的攻势，欧美文化风情的歌曲歌词也开始在歌曲市场占有一席之地。《My Heart Will Go On》、《Love Story》、《Scarborough Fair》、《The Sound Of Silence》等不仅以原文的形式广为传唱，而且歌词承载的平等、博爱等充满基督教意蕴的文化元素也开始深刻地影响着华语歌词创作，大批具有普世情怀的歌词创作，如《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等开始受到大众的喜爱。
网络草根文化的怒放。网络的普及为大众表达思想、抒发情感、宣泄情绪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大批网络歌曲《两只蝴蝶》、《老鼠爱大米》、《狼爱上羊》、《让爱化作相思雨》等裹胁着质朴的草根文化情怀纷纷从网络的虚拟走进了生活的真实，成为当代歌词创作最具生命活力的元素。
3 歌词精当地阐释了社会文化的心理历程
（1）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
源于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儒家文化传统和建设新中国的自豪感，国家意识和国家情感的弘扬成为共和国建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社会文化表征。在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倡导下，大批歌词的创作，如：《歌唱祖国》、《北京颂歌》、《唱支山歌给党听》、《红星照我去战斗》等将个人的情感和自然人固有的喜怒哀乐置于了“螺丝钉”的隶属地位。
（2） “我曾经问个不休……”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在真理问题大讨论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一批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旗下的蛋》等为代表的反思和追问的歌词作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标志着社会个体情感强力复苏和回归的开始。
（3） “我曾经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随着改革开放涌入的《甜蜜蜜》、《小城故事》、《月亮代表我的心》、《冬天里的一把火》等大量港台歌曲成为社会个体情感宣泄的有力推手。在港台歌曲审美情趣的引领下，歌词文学的创作一时情丝缠绕、爱如潮水，在数量上，情歌逐渐成为当代歌词创作的主体。其间，有写意咏唱的《乡恋》、《知音》、《思念》；有直言告白的《迟来的爱》、《女人是老虎》、《枕着你的名字入眠》；有独自伤感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让我欢喜让我忧》、《心太软》、《迟来的爱》；有执着决绝的《一路上有你》、《千年等一回》、《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爱你一万年》。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对婉约情调审美的集体疲劳，爱家乡、爱祖国等宏阔的情感表述再次进入歌词的创作，在《大中国》、《我的中国心》、《七子之歌》《精忠报国》、《北京欢迎你》等作品中，个体情感作为相对独立的个体存在着，而不再是附属的“螺丝钉”。
四 公众的广泛参与是衡量文学形式是否主流的标尺
毛泽东曾指出，先进的文化应当是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先进的文学形式也应该是深深根植于人民大众的文学形式，民生大众才能决定哪一种文学形式是当代文学的主流和正宗。离开了民生大众广泛地参与（创作和欣赏），再精致的文学形式都只能是无源之水、空中楼阁。那些固执地认为广为传唱的歌词不是文学正宗，乏人问津晦涩难懂的格律平仄才是文学庙堂的观点，正好比认为汽车没有马拉就绝不是车一样迂腐可笑。当今的网络和广场正是远古的乡野和市井，“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并无贵贱之分；“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和“长长的站台，寂寞地等待”一样涌动着缠绵的情愫。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类情感的表达和欣赏是避繁就简、去难求易的。在当代，很多人或许一生都没有读过一首诗，但他绝不可能没听过歌。无论是从创作的深度广度上讲，或者从欣赏者的数量和积极性上讲，亦或从欣赏方式的多样性上讲，当代的歌词都堪称当代文学的主体。民生大众广泛地参与是文学全方位多层面反映现实生活的前提，只有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形式才是富有朝气的文学形式，才是文学的主流和正宗。
参考文献：
[1] 程俊英译著：《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 （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3] 顾迁译著：《淮南子·道应训》，中华书局，2009年版。
[4] 启功，柴剑虹整理：《启功讲唐代诗文》，中华书局，2009年版。
[5] 廖楠：《浅论中国当代歌词文学》，《山花》（下半月），2011年第8期。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简介：廖楠，女，1968—，四川蓬溪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影视歌文学，工作单位：中州大学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