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是文学艺术中最常见的表现手法。可以说，人类自从有了文艺作品，就有了比较艺术。鲁迅先生曾经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红楼梦》中的比较艺术也正是如此，有了极大的突破和发展。对比手法，往往是两两对比的，《红楼梦》中有的对比，不是一对，而是一串，这是文学创作的创新和突破。我们不妨把这种成串进行的对比叫做“群体串比”。
　　我们先来看看薛宝钗、林黛玉与史湘云三个人之间的“群体串比”。在薛宝钗与林黛玉两人谁作为宝玉的妻子宝二奶奶的候选人尚不明确，“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纠缠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偏偏又来了个佩带金麒麟的“伏白首双星”的史湘云。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把黛玉、宝钗、湘云摆在相等的地位上，这一点，在此不赘言。因此，最近不少人推测，作者的遗稿中，宝玉和湘云是有结合的机缘的。黛玉是探花之女，宝钗是皇商小姐，湘云也是侯爵之后，地位正相当。从血缘关系看，宝黛是姑表，玉钗是姨表，宝玉湘云是二姑表，都是封建社会宗法联姻的最佳方式。二玉是“木石前盟”，二宝是“金玉良缘”，湘云也有金麒麟伏“双星”。从性格看，黛玉是聪明伶俐，宝钗装愚守拙，湘云是豁达豪爽，各具风姿。在表现他们三人才能时，作者从不偏颇：黛玉魁夺菊花诗，宝钗讽和螃蟹咏，湘云补作“白海棠咏”两首，脂评曰“压倒群芳”。湘云曾与宝钗在蘅芜院拟“菊花诗”，湘云后与黛玉在凹晶馆联“中秋词”。凡作者让她们呈现才华的场合，吟诗、填词、联句、制谜基本上是三家天下。在侧面描写她们的性格情趣时，黛玉有“葬花”之举，宝钗“扑蝶”之戏，湘云则有“醉眠”之事。试问，金陵十二钗谁能有此殊幸？可见三人在作者的笔下是三足鼎立，平均使用力量。她们三人间的比的关系不是一对，而是一串了，是一组典型的“群体串比”。
　　再如贾府的四位小姐“元、迎、探、惜”，分别谐“原、应、叹、息”。从取名看，已露群体串比的端倪。从四人的命运看，元春是闭居深宫，迎春是误嫁恶少，而探春的结局根据梁归智先生的考证，是远适海外，惜春则是古刹出家。其结局确是“原应叹息”的。从性格来看，元春性情温顺，迎春为人懦弱，探春敏慧果断，惜春孤僻避世，各有其特点。她们之间的互比也是无主无从之分。在叙事时，也常常是群体出现的。她们也是一组“群体串比”。
　　我们再看贾敬、贾赦、贾政三兄弟，他们分别代表了封建社会末期上层贵族的三种不同类型。贾敬，代表的是上层社会逃避现实的退隐者。贾赦，代表的是贵族阶层中的一味享乐者，整日只知吃喝嫖赌且作恶多端的社会蛀虫。作者对他们的态度是否定的，特别是对后者。贾政代表的是封建社会中正统的士大夫，虽然是有些食古不化。与贾敬、贾赦相比，贾政这样的欲“补天”却“无材补天”者，更多地寄托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真切感悟与反思。他们那种力挽狂澜的姿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于今日看来也是可圈可点的。贾敬逃避现实，对家族子弟放任自流，对国事漠不关心；贾赦败坏家风，祸国殃民；贾政食古不化，治家无方，为官无能。从贾敬、贾赦、贾政三兄弟的这一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贾氏家族败亡的原因及其必然性。
　　又如宁荣两府的三妯娌——凤姐、李纨、尤氏，分别是贾赦、贾政、贾敬的大儿媳，她们之间地位相似，差别却巨大，她们三人的地位、欲念、命运也恰成“群体串比”。另外，秦可卿、柳湘莲、蒋玉菡之间；贾政、贾琏、薛蟠、贾环之间；也都存在这样的“群体串比”。
　　主子的大丫环袭人、紫鹃、莺儿、司棋、鸳鸯之间，基本上也是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群体串比的。不用说，这种群体串比的艺术手法是之前的长篇小说中没有的，是《红楼梦》作者的一个伟大创造，它大大丰富了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宝库。它的艺术功效除了具有主从换化的艺术功效外，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即每一组人物仿佛是一条彩线上串着的珠子，当读者捡起一颗来，自会拎起一串，去比较，去辨析，去品评，去把握和鉴赏每个人物的本质内核和总体形象。
　　可以这样说，《红楼梦》中的人物之所以这样鲜明、生动、丰满，这与它具有独特的对比艺术有着极大的关系。而“群体串比”，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独特的对比方法。它在文学创作史上的价值是巨大的，值得我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