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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类的认知是一个精确性思维和模糊性思维辩证统一的过程，系统复杂程度越高，模糊性越强，对其进行精确认知和描述的能力相对减弱。人的大脑除精确思维外，还有模糊化思维机制，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共同构成人类认知活动中的活性特征。文学作品本身具有模糊美的特征，而翻译文学作品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系统，根据札德的模糊集理论，要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达到“忠实”这一目标，不是一个从确定到确定的线性运动过程，而是模糊性和精确性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辩证思维过程。
关键词：模糊集理论 模糊性 模糊思维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
1965年，札德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模糊性的论文，随后语言学家把模糊理论开始用于语言研究。Lakoff于1972年发表了把模糊理论应用于词汇方面的学术演讲，对今后此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oss探讨了语法中的模糊现象；Channel（2000）将模糊语言与语用学原理结合起来研究。但以上均未涉及翻译领域的模糊现象。
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开始了对模糊理论的研究。伍铁平最先将札德的模糊理论与模糊语言的关系介绍到国内，并于1999年出版发行了我国第一部关于模糊语言的研究专著《模糊语言学》；随后，更多的学者转向此领域的探讨，如：姚小平，廖秋忠等。
国外关于模糊语言的研究基本采取定量视角，侧重于语义，未涉及翻译（毛荣贵，2005）。国内将模糊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文献零零星星地出现在国内各期刊，如：穆雷，吴义诚等。但这些研究仍未完全脱离传统译学研究的模式。总之，到目前为止，从模糊化思维的角度对文学作品的翻译进行探究，尚未形成系统性。
根据思维科学，人的大脑除精确思维外，还有模糊化思维机制，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共同构成人类认知活动中的活性特征。对于翻译活动而言，具有系统多元复杂、主体干预性超强的特点，因此，不确定因素更多、模糊度更大，需要译者主动利用思维的模糊性，也就是说，需要译者运用模糊化思维构建出种种表现手法来形成译语的语义结构，以实现双语间意义的成功转换。
一 模糊集理论的提出
1965年，美国控制论专家札德率先提出模糊集合（Fuzzy set）这一数学概念，并发表了《模糊集合》这一著作，用以描述有众多变量和参数、大而复杂的系统，为模糊性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模糊性理论在处理复杂并有人为干扰因素的系统方面简洁而有力，因此，很快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学术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模糊性主要是指人们认识中关于认识客体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客观物体类别之间基本没有确定的界限，如：作者决不会用严格量化的语言来描绘意境、塑造角色的。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大部分指令都是不精确的，但这并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或完成复杂的任务。由此，札德认为，人类的认知以及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多半以模糊子集的方式进行的，即：人类进行推理或判断，通常情况下并不是非A即B的二值逻辑，甚或多值逻辑，而是具有模糊真值、模糊连接词和模糊推理规则的逻辑。
札德的理论改变了传统的思维领域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的思维形态既有精确思维，也有模糊思维。模糊集现象表明，模糊是人类认识能力的特性之一，人的大脑具有执行不精确指令的能力。它们的存在，对人们的抽象思维和信息传递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按照哲学的观点，人类认知思维的模糊性其实是宇宙普遍联系和连续运动在头脑中的反映。“连续性和离散性，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是宇宙运动的基本特征。人类认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精确性和模糊性实质上正是对这一宇宙运动基本特征的客观反映。”（李晓明，1985）精确性和模糊性虽然矛盾，但体现了人类思维机制的辩证本性。
认识论认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精确的认识既包括对模糊现象的忽略不计，也包括对思维模糊化手段的使用。人类这一认知规律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翻译时为使双语转换中意义对应，往往必须要简化一些系统因素和层次，对一些次要的模糊环节进行扬弃，这样更易于对原文进行解构；在掌握原文的主体及语义的基础之上，则采用模糊化方式进行表达，如减省形式上的对应或风格上的对应，以达到语用对应的效果，这样更易于按照原文的语义模态，根据译入语的语言表达习惯，重新构建译入语的语义模态。
模糊集理论表明了人类思维和语言中模糊性和精确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运用模糊集理论来探讨翻译问题，是由翻译活动中译者的思维特征所决定的，即：译者的思维确定性因素和不确定性因素由量到质、彼此转换的动态演化过程，模糊集理论所揭示的人类模糊化思维的辩证机制与翻译中译者的思维活动规律完全吻合，如果没有这种语际间的转换，那么翻译将无法顺利进行。翻译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通过模糊化手段的整合使原语和译入语在语义上逐渐对应契合的认知思维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模糊化思維活动主要表现在意义多向流动、思维多向发展的连续的心理过程，类似于人类认知中的发散思维，也就是，运用人类模糊化思维中的活性特征，对信息进行过滤，并重新整合，根据原文语义来提取信息，然后在此基础上，脑中自动形成解题思路、方法和步骤等，再运用模糊聚类分析及模糊识别的方式，使原文的模糊信息明朗化，使译文为译入语读者所接受和理解。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译者应当提供意义明白流畅、为译入语读者所接受的译品，才能使语际间的文化传递、信息交流得以顺利进行。但是，过去人们一味地追求表达的准确性，认为只要用词规范、文理通顺等就是精确了。但是，要实现确定性的目标，并不是从确定证据就可以堆砌出确定知识的线性运动过程，而是一个精确性与模糊性相互对立、相互转化、螺旋上升的辩证过程。模糊集理论有力地表明了模糊性和精确性的辩证关系是理解人类思维的基本条件。要达到“忠实”这一翻译目标，必须对模糊化思维进行抽象、扬弃、过滤、整合，最后进入相对明晰的境界，即：从精确到模糊这一辩证思维的路线。
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也是一种思维活动。翻译过程中，译者只有了解了原文的思想内容，才能成功构建相应的译文文本，但是由于中西方的语言体系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在对原文本的解读中，译者不可能对原文做完全精确的量和质的判断，也就是说，不可能用非此即彼的二值判断，相反，要用亦此亦彼的多值判断，翻译的过程是贯穿精确思维和模糊思维的辩证过程。（傅昌萍，2006） 二 文学作品中的模糊思维
译者感知文学作品原作时的审美直觉是一种模糊思维，这种模糊性是由文学作品的模糊美所决定的。伍铁平（1999）认为，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是现实形象基础上的提炼概括，欣赏者通过自己的情绪运转去认识文艺作品，而情感和情绪都是多因性的模糊集合”，因此，文学作品免不了带上主观所持有的模糊推断及模糊概念特点。王明居（1998）则认为，艺术家在塑造形象时，并不是照抄具体的现实生活，而是“把现实生活的源泉之水净化、浓缩为典型的人生图画，是把许许多多的个别形象组织成为一个有机的完整的形象体系。艺术家要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对生活进行典型化，把丰富复杂的情思和意蕴深深地隐藏在富于概括性的具體性之中。”这种具体性背后的概括性，就潜藏着特有的模糊性。正是由于具有这种模糊性，其中的美才能令人挖掘不尽，而不是一览无余。
此外，作者在作品艺术画面中留下大片的空白，也使作品充满不确定性，赋予了作品一种模糊美。叶纪彬（1987）认为，文学作品的模糊美主要包括作者对描写对象在感知、记忆、知性和理解上的模糊，对自身的心理活动在审美意识上的模糊和对创作活动实行的模糊控制，创作中模糊语言的使用，以及艺术表现手段的模糊性。最后，作家把构思成熟的审美意象用语言外化出来，力求通过有限的语言文字符号传达无限的思想情感内涵，因此文学作品的语言也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体现在象征性、暗示性、联想性、多义性上。
三 译者的模糊思维
文学作品的模糊性与清晰性相统一，作者既描绘相对明晰的象，又通过象去暗示相对模糊的象外之意；作者既有清晰的理性思维，又有神思飞扬、无迹可寻的模糊思维。
翻译是以语言为实现手段，以逻辑为科学依据而进行的双语转换的思维科学。译者感知原作时既要运用精确思维去研究其思想内涵、意象结构和语言形式，又要运用模糊思维和审美直觉，发挥想象和联想去捕捉原作的虚境，即原作的象外之意、言外之意，只有调动模糊化思维，译者才能在翻译活动中跨越层层障碍、顺利地实现双语语义上的对接。
所谓模糊化思维，不是指模糊或含混的思维，而是指以反映客观事物中的模糊现象为对象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模糊现象是人们在认知活动中常会遇到的相关事物发展过程的中间环节和过滤状态，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多因素、系统的、动态的、连续性和不间断性的一种状态的反映。从表面看来，模糊化思维是模糊不清的，但实际上在反映事物深层差异方面能使人们更精确，因而更能揭示事物发展的矛盾性及其丰富的内涵。
译者的模糊化思维是指充分利用大脑的活性特征，即充分利用大脑生理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全面考虑翻译中的种种可能因素，包括宏观层面因素及微观层面因素，根据翻译的需要，突破语言不同的界限，运用各种转换手段，顺利实现翻译中语义对接的一种思维运作。
龚光明（2004）指出，译者思维融合了意会思维和言表思维，意会思维是模糊性最强烈的思维形态。译者需要运用审美直觉去领悟原作的奥义玄理，又要想象以为事，在头脑中还原出原作的艺术画面，并运用模糊思维去感悟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情感内涵。
在译者审美感知活动的开始阶段，原作语言在其头脑中唤起的艺术画面还比较模糊朦胧，随着译者反复阅读和品味原作，体验其中的意蕴，译者的审美想象和联想就会不断地受到激发，头脑中的艺术画面会逐渐变得清晰逼真、鲜明生动。龚光明（2004）认为，译者在解读与把握原作物化的文学意象的过程中所依据的艺术思维方式是模糊的，但同时又是发散型的，从而形成物象与心象的复合体。译者通过审美想象和联想力，使自己头脑中所再现出的艺术画面与作者所构思的艺术画面尽可能一致。译者从语言进入意象，又从意象返回语言，其思维机制在源语思维与形象思维之间来回转换。译者欣赏原作的同时也在考虑如何用恰当的译语形式将其忠实准确地再现出来，在这个译语构思的过程中，译者的思维机制在形象思维与译语思维之间不断转换，这种转换过程离不开译者模糊思维的作用，即对原作中所获得的意象经过抽象、扬弃、过滤、整合等，实现由精确到模糊，然后再由模糊到精确的这样一个不断转化的辩证思维过程。（王平，2009）
四 结语
翻译是一个经过模糊化整合使异语间的意义得到最大程度契合的辩证思维过程，系统的复杂性越大，模糊性越强，对其进行精确性的认识和描绘的可能性越小，尤其对于文学翻译这种多元的复杂系统，逐字翻译不仅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忠实”，反而容易造成对原作品的曲解。因此，根据模糊集理论，在文学翻译中，要达到“忠实”这一目标，译者的思维必须是模糊性和精确性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一个辩证过程。
参考文献：
[1] Joanna Channell.Vague Language[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毛荣贵：《翻译美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 傅昌萍：《模糊化思维与翻译》，上海外国语学院，2006年版。
[5] 伍铁平：《模糊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6] 王明居：《模糊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
[7] 叶纪彬：《艺术创作规律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8] 龚光明：《翻译思维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9] 王平：《文学翻译审美学》，国防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管振彬，女，1970—，湖北蕲春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黄石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模糊集理论 模糊性 模糊思维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
1965年，札德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模糊性的论文，随后语言学家把模糊理论开始用于语言研究。Lakoff于1972年发表了把模糊理论应用于词汇方面的学术演讲，对今后此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oss探讨了语法中的模糊现象；Channel（2000）将模糊语言与语用学原理结合起来研究。但以上均未涉及翻译领域的模糊现象。
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开始了对模糊理论的研究。伍铁平最先将札德的模糊理论与模糊语言的关系介绍到国内，并于1999年出版发行了我国第一部关于模糊语言的研究专著《模糊语言学》；随后，更多的学者转向此领域的探讨，如：姚小平，廖秋忠等。
国外关于模糊语言的研究基本采取定量视角，侧重于语义，未涉及翻译（毛荣贵，2005）。国内将模糊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文献零零星星地出现在国内各期刊，如：穆雷，吴义诚等。但这些研究仍未完全脱离传统译学研究的模式。总之，到目前为止，从模糊化思维的角度对文学作品的翻译进行探究，尚未形成系统性。
根据思维科学，人的大脑除精确思维外，还有模糊化思维机制，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共同构成人类认知活动中的活性特征。对于翻译活动而言，具有系统多元复杂、主体干预性超强的特点，因此，不确定因素更多、模糊度更大，需要译者主动利用思维的模糊性，也就是说，需要译者运用模糊化思维构建出种种表现手法来形成译语的语义结构，以实现双语间意义的成功转换。
一 模糊集理论的提出
1965年，美国控制论专家札德率先提出模糊集合（Fuzzy set）这一数学概念，并发表了《模糊集合》这一著作，用以描述有众多变量和参数、大而复杂的系统，为模糊性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模糊性理论在处理复杂并有人为干扰因素的系统方面简洁而有力，因此，很快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学术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模糊性主要是指人们认识中关于认识客体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客观物体类别之间基本没有确定的界限，如：作者决不会用严格量化的语言来描绘意境、塑造角色的。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大部分指令都是不精确的，但这并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或完成复杂的任务。由此，札德认为，人类的认知以及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多半以模糊子集的方式进行的，即：人类进行推理或判断，通常情况下并不是非A即B的二值逻辑，甚或多值逻辑，而是具有模糊真值、模糊连接词和模糊推理规则的逻辑。
札德的理论改变了传统的思维领域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的思维形态既有精确思维，也有模糊思维。模糊集现象表明，模糊是人类认识能力的特性之一，人的大脑具有执行不精确指令的能力。它们的存在，对人们的抽象思维和信息传递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按照哲学的观点，人类认知思维的模糊性其实是宇宙普遍联系和连续运动在头脑中的反映。“连续性和离散性，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是宇宙运动的基本特征。人类认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精确性和模糊性实质上正是对这一宇宙运动基本特征的客观反映。”（李晓明，1985）精确性和模糊性虽然矛盾，但体现了人类思维机制的辩证本性。
认识论认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精确的认识既包括对模糊现象的忽略不计，也包括对思维模糊化手段的使用。人类这一认知规律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翻译时为使双语转换中意义对应，往往必须要简化一些系统因素和层次，对一些次要的模糊环节进行扬弃，这样更易于对原文进行解构；在掌握原文的主体及语义的基础之上，则采用模糊化方式进行表达，如减省形式上的对应或风格上的对应，以达到语用对应的效果，这样更易于按照原文的语义模态，根据译入语的语言表达习惯，重新构建译入语的语义模态。
模糊集理论表明了人类思维和语言中模糊性和精确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运用模糊集理论来探讨翻译问题，是由翻译活动中译者的思维特征所决定的，即：译者的思维确定性因素和不确定性因素由量到质、彼此转换的动态演化过程，模糊集理论所揭示的人类模糊化思维的辩证机制与翻译中译者的思维活动规律完全吻合，如果没有这种语际间的转换，那么翻译将无法顺利进行。翻译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通过模糊化手段的整合使原语和译入语在语义上逐渐对应契合的认知思维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模糊化思維活动主要表现在意义多向流动、思维多向发展的连续的心理过程，类似于人类认知中的发散思维，也就是，运用人类模糊化思维中的活性特征，对信息进行过滤，并重新整合，根据原文语义来提取信息，然后在此基础上，脑中自动形成解题思路、方法和步骤等，再运用模糊聚类分析及模糊识别的方式，使原文的模糊信息明朗化，使译文为译入语读者所接受和理解。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译者应当提供意义明白流畅、为译入语读者所接受的译品，才能使语际间的文化传递、信息交流得以顺利进行。但是，过去人们一味地追求表达的准确性，认为只要用词规范、文理通顺等就是精确了。但是，要实现确定性的目标，并不是从确定证据就可以堆砌出确定知识的线性运动过程，而是一个精确性与模糊性相互对立、相互转化、螺旋上升的辩证过程。模糊集理论有力地表明了模糊性和精确性的辩证关系是理解人类思维的基本条件。要达到“忠实”这一翻译目标，必须对模糊化思维进行抽象、扬弃、过滤、整合，最后进入相对明晰的境界，即：从精确到模糊这一辩证思维的路线。
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也是一种思维活动。翻译过程中，译者只有了解了原文的思想内容，才能成功构建相应的译文文本，但是由于中西方的语言体系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在对原文本的解读中，译者不可能对原文做完全精确的量和质的判断，也就是说，不可能用非此即彼的二值判断，相反，要用亦此亦彼的多值判断，翻译的过程是贯穿精确思维和模糊思维的辩证过程。（傅昌萍，2006） 二 文学作品中的模糊思维
译者感知文学作品原作时的审美直觉是一种模糊思维，这种模糊性是由文学作品的模糊美所决定的。伍铁平（1999）认为，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是现实形象基础上的提炼概括，欣赏者通过自己的情绪运转去认识文艺作品，而情感和情绪都是多因性的模糊集合”，因此，文学作品免不了带上主观所持有的模糊推断及模糊概念特点。王明居（1998）则认为，艺术家在塑造形象时，并不是照抄具体的现实生活，而是“把现实生活的源泉之水净化、浓缩为典型的人生图画，是把许许多多的个别形象组织成为一个有机的完整的形象体系。艺术家要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对生活进行典型化，把丰富复杂的情思和意蕴深深地隐藏在富于概括性的具體性之中。”这种具体性背后的概括性，就潜藏着特有的模糊性。正是由于具有这种模糊性，其中的美才能令人挖掘不尽，而不是一览无余。
此外，作者在作品艺术画面中留下大片的空白，也使作品充满不确定性，赋予了作品一种模糊美。叶纪彬（1987）认为，文学作品的模糊美主要包括作者对描写对象在感知、记忆、知性和理解上的模糊，对自身的心理活动在审美意识上的模糊和对创作活动实行的模糊控制，创作中模糊语言的使用，以及艺术表现手段的模糊性。最后，作家把构思成熟的审美意象用语言外化出来，力求通过有限的语言文字符号传达无限的思想情感内涵，因此文学作品的语言也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体现在象征性、暗示性、联想性、多义性上。
三 译者的模糊思维
文学作品的模糊性与清晰性相统一，作者既描绘相对明晰的象，又通过象去暗示相对模糊的象外之意；作者既有清晰的理性思维，又有神思飞扬、无迹可寻的模糊思维。
翻译是以语言为实现手段，以逻辑为科学依据而进行的双语转换的思维科学。译者感知原作时既要运用精确思维去研究其思想内涵、意象结构和语言形式，又要运用模糊思维和审美直觉，发挥想象和联想去捕捉原作的虚境，即原作的象外之意、言外之意，只有调动模糊化思维，译者才能在翻译活动中跨越层层障碍、顺利地实现双语语义上的对接。
所谓模糊化思维，不是指模糊或含混的思维，而是指以反映客观事物中的模糊现象为对象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模糊现象是人们在认知活动中常会遇到的相关事物发展过程的中间环节和过滤状态，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多因素、系统的、动态的、连续性和不间断性的一种状态的反映。从表面看来，模糊化思维是模糊不清的，但实际上在反映事物深层差异方面能使人们更精确，因而更能揭示事物发展的矛盾性及其丰富的内涵。
译者的模糊化思维是指充分利用大脑的活性特征，即充分利用大脑生理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全面考虑翻译中的种种可能因素，包括宏观层面因素及微观层面因素，根据翻译的需要，突破语言不同的界限，运用各种转换手段，顺利实现翻译中语义对接的一种思维运作。
龚光明（2004）指出，译者思维融合了意会思维和言表思维，意会思维是模糊性最强烈的思维形态。译者需要运用审美直觉去领悟原作的奥义玄理，又要想象以为事，在头脑中还原出原作的艺术画面，并运用模糊思维去感悟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情感内涵。
在译者审美感知活动的开始阶段，原作语言在其头脑中唤起的艺术画面还比较模糊朦胧，随着译者反复阅读和品味原作，体验其中的意蕴，译者的审美想象和联想就会不断地受到激发，头脑中的艺术画面会逐渐变得清晰逼真、鲜明生动。龚光明（2004）认为，译者在解读与把握原作物化的文学意象的过程中所依据的艺术思维方式是模糊的，但同时又是发散型的，从而形成物象与心象的复合体。译者通过审美想象和联想力，使自己头脑中所再现出的艺术画面与作者所构思的艺术画面尽可能一致。译者从语言进入意象，又从意象返回语言，其思维机制在源语思维与形象思维之间来回转换。译者欣赏原作的同时也在考虑如何用恰当的译语形式将其忠实准确地再现出来，在这个译语构思的过程中，译者的思维机制在形象思维与译语思维之间不断转换，这种转换过程离不开译者模糊思维的作用，即对原作中所获得的意象经过抽象、扬弃、过滤、整合等，实现由精确到模糊，然后再由模糊到精确的这样一个不断转化的辩证思维过程。（王平，2009）
四 结语
翻译是一个经过模糊化整合使异语间的意义得到最大程度契合的辩证思维过程，系统的复杂性越大，模糊性越强，对其进行精确性的认识和描绘的可能性越小，尤其对于文学翻译这种多元的复杂系统，逐字翻译不仅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忠实”，反而容易造成对原作品的曲解。因此，根据模糊集理论，在文学翻译中，要达到“忠实”这一目标，译者的思维必须是模糊性和精确性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一个辩证过程。
参考文献：
[1] Joanna Channell.Vague Language[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毛荣贵：《翻译美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 傅昌萍：《模糊化思维与翻译》，上海外国语学院，2006年版。
[5] 伍铁平：《模糊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6] 王明居：《模糊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
[7] 叶纪彬：《艺术创作规律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8] 龚光明：《翻译思维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9] 王平：《文学翻译审美学》，国防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管振彬，女，1970—，湖北蕲春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黄石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