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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这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的生死标准。司马迁认为，人生仅以一死来对抗黑暗，“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因此，司马迁“隐忍苟活”，最终写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而流芳百世。
一、“隐忍苟活”，“重于泰山”
司马迁，字子长，55岁，龙门人，生于公元前145年，逝于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著有《史记》，乃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38岁时，继其父职为太史令。47岁时，因李陵事件下狱受刑。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解说，触怒了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历史资料，要写部史书的夙愿，便忍辱负重，苟且偷生。
司马迁出狱后，为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云：“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事”。中书令，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回信。任安，字少卿，由卫青的荐举，当了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前91）朝中发生巫蛊之祸，江充乘机诬陷戾太子刘据。戾太子刘据发兵诛杀江充等，与丞相刘屈髦军大战于长安。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乱中接受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任安按兵未动。戾太子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几年前，任安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任安入狱，临刑之前，司马迁才写了这封回信。
司马迁因故受刑，为写成史书，“隐忍苟活”，实在“重于泰山”。
二、“燕赵烈士”，“忧愁幽思”
《报任安书》，又称《报任少卿书》。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对封建专制的血泪控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之笔，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辞气沉雄，情怀慷慨。
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司马迁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发愤完成《史记》的写作，死也要“重于泰山”。
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叙事简括，都为议论铺垫，议论之中感情自现。“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抒发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悲切郁闷，溢于言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泣如诉，悲痛欲绝，如此富于抒情性的语言，将作者内心久积的痛苦与怨愤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火山爆发，如江涛滚滚。
大量的铺排，增强了感情抒发的磅礴气势。如叙述腐刑的极辱，从“太上不辱先”以下，十个排比句，竟连用了八个“其次”，层层深入，一气贯下，最后逼出“最下腐刑极矣”。这类语句，有如一道道闸门，将司马迁心中深沉的悲愤越蓄越高，越蓄越急，最后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如排山倒海，撼天动地。
典故的运用，使感情更加慷慨激昂，深沉壮烈。第二段用西伯、李斯、韩信等王侯将相受辱而不自杀的典故，直接引出“古今一体”的结论，愤激地控诉了包括汉王朝在内的封建专制下的酷吏政治；第五段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愤而著书的典故，表现了自己隐忍的苦衷、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决心。这些典故，援古证今，明理达情，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了作者伟岸的人格和沉郁的感情。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又如“猛虎在山，百兽震恐”一句，运用比喻，沉痛控诉了人间暴政对人性的扼杀和扭曲，形象地说明了“士节”不可以稍加受辱的道理，真是痛彻心脾。其他像引用、夸张、讳饰等修辞手法的运用，都真切的表达出作者跌宕起伏的情感，有时奔放激荡，不可遏止；有时隐晦曲折，欲言又止，让我们似乎触摸到了作者内心极其复杂的矛盾与痛苦。
在《報任安书》中，司马迁通过富有特色的语言，真切地表达了激扬喷薄的愤激感情，表现出峻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可谓字字血泪，声声衷肠，气贯长虹，催人泪下。前人的评价，“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实在精辟！
三、“史家绝唱，无韵《离骚》”
《报任安书》是一篇千古名篇。司马迁在这封信中，把他对世情的感慨，对人生的悲愤，对专制君主的认识，对理想事业的追求，尽情地倾吐出来，如泣如诉。慷慨悲凉，理正而辞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李晚芳曰：“此篇（《报任安书》）与自序，俱原作史之由。《自序》重承先继圣，此重惜死立名。《自序》悲婉，此则沉郁、雄健。其操纵起落，俱挟浩气流行，如怒马奔驰，不可羁勒，与《史记》之雅洁稍异，是史公另一种豪放激宕之文。盖因救友陷刑，满肚皮怫郁不平之气，借此发泄。书中‘舒愤懑’，三字是此本旨，故篇中处处皆愤懑之辞。纵横跌宕，慷慨淋漓，转折提接虽多，却如一气呵成。挣眉裂眦而写之，骤读无不为之惋惜。”这篇千古名篇，回顾了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受刑的全过程，叙述了忍辱著书的目的、决心、毅力，及其极端痛苦悲愤的心情。文章充满了作者受刑后的无限痛苦与悲凉，但让人读后并不感到，而是感到有一股气势，有一股充满自信的、无坚不摧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力量。尽管此篇是太史公“舒愤懑”之作，但他把带有消极颓废色彩的“感愤伤激”情绪就生化出积极向上、富有创造活力的生命激情。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引古人自况，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在此文中，他写下了一段名言：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慕义而死，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怎样处理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出：“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认为，仅以一死来对黑暗进行抗争，“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故他在忍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选择坚强地活下来，并以最大毅力完成《史记》。并且在司马迁看来，自古迄今的圣贤君子和志士仁人之所以要著书立说，就是因为他们在建功立业的奋斗过程中遭受到各种黑暗势力的打击和无端的迫害，使他们倍受艰难困苦和压抑，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折磨；而这种难言的隐衷和哀痛又无法为人所理解，于是只有通过为文论述来抒发他们内心强烈的悲愤，阐明他们的思想主张，并凭借往事的兴衰成败的轨迹，总结历史的规律，寄希望于来者。
《悲士不遇赋》，载于《全汉文》。是司马迁受刑后的作品，悲叹生不逢时，可与《报任安书》相互补充。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理不可据，智不可恃”，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之自然，终归一矣”，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追求功利又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自然；另一方面又坚持理想，“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熟云其否”，显然是要追步孔子，死而后已。这正是司马迁在受刑后于耻辱与名节间挣扎的写照，挣扎之后，司马迁选择了隐忍发愤、建立功名之路。故此赋与《报任安书》正好相得益彰。
《史记》写的是历史，但它并不是纯客观的实录，而是饱含着作者强烈的爱憎与褒贬。司马迁作《史记》，自比于孔子作《春秋》，在写作方法上，力图遵循据传为孔子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原则。《史记》写作以叙事为主，是非褒贬一般寓于叙事之间。顾炎武认为“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司马迁写《史记》正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叙述，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批判，并抒发其悲郁之情。纵观《史记》，可以看到太史公的笔下时常涌荡着一种愤嫉之情，一种沉郁之气。那种对帝王公侯的贬斥鞭挞，那种对佞儒酷吏的尖刻譏讽，那种对刺客游侠的倾心赞颂，那种对失路英雄及含愤志士的无限同情，都极为鲜明地体现出作者的爱憎褒贬。
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真是精当之极。
这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的生死标准。司马迁认为，人生仅以一死来对抗黑暗，“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因此，司马迁“隐忍苟活”，最终写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而流芳百世。
一、“隐忍苟活”，“重于泰山”
司马迁，字子长，55岁，龙门人，生于公元前145年，逝于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著有《史记》，乃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38岁时，继其父职为太史令。47岁时，因李陵事件下狱受刑。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解说，触怒了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历史资料，要写部史书的夙愿，便忍辱负重，苟且偷生。
司马迁出狱后，为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云：“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事”。中书令，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回信。任安，字少卿，由卫青的荐举，当了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前91）朝中发生巫蛊之祸，江充乘机诬陷戾太子刘据。戾太子刘据发兵诛杀江充等，与丞相刘屈髦军大战于长安。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乱中接受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任安按兵未动。戾太子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几年前，任安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任安入狱，临刑之前，司马迁才写了这封回信。
司马迁因故受刑，为写成史书，“隐忍苟活”，实在“重于泰山”。
二、“燕赵烈士”，“忧愁幽思”
《报任安书》，又称《报任少卿书》。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对封建专制的血泪控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之笔，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辞气沉雄，情怀慷慨。
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司马迁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发愤完成《史记》的写作，死也要“重于泰山”。
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叙事简括，都为议论铺垫，议论之中感情自现。“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抒发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悲切郁闷，溢于言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泣如诉，悲痛欲绝，如此富于抒情性的语言，将作者内心久积的痛苦与怨愤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火山爆发，如江涛滚滚。
大量的铺排，增强了感情抒发的磅礴气势。如叙述腐刑的极辱，从“太上不辱先”以下，十个排比句，竟连用了八个“其次”，层层深入，一气贯下，最后逼出“最下腐刑极矣”。这类语句，有如一道道闸门，将司马迁心中深沉的悲愤越蓄越高，越蓄越急，最后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如排山倒海，撼天动地。
典故的运用，使感情更加慷慨激昂，深沉壮烈。第二段用西伯、李斯、韩信等王侯将相受辱而不自杀的典故，直接引出“古今一体”的结论，愤激地控诉了包括汉王朝在内的封建专制下的酷吏政治；第五段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愤而著书的典故，表现了自己隐忍的苦衷、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决心。这些典故，援古证今，明理达情，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了作者伟岸的人格和沉郁的感情。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又如“猛虎在山，百兽震恐”一句，运用比喻，沉痛控诉了人间暴政对人性的扼杀和扭曲，形象地说明了“士节”不可以稍加受辱的道理，真是痛彻心脾。其他像引用、夸张、讳饰等修辞手法的运用，都真切的表达出作者跌宕起伏的情感，有时奔放激荡，不可遏止；有时隐晦曲折，欲言又止，让我们似乎触摸到了作者内心极其复杂的矛盾与痛苦。
在《報任安书》中，司马迁通过富有特色的语言，真切地表达了激扬喷薄的愤激感情，表现出峻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可谓字字血泪，声声衷肠，气贯长虹，催人泪下。前人的评价，“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实在精辟！
三、“史家绝唱，无韵《离骚》”
《报任安书》是一篇千古名篇。司马迁在这封信中，把他对世情的感慨，对人生的悲愤，对专制君主的认识，对理想事业的追求，尽情地倾吐出来，如泣如诉。慷慨悲凉，理正而辞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李晚芳曰：“此篇（《报任安书》）与自序，俱原作史之由。《自序》重承先继圣，此重惜死立名。《自序》悲婉，此则沉郁、雄健。其操纵起落，俱挟浩气流行，如怒马奔驰，不可羁勒，与《史记》之雅洁稍异，是史公另一种豪放激宕之文。盖因救友陷刑，满肚皮怫郁不平之气，借此发泄。书中‘舒愤懑’，三字是此本旨，故篇中处处皆愤懑之辞。纵横跌宕，慷慨淋漓，转折提接虽多，却如一气呵成。挣眉裂眦而写之，骤读无不为之惋惜。”这篇千古名篇，回顾了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受刑的全过程，叙述了忍辱著书的目的、决心、毅力，及其极端痛苦悲愤的心情。文章充满了作者受刑后的无限痛苦与悲凉，但让人读后并不感到，而是感到有一股气势，有一股充满自信的、无坚不摧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力量。尽管此篇是太史公“舒愤懑”之作，但他把带有消极颓废色彩的“感愤伤激”情绪就生化出积极向上、富有创造活力的生命激情。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引古人自况，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在此文中，他写下了一段名言：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慕义而死，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怎样处理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出：“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认为，仅以一死来对黑暗进行抗争，“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故他在忍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选择坚强地活下来，并以最大毅力完成《史记》。并且在司马迁看来，自古迄今的圣贤君子和志士仁人之所以要著书立说，就是因为他们在建功立业的奋斗过程中遭受到各种黑暗势力的打击和无端的迫害，使他们倍受艰难困苦和压抑，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折磨；而这种难言的隐衷和哀痛又无法为人所理解，于是只有通过为文论述来抒发他们内心强烈的悲愤，阐明他们的思想主张，并凭借往事的兴衰成败的轨迹，总结历史的规律，寄希望于来者。
《悲士不遇赋》，载于《全汉文》。是司马迁受刑后的作品，悲叹生不逢时，可与《报任安书》相互补充。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理不可据，智不可恃”，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之自然，终归一矣”，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追求功利又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自然；另一方面又坚持理想，“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熟云其否”，显然是要追步孔子，死而后已。这正是司马迁在受刑后于耻辱与名节间挣扎的写照，挣扎之后，司马迁选择了隐忍发愤、建立功名之路。故此赋与《报任安书》正好相得益彰。
《史记》写的是历史，但它并不是纯客观的实录，而是饱含着作者强烈的爱憎与褒贬。司马迁作《史记》，自比于孔子作《春秋》，在写作方法上，力图遵循据传为孔子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原则。《史记》写作以叙事为主，是非褒贬一般寓于叙事之间。顾炎武认为“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司马迁写《史记》正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叙述，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批判，并抒发其悲郁之情。纵观《史记》，可以看到太史公的笔下时常涌荡着一种愤嫉之情，一种沉郁之气。那种对帝王公侯的贬斥鞭挞，那种对佞儒酷吏的尖刻譏讽，那种对刺客游侠的倾心赞颂，那种对失路英雄及含愤志士的无限同情，都极为鲜明地体现出作者的爱憎褒贬。
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真是精当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