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这样一个不断颠覆自我，勇于创新的作家而言，她“写作的路子很宽，凡是她周围的一切，看到的都能书写”。尽管她的写作风格和叙事策略一变再变，但她始终不变的是对女性生存和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思考。虽然她否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也不大承认中国（大陆）存在真正的女性主义问题，可是她笔下对女性问题的观照已有意无意间具有了女性主义的意识。在“三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倾心于人在性爱和感情世界里的矛盾纠葛，表现了女性经验中一向被遮蔽的欲望体验，探讨了女性隐秘的心理。她笔下的性是美好的，并试图用性爱来建构一个完整的女性世界。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王安忆笔下的这些女性似乎成了生活中的强者,她们完全没有男权社会中很多女性所表现出的对异性的一种恐惧感,而是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敢于把身体从黑暗的地方解救出来，追随身体的欲望，主动进取，并非像尼采的所断言的那样:“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的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读她的作品,会发现她的笔墨更多地倾向女性的内心世界,对女性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关怀。她其实特别推崇一种女性才有的痛苦而又温暖的情感,希望女性的心灵空间能够得到充分自由的抒发。毋庸讳言,她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以女性特有的体验，通过对性爱的描写，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生命本体的真实存在,着力表现了女性自然贴切的一面，也体现出了对人性的终极关怀，从而使读者对人类的性意识进行重新思索，关注、重视女性的性心理。
　　二
　　 王安忆通过自身作为一个女性对生活了几十年的上海的感受，潜入生活，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女人的故事，从城市与城市人的深层关系中传达出她对城市中下层女性生活的透视与观照。其实她对笔下那些与上海城市息息相关的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她所热爱的上海这座城市的关注。因而，我们不难理解，王安忆的这些小说是属于女性的，属于上海的。王安忆自己在《上海的女性》中也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而如她们这样首次登上舞台的角色，故事都是从头道起。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
　　 《富萍》写的是20世纪60年代暂时居住在上海的一群底层女性的生活。王安忆从民间的视角出发，以富萍为主要线索，她从乡下来上海投亲谋生，讲述了一群处于漂泊状态、具有同类命运的女人的故事。要知道，千百年来，女性一直“被教导，她必须取悦别人，她必须将自己变成‘物’，人们才会喜欢；因此，她应该放弃自发性。人们对待她，像对待一具活娃娃，她得不到自由。一种恶性循环就此形成；因为她愈不运用她的自由去了解、捕捉她周围的世界，她的源泉便愈枯竭，而她也愈不敢将自己肯定为一有主见之自我”。而作者笔下的富萍是迥异于这一观点的，她在面对自己的不幸命运和外在压力时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勇气，想逃避别人已经安排好的生活，逃离别人的操控，过一个自己真正可以独立自主的日子。最终，她赢得了自主的爱情，得到了平常人居家过日子的一种妥帖的幸福，生命的韧性从而得到了回报。王安忆说：“写《富萍》，我是从一个特别感兴趣的题目——移民入手……我分别写了上海许多中层，特别是底层的市民，她们为什么到上海来，又是怎样慢慢居住下来的。”
　　 无疑，像这样的小说可以称之为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我们从中看到了王安忆以女性作家的艺术敏感和同样身为女性的性别体验和感悟，抒发了自己对她们的关注。这群在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当中周旋自如的主角是一群平民女性们，她们以及她们的柴米生计，成为王安忆“上海书写”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她们用生命的韧性宣告了女性的渐趋成熟，丰富了女性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