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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简要阐述了学科文化的内涵，以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期的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年）为例，从雕塑与建筑、文艺与诗词、观念与校风三个方面分析了学科文化对大学文化形成的影响，比较了学科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为理解这一时期新建院校大学文化形成中的学科因素提供了参考样本。
〔关键词〕 大学文化；内部因素；学科建设；北京钢铁学院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1-0039-11
大学起源于学科，最初的大学就是围绕哲学、医学、法学和神学四种学科建立起来的。学科是大学的组织细胞或组织基干，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1]（26）。伯顿·克拉克指出：无论哪里，高等教育的工作都按学科（discipline）和院校（institution）组成两个基本的纵横交叉的模式。各学科穿过地方院校的界限，各院校反过来收拾各学科的亚群体在地方集合起来[2]（85）。换句话说，大学是“学科”和“院校”交叉而成的“矩阵”。因此，学科文化与院校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深刻的互动关系。北京钢铁学院是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单科性工业学院的典型代表，是一所以冶金、矿业、材料为主体学科的行业性院校，本文以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年）为例，重点讨论学校的主体学科对大学文化形成的影响。
一、学科文化概述
英国学者托尼·比彻教授认为，学科具有特定的文化特质，每一个学科形成了一个“学术部落”。伯顿·克拉克认为，“根据独特的理智任务，每一学科都有一种知识系统——即思想范畴——和相应的行为准则”，“进入不同学术专业的人，实际上是进入了不同的文化宫，在那里，他们分享有关理论、方法论、技术和问题的信念”[2]。德国学者胡伯（L.Huber）、利保（E.Liebau）等人撰文指出，大学的不同学科和专业有着各自独特的人文及物质环境，具有自己独特的、区别于其他学科和专业的文化[3]（149）。譬如，对某一件事，往往文科学生会问“为什么”，理科学生会问“是什么”，工科学生则问“怎么做”；数学文化强调优雅和精确，物理文化则更关心现实、信奉自然的统一与简单；数学家写信可能只有半页，历史学家写了三页可能才刚刚开头；物理学家普遍认为“他们的学科比那些‘纸上谈兵’的学科更优越”，如此等等。
关于学科文化的内涵，伯顿·克拉克认为，学科文化是难以把握的，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知识体系、思维类型、崇拜偶像以及其他许多行话，以及由学科和专业领域形成的联合会、学会所开展的相关活动等。孙进在总结德国的学科文化研究成果时指出：从现象学的层面来看，学科文化的特征集中体现在学科的认识论取向、课程符码、教学文化、学业组织、师生互动模式、学科成员的衣着打扮、学习风格、居住形式、政治态度及其典型的感知、思维和行为模式等方面。[4]（8-12）邓和平认为，学科文化是指探索于大学相关学科领域里的历代学者在长期的创建并发展该学科的传承与创造活动过程中所形成并积淀的以知识为本原、以学科为载体的各种致思方式、探索路径、行为方式、语言符号表达、价值信仰和伦理规范及其知识产品的总和[1]。周朝成认为，学科文化是指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取向、学科方法、学科术语、学科风格、学科认同以及行为规范的总和，是学科知识性文化与学术部落社会性文化的统一[5]（52）。
总之，学科文化以学科为载体，通过学科成员（教授、实验人员、学生）来表现，表现形式以至于从价值趋向到行为风尚，乃至衣着打扮。学科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学科文化的内涵越丰富，力量就越强大，表现形式就越多样。基于本文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学科均为自然科学中的理工科，因此下文对学科的比较分析从学科带头人（“部落长老”）、学科类别、学科规模、致思方式、实践场所、学科服饰、代表性人物（著名教授）等方面进行解读。
二、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
学科发展考察
（一）学科历史沿革
截止1966年，钢院设有6个系（采矿、冶金、金属学、钢铁机械、物理化学、金属压力加工）、16个专业（采矿、选矿、矿山机电、钢铁冶金、铸造、冶金炉、金相热处理、高温合金、精密合金、粉末冶金及金属陶瓷、金属物理、冶金物理化学、稀有金属、冶金机械设备、工业企业电气化、轧钢），其中钢铁冶金专业设炼铁、炼钢、电冶金三个专门化。各系和专业的历史沿革、人才培养情况如下。
（1）采矿系
采矿系建于1952年，包括矿区开采专业和选矿专业，卢焕云教授任第一任系主任。1953年初，撤销选矿专业。1952年。设采矿教研室（童光煦任主任）、选矿教研室。1953年，增设地质教研室（陈兆东任主任）。1954年，增设矿山机电教研室（高澜庆任主任）。1956年，增设凿岩爆破与井巷掘进教研室（于学馥任主任）。1957年，增设通风及安全教研室（华凤诹任主任）。1960年，矿山机电专业和选矿工程专业正式招收新生。1965年，热工学及水力学教研室从机械系调入采矿系。截至1966年，采矿系有3个专业，7个教研室，教职工138人，其中教师92人。采矿系培养本科生1840人[6]（123-125）（其中，采矿专业1119人、矿山机电专业562人、选矿专业159人），研究生27人[7]（均为采矿专业），合计1867人。
（2）冶金系
冶金系建于1952年，包括钢铁冶金专业，分为炼钢、炼铁、电冶金三个专门化，林宗彩教授任第一任系主任。1952年，设炼铁教研室（陈大受教授任主任）、炼钢教研室（谢家兰教授任主任）、电冶金教研室（朱觉教授任主任）、冶金原理及物理化学教研室（高诒善教授任主任）、分析化学及工业分析教研室（赵梦琴任主任）。1953年，增设冶金炉教研室（倪学梓任主任）、铸造教研室（王兆昌副教授任主任）、冶金经济及企业组织教研室（王正生任主任）。1954年，成立铸造专业。1956年，原冶金原理及物理化学教研室与工艺系部分教师共同组成了物理化学系，分析化学及工业分析教研室并入化学教研室。1958年，成立冶金炉专业。截至1966年，冶金系有3个专业，6个教研室。冶金系共培养本科生3808人（其中，炼铁、炼钢、电冶金2755人，铸造716人，冶金炉337人），留学生30人，研究生81人（其中，钢铁冶金65人，铸造15人，冶金炉1人），合计3919人[8]（154）。 （3）金属学系
金属学系的前身是建于1952年的金相热处理系，包括金相热处理专业、物理检验专业，章守华教授任金相与热处理系第一任主任。1952年，设金相教研室（赵锡霖教授任主任）。1953年，撤消物理检验专业。1954年，金相热处理系与压力加工系合并成立工艺系，包括轧钢专业、钢铁热处理专业。工艺系设两位系主任，章守华教授负责钢铁热处理专业，杨尚灼教授负责轧钢专业。1956年，增设力学教研室（刘宝智教授任主任）、电工教研室。1960年，工艺系轧钢专业分出部分教师和学生成立特种压力加工专业，隶属新成立的特种冶金系，工艺系改名金属学系。1960年，增设粉末冶金教研室（赖和怡任主任）、高温合金教研室（陈国良任主任）。1961年，增设精密合金教研室（王润担任主任）。1962年，特种冶金系建制取消，特种压力加工专业师生回归金属学系，与原金属学系压力加工专业合并，并从金属学系独立出来成立金属压力加工系。1961年，成立高温合金专业、精密合金专业、粉末冶金及金属陶瓷专业。截至1966年，金属学系有4个专业，7个教研室。金属学系培养本科生2196人[9]（86）（其中，金相1455人，高温合金296人，精密合金217人，粉末冶金228人），研究生40人（均为金相热处理专业）[7]，合计2236人。
（4）钢铁机械系
钢铁机械系建于1952年，包括冶金厂机械设备专业、轧钢专业，设有机械专修科，杨尚灼教授兼任系主任，吕桂彤主持全系工作。据孙一康教授回忆，1952年成立冶金机械教研室（孙一康任主任）、机械制造教研室（陈端树任主任）、机械制图与工程图学教研室（赵彦枢任主任）。后来，陆续成立液压传动教研室（程祥元任主任）、零件教研室（陈道南任主任）、工业企业电气化教研室（舒迪前任主任）、热工学及力学教研室（1965年调入采矿系）。1953年，轧钢专业调至压力加工系。1958年，徐宝升调任机械系主任。1959年，成立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截至1966年，钢铁机械系有2个专业，6个教研室。钢铁机械学系培养本科生2616人，研究生44人（均为冶金机械专业）[7]，专科生35人，合计2695人。
（5）物理化学系
物理化学系建于1956年，由工艺系、冶金系抽调相关教研室和教师成立物理化学系，1956年成立金属物理专业，1957年成立冶金物理化学专业，同时还包括承担全校基础课教学的外语、数学、物理、化学四个教研室，柯俊教授任第一任系主任。1959年，理化系成立应用数学专业，培养了两届毕业生；还办过物理专业大专师资班，培养了一届毕业生。1965年，学校成立基础部，外语、数学、化学及物理四个教研室划归基础部。1960年，冶金物理化学专业调至冶金系，金属物理专业调至工艺系，抽调金属物理专业、冶金物理化学专业以及工艺系部分教师组成特种冶金系，设稀有金属冶金专业、特种金属压力加工专业。1962年，特种冶金系撤销，把其中稀有金属冶金专业划归理化系。1963年，金属物理专业和冶金物理化学专业重新回到物理化学系。截至1966年，物理化学系有3个专业，3个教研室。物理化学系培养本科生1480人（其中，金属物理710人[10]，冶金物理化学770人[11]），研究生36人（其中，金属物理31人，冶金物理化学5人），专科生41人（均为冶金物理化学专业），合计1557人。
（6）金属压力加工系
金属压力加工系成立于1953年，基础是1952年成立的钢铁机械系轧钢专业，杨尚灼教授任第一任系主任，刘叔仪教授任第一任轧钢教研室主任。1954年，压力加工系与金相热处理系合并成立工艺系，设金属及钢铁热处理专业、钢铁压力加工专业，其中钢铁压力加工专业分为轧钢、锻压及轧管生产三个专门化。1960年，工艺系钢铁压力加工专业分出部分教师和学生成立特种压力加工专业，隶属新成立的特种冶金系，工艺系改名金属学系。1962年，特种冶金系建制取消，特种压力加工专业师生回归金属学系，与原金属学系压力加工专业合并成立金属压力加工系，下设轧钢专业。截至1966年，金属压力加工系有1个专业，3个教研室。金属压力加工系培养本科生2179人[12]，研究生46人[7]，合计2225人。
（二）学科实力比较
为了比较各个学科、专业的实力，从师资力量、学科规模来进行比较分析。其中，师资力量以各系、专业三级以上教授的数量为指标，学科规模以各系、专业的学生数量为指标。当然，仅仅以三级以上教授作为指标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教授们有年龄上的差别，学识、能力上的不同，而且处境各异、作用不同。而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如采矿系高澜庆、于学馥等，冶金系陶少杰、杨永宜、周荣章、曲英等，机械系陈先霖、孙一康等在教学科研中发挥了重要骨干作用。
（1）师资力量
钢院（1952-1966）有三级以上教授27人，分布在6个系、9个专业。各系、专业三级以上教授数量见表1。可以看出，以系为单位来看，理化系、冶金系的师资力量最为强大，其次是采矿系、金属压力加工系、金属学系、钢铁机械系。以专业为单位来说，采矿、冶金物理化学、炼钢专业的师资力量最强，其次是金属物理、压力加工、金相热处理、炼铁、冶金机械、电冶金。需要说明的是，金属学系、金相热处理专业虽然三级以上教授数量较少，但是因为部分课程是由金属物理专业的教授开设，因此其师资力量实际上是很强的。
（2）学生规模
钢院（1952-1966）各系、专业培养的学生数量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以系为单位来看，冶金系培养的学生数量最多，其次是钢铁机械系、金属学系、金属压力加工系、采矿系、物理化学系。以专业为单位来说，钢铁冶金专业培养的学生数量最多，其次是冶金机械、轧钢专业，再次是金相热处理、采矿、物理化学、金属物理、铸造、矿山机电、冶金炉、高温合金、粉末冶金与金属陶瓷、精密合金、选矿工程专业。 （三）学科主要特征
回顾人类历史，冶金和材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柯俊院士多次谈到，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到正在走向蓬勃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材料的发展及应用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三次重大飞跃（如表3，该表由柯俊绘制于2000年，石新明协助整理）。第一次是公元前8世纪中国发明生铁并在公元前5世纪用其代替青铜大规模铸造农具、工具和兵器，这是导致规模农业经济（公元前半世纪开始于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物质基础；第二次是19世纪欧洲用生铁液态炼钢，这是导致工业经济（18-19世纪开始于欧洲）现代科学技术建立的物质基础；第三次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以半导体固体材料的晶体管代替电子管以及多种固体材料复合的集成电路，这场技术革命引发了信息技术、材料技术、制造技术的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在这人类文明的三次重大飞跃中，采矿和冶金，特别是铁矿的采掘、冶炼和加工处在最为核心的地位。
由此可见，采矿和冶金学科具有以下五个特点：（一）历史悠久。从冶金技术的起源来讲，新石器时期的制陶技术（用高温和还原气氛烧制黑陶）促进了冶金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冶金史专家李延祥认为，女娲补天的传说中讲到“女娲取巨鳌之背甲以为炉，斩神龟之四足以支天，借祝融之天火以焚煮，撷五彩之神石以熬煎”，描述的就是中国古代冶金的起源。其中，早在商、西周时期中国已经能广泛生产青铜农具、工具和武器，而自春秋末期起生铁就在我国得到大量应用。《孟子·滕文公上》记载过孟轲对许行的问话：“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13]。”意思是，“许行，你用锅和甑烧火做饭吗？你用铁做的农具耕作吗？许行回答说，都用。”这证明，最晚至春秋末期，已大量使用农具耕作。（二）条件艰苦。矿冶工作者长期处在野外、爆破、高温、地下等危险的工矿条件下，又热、又重、又脏，常常被称为“傻大黑粗”，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三）地位重要。铁在地壳中含量丰富，且性能优良，使用非常广泛。正如表3所示，钢铁技术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两次重大飞跃，柯俊院士曾说：“从生产力的发展来看，在公元前5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的2500年中，农业和钢铁是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基础，钢铁又是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物质基础。”即使在当今的信息社会，钢铁仍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材料，冶金工业依然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基础性产业，2013年中国年产粗钢产量已经超过7亿吨。（四）实践性强。矿冶技术涉及地质、环境、原料、温度等诸多复杂因素，每一项冶金技术的发展进步都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从生铁半固态炼钢技术到生铁液态炼钢技术，人类经历了约2000年时间。（五）综合度高，企业规模大。钢铁冶金过程复杂，涉及到多个专业、工种的协作配合，因此各个历史时期的钢铁企业人数都是很多的，属于劳动力密集型重工业，其功能之全、人数之众，可以说就像一座“城市”自成系统。至到近二三十年来，随着钢铁工业连续化、紧凑化、产品专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新型钢铁企业的人员规模才大幅度下降。
三、学科文化对大学文化的影响
（一） 雕塑与建筑
考察钢院（1952-1966）的校园建筑与雕塑，许多都渗透着学科文化的痕迹。无论是学校的第一个匾牌——“钢铁摇篮”石匾，还是第一座雕塑——矿冶工人塑像；无论是学校专门为一个学科而兴建的第一座大楼——采矿楼，还是学校建设的第一座理科教学科研大楼——金物楼；以及学校中很有特色的建筑——冶金实习工厂，都体现着学校的学科文化特色，体现着学校的钢铁行业背景。
（1）矿冶工人塑像
图1 矿冶工人像①
矿冶工人塑像位于主楼前大草坪靠近校门的一端，如图1所示，据王湧、高澜庆等多位老教授回忆，塑像是由中央美术学院制成的，由一名矿工和一名炼钢工人组成，高约两到三米，其主体被置于近两米高的基座上。建成时间大约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属于苏式艺术风格。左侧的矿工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提一盏电石矿灯；右侧的炼钢工头戴防火帆布鸭舌帽，帽子上安装有炼钢时用来保护眼睛的墨镜，右手持一根冶炼用钢钎。塑像整体象征着矿冶并肩，共同建设祖国。矿冶工人塑像的寓意和宣示是：要建设强大的祖国，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必须建设强大的工业。钢铁工业在当时是最为重要的基础工业，工业要“以钢为纲”。发展钢铁工业，必须有充足的能源和原料供应，必须首先要“开发矿业”，必须有优秀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1967年，这座极具象征意义的雕塑因为修建毛主席像而被拆除。
（2）“钢铁摇篮”石匾
“钢铁摇篮”石匾（图2）镶嵌于主楼一层通往二层的楼梯口上方，白底大理石、黑框，四周是浅黄色的“祥云”浮雕。左上方刻有“母校留念”的字样，右下方落款处是两行小字，上行书“北京钢铁学院首届毕业生敬赠”，下行书“一九五四年六月”，由54届毕业生赠送。1952年建院时，他们从北洋大学、唐山铁道学院、北京工业学院、清华大学、山西大学、西北工学院奔赴而来。在钢院学习和生活两年多，他们政治觉悟提高很快，业务本领掌握扎实，对发展祖国的冶金事业热情高、抱负大。毕业时，他们主动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全部服从国家的分配。作为第一届毕业生，他们对母校更是充满了感激和不舍。毕业前夕，大家想送件礼物给热爱的母校，但是送什么呢？考虑到新落成的钢院在新中国冶金事业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参照井冈山、延安的“革命摇篮”美誉，意深情长地提出了“钢铁摇篮”这个最能表达他们心愿的词，决定做一块“钢铁摇篮”石匾献给母校。同学们联系到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工作处，购买了与纪念碑相同的石料。随后，他们奔赴天桥请来专业的书法工作者题写“钢铁摇篮”匾额，又请北京一家著名工艺美术厂进行雕刻，最后由学校建筑工人安装。校园里工作和生活的人们，都喜欢在“钢铁摇篮”前留影拍照，作为珍贵的纪念。后来，“钢铁摇篮”逐渐成为了钢院的代名词[14]。该匾1975年被毁，1981年原样复建。
（二） 文艺与诗词
考察钢院（1952-1966）的校园传说和校园活动，许多都渗透着学科文化的痕迹。无论是“钢小伙、铁姑娘”的美誉，还是广受好评的“炼钢舞”；无论是“钢铁摇篮”的歌曲，还是赛诗会上大量描述矿冶生产活动的诗词；以及师生们在体育锻炼中提出的“钢铁的事业需要钢铁般的体魄”口号，无不体现着学校的学科文化特色，体现着学校的钢铁行业背景。 （1）“钢小伙、铁姑娘”
据前文所述，“钢小伙、铁姑娘”的美誉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那次规模空前的公益劳动——修建十三陵水库。关于“钢小伙、铁姑娘”的称呼，常有人问：“为何不叫‘铁小伙、钢姑娘’？”，“是否有科学的依据？”对如此有趣的问题，钢院人给出的解释也是基于学科理论的：这就要谈到“钢”与“铁”的区别，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含碳量不同，其中生铁含碳量为2.0%～4.5%，钢含碳量为0.05%～2.0%，熟铁含碳量小于0.05%，含碳量多少对钢铁的性质影响极大，含碳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引起质的变化。“钢小伙、铁姑娘”，这里的“铁”主要指含碳量低的熟铁，因其含碳量低而主要特性表现为柔软和可塑性好；而这里的“钢”因为含碳量的增加，主要特性表现为强度和硬度高。因此，用“铁”来形容女生，而用“钢”来形容男生是具有科学道理的。
（2）《钢铁摇篮之歌》
《钢铁摇篮之歌》（图3）表达了那个时代的师生对母校、对专业的自豪和热爱之情。《钢铁摇篮之歌》由许闪作词，王国忱作曲，歌词为：
高大的主楼披着金色的阳光，美丽的校园百花齐放，幸福的歌声四处飘荡，钢铁摇篮到处是明媚的春光。亲爱的钢铁摇篮，我们在你怀抱中成长，是你给我们建设祖国的本领，是你把我们锻炼成钢铁一样，钢铁一样。从前这里是一片荒凉，如今耸立起高大的楼房，党的光辉照耀着我们前进，钢铁摇篮变得更加漂亮。亲爱的钢铁摇篮，我们在你怀抱中成长，是你给我们建设祖国的本领，是你把我们锻炼成钢铁一样，钢铁一样。我们走进课堂跨进工厂，生活是多么愉快紧张。我们朝气蓬勃像早晨的太阳，大步前进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亲爱的钢铁摇篮，我们在你怀抱中成长，是你给我们建设祖国的本领，是你把我们锻炼成钢铁一样，钢铁一样。
翻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钢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由师生创作的诗词。这些诗词，许多是描写矿山、冶炼、轧钢的生动场面。钢院第五届团代会工作报告（1959年5月23日）记载：如采矿、铸造专业的学生在劳动中爱上了矿山、化铁炉和型砂，他们说：“风镐凿开千座山，不见矿石心不甘。高楼大厦我不恋，终身愿把矿山伴。”、“昔日铸造以为怨，今日学来方知甜。只恨从前闹情绪，倍爱专业赎当年。”此外，广大同学提出了“学习钢铁冶金知识的人，必须有个钢铁般的身体”，甚至有人提出要当个“钢铁人”。
图3 “钢铁摇篮之歌”词曲①
（三） 观念与校风
矿冶学科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目前尚没有发现相关的研究成果。笔者试图通过访问冶金、采矿、钢铁等方面的专家和钢院的老教师来寻找答案，专家们经常谈到的是：“矿冶学科是古老的学科”，“实践性很强”，“艰苦行业”，“非常重要的学科”，“钢铁是人类文明的基石”，“传统学科”等等。虽然没有得到明确而系统的答案，但是有几个词汇被较多地提到，那就是：“传统”、“实践”、“艰苦”、“自尊”、“保守”、“担当”，“实在”等。陶少杰教授说：“矿冶学科历史悠久、地位特殊、任务艰巨、设备庞大、条件艰苦、集体生产”，“矿冶工作者责任心强、刻苦耐劳，依靠群众，但是生产内容单一，视野不够开阔；历史悠久、流程成熟，易墨守成规；设备庞大、投资巨大，不敢轻易改动，限制创新”。笔者认为，钢院的学科文化对学校观念文化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1）“朴素、实干、担当、协作”是矿冶学科文化的核心特征
矿冶学科的工作环境艰苦，钢铁工业过去更是被形容为“傻大黑粗”，但是却培养了师生不怕苦、不怕累、热爱劳动、艰苦朴素的精神品格。矿冶学科是实实在在的学科，来不得半点虚假，培养了师生严谨、踏实、实干的工作作风。正如陶少杰教授所说：“搞冶金、采矿的，不踏实不行，不实干不行，这个行业有一点虚假就要出现质量问题，甚至就要出大事故。”担当的文化更多是由钢铁工业的重要性决定的，正如徐匡迪院士2005年5月8日在《徐匡迪文选——钢铁冶金卷》首发式上说[15]：
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国家没有钢铁是不行的。没有钢铁，我们汽车年产量现在就不能达到400多万辆。如果汽车所有的钢材要进口，一辆汽车平均就需要1吨多钢铁；如果没有钢铁，我们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三造船大国，因为每一艘船舶都需要钢铁来制造；没有钢铁，我们人民生活不可能有今天的情况，因为所有的白色家电都需要冷轧薄板，所有的高速公路、铁路都需要钢铁，就连我们的居民经济适用房，每平方米也需要48公斤钢材。我们的行业是很平凡的，很艰苦的，或者说待遇也不是很丰厚的，但是这个行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没有钢铁就没有国家的国防，也没有我们今天的社会事业和城市建设的繁荣！
钢院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学校，工程训练帮助师生养成了很强的团队意识，钢铁工业作为大工程、大工业、重工业，这一点尤其如此。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技术给予人的能力是社会性能力，不是个人的能力。科学技术需要有在单一的指导下组织起来的大量个人进行协作，所以它的趋向是反无政府主义，甚至是反个人主义的[16]。”
（2）矿冶学科可能呈现出“传统、自强、自尊、保守”的文化倾向
采矿和冶金技术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远古时代就被人类掌握，可以说是人类最为传统的学科之一。从中国近代大学学科的发展来说，现代意义上中国最早的大学——北洋西学学堂创建之始就设有矿冶、工程、机械、法律四科。矿冶学科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处于“担当”地位，而正是这个古老而传统的学科的“担当”地位，即可能带来“自尊”乃至“保守”的文化。正如约翰·布鲁贝克认为的那样，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比自然科学家在较少可预测的象征情境中运作。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相对开放；相比之下，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更可能在封闭的文化系统中运作[17]（9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矿冶学科带来的是一种相对封闭和保守的传统。正是因为钢铁学科的重要性，搞钢铁的人自尊心可能会更强。
而且，矿冶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庞大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其所从事的工作艰苦、危险，使人望而却步。因此，矿冶工作者都有一种可贵的自豪感。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认为的那样，终生研究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人文学家，通常自尊心会提高，因为长期与这些伟大的作品打交道，注定会使人感到比所有无此殊荣的人高出一筹。在这里，笔者想起了古时候的大户人家，即使家族开始没落，但都放不下大户的架子，就如同国外的“没落贵族”，因为大户人家一般都“更要面子”、“更为自尊”，而当面临变革的时候，他们也常常是呈现出保守的倾向，远没有普通老百姓那样具有革命性。 当然，这种保守的倾向在计划经济时期并不突出，但是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可能会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可能相当“固执”。也就是说，甚至可能会自尊到“唯我独尊”、“排斥同类”、“文人相轻”的程度；保守到“自划圈子、自成系统、以我为中心”、“自诩这里水平最高”、“不思进取”的状态。关于“固执”，搞工科的人常常认为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因此看问题“比较绝对”，常常会“认为你有一点错就什么都错”，不像搞文科的人那样认为一个问题会有各种认识。北科大文法学院原院长许放教授所说：“搞文科的人有不同意见就在争吵中寻找妥协和一致，搞工科的人有不同意见经常闷在心里，有时候就容易发展成为隔阂。因此，搞工科的往往缺乏妥协、包容和民主的氛围，甚至对不同意见会出现排斥、对抗甚至发展成为‘破坏’”。
四、学科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
（一）学科间的文化差异
本文探讨的学科之间差异，主要是指学科文化差异。学科文化差异主要从象征物和致思方式两方面进行比较，如表4所示。象征物主要包括实践场所、学科服饰和典型工具。实践场所主要指师生参加生产或科研时的主要场所；学科服饰指师生参加生产或科研时的代表性服装；典型工具指师生参加生产或科研时使用的主要工具。致思方式主要包括研究对象、工作方式和思考角度。研究对象主要指学科的关注重点和空间尺度；工作方式主要指科研或生产活动对人际的依赖程度；思考角度主要指思考问题或评价事物的逻辑，譬如，工科注重实用性，往往以“有没有用”来衡量成果价值；理科注重学术性、理论性，讲究思维严谨，观点新颖，并以此来衡量和评价别人的成果。
根据以上对各学科差异的分析，无论是主要象征物，还是致思方式，这些学科可以分为三类，如表5所示。一类是采矿学科，包括采矿系；二类是冶金与加工学科，包括冶金系、金属学系、钢铁机械系、金属压力加工系；三类是理论学科，包括理化系。采矿学科与其他两类学科的主要差异在于距离“钢铁”这个中心更边缘，理论学科与其他两类学科的主要差异在于距离“实际”这个中心更边缘，因此它们的地位和重要性常常得不到应有的认可。采访中，金属物理专业万发荣教授很风趣地说：“在‘钢铁元帅’的氛围里，学科的地位与距离钢铁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谈到金属物理与压力加工专业教师的差异时，万教授说：“金物的教师关注的问题是微观的，工作方式主要是个体式的，工作主要在实验室。压加的教师关注的是宏观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团队式的。因此，压加的教师相比金物的教师，团队精神、领导能力更强，在社会上很会处理人际关系，普遍比较会喝酒，与社会融合得更好。”对此，正如斯诺所说：“可以把纯粹科学家和应用科学家纳入同一科学文化，但他们之间的鸿沟也很大。纯粹科学家同工程师之间经常发生误会。他们的行为往往很不一样：工程师必须生活在有组织的共同体之中，不管他内心多么乖僻，都要向世界显示一幅遵守纪律的面孔。纯粹科学家则不然，他们根据统计在政治上“左”的比例，仍超过任何其他专业，尽管已低于20年前，工程师就不是这样，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保守派[18]。”
很显然，无论是从学科力量来看，还是从与钢铁的结合程度来说，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相比采矿学科和理论学科，冶金与加工学科是多数、是主流，处在更加中心的地位。在这样的力量格局中，当学科文化之间发生冲突时，采矿学科、理论学科显然处在弱势和不利位置，尤其体现在学校资源分配和历次政治运动之中。
（二）学科间的文化冲突
综上所述，在钢院的学科格局中，与钢铁、与实际结合的紧密程度决定了学科或专业在学校里的地位。正是处于这样一种氛围，因此相比冶金系、金属学系等其他科系，采矿系在学校里长期处在“动荡”中，而理化系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批判。
（1）采矿系长期处在“动荡”之中
据采矿系原主任童光煦教授撰文回忆，采矿系在建校初期的地位很不稳定[19]，学校多次有意不办采矿系。采矿系于1952年成立时设有采矿专业、选矿专业，1953年初选矿专业被撤销，选矿专业四年级学生调到东北工学院，选矿专修科的学生和教师则合并到中南矿冶学院，另成立选矿系。1956年，采矿专业又有调整到新成立的西安交通大学的计划。高澜庆教授回忆说：
当时学校已经决定将采矿系调整到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务长（冶金系陈大受教授的弟弟）为此专门到钢院就调整事宜进行了具体协商，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的人选也都商定好了，实验设备和资料都已经打包装箱了，吴雨沛、李祥仪等部分教师和学生代表还到西安进行了实地考察。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又不搬迁了。”“当时，教师和学生还是有些情绪的，1957年以采矿系部门工会主席李大诒等为代表的师生（大约不超过9人），曾为此专门到冶金部请愿，时任冶金部部长吕东接见了师生代表。在大鸣大放期间，师生们曾提出‘反对大冶金主义’，后来一些教师和学生因此被打成‘右派’。当时，采矿系教师大约40人，有4人被打成‘右派’（李大诒、郭楠、贾庆祥、熊国华），占教师数量约10%，高于当时5%的平均比例。我也因为说过‘反对大冶金主义’而被多次批判。
1960年，选矿专业恢复成立，1961年又停止招生，1964年又计划将选矿专业调整到西安冶金建筑学院，1965年实验设备也已经装箱打包，教师们准备在9月份开学之前到西安报到。就在搬迁前夕，张文奇副院长、柯俊、高澜庆等人到大连参加冶金部的会议，会上冶金部副部长刘彬大谈稀土的重要性，但说选矿非常困难。高澜庆就对张院长说：“选矿这么紧俏，咱们却又不办选矿。”张院长问：“教师走了没有？”高澜庆说：“没有。”张院长当天晚上就给学校打电话，连夜通知学校把教师和设备资料扣下，继续办选矿专业。
由此看来，1952-1966年间，相比其他系科，采矿系及其相关专业总是处在“动荡”之中，引进教师和购置设备的计划也多次因为调整而被取消，这对系里的教学、科研和师生的感情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严重影响了采矿系发展。 （2）理化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批判”
理化系因为是理科性质，相比其他学科，既远离“钢铁”又远离“实际”，被认为是脱离实际的代表。冶金等系科一直希望“吃掉”、“化掉”理化系。
据物理化学系原主任余宗森教授回忆，金物专业是学校有名的“业务堡垒”，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挨整得比别的专业更厉害。柯先生首当其冲，成了“老运动员”。1958年，全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拔白旗，插红旗”政治运动，他呕心沥血创办和发展的金属物理专业竟然被作为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典型而加以批判，被扣上了怀有“奠基人思想”的帽子，抱了个“大西瓜”（当时“大批判”时质量级别最高的标签）。那时不仅柯先生本人遭受批判，他身边的人也受到牵连。时任教研组团支部书记的褚幼义老师回忆，由于对柯先生的“思想右倾”批判“火力不足”，被责罚在“反右倾”运动中做会议记录和大字报的抄写工作。
而且，理化系的两名党员也被打为“右派”，一是理化系党支部书记李敉功，二是理化系副主任马如彰。据韩汝玢教授回忆：“在金属物理专业，柯俊、张兴钤先生共带了5个研究生，除陈梦谪、林实外，其他3人均被打为“右派”。我因为在党支部会上表示了对马如彰老师被打成“右派”的不理解，预备党员的转正被推迟了半年。”另外，数学教研组主任刘景芳、力学教研组主任刘宝智、金相教研组主任赵锡霖等理科或偏理科的教授被打成“右派”，物理教研组更是高达24%的教师（黄源倜等7人）被划成“右派”，远远高出5%的平均比例。金物61届学生章复中因对自己的任课教师刘景芳被打为“右派”表示了同情而被打成“右派”，当时只有17岁。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理科师生之所以受到更多批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因为相比工科而言，理科思维与政治运动逻辑之间的冲突更大；另一方面因为理科在工科文化主导的学校里处在弱势地位。
五、结语
1. 钢院（1952-1966）在十五年的发展里程中，围绕钢铁行业形成了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的学科体系，形成了冶金和加工学科为中心和主体的学科部落，涉及矿、冶、机、电、材、理、化等学科，奠定了学校后来发展的学科基础。
2. 主体学科文化对大学文化的影响，不仅反映在学校建筑、雕塑等物质载体上，而且体现在师生文化活动中，更对学校校风和观念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对校风和观念的影响表现在给学校文化注入了“朴素、实干、担当、协作”的因子，也带来了“传统、自强、自尊、保守”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有可能成为影响学校与时俱进的不利因素。
3. 钢院（1952-1966）的学科文化是一种以钢铁为中心、由冶金和加工学科主导的工科文化。这种文化与学校里远离“钢铁”的采矿系科文化、远离“实际”的理化系科文化之间存在冲突，使得采矿系长期处在“动荡”之中，而理化系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不公正的“批判”。
致谢：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先后采访了北京钢铁学院原副教务长、科研部主任傅君诏，理化系原主任柯俊、金相热处理系原系主任章守华，冶金系原副系主任陶少杰，冶金系创建人之一曲英，采矿系原副系主任高澜庆，学校原校长王润，原党委书记、校长李静波，原党委副书记李辉东，原党委副书记、中国冶金报社原社长樊源兴，原纪委书记、副校长陆国市，研究生院院副院长蒋恒，统战部原部长王涌，人事科原科长曲祥生、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原所长韩汝玢，文法学院原院长许放、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万发荣等，得到了各位专家和校友的热情支持、帮助，得到了档案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谨致以特别的感谢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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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胜利）
〔关键词〕 大学文化；内部因素；学科建设；北京钢铁学院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1-0039-11
大学起源于学科，最初的大学就是围绕哲学、医学、法学和神学四种学科建立起来的。学科是大学的组织细胞或组织基干，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1]（26）。伯顿·克拉克指出：无论哪里，高等教育的工作都按学科（discipline）和院校（institution）组成两个基本的纵横交叉的模式。各学科穿过地方院校的界限，各院校反过来收拾各学科的亚群体在地方集合起来[2]（85）。换句话说，大学是“学科”和“院校”交叉而成的“矩阵”。因此，学科文化与院校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深刻的互动关系。北京钢铁学院是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单科性工业学院的典型代表，是一所以冶金、矿业、材料为主体学科的行业性院校，本文以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年）为例，重点讨论学校的主体学科对大学文化形成的影响。
一、学科文化概述
英国学者托尼·比彻教授认为，学科具有特定的文化特质，每一个学科形成了一个“学术部落”。伯顿·克拉克认为，“根据独特的理智任务，每一学科都有一种知识系统——即思想范畴——和相应的行为准则”，“进入不同学术专业的人，实际上是进入了不同的文化宫，在那里，他们分享有关理论、方法论、技术和问题的信念”[2]。德国学者胡伯（L.Huber）、利保（E.Liebau）等人撰文指出，大学的不同学科和专业有着各自独特的人文及物质环境，具有自己独特的、区别于其他学科和专业的文化[3]（149）。譬如，对某一件事，往往文科学生会问“为什么”，理科学生会问“是什么”，工科学生则问“怎么做”；数学文化强调优雅和精确，物理文化则更关心现实、信奉自然的统一与简单；数学家写信可能只有半页，历史学家写了三页可能才刚刚开头；物理学家普遍认为“他们的学科比那些‘纸上谈兵’的学科更优越”，如此等等。
关于学科文化的内涵，伯顿·克拉克认为，学科文化是难以把握的，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知识体系、思维类型、崇拜偶像以及其他许多行话，以及由学科和专业领域形成的联合会、学会所开展的相关活动等。孙进在总结德国的学科文化研究成果时指出：从现象学的层面来看，学科文化的特征集中体现在学科的认识论取向、课程符码、教学文化、学业组织、师生互动模式、学科成员的衣着打扮、学习风格、居住形式、政治态度及其典型的感知、思维和行为模式等方面。[4]（8-12）邓和平认为，学科文化是指探索于大学相关学科领域里的历代学者在长期的创建并发展该学科的传承与创造活动过程中所形成并积淀的以知识为本原、以学科为载体的各种致思方式、探索路径、行为方式、语言符号表达、价值信仰和伦理规范及其知识产品的总和[1]。周朝成认为，学科文化是指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取向、学科方法、学科术语、学科风格、学科认同以及行为规范的总和，是学科知识性文化与学术部落社会性文化的统一[5]（52）。
总之，学科文化以学科为载体，通过学科成员（教授、实验人员、学生）来表现，表现形式以至于从价值趋向到行为风尚，乃至衣着打扮。学科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学科文化的内涵越丰富，力量就越强大，表现形式就越多样。基于本文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学科均为自然科学中的理工科，因此下文对学科的比较分析从学科带头人（“部落长老”）、学科类别、学科规模、致思方式、实践场所、学科服饰、代表性人物（著名教授）等方面进行解读。
二、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
学科发展考察
（一）学科历史沿革
截止1966年，钢院设有6个系（采矿、冶金、金属学、钢铁机械、物理化学、金属压力加工）、16个专业（采矿、选矿、矿山机电、钢铁冶金、铸造、冶金炉、金相热处理、高温合金、精密合金、粉末冶金及金属陶瓷、金属物理、冶金物理化学、稀有金属、冶金机械设备、工业企业电气化、轧钢），其中钢铁冶金专业设炼铁、炼钢、电冶金三个专门化。各系和专业的历史沿革、人才培养情况如下。
（1）采矿系
采矿系建于1952年，包括矿区开采专业和选矿专业，卢焕云教授任第一任系主任。1953年初，撤销选矿专业。1952年。设采矿教研室（童光煦任主任）、选矿教研室。1953年，增设地质教研室（陈兆东任主任）。1954年，增设矿山机电教研室（高澜庆任主任）。1956年，增设凿岩爆破与井巷掘进教研室（于学馥任主任）。1957年，增设通风及安全教研室（华凤诹任主任）。1960年，矿山机电专业和选矿工程专业正式招收新生。1965年，热工学及水力学教研室从机械系调入采矿系。截至1966年，采矿系有3个专业，7个教研室，教职工138人，其中教师92人。采矿系培养本科生1840人[6]（123-125）（其中，采矿专业1119人、矿山机电专业562人、选矿专业159人），研究生27人[7]（均为采矿专业），合计1867人。
（2）冶金系
冶金系建于1952年，包括钢铁冶金专业，分为炼钢、炼铁、电冶金三个专门化，林宗彩教授任第一任系主任。1952年，设炼铁教研室（陈大受教授任主任）、炼钢教研室（谢家兰教授任主任）、电冶金教研室（朱觉教授任主任）、冶金原理及物理化学教研室（高诒善教授任主任）、分析化学及工业分析教研室（赵梦琴任主任）。1953年，增设冶金炉教研室（倪学梓任主任）、铸造教研室（王兆昌副教授任主任）、冶金经济及企业组织教研室（王正生任主任）。1954年，成立铸造专业。1956年，原冶金原理及物理化学教研室与工艺系部分教师共同组成了物理化学系，分析化学及工业分析教研室并入化学教研室。1958年，成立冶金炉专业。截至1966年，冶金系有3个专业，6个教研室。冶金系共培养本科生3808人（其中，炼铁、炼钢、电冶金2755人，铸造716人，冶金炉337人），留学生30人，研究生81人（其中，钢铁冶金65人，铸造15人，冶金炉1人），合计3919人[8]（154）。 （3）金属学系
金属学系的前身是建于1952年的金相热处理系，包括金相热处理专业、物理检验专业，章守华教授任金相与热处理系第一任主任。1952年，设金相教研室（赵锡霖教授任主任）。1953年，撤消物理检验专业。1954年，金相热处理系与压力加工系合并成立工艺系，包括轧钢专业、钢铁热处理专业。工艺系设两位系主任，章守华教授负责钢铁热处理专业，杨尚灼教授负责轧钢专业。1956年，增设力学教研室（刘宝智教授任主任）、电工教研室。1960年，工艺系轧钢专业分出部分教师和学生成立特种压力加工专业，隶属新成立的特种冶金系，工艺系改名金属学系。1960年，增设粉末冶金教研室（赖和怡任主任）、高温合金教研室（陈国良任主任）。1961年，增设精密合金教研室（王润担任主任）。1962年，特种冶金系建制取消，特种压力加工专业师生回归金属学系，与原金属学系压力加工专业合并，并从金属学系独立出来成立金属压力加工系。1961年，成立高温合金专业、精密合金专业、粉末冶金及金属陶瓷专业。截至1966年，金属学系有4个专业，7个教研室。金属学系培养本科生2196人[9]（86）（其中，金相1455人，高温合金296人，精密合金217人，粉末冶金228人），研究生40人（均为金相热处理专业）[7]，合计2236人。
（4）钢铁机械系
钢铁机械系建于1952年，包括冶金厂机械设备专业、轧钢专业，设有机械专修科，杨尚灼教授兼任系主任，吕桂彤主持全系工作。据孙一康教授回忆，1952年成立冶金机械教研室（孙一康任主任）、机械制造教研室（陈端树任主任）、机械制图与工程图学教研室（赵彦枢任主任）。后来，陆续成立液压传动教研室（程祥元任主任）、零件教研室（陈道南任主任）、工业企业电气化教研室（舒迪前任主任）、热工学及力学教研室（1965年调入采矿系）。1953年，轧钢专业调至压力加工系。1958年，徐宝升调任机械系主任。1959年，成立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截至1966年，钢铁机械系有2个专业，6个教研室。钢铁机械学系培养本科生2616人，研究生44人（均为冶金机械专业）[7]，专科生35人，合计2695人。
（5）物理化学系
物理化学系建于1956年，由工艺系、冶金系抽调相关教研室和教师成立物理化学系，1956年成立金属物理专业，1957年成立冶金物理化学专业，同时还包括承担全校基础课教学的外语、数学、物理、化学四个教研室，柯俊教授任第一任系主任。1959年，理化系成立应用数学专业，培养了两届毕业生；还办过物理专业大专师资班，培养了一届毕业生。1965年，学校成立基础部，外语、数学、化学及物理四个教研室划归基础部。1960年，冶金物理化学专业调至冶金系，金属物理专业调至工艺系，抽调金属物理专业、冶金物理化学专业以及工艺系部分教师组成特种冶金系，设稀有金属冶金专业、特种金属压力加工专业。1962年，特种冶金系撤销，把其中稀有金属冶金专业划归理化系。1963年，金属物理专业和冶金物理化学专业重新回到物理化学系。截至1966年，物理化学系有3个专业，3个教研室。物理化学系培养本科生1480人（其中，金属物理710人[10]，冶金物理化学770人[11]），研究生36人（其中，金属物理31人，冶金物理化学5人），专科生41人（均为冶金物理化学专业），合计1557人。
（6）金属压力加工系
金属压力加工系成立于1953年，基础是1952年成立的钢铁机械系轧钢专业，杨尚灼教授任第一任系主任，刘叔仪教授任第一任轧钢教研室主任。1954年，压力加工系与金相热处理系合并成立工艺系，设金属及钢铁热处理专业、钢铁压力加工专业，其中钢铁压力加工专业分为轧钢、锻压及轧管生产三个专门化。1960年，工艺系钢铁压力加工专业分出部分教师和学生成立特种压力加工专业，隶属新成立的特种冶金系，工艺系改名金属学系。1962年，特种冶金系建制取消，特种压力加工专业师生回归金属学系，与原金属学系压力加工专业合并成立金属压力加工系，下设轧钢专业。截至1966年，金属压力加工系有1个专业，3个教研室。金属压力加工系培养本科生2179人[12]，研究生46人[7]，合计2225人。
（二）学科实力比较
为了比较各个学科、专业的实力，从师资力量、学科规模来进行比较分析。其中，师资力量以各系、专业三级以上教授的数量为指标，学科规模以各系、专业的学生数量为指标。当然，仅仅以三级以上教授作为指标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教授们有年龄上的差别，学识、能力上的不同，而且处境各异、作用不同。而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如采矿系高澜庆、于学馥等，冶金系陶少杰、杨永宜、周荣章、曲英等，机械系陈先霖、孙一康等在教学科研中发挥了重要骨干作用。
（1）师资力量
钢院（1952-1966）有三级以上教授27人，分布在6个系、9个专业。各系、专业三级以上教授数量见表1。可以看出，以系为单位来看，理化系、冶金系的师资力量最为强大，其次是采矿系、金属压力加工系、金属学系、钢铁机械系。以专业为单位来说，采矿、冶金物理化学、炼钢专业的师资力量最强，其次是金属物理、压力加工、金相热处理、炼铁、冶金机械、电冶金。需要说明的是，金属学系、金相热处理专业虽然三级以上教授数量较少，但是因为部分课程是由金属物理专业的教授开设，因此其师资力量实际上是很强的。
（2）学生规模
钢院（1952-1966）各系、专业培养的学生数量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以系为单位来看，冶金系培养的学生数量最多，其次是钢铁机械系、金属学系、金属压力加工系、采矿系、物理化学系。以专业为单位来说，钢铁冶金专业培养的学生数量最多，其次是冶金机械、轧钢专业，再次是金相热处理、采矿、物理化学、金属物理、铸造、矿山机电、冶金炉、高温合金、粉末冶金与金属陶瓷、精密合金、选矿工程专业。 （三）学科主要特征
回顾人类历史，冶金和材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柯俊院士多次谈到，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到正在走向蓬勃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材料的发展及应用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三次重大飞跃（如表3，该表由柯俊绘制于2000年，石新明协助整理）。第一次是公元前8世纪中国发明生铁并在公元前5世纪用其代替青铜大规模铸造农具、工具和兵器，这是导致规模农业经济（公元前半世纪开始于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物质基础；第二次是19世纪欧洲用生铁液态炼钢，这是导致工业经济（18-19世纪开始于欧洲）现代科学技术建立的物质基础；第三次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以半导体固体材料的晶体管代替电子管以及多种固体材料复合的集成电路，这场技术革命引发了信息技术、材料技术、制造技术的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在这人类文明的三次重大飞跃中，采矿和冶金，特别是铁矿的采掘、冶炼和加工处在最为核心的地位。
由此可见，采矿和冶金学科具有以下五个特点：（一）历史悠久。从冶金技术的起源来讲，新石器时期的制陶技术（用高温和还原气氛烧制黑陶）促进了冶金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冶金史专家李延祥认为，女娲补天的传说中讲到“女娲取巨鳌之背甲以为炉，斩神龟之四足以支天，借祝融之天火以焚煮，撷五彩之神石以熬煎”，描述的就是中国古代冶金的起源。其中，早在商、西周时期中国已经能广泛生产青铜农具、工具和武器，而自春秋末期起生铁就在我国得到大量应用。《孟子·滕文公上》记载过孟轲对许行的问话：“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13]。”意思是，“许行，你用锅和甑烧火做饭吗？你用铁做的农具耕作吗？许行回答说，都用。”这证明，最晚至春秋末期，已大量使用农具耕作。（二）条件艰苦。矿冶工作者长期处在野外、爆破、高温、地下等危险的工矿条件下，又热、又重、又脏，常常被称为“傻大黑粗”，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三）地位重要。铁在地壳中含量丰富，且性能优良，使用非常广泛。正如表3所示，钢铁技术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两次重大飞跃，柯俊院士曾说：“从生产力的发展来看，在公元前5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的2500年中，农业和钢铁是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基础，钢铁又是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物质基础。”即使在当今的信息社会，钢铁仍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材料，冶金工业依然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基础性产业，2013年中国年产粗钢产量已经超过7亿吨。（四）实践性强。矿冶技术涉及地质、环境、原料、温度等诸多复杂因素，每一项冶金技术的发展进步都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从生铁半固态炼钢技术到生铁液态炼钢技术，人类经历了约2000年时间。（五）综合度高，企业规模大。钢铁冶金过程复杂，涉及到多个专业、工种的协作配合，因此各个历史时期的钢铁企业人数都是很多的，属于劳动力密集型重工业，其功能之全、人数之众，可以说就像一座“城市”自成系统。至到近二三十年来，随着钢铁工业连续化、紧凑化、产品专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新型钢铁企业的人员规模才大幅度下降。
三、学科文化对大学文化的影响
（一） 雕塑与建筑
考察钢院（1952-1966）的校园建筑与雕塑，许多都渗透着学科文化的痕迹。无论是学校的第一个匾牌——“钢铁摇篮”石匾，还是第一座雕塑——矿冶工人塑像；无论是学校专门为一个学科而兴建的第一座大楼——采矿楼，还是学校建设的第一座理科教学科研大楼——金物楼；以及学校中很有特色的建筑——冶金实习工厂，都体现着学校的学科文化特色，体现着学校的钢铁行业背景。
（1）矿冶工人塑像
图1 矿冶工人像①
矿冶工人塑像位于主楼前大草坪靠近校门的一端，如图1所示，据王湧、高澜庆等多位老教授回忆，塑像是由中央美术学院制成的，由一名矿工和一名炼钢工人组成，高约两到三米，其主体被置于近两米高的基座上。建成时间大约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属于苏式艺术风格。左侧的矿工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提一盏电石矿灯；右侧的炼钢工头戴防火帆布鸭舌帽，帽子上安装有炼钢时用来保护眼睛的墨镜，右手持一根冶炼用钢钎。塑像整体象征着矿冶并肩，共同建设祖国。矿冶工人塑像的寓意和宣示是：要建设强大的祖国，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必须建设强大的工业。钢铁工业在当时是最为重要的基础工业，工业要“以钢为纲”。发展钢铁工业，必须有充足的能源和原料供应，必须首先要“开发矿业”，必须有优秀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1967年，这座极具象征意义的雕塑因为修建毛主席像而被拆除。
（2）“钢铁摇篮”石匾
“钢铁摇篮”石匾（图2）镶嵌于主楼一层通往二层的楼梯口上方，白底大理石、黑框，四周是浅黄色的“祥云”浮雕。左上方刻有“母校留念”的字样，右下方落款处是两行小字，上行书“北京钢铁学院首届毕业生敬赠”，下行书“一九五四年六月”，由54届毕业生赠送。1952年建院时，他们从北洋大学、唐山铁道学院、北京工业学院、清华大学、山西大学、西北工学院奔赴而来。在钢院学习和生活两年多，他们政治觉悟提高很快，业务本领掌握扎实，对发展祖国的冶金事业热情高、抱负大。毕业时，他们主动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全部服从国家的分配。作为第一届毕业生，他们对母校更是充满了感激和不舍。毕业前夕，大家想送件礼物给热爱的母校，但是送什么呢？考虑到新落成的钢院在新中国冶金事业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参照井冈山、延安的“革命摇篮”美誉，意深情长地提出了“钢铁摇篮”这个最能表达他们心愿的词，决定做一块“钢铁摇篮”石匾献给母校。同学们联系到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工作处，购买了与纪念碑相同的石料。随后，他们奔赴天桥请来专业的书法工作者题写“钢铁摇篮”匾额，又请北京一家著名工艺美术厂进行雕刻，最后由学校建筑工人安装。校园里工作和生活的人们，都喜欢在“钢铁摇篮”前留影拍照，作为珍贵的纪念。后来，“钢铁摇篮”逐渐成为了钢院的代名词[14]。该匾1975年被毁，1981年原样复建。
（二） 文艺与诗词
考察钢院（1952-1966）的校园传说和校园活动，许多都渗透着学科文化的痕迹。无论是“钢小伙、铁姑娘”的美誉，还是广受好评的“炼钢舞”；无论是“钢铁摇篮”的歌曲，还是赛诗会上大量描述矿冶生产活动的诗词；以及师生们在体育锻炼中提出的“钢铁的事业需要钢铁般的体魄”口号，无不体现着学校的学科文化特色，体现着学校的钢铁行业背景。 （1）“钢小伙、铁姑娘”
据前文所述，“钢小伙、铁姑娘”的美誉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那次规模空前的公益劳动——修建十三陵水库。关于“钢小伙、铁姑娘”的称呼，常有人问：“为何不叫‘铁小伙、钢姑娘’？”，“是否有科学的依据？”对如此有趣的问题，钢院人给出的解释也是基于学科理论的：这就要谈到“钢”与“铁”的区别，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含碳量不同，其中生铁含碳量为2.0%～4.5%，钢含碳量为0.05%～2.0%，熟铁含碳量小于0.05%，含碳量多少对钢铁的性质影响极大，含碳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引起质的变化。“钢小伙、铁姑娘”，这里的“铁”主要指含碳量低的熟铁，因其含碳量低而主要特性表现为柔软和可塑性好；而这里的“钢”因为含碳量的增加，主要特性表现为强度和硬度高。因此，用“铁”来形容女生，而用“钢”来形容男生是具有科学道理的。
（2）《钢铁摇篮之歌》
《钢铁摇篮之歌》（图3）表达了那个时代的师生对母校、对专业的自豪和热爱之情。《钢铁摇篮之歌》由许闪作词，王国忱作曲，歌词为：
高大的主楼披着金色的阳光，美丽的校园百花齐放，幸福的歌声四处飘荡，钢铁摇篮到处是明媚的春光。亲爱的钢铁摇篮，我们在你怀抱中成长，是你给我们建设祖国的本领，是你把我们锻炼成钢铁一样，钢铁一样。从前这里是一片荒凉，如今耸立起高大的楼房，党的光辉照耀着我们前进，钢铁摇篮变得更加漂亮。亲爱的钢铁摇篮，我们在你怀抱中成长，是你给我们建设祖国的本领，是你把我们锻炼成钢铁一样，钢铁一样。我们走进课堂跨进工厂，生活是多么愉快紧张。我们朝气蓬勃像早晨的太阳，大步前进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亲爱的钢铁摇篮，我们在你怀抱中成长，是你给我们建设祖国的本领，是你把我们锻炼成钢铁一样，钢铁一样。
翻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钢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由师生创作的诗词。这些诗词，许多是描写矿山、冶炼、轧钢的生动场面。钢院第五届团代会工作报告（1959年5月23日）记载：如采矿、铸造专业的学生在劳动中爱上了矿山、化铁炉和型砂，他们说：“风镐凿开千座山，不见矿石心不甘。高楼大厦我不恋，终身愿把矿山伴。”、“昔日铸造以为怨，今日学来方知甜。只恨从前闹情绪，倍爱专业赎当年。”此外，广大同学提出了“学习钢铁冶金知识的人，必须有个钢铁般的身体”，甚至有人提出要当个“钢铁人”。
图3 “钢铁摇篮之歌”词曲①
（三） 观念与校风
矿冶学科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目前尚没有发现相关的研究成果。笔者试图通过访问冶金、采矿、钢铁等方面的专家和钢院的老教师来寻找答案，专家们经常谈到的是：“矿冶学科是古老的学科”，“实践性很强”，“艰苦行业”，“非常重要的学科”，“钢铁是人类文明的基石”，“传统学科”等等。虽然没有得到明确而系统的答案，但是有几个词汇被较多地提到，那就是：“传统”、“实践”、“艰苦”、“自尊”、“保守”、“担当”，“实在”等。陶少杰教授说：“矿冶学科历史悠久、地位特殊、任务艰巨、设备庞大、条件艰苦、集体生产”，“矿冶工作者责任心强、刻苦耐劳，依靠群众，但是生产内容单一，视野不够开阔；历史悠久、流程成熟，易墨守成规；设备庞大、投资巨大，不敢轻易改动，限制创新”。笔者认为，钢院的学科文化对学校观念文化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1）“朴素、实干、担当、协作”是矿冶学科文化的核心特征
矿冶学科的工作环境艰苦，钢铁工业过去更是被形容为“傻大黑粗”，但是却培养了师生不怕苦、不怕累、热爱劳动、艰苦朴素的精神品格。矿冶学科是实实在在的学科，来不得半点虚假，培养了师生严谨、踏实、实干的工作作风。正如陶少杰教授所说：“搞冶金、采矿的，不踏实不行，不实干不行，这个行业有一点虚假就要出现质量问题，甚至就要出大事故。”担当的文化更多是由钢铁工业的重要性决定的，正如徐匡迪院士2005年5月8日在《徐匡迪文选——钢铁冶金卷》首发式上说[15]：
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国家没有钢铁是不行的。没有钢铁，我们汽车年产量现在就不能达到400多万辆。如果汽车所有的钢材要进口，一辆汽车平均就需要1吨多钢铁；如果没有钢铁，我们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三造船大国，因为每一艘船舶都需要钢铁来制造；没有钢铁，我们人民生活不可能有今天的情况，因为所有的白色家电都需要冷轧薄板，所有的高速公路、铁路都需要钢铁，就连我们的居民经济适用房，每平方米也需要48公斤钢材。我们的行业是很平凡的，很艰苦的，或者说待遇也不是很丰厚的，但是这个行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没有钢铁就没有国家的国防，也没有我们今天的社会事业和城市建设的繁荣！
钢院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学校，工程训练帮助师生养成了很强的团队意识，钢铁工业作为大工程、大工业、重工业，这一点尤其如此。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技术给予人的能力是社会性能力，不是个人的能力。科学技术需要有在单一的指导下组织起来的大量个人进行协作，所以它的趋向是反无政府主义，甚至是反个人主义的[16]。”
（2）矿冶学科可能呈现出“传统、自强、自尊、保守”的文化倾向
采矿和冶金技术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远古时代就被人类掌握，可以说是人类最为传统的学科之一。从中国近代大学学科的发展来说，现代意义上中国最早的大学——北洋西学学堂创建之始就设有矿冶、工程、机械、法律四科。矿冶学科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处于“担当”地位，而正是这个古老而传统的学科的“担当”地位，即可能带来“自尊”乃至“保守”的文化。正如约翰·布鲁贝克认为的那样，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比自然科学家在较少可预测的象征情境中运作。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相对开放；相比之下，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更可能在封闭的文化系统中运作[17]（9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矿冶学科带来的是一种相对封闭和保守的传统。正是因为钢铁学科的重要性，搞钢铁的人自尊心可能会更强。
而且，矿冶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庞大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其所从事的工作艰苦、危险，使人望而却步。因此，矿冶工作者都有一种可贵的自豪感。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认为的那样，终生研究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人文学家，通常自尊心会提高，因为长期与这些伟大的作品打交道，注定会使人感到比所有无此殊荣的人高出一筹。在这里，笔者想起了古时候的大户人家，即使家族开始没落，但都放不下大户的架子，就如同国外的“没落贵族”，因为大户人家一般都“更要面子”、“更为自尊”，而当面临变革的时候，他们也常常是呈现出保守的倾向，远没有普通老百姓那样具有革命性。 当然，这种保守的倾向在计划经济时期并不突出，但是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可能会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可能相当“固执”。也就是说，甚至可能会自尊到“唯我独尊”、“排斥同类”、“文人相轻”的程度；保守到“自划圈子、自成系统、以我为中心”、“自诩这里水平最高”、“不思进取”的状态。关于“固执”，搞工科的人常常认为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因此看问题“比较绝对”，常常会“认为你有一点错就什么都错”，不像搞文科的人那样认为一个问题会有各种认识。北科大文法学院原院长许放教授所说：“搞文科的人有不同意见就在争吵中寻找妥协和一致，搞工科的人有不同意见经常闷在心里，有时候就容易发展成为隔阂。因此，搞工科的往往缺乏妥协、包容和民主的氛围，甚至对不同意见会出现排斥、对抗甚至发展成为‘破坏’”。
四、学科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
（一）学科间的文化差异
本文探讨的学科之间差异，主要是指学科文化差异。学科文化差异主要从象征物和致思方式两方面进行比较，如表4所示。象征物主要包括实践场所、学科服饰和典型工具。实践场所主要指师生参加生产或科研时的主要场所；学科服饰指师生参加生产或科研时的代表性服装；典型工具指师生参加生产或科研时使用的主要工具。致思方式主要包括研究对象、工作方式和思考角度。研究对象主要指学科的关注重点和空间尺度；工作方式主要指科研或生产活动对人际的依赖程度；思考角度主要指思考问题或评价事物的逻辑，譬如，工科注重实用性，往往以“有没有用”来衡量成果价值；理科注重学术性、理论性，讲究思维严谨，观点新颖，并以此来衡量和评价别人的成果。
根据以上对各学科差异的分析，无论是主要象征物，还是致思方式，这些学科可以分为三类，如表5所示。一类是采矿学科，包括采矿系；二类是冶金与加工学科，包括冶金系、金属学系、钢铁机械系、金属压力加工系；三类是理论学科，包括理化系。采矿学科与其他两类学科的主要差异在于距离“钢铁”这个中心更边缘，理论学科与其他两类学科的主要差异在于距离“实际”这个中心更边缘，因此它们的地位和重要性常常得不到应有的认可。采访中，金属物理专业万发荣教授很风趣地说：“在‘钢铁元帅’的氛围里，学科的地位与距离钢铁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谈到金属物理与压力加工专业教师的差异时，万教授说：“金物的教师关注的问题是微观的，工作方式主要是个体式的，工作主要在实验室。压加的教师关注的是宏观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团队式的。因此，压加的教师相比金物的教师，团队精神、领导能力更强，在社会上很会处理人际关系，普遍比较会喝酒，与社会融合得更好。”对此，正如斯诺所说：“可以把纯粹科学家和应用科学家纳入同一科学文化，但他们之间的鸿沟也很大。纯粹科学家同工程师之间经常发生误会。他们的行为往往很不一样：工程师必须生活在有组织的共同体之中，不管他内心多么乖僻，都要向世界显示一幅遵守纪律的面孔。纯粹科学家则不然，他们根据统计在政治上“左”的比例，仍超过任何其他专业，尽管已低于20年前，工程师就不是这样，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保守派[18]。”
很显然，无论是从学科力量来看，还是从与钢铁的结合程度来说，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相比采矿学科和理论学科，冶金与加工学科是多数、是主流，处在更加中心的地位。在这样的力量格局中，当学科文化之间发生冲突时，采矿学科、理论学科显然处在弱势和不利位置，尤其体现在学校资源分配和历次政治运动之中。
（二）学科间的文化冲突
综上所述，在钢院的学科格局中，与钢铁、与实际结合的紧密程度决定了学科或专业在学校里的地位。正是处于这样一种氛围，因此相比冶金系、金属学系等其他科系，采矿系在学校里长期处在“动荡”中，而理化系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批判。
（1）采矿系长期处在“动荡”之中
据采矿系原主任童光煦教授撰文回忆，采矿系在建校初期的地位很不稳定[19]，学校多次有意不办采矿系。采矿系于1952年成立时设有采矿专业、选矿专业，1953年初选矿专业被撤销，选矿专业四年级学生调到东北工学院，选矿专修科的学生和教师则合并到中南矿冶学院，另成立选矿系。1956年，采矿专业又有调整到新成立的西安交通大学的计划。高澜庆教授回忆说：
当时学校已经决定将采矿系调整到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务长（冶金系陈大受教授的弟弟）为此专门到钢院就调整事宜进行了具体协商，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的人选也都商定好了，实验设备和资料都已经打包装箱了，吴雨沛、李祥仪等部分教师和学生代表还到西安进行了实地考察。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又不搬迁了。”“当时，教师和学生还是有些情绪的，1957年以采矿系部门工会主席李大诒等为代表的师生（大约不超过9人），曾为此专门到冶金部请愿，时任冶金部部长吕东接见了师生代表。在大鸣大放期间，师生们曾提出‘反对大冶金主义’，后来一些教师和学生因此被打成‘右派’。当时，采矿系教师大约40人，有4人被打成‘右派’（李大诒、郭楠、贾庆祥、熊国华），占教师数量约10%，高于当时5%的平均比例。我也因为说过‘反对大冶金主义’而被多次批判。
1960年，选矿专业恢复成立，1961年又停止招生，1964年又计划将选矿专业调整到西安冶金建筑学院，1965年实验设备也已经装箱打包，教师们准备在9月份开学之前到西安报到。就在搬迁前夕，张文奇副院长、柯俊、高澜庆等人到大连参加冶金部的会议，会上冶金部副部长刘彬大谈稀土的重要性，但说选矿非常困难。高澜庆就对张院长说：“选矿这么紧俏，咱们却又不办选矿。”张院长问：“教师走了没有？”高澜庆说：“没有。”张院长当天晚上就给学校打电话，连夜通知学校把教师和设备资料扣下，继续办选矿专业。
由此看来，1952-1966年间，相比其他系科，采矿系及其相关专业总是处在“动荡”之中，引进教师和购置设备的计划也多次因为调整而被取消，这对系里的教学、科研和师生的感情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严重影响了采矿系发展。 （2）理化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批判”
理化系因为是理科性质，相比其他学科，既远离“钢铁”又远离“实际”，被认为是脱离实际的代表。冶金等系科一直希望“吃掉”、“化掉”理化系。
据物理化学系原主任余宗森教授回忆，金物专业是学校有名的“业务堡垒”，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挨整得比别的专业更厉害。柯先生首当其冲，成了“老运动员”。1958年，全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拔白旗，插红旗”政治运动，他呕心沥血创办和发展的金属物理专业竟然被作为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典型而加以批判，被扣上了怀有“奠基人思想”的帽子，抱了个“大西瓜”（当时“大批判”时质量级别最高的标签）。那时不仅柯先生本人遭受批判，他身边的人也受到牵连。时任教研组团支部书记的褚幼义老师回忆，由于对柯先生的“思想右倾”批判“火力不足”，被责罚在“反右倾”运动中做会议记录和大字报的抄写工作。
而且，理化系的两名党员也被打为“右派”，一是理化系党支部书记李敉功，二是理化系副主任马如彰。据韩汝玢教授回忆：“在金属物理专业，柯俊、张兴钤先生共带了5个研究生，除陈梦谪、林实外，其他3人均被打为“右派”。我因为在党支部会上表示了对马如彰老师被打成“右派”的不理解，预备党员的转正被推迟了半年。”另外，数学教研组主任刘景芳、力学教研组主任刘宝智、金相教研组主任赵锡霖等理科或偏理科的教授被打成“右派”，物理教研组更是高达24%的教师（黄源倜等7人）被划成“右派”，远远高出5%的平均比例。金物61届学生章复中因对自己的任课教师刘景芳被打为“右派”表示了同情而被打成“右派”，当时只有17岁。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理科师生之所以受到更多批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因为相比工科而言，理科思维与政治运动逻辑之间的冲突更大；另一方面因为理科在工科文化主导的学校里处在弱势地位。
五、结语
1. 钢院（1952-1966）在十五年的发展里程中，围绕钢铁行业形成了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的学科体系，形成了冶金和加工学科为中心和主体的学科部落，涉及矿、冶、机、电、材、理、化等学科，奠定了学校后来发展的学科基础。
2. 主体学科文化对大学文化的影响，不仅反映在学校建筑、雕塑等物质载体上，而且体现在师生文化活动中，更对学校校风和观念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对校风和观念的影响表现在给学校文化注入了“朴素、实干、担当、协作”的因子，也带来了“传统、自强、自尊、保守”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有可能成为影响学校与时俱进的不利因素。
3. 钢院（1952-1966）的学科文化是一种以钢铁为中心、由冶金和加工学科主导的工科文化。这种文化与学校里远离“钢铁”的采矿系科文化、远离“实际”的理化系科文化之间存在冲突，使得采矿系长期处在“动荡”之中，而理化系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不公正的“批判”。
致谢：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先后采访了北京钢铁学院原副教务长、科研部主任傅君诏，理化系原主任柯俊、金相热处理系原系主任章守华，冶金系原副系主任陶少杰，冶金系创建人之一曲英，采矿系原副系主任高澜庆，学校原校长王润，原党委书记、校长李静波，原党委副书记李辉东，原党委副书记、中国冶金报社原社长樊源兴，原纪委书记、副校长陆国市，研究生院院副院长蒋恒，统战部原部长王涌，人事科原科长曲祥生、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原所长韩汝玢，文法学院原院长许放、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万发荣等，得到了各位专家和校友的热情支持、帮助，得到了档案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谨致以特别的感谢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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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