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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面对污名化的词汇与污蔑性的言论，中国外宣旗舰媒体CGTN以短视频形式为基础，结合运用多种策略，进行有效的国际传播，旨在增强我国的外宣能力。
关键词：CGTN；疫情短视频；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6-0052-02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污名化中国的词汇与标签充斥国际舆论场，污蔑性的言论也层出不穷。面对恶劣的国际舆论环境，如何在国际上回应不实言论和污蔑，并展示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理念和所承担的责任，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媒体在探索破困之道，也在积极实践。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疫情期间的外宣工作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为我国媒体进行抗疫国际传播提供了根本遵循[1]。
CGTN即中国国际电视台，是我国对外宣传的旗舰媒体。疫情期间，CGTN借助国际性新媒体平台Facebook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根据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发布的报告《全球英文国家电视台疫情报道研究》，2020年3月18—31日，CGTN在Twitter和Facebook平台发帖互动量达190万次，单帖互动量是BBC的10倍多[2]。它通过视觉化的形式，展示中国的态度、中国的抗疫经验和故事，传达中国的理念。CGTN共设6个与疫情相关的短视频栏目，分别为“抗疫前线”“全球疫情会诊室”“全球守护者”“真相放大镜”“中国抗疫志”“答案银行”，涉及疫情的短视频共142条，其中最高观看量超过340万，十分可观。
综上所述，疫情时期，CGTN的疫情短视频在新冠肺炎疫情信息的对外沟通和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张毓强提到，面对当前的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秩序的现实，应当在明确主体性的基础上，明确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交往与交流方式，以及对话的姿态[3]。因此，本文从具体的短视频出发，分析国际传播策略，探讨在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中，CGTN作为中国外宣旗舰媒体应如何进行回应，以及进行了何种回应。
二、以人为本：增强受众认同感
短视频是从民间文化走向公共传播的，它一开始就以生活化为底色，进入公共化传播后，生活化也是其基本的表达策略，而以人为本是其持久的文化基因[4]。主体即人，是叙事的核心要素，是话语的直接表达者，主体的不同身份也蕴含一定的意义。在传播中，叙事主体的个人形象、行为以及语言都是影响传播效用的重要因素，在构建共通语境、降低文化折扣以及增强受众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CGTN在Facebook平台发布的多数疫情短视频，以单个个体作为信息呈现与输出的主体。在“全球守护者”中，身处疫情一线的人们讲述了亲身经历，这些主体有医生、社区工作人员、超市职员、环卫工作人员等。人物作为群像，能够在职业行为与形象的刻画中得到直接体现，只需直接对群体形象及其精神进行白描，就能使观众被这种群体精神所打动[5]。多样的主体是对疫情下各领域群体生活状况的再现，不仅能增强受众的身份认同感和联结性，更能展现出我国为人民服务和对人们负责的态度。由此可看出，CGTN在传播视频信息的同时，隐性地传递出国家的话语与理念。同时，“全球守护者”中的叙事主体涉及多个国家，而“中国抗疫志”是根据在华外籍人士的经历讲述抗疫故事，多元主体叙事构建起共通的语境，力图打破單一主体带来的意识形态局限，从接近性的角度增强了受众的代入感与情感共鸣，减少了“他国”带来的剥离感。多元主体的叙事表达在传播信息的基础上，显性或隐性地传递了中国坚持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污名化的言论进行了反驳，传达出了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是一个整体，需要合作抗疫，寻求共赢的观点。
CGTN的疫情短视频，用不同的社会角色对社会现实进行呈现，以小人物反映大时代。不同职业和国籍的主体，只是世界抗疫进程中渺小的个体，如同视频中他们将自己的行为归为普通人做的普通事。视频中的主体是全球抗疫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逐渐被视为英雄形象的代表，但他们都在视频中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在一线抗击病毒的“普通人”与肆虐全球的病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病毒下的普通人既渺小又伟大，这种对比更加凸显出了主体及主体反映的群体的优秀精神与品质，小人物们一环又一环的连接与坚守反映出了共同进退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
三、话语修辞：正面劝服与含蓄隐喻
话语是意义、符号和修辞的一个网络，即一套理解世界的共享方式，与意识形态一样，话语致力于使现状合法化[6]。本文关注CGTN的疫情短视频通过话语进行修辞的策略。话语修辞的实质应该是言语交际中的话语效果调控行为，即发话人有效调控言语交际的进程和交际的各种参与因素，运用最具针对性的话语策略，最大限度地促使发话人所期望的话语效果成功实现[7]。面对国际舆论场的妖魔化与污名化，CGTN发布的疫情短视频，在利用形式带来视觉直观呈现的同时，借助片名及台词等话语进行修辞，发挥了语言正面劝服与含蓄隐喻的作用，推动了国际传播功能的实现，增强了国际传播的有效性。
在“真相放大镜”系列中，26个视频皆以片名传达出核心态度。例如，以“推卸责任是特朗普的默认操作”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有关言论是在推卸责任并且甩锅中国，以“揭露西方媒体对COVID-19的双重标准”对美国媒体在武汉封城后发表的不实言论进行反击，以“新冠病毒不是人为的”对新冠病毒是人为制造的言论进行驳斥，也以“中国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优质口罩”展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担当。不同于政治常态下的间接表达，CGTN的疫情短视频通过直接且强硬的话语策略，展现出了中国坚决抵制污名化行为和谣言的态度，在传播信息的基础上，以直观的话语修辞策略回应国际争议与关切，进而达到劝服的目的。同时，在“中国抗疫志”中，通过片名“人类的新敌人”指出病毒是人类整体的敌人，各国应该合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不是敌对。 现代认知理论认为，作为一种语言修辞手段，隐喻是人类基本认知思维的高阶方式体现[8]。隐喻常常超越语言本身，把问题聚焦到历史背景与社会系统上，带有暗示意指。CGTN发布的短视频，多次通过数据展示疫情现状。例如，在“全球守护者”系列中，社区工作人员杜云讲述本社区情况时说：“芳草社区共有3846户居民，社区从1月21号开始进入防御状态，两天时间，我们把全部居民的情况摸排了一遍，发现了11个发热居民，对困难家庭做到了100%的对接、关爱。”“抗疫前线”反映雷神山建设的短视频提到，雷神山“由15000名建筑工人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建造而成。它的32个病区里有1402张床位，医院共有3202名医务人员，来自9个省级地区的16支医疗队，以及660名后勤人员”。这些精确的数据体现出了中国力量、中国效率，以及中国政府对每一个人负责的态度，将国家立场嵌入数据，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四、结语
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程度越来越高，影响也逐步增强。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我国在各领域都承担起了大国责任，尽到了大国义务。因此，我国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有了强烈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媒体的国际传播力需要与现实状况相适配，需要从各个方面和各个角度进行策略化表达。随着中国在各领域的成果越来越丰富，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威胁论”被不断放大。在此背景下，中央多次下发文件，强调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性。近年来，国际传播增强本国国际话语权的实质被广泛提及，但国际传播在传播信息、回应争议、维护和构建国家形象等方面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面对国际舆论场环境的恶化，以CGTN为代表的中国媒体通过各种策略，力图改变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他述的现状。CGTN在短视频对事件可视化再现的形式基础上，借助国际化的新媒体平台，坚持以人为本，将多样化的人作为叙述主体，增强了生活化表达，同时，运用隐喻等话语修辞，通过多种策略的结合，增强了国际传播的有效性，增强了我國的对外宣传能力，为我国媒体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助推掌握国际话语权等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 董雁，于洋欢.外宣媒体的战“疫”报道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以CGTN为例[J].传媒，2020（11）：42-45.
[2] 乔纳森·布莱特.全球英文国家电视台疫情报道研究[R]. COMPROP数据备忘录，2020.
[3] 刘建平，张毓强.以知识对话寻求共识：关于国际传播沟通理性的讨论[J].对外传播，2020（11）：51-55.
[4] 彭兰.短视频：视频生产力的“转基因”与再培育[J].新闻界，2019（01）：34-43.
[5] 周子恒.疫情下主流媒体短视频传播策略[J].青年记者，2020（27）：33-34.
[6] 刘涛.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1938-2007）：话语、权力与政治的解读视角[J].新闻大学，2009（04）：97-104
[7] 李军.话语修辞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60.
[8] 何滋怡.习近平的话语修辞艺术[J].青年记者，2018（23）：4-5.
作者简介：孙煜灏（1998—），女，四川达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影视批评。
袁智忠（1961—），男，重庆梁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影视伦理、影视批评。
关键词：CGTN；疫情短视频；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6-0052-02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污名化中国的词汇与标签充斥国际舆论场，污蔑性的言论也层出不穷。面对恶劣的国际舆论环境，如何在国际上回应不实言论和污蔑，并展示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理念和所承担的责任，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媒体在探索破困之道，也在积极实践。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疫情期间的外宣工作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为我国媒体进行抗疫国际传播提供了根本遵循[1]。
CGTN即中国国际电视台，是我国对外宣传的旗舰媒体。疫情期间，CGTN借助国际性新媒体平台Facebook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根据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发布的报告《全球英文国家电视台疫情报道研究》，2020年3月18—31日，CGTN在Twitter和Facebook平台发帖互动量达190万次，单帖互动量是BBC的10倍多[2]。它通过视觉化的形式，展示中国的态度、中国的抗疫经验和故事，传达中国的理念。CGTN共设6个与疫情相关的短视频栏目，分别为“抗疫前线”“全球疫情会诊室”“全球守护者”“真相放大镜”“中国抗疫志”“答案银行”，涉及疫情的短视频共142条，其中最高观看量超过340万，十分可观。
综上所述，疫情时期，CGTN的疫情短视频在新冠肺炎疫情信息的对外沟通和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张毓强提到，面对当前的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秩序的现实，应当在明确主体性的基础上，明确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交往与交流方式，以及对话的姿态[3]。因此，本文从具体的短视频出发，分析国际传播策略，探讨在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中，CGTN作为中国外宣旗舰媒体应如何进行回应，以及进行了何种回应。
二、以人为本：增强受众认同感
短视频是从民间文化走向公共传播的，它一开始就以生活化为底色，进入公共化传播后，生活化也是其基本的表达策略，而以人为本是其持久的文化基因[4]。主体即人，是叙事的核心要素，是话语的直接表达者，主体的不同身份也蕴含一定的意义。在传播中，叙事主体的个人形象、行为以及语言都是影响传播效用的重要因素，在构建共通语境、降低文化折扣以及增强受众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CGTN在Facebook平台发布的多数疫情短视频，以单个个体作为信息呈现与输出的主体。在“全球守护者”中，身处疫情一线的人们讲述了亲身经历，这些主体有医生、社区工作人员、超市职员、环卫工作人员等。人物作为群像，能够在职业行为与形象的刻画中得到直接体现，只需直接对群体形象及其精神进行白描，就能使观众被这种群体精神所打动[5]。多样的主体是对疫情下各领域群体生活状况的再现，不仅能增强受众的身份认同感和联结性，更能展现出我国为人民服务和对人们负责的态度。由此可看出，CGTN在传播视频信息的同时，隐性地传递出国家的话语与理念。同时，“全球守护者”中的叙事主体涉及多个国家，而“中国抗疫志”是根据在华外籍人士的经历讲述抗疫故事，多元主体叙事构建起共通的语境，力图打破單一主体带来的意识形态局限，从接近性的角度增强了受众的代入感与情感共鸣，减少了“他国”带来的剥离感。多元主体的叙事表达在传播信息的基础上，显性或隐性地传递了中国坚持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污名化的言论进行了反驳，传达出了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是一个整体，需要合作抗疫，寻求共赢的观点。
CGTN的疫情短视频，用不同的社会角色对社会现实进行呈现，以小人物反映大时代。不同职业和国籍的主体，只是世界抗疫进程中渺小的个体，如同视频中他们将自己的行为归为普通人做的普通事。视频中的主体是全球抗疫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逐渐被视为英雄形象的代表，但他们都在视频中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在一线抗击病毒的“普通人”与肆虐全球的病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病毒下的普通人既渺小又伟大，这种对比更加凸显出了主体及主体反映的群体的优秀精神与品质，小人物们一环又一环的连接与坚守反映出了共同进退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
三、话语修辞：正面劝服与含蓄隐喻
话语是意义、符号和修辞的一个网络，即一套理解世界的共享方式，与意识形态一样，话语致力于使现状合法化[6]。本文关注CGTN的疫情短视频通过话语进行修辞的策略。话语修辞的实质应该是言语交际中的话语效果调控行为，即发话人有效调控言语交际的进程和交际的各种参与因素，运用最具针对性的话语策略，最大限度地促使发话人所期望的话语效果成功实现[7]。面对国际舆论场的妖魔化与污名化，CGTN发布的疫情短视频，在利用形式带来视觉直观呈现的同时，借助片名及台词等话语进行修辞，发挥了语言正面劝服与含蓄隐喻的作用，推动了国际传播功能的实现，增强了国际传播的有效性。
在“真相放大镜”系列中，26个视频皆以片名传达出核心态度。例如，以“推卸责任是特朗普的默认操作”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有关言论是在推卸责任并且甩锅中国，以“揭露西方媒体对COVID-19的双重标准”对美国媒体在武汉封城后发表的不实言论进行反击，以“新冠病毒不是人为的”对新冠病毒是人为制造的言论进行驳斥，也以“中国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优质口罩”展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担当。不同于政治常态下的间接表达，CGTN的疫情短视频通过直接且强硬的话语策略，展现出了中国坚决抵制污名化行为和谣言的态度，在传播信息的基础上，以直观的话语修辞策略回应国际争议与关切，进而达到劝服的目的。同时，在“中国抗疫志”中，通过片名“人类的新敌人”指出病毒是人类整体的敌人，各国应该合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不是敌对。 现代认知理论认为，作为一种语言修辞手段，隐喻是人类基本认知思维的高阶方式体现[8]。隐喻常常超越语言本身，把问题聚焦到历史背景与社会系统上，带有暗示意指。CGTN发布的短视频，多次通过数据展示疫情现状。例如，在“全球守护者”系列中，社区工作人员杜云讲述本社区情况时说：“芳草社区共有3846户居民，社区从1月21号开始进入防御状态，两天时间，我们把全部居民的情况摸排了一遍，发现了11个发热居民，对困难家庭做到了100%的对接、关爱。”“抗疫前线”反映雷神山建设的短视频提到，雷神山“由15000名建筑工人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建造而成。它的32个病区里有1402张床位，医院共有3202名医务人员，来自9个省级地区的16支医疗队，以及660名后勤人员”。这些精确的数据体现出了中国力量、中国效率，以及中国政府对每一个人负责的态度，将国家立场嵌入数据，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四、结语
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程度越来越高，影响也逐步增强。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我国在各领域都承担起了大国责任，尽到了大国义务。因此，我国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有了强烈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媒体的国际传播力需要与现实状况相适配，需要从各个方面和各个角度进行策略化表达。随着中国在各领域的成果越来越丰富，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威胁论”被不断放大。在此背景下，中央多次下发文件，强调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性。近年来，国际传播增强本国国际话语权的实质被广泛提及，但国际传播在传播信息、回应争议、维护和构建国家形象等方面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面对国际舆论场环境的恶化，以CGTN为代表的中国媒体通过各种策略，力图改变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他述的现状。CGTN在短视频对事件可视化再现的形式基础上，借助国际化的新媒体平台，坚持以人为本，将多样化的人作为叙述主体，增强了生活化表达，同时，运用隐喻等话语修辞，通过多种策略的结合，增强了国际传播的有效性，增强了我國的对外宣传能力，为我国媒体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助推掌握国际话语权等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 董雁，于洋欢.外宣媒体的战“疫”报道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以CGTN为例[J].传媒，2020（11）：42-45.
[2] 乔纳森·布莱特.全球英文国家电视台疫情报道研究[R]. COMPROP数据备忘录，2020.
[3] 刘建平，张毓强.以知识对话寻求共识：关于国际传播沟通理性的讨论[J].对外传播，2020（11）：51-55.
[4] 彭兰.短视频：视频生产力的“转基因”与再培育[J].新闻界，2019（01）：34-43.
[5] 周子恒.疫情下主流媒体短视频传播策略[J].青年记者，2020（27）：33-34.
[6] 刘涛.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1938-2007）：话语、权力与政治的解读视角[J].新闻大学，2009（04）：97-104
[7] 李军.话语修辞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60.
[8] 何滋怡.习近平的话语修辞艺术[J].青年记者，2018（23）：4-5.
作者简介：孙煜灏（1998—），女，四川达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影视批评。
袁智忠（1961—），男，重庆梁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影视伦理、影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