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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韦尔奇热”到“稻盛和夫热”，清楚地说明了企业家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转变。
我从事管理咨询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之久，这种角色，军事上叫“参谋”，政治上叫“幕僚”，美国人叫“顾问”，中国人叫“师爷”。作为若干中国本土企业家的一名“师爷”，除了辅助企业管理工作的开展，还有幸近距离目睹了“老爷们”在生活方式上的种种变迁，并且从中发现了惊人的共性规律。
大致上说来，企业家，企、业、家，其生活方式的变化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企业就是家”，第二，“企业不是家”，第三，“企业为大‘家’”。
企业就是家
在2004年以前，由于刚刚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或者在这场危机后创业，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很高，大部分的本土企业家都处于“企业就是家”阶段，100％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注在企业活动中，基本上无法做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一位著名的房地产创业者回想起当年的情景这样说：什么叫企业家?心里事太多了、身上病太多了，上半夜睡不了、下半夜睡不着，老是起夜，这就叫“起夜家”!在这一阶段，大部分的企业都常年无双休，甚至有的制造业企业一年只有一个春节假期。但是，当时的企业人对此很少有异议，因为企业家自身也是采取这样的节奏，更有甚者。把企业变成了“夜总会”：一到夜里总开会。企业家在公司以外的所有活动也是围绕着企业事务来转的：吃饭是为了应酬，喝茶是为了应酬，打球还是为了应酬。
在这样的生活节奏影响之下，当时的企业家们肝火旺的多、脾气好的少，“三高”的多、健康的少。当然，最大的影响是家庭生活。如今50岁左右的企业家，普遍忽略对孩子的教育和沟通。因为十年前，孩子们进入青春期时，他们正处于“企业就是家”的阶段，没有时间和耐心陪伴孩子的成长，因此当如今孩子们普遍成年、进入社会之后，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对子女成才情况有所遗憾。
企业不是家
2005年前后，开始批量性的进-人“企业不是家”阶段。在涉及全球数百万人的员工敬业度调查数据中显示：进入公司3 5年的员工群，其敬业度通常处于比较低位水平，这一时期被称之为员工的职业倦怠期。同样，经过几年甚至十年以上坚持不懈的奋斗，企业家也开始进入一种不易察觉的职业倦怠期。同时在一段时间内也集中地发生了很多企业家过劳死等事件，严重刺激着人们绷紧的神经：2001年7月，青岛啤酒总经球、集体去登山、集体出自传、集体出席各种类似“赢在中国”的秀场……人们仿佛试图证明，除了企业经营本身，他们还有更大的空间来证明个人价值。
但是，当我们今天再回头来看，人们认定“企业不是家”的方式似乎有些矫枉过正，生意与生活的分离也相当生硬，以上种种的新生活方式也是作秀多、体验少，企业家被严重的娱乐化和眼球化，这群中国最精明的人仿佛进入了另一种的集体无意识。
企业为大“家”
时间发展到2008年前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锤炼对企业家的生活力更加提升。而在个人生活的安排上，从当初的集体赶时髦转向真正的个性化：王石依然“山在那”、冯仑千里走单骑、马云修炼太极拳、刘永好低调蛰伏、牛根生在别墅旁射击、王中军继续扶持本土艺术家、缙云山俨然成为了老板们的秘密据点……还有为数不少的企业家，把大量的时间投入传道解惑中去：担当创业培训的导师、主持灵修活动，将自己的阅历和体会进行无偿和广泛的传播，帮助更多的年轻创业者避免再走老一辈创业者曾经的老路，而是探索一条事业、家庭、社会、心灵相平衡的经营之道。
也许，从“韦尔奇热”转为“稻盛和夫热”就特别能清楚地说理彭作义不幸逝世，终年56岁，2004年4月，爱立信中国总裁杨迈猝死，终年54岁；2004年3月，北京大中电器总经理胡凯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逝世，终年52岁；2004年11月，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突然逝世，年仅38岁{2005年9月，网易代理首席执行官孙德棣猝死，年仅38岁。
以上种种，使得在企业管理相对步人正轨、团队走向成熟、业务较为稳定之后，企业家忽然对自己的生活严重不满起来：在创业过程中，自己付出得太多。而享受得太少，因此产生了强烈的补偿心理。在这一阶段，企业家们开始严格地分离自己的生意和生活，以自己“不管公司”为荣，并且积极地向公司以外寻求个人空间。如果我们翻开那一时期的财经媒体，一定可以发现，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好像一夜之间变“洋”了：集体打高尔夫方式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批优秀的本土企业家开始真正进入“由富转贵”的阶段。也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客观压力，企业家普遍重新回归企业经营本身，但是这一次的回归有了不同的使命：他们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大我”、“超我”的存在，对企业经营的使命也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企业不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企业实际上可以成为广泛行善和改善社会的工具。
在获得了惊人的个人财富之后，继续经营企业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最优秀的一批企业家找到了答案：企业为大“家”——在企业以外，有着更大的使命、更高的秩序和更广的世界。
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殚精竭虑地推进着企业国际化的同时，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各种慈善活动中来，企业家参政议政、担当意见领袖的热情和能明这一点：中国企业家们关注的焦_点终于从韦尔奇式的明星企业家，转向稻盛式的灵性企业家。稻盛在经营过程中对信仰的探索、对立场的坚守、对生活的简化都深刻地影响着今日的中国同行们。
除了“上帝创世”以外，人类也具有创造某种小宇宙的能力，不外乎三种情况：成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成为一名伟大的创业者、成为一名伟大的父／母。除此之外，其他的角色更多的是发现某种秩序，而不是创造某种秩序。这也是企业家最大的自我价值之所在。如何觉悟自己的角色、如何善用自己的能量，则是企业家终其一生的探索。在这样的探索中，最重要的准则仍然是老祖宗留下的教诲：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
(本文作者系仁慧特智业公司董事长)
责任编辑：田瑞秋
如何觉悟自己的角色、如何善用自己的能量，是企业家终其一生的探索。
我从事管理咨询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之久，这种角色，军事上叫“参谋”，政治上叫“幕僚”，美国人叫“顾问”，中国人叫“师爷”。作为若干中国本土企业家的一名“师爷”，除了辅助企业管理工作的开展，还有幸近距离目睹了“老爷们”在生活方式上的种种变迁，并且从中发现了惊人的共性规律。
大致上说来，企业家，企、业、家，其生活方式的变化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企业就是家”，第二，“企业不是家”，第三，“企业为大‘家’”。
企业就是家
在2004年以前，由于刚刚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或者在这场危机后创业，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很高，大部分的本土企业家都处于“企业就是家”阶段，100％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注在企业活动中，基本上无法做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一位著名的房地产创业者回想起当年的情景这样说：什么叫企业家?心里事太多了、身上病太多了，上半夜睡不了、下半夜睡不着，老是起夜，这就叫“起夜家”!在这一阶段，大部分的企业都常年无双休，甚至有的制造业企业一年只有一个春节假期。但是，当时的企业人对此很少有异议，因为企业家自身也是采取这样的节奏，更有甚者。把企业变成了“夜总会”：一到夜里总开会。企业家在公司以外的所有活动也是围绕着企业事务来转的：吃饭是为了应酬，喝茶是为了应酬，打球还是为了应酬。
在这样的生活节奏影响之下，当时的企业家们肝火旺的多、脾气好的少，“三高”的多、健康的少。当然，最大的影响是家庭生活。如今50岁左右的企业家，普遍忽略对孩子的教育和沟通。因为十年前，孩子们进入青春期时，他们正处于“企业就是家”的阶段，没有时间和耐心陪伴孩子的成长，因此当如今孩子们普遍成年、进入社会之后，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对子女成才情况有所遗憾。
企业不是家
2005年前后，开始批量性的进-人“企业不是家”阶段。在涉及全球数百万人的员工敬业度调查数据中显示：进入公司3 5年的员工群，其敬业度通常处于比较低位水平，这一时期被称之为员工的职业倦怠期。同样，经过几年甚至十年以上坚持不懈的奋斗，企业家也开始进入一种不易察觉的职业倦怠期。同时在一段时间内也集中地发生了很多企业家过劳死等事件，严重刺激着人们绷紧的神经：2001年7月，青岛啤酒总经球、集体去登山、集体出自传、集体出席各种类似“赢在中国”的秀场……人们仿佛试图证明，除了企业经营本身，他们还有更大的空间来证明个人价值。
但是，当我们今天再回头来看，人们认定“企业不是家”的方式似乎有些矫枉过正，生意与生活的分离也相当生硬，以上种种的新生活方式也是作秀多、体验少，企业家被严重的娱乐化和眼球化，这群中国最精明的人仿佛进入了另一种的集体无意识。
企业为大“家”
时间发展到2008年前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锤炼对企业家的生活力更加提升。而在个人生活的安排上，从当初的集体赶时髦转向真正的个性化：王石依然“山在那”、冯仑千里走单骑、马云修炼太极拳、刘永好低调蛰伏、牛根生在别墅旁射击、王中军继续扶持本土艺术家、缙云山俨然成为了老板们的秘密据点……还有为数不少的企业家，把大量的时间投入传道解惑中去：担当创业培训的导师、主持灵修活动，将自己的阅历和体会进行无偿和广泛的传播，帮助更多的年轻创业者避免再走老一辈创业者曾经的老路，而是探索一条事业、家庭、社会、心灵相平衡的经营之道。
也许，从“韦尔奇热”转为“稻盛和夫热”就特别能清楚地说理彭作义不幸逝世，终年56岁，2004年4月，爱立信中国总裁杨迈猝死，终年54岁；2004年3月，北京大中电器总经理胡凯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逝世，终年52岁；2004年11月，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突然逝世，年仅38岁{2005年9月，网易代理首席执行官孙德棣猝死，年仅38岁。
以上种种，使得在企业管理相对步人正轨、团队走向成熟、业务较为稳定之后，企业家忽然对自己的生活严重不满起来：在创业过程中，自己付出得太多。而享受得太少，因此产生了强烈的补偿心理。在这一阶段，企业家们开始严格地分离自己的生意和生活，以自己“不管公司”为荣，并且积极地向公司以外寻求个人空间。如果我们翻开那一时期的财经媒体，一定可以发现，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好像一夜之间变“洋”了：集体打高尔夫方式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批优秀的本土企业家开始真正进入“由富转贵”的阶段。也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客观压力，企业家普遍重新回归企业经营本身，但是这一次的回归有了不同的使命：他们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大我”、“超我”的存在，对企业经营的使命也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企业不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企业实际上可以成为广泛行善和改善社会的工具。
在获得了惊人的个人财富之后，继续经营企业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最优秀的一批企业家找到了答案：企业为大“家”——在企业以外，有着更大的使命、更高的秩序和更广的世界。
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殚精竭虑地推进着企业国际化的同时，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各种慈善活动中来，企业家参政议政、担当意见领袖的热情和能明这一点：中国企业家们关注的焦_点终于从韦尔奇式的明星企业家，转向稻盛式的灵性企业家。稻盛在经营过程中对信仰的探索、对立场的坚守、对生活的简化都深刻地影响着今日的中国同行们。
除了“上帝创世”以外，人类也具有创造某种小宇宙的能力，不外乎三种情况：成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成为一名伟大的创业者、成为一名伟大的父／母。除此之外，其他的角色更多的是发现某种秩序，而不是创造某种秩序。这也是企业家最大的自我价值之所在。如何觉悟自己的角色、如何善用自己的能量，则是企业家终其一生的探索。在这样的探索中，最重要的准则仍然是老祖宗留下的教诲：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
(本文作者系仁慧特智业公司董事长)
责任编辑：田瑞秋
如何觉悟自己的角色、如何善用自己的能量，是企业家终其一生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