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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心理学家认为,依恋是一种积极的、充满热情的相互关系,特指儿童与照顾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强化这种情感上的联结,是成人与儿童之间特殊的亲密关系。[1]依恋作为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最初表现,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开端和组成部分,对儿童以后的身心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也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并积累了不少的丰富资料,但查阅众多相关文献,发现涉入跨文化研究的却甚少,因为依恋相同于其他心理现象,有着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是儿童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本文试图从影响亲子依恋风格的因素等方面探究其跨文化性,以期为亲子依恋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跨文化心理学是指比较研究两个或多个社会或文化背景中个体或群体心理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从而找出哪些是适用于任何社会或文化背景中人类行为的普遍法则,哪些是仅适用于特殊文化背景中人类行为的特殊法则。[2]关于亲子依恋跨文化研究最早的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安斯沃斯(M.Ainsworth)于60年代末—80年代中期通过发明陌生情境测验法进行母婴依恋质量研究的同时,进一步依恋类型的跨文化分布,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探讨影响依恋类型的因素基础上,更深入的研究其跨文化性。
一、依恋的类型及影响因素
(一)国内外关于依恋类型的相关研究
安斯沃斯(M.Ainsworth)等人在对非洲儿童和美国儿童早期人际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亲子关系与母婴的行为存在着显著一致性,根据利用“陌生情境”经典实验法测定的儿童的行为特征,尤其是其依恋的安全程度,她把儿童依恋分为三大类和八亚类:A型:焦虑-回避依恋,占20%。B型:安全型依恋,占70%。C型:焦虑-反抗型依恋,占10%。A型和C型经常被归为不安全型或焦虑型。
Clarck-Stewart采取了与安斯沃斯实验不相同的指标研究,依据儿童与母亲相互作用中表现出的亲密程度,将儿童的依恋分为:无依恋、低依恋、安全依恋、非常依恋和不良依恋五种,其中无依恋类似于焦虑-回避型依恋,不良依恋类似于焦虑-反抗型依恋。
20世纪90年代初,Main和Solomon又提出了一种新的基本依恋类型——混乱型不安全依恋。对这种划分方法尽管存在争议,但就目前来说,其基本类型得到发展心理学家的普遍接受。
我国学者采用爱因斯沃斯的实验程序对儿童的依恋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2岁儿童对母亲的依恋也有四种类型,即淡漠型依恋、安全型依恋、缠人型依恋和混乱型依恋,分布比例分别为11%,73%, 7%, 9%。其中安全型和混乱型依恋的表现与国外研究者描述的西方、日本等国家的儿童大体相同,而淡漠型和缠人型依恋为我国儿童所特有,其表现特点与国外研究者描述的焦虑-回避型及焦虑-矛盾型依恋有明显区别。西方的焦虑-回避型依恋儿童与母亲的关系比较淡漠,而且在母子重聚后对母亲有明显的回避行为。我国的淡漠型依恋儿童虽然和母亲的关系也比较淡漠,但他们在母子重聚时并不回避母亲。其次,我国的缠人型依恋儿童与西方的焦虑-矛盾型依恋的儿童相比,对陌生人和陌生环境同样表现得非常拘谨、退缩,但他们在与母亲重聚时很少表现出生气、反抗、踢打母亲的行为(梁兰芝,陈会昌,2000)。
荷兰学者IJzendoom 和Kroonenberg(1990)分析了32项从陌生情境中获得的既注意文化内差异又注意跨文化差异的数据,推论出文化内的差异是相当大的。[3]诚然,诸多异质文化中依恋类型的研究表明,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的依恋类型是有差异的,同时也说明安斯沃斯等人的研究发现的依恋类型的分布并不是完全符合所有国家的标准,可见依恋类型除与儿童自身特点有着密切关系外,也受文化因素的制约,毫无疑问,我国不同的文化、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也将为我国发展心理学依恋研究的本土化和多元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基础。
(二)影响依恋的因素
以往对依恋影响因素的研究,最多的是集中于母亲的养育行为与儿童自身特征这两大因素。但近年来的研究,逐步发现家庭及社会其他成员对儿童依恋的形成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1、儿童自身主体因素的特点
依恋的发展是个亲子双方共同构筑的双向互动过程,既有儿童对父母的依恋,也有父母对婴儿的依恋。儿童自身的生理发展、机体成熟、健康状况、智力发展及气质特征等内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主要的作用。有关缺陷儿童的研究表明,儿童的智力水平和生理缺陷对依恋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耳聋婴儿的依恋发展比正常儿童慢,而衰减的速度也快,主要是其与父母之间未能建立起有效的信号反应系统,交流受阻;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儿童与母亲的相互作用甚至存在异常,依恋的主动权在于父母,若父母肯花时间和耐心去照顾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婴儿,并且这些婴儿的疾病又不是十分严重的话,那么这些新生儿会同样很顺利地与其父母建立起安全的依恋关系。再者,儿童也会对成人表现出依恋行为,影响着成人对儿童的依恋行为。心理学家认为,婴儿不但有可爱的面孔吸引着成人,且许多早期反射行为都很可爱。例如觅食反射、吸吮反射、抓握反射等无条件反射,都可能使父母相信,孩子愿意与他们保持亲密的联系。新近的一项的研究发现,婴儿对令人高兴的刺激所做出的反射性微笑,以及咿呀语、冲口发出的声音和自发的婴语,对父母来说,都是重要的、有效的信号。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心理学家发现气质是影响儿童行为方式的动力特征之关键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赋予儿童依恋行为以特定的速度和强度,制约着儿童的反应方式与活动水平,影响着儿童抚养的难度与成人尤其是父母对儿童的看法,进而影响着父母的抚养质量,使其又反过来作用于儿童,便呈现出相应依恋特点的差异性。婴儿早先的气质特征很可能影响父母对他们的印象与态度。也有观点认为,那些见人便笑、喜欢人抱的孩子更容易赢得成人的欢心,从而易于建立良好的母婴互动关系。而那些不喜人抱、不易被抚慰的婴儿就可能遭受冷落,与人交往的机会将大大减少。
目前关于气质在依恋形成中的作用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论,卡根(Kagan,1989)和刘易斯等人(Lewis & Feiring,1989)属于气质决定论者,强调气质特性对依恋的决定作用,反之,安斯沃斯等人则认为抚养经验可以转变儿童的旗帜特性,强调环境的决定作用。笔者认为,影响儿童依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且各因素是相互作用的,应该多角度的考虑和分析,目前相关的研究已经呈现出某些整合的趋势。
2、抚养质量
弗洛伊德曾说过:婴儿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是“独一无二、无可比拟,作为最早,也是最稳固的爱的对象,以及今后所有爱的关系的模式,母婴关系一旦建立,就一生不变”。可见,当一个新生命呱呱坠地,成人便开始扮演起特定角色,依恋是婴幼儿与母亲最初的情感联结,所以理想的抚养环境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儿童依恋的安全性。
安斯沃斯等人(1969)对26个家庭进行了长期观察研究,并于1971年对母亲的抚养行为品质划分为敏感-不敏感、接受-拒绝、合作-干涉、易接近性-忽略4个纬度,发现,儿童依恋类型与特定抚养品质相对应,安全型儿童的母亲多能保持一致、稳定的接纳、合作、敏感等特性,而回避型儿童的母亲倾向于拒绝、不敏感,拒绝型儿童则对应着拒绝倾向于干涉或忽略的母亲。可见,母亲的抚养质量与婴儿依恋质量密不可分。克拉克等人(Klarke & Stewart,1973)的研究从反应性、积极的情感表达和社会刺激量描述母亲的抚养质量,再次有力地支持了安斯沃斯等人的结论。
不可否认,母亲在儿童依恋形成中起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传统的研究却忽略了父亲在儿童社会化中的重要性,虽然,父亲与孩子交往的时间少于母亲,但也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实际作用。谢弗和爱默逊(Emerson,1964)认为,经常提供游戏刺激的父亲等人较那些常与儿童保持疏远的家庭成员更可能成为儿童依恋的对象。同时有关父子关系相互作用的研究表明,父亲在儿童中所起的作用与母亲相同,只是风格有所不同,如亲子游戏时父亲多从事的是体力性质的活动,且时间长,儿童反应积极,而母亲多倾向于言语活动。科坦尔丘克(1976)研究发现,父亲与婴儿在一起的相当大部分时间花在游戏上(占所有与婴儿在一起时间的37.5%), 而母亲花在与婴儿游戏上的时间只占其与婴儿在一起时间的25.8%, 尽管从绝对的与婴儿游戏的时间量上来说,母亲比父亲花得多。理查慈等(1977)经长期追踪研究指出,游戏是父亲与婴儿在一起时的最经常的活动,90%以上的父亲都经常性地与他们的婴儿玩。也有研究发现,依恋具有特定的指向性,儿童很容易将陌生人和父母区分开来,更有甚者,儿童对父亲显示出的直接接纳行为比对母亲的更多。
此外,良好的家庭心理氛围以及父母的文化素养、经济状况、人际关系和社会大环境对家庭的影响都间接地影响着抚养质量。
3、母爱缺失
传统养育过程中仍然是儿童与母亲相处的时间长,所以很多研究都比较关注母爱的重要性。哈洛等人(H.Harlow,1959)对幼猴进行“替代母亲”实验证明,母性剥夺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而且此消极影响难以弥补。同时对已建立依恋关系的母婴猴的隔离实验(Kaufman & Rosenblum)也发现母猴和婴猴在3个月的短期隔离后团聚,婴猴表现出更多的依附行为,探索行为减少,缺乏挫折耐受力和探险性。亚罗等人的研究(Yarrow & Groodwin,1973;Yarrow etal,1973)发现,如果新的环境条件充分,儿童能从与原有依恋对象分离的焦虑中解脱出来,对新的抚养者形成依恋。也有研究表明,早期的母爱缺失会影响儿童以后的社会能力、认知、语言等的发展,乃至影响到成年时的人格失调、人际关系破裂、犯罪、父母角色意识与能力较差等倾向或特征(Dowdmey etal,1985;Rutter & Quinton,1984)。
但有关研究表明,儿童对父爱缺失有两种典型倾向:儿童意识到父亲缺失和儿童完全贬低父亲,因而,父爱缺失对儿童社会性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4、社会文化的特点
如前所述,儿童依恋类型的差异因受到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而孕育着浓厚的文化特色。作为儿童生长发展的宏观背景,社会文化主要通过影响社会与家庭结构、父母抚养与教育方式及价值观等方面,间接地渗透于儿童形成依恋的过程之中。诸多已在前表述,如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认为女性天职就是家庭主妇,是儿童最主要的抚养者,近些年随着女性就业率的增加虽有所改变,但儿童与母亲的依恋关系仍然强之与父亲的依恋。反之,在西南太平洋岛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斯恩人,父亲则承担着抚养儿童的重任等等。再者,中国传统似乎总遵循着严父慈母或者“你敲你的锣,我打我的鼓”等等教育惯式。另外,文化还通过创造普遍的社会刺激氛围直接作用于儿童,小到衣食住行的风俗习惯,大到社会教育制度,无不折射着文化的影响。[4]
不难看出,影响儿童依恋类型的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整合于儿童的生长发展过程中,共同影响着儿童依恋的发展。但儿童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面对既定的文化环境,在成长过程中,又不断受到文化的熏陶和影响。[5]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也强调文化本身是限制个人行为变异的一个主要因素。
二、关于依恋风格的几点跨文化思考
文化是活跃的、是动态的、是生态的,而且风格也是指带有浓郁的个性色彩,所以依恋风格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文化的差异,尤其在中国,因为辽阔的国土上生活着56个民族,加之地理和历史等原因,构筑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等差异极大的文化背景,这些文化差异对我们依恋风格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反之,文化、民族、地域的差异为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自然实验场所和丰富多彩的环境变量。[6]在中国进行亲子依恋的跨文化研究可以丰富我国乃至世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为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我国本土丰富的研究环境。
美国著名的跨文化心理学家推蒂斯(H.C.Triandis)曾说过:“在得到中国的资料之前,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因为中国人口占了人类很大的比例,对于跨文化心理学来说,中国能够从新的背景上重新审查心理学的成果。”[7]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很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掌握充足的依据去验证目前关于依恋类型理论的普遍性,同时我们应更加关注我国西部甘、青、藏等少数民族较多的省区。
设计适合我国文化的依恋类型测量量表。陌生情境测验法几经修改,因其有效性仍然得到广泛的应用,后来也设计了很多量表,如:Kems,Klepac和Cole编制了一个用于测量少年儿童安全依恋的量表,该量表包括15个类似哈特自我概念问卷的迫选的自我报告的测量项目,以及Simpson于1990发表的依恋类型量表适用于少年儿童,目前也很常用,等等。但都是依据西方文化编制的,大多是美国本土文化,所以不具有普遍性,不利于跨文化研究,为此,还有待于我国学者在使用西方量表时进行一定的修订,使其本土化,尽快编制出适合我国文化特色的依恋测验量表。
随着依恋跨文化的不断深入,在研究影响依恋类型的因素时注重从文化视野中寻求更多的答案。心理学界在依恋质量影响因素问题上仍然存在“养育”与“自然”之争。[8]因而在跨文化研究中要注重搜集更多的有价值的实证材料,更好地探求与解释影响依恋的各种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
为了更好的促进儿童安全依恋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应在更充分强调文化背景的影响因素外,还应该做到:(1)母乳喂养,在肌肤接触给婴儿安全感。(2)充满爱心呵护儿童,提高抚养质量。(3)尊重儿童生理成熟,促进和谐依恋(4)加强父子交往,创造良好家庭心理氛围。(5)了解儿童气质特征,因材施教。
(作者单位系青海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运城学院教育与心理科学系)
参考文献:
[1]林崇德.发展心理学[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2][7]万明钢.文化视野中的人类行为[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3] 陈会昌,梁兰芝.亲子依恋研究的进展[J] .心理学动态,2000(1) .
[4] 张文新.儿童社会性发展[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 [6]李美华.青海民族地区跨文化心理研究[J].青海师专学报,1999(2).
[8]张镇,李幼穗.亲子依恋影响因素的述评.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2).
跨文化心理学是指比较研究两个或多个社会或文化背景中个体或群体心理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从而找出哪些是适用于任何社会或文化背景中人类行为的普遍法则,哪些是仅适用于特殊文化背景中人类行为的特殊法则。[2]关于亲子依恋跨文化研究最早的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安斯沃斯(M.Ainsworth)于60年代末—80年代中期通过发明陌生情境测验法进行母婴依恋质量研究的同时,进一步依恋类型的跨文化分布,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探讨影响依恋类型的因素基础上,更深入的研究其跨文化性。
一、依恋的类型及影响因素
(一)国内外关于依恋类型的相关研究
安斯沃斯(M.Ainsworth)等人在对非洲儿童和美国儿童早期人际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亲子关系与母婴的行为存在着显著一致性,根据利用“陌生情境”经典实验法测定的儿童的行为特征,尤其是其依恋的安全程度,她把儿童依恋分为三大类和八亚类:A型:焦虑-回避依恋,占20%。B型:安全型依恋,占70%。C型:焦虑-反抗型依恋,占10%。A型和C型经常被归为不安全型或焦虑型。
Clarck-Stewart采取了与安斯沃斯实验不相同的指标研究,依据儿童与母亲相互作用中表现出的亲密程度,将儿童的依恋分为:无依恋、低依恋、安全依恋、非常依恋和不良依恋五种,其中无依恋类似于焦虑-回避型依恋,不良依恋类似于焦虑-反抗型依恋。
20世纪90年代初,Main和Solomon又提出了一种新的基本依恋类型——混乱型不安全依恋。对这种划分方法尽管存在争议,但就目前来说,其基本类型得到发展心理学家的普遍接受。
我国学者采用爱因斯沃斯的实验程序对儿童的依恋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2岁儿童对母亲的依恋也有四种类型,即淡漠型依恋、安全型依恋、缠人型依恋和混乱型依恋,分布比例分别为11%,73%, 7%, 9%。其中安全型和混乱型依恋的表现与国外研究者描述的西方、日本等国家的儿童大体相同,而淡漠型和缠人型依恋为我国儿童所特有,其表现特点与国外研究者描述的焦虑-回避型及焦虑-矛盾型依恋有明显区别。西方的焦虑-回避型依恋儿童与母亲的关系比较淡漠,而且在母子重聚后对母亲有明显的回避行为。我国的淡漠型依恋儿童虽然和母亲的关系也比较淡漠,但他们在母子重聚时并不回避母亲。其次,我国的缠人型依恋儿童与西方的焦虑-矛盾型依恋的儿童相比,对陌生人和陌生环境同样表现得非常拘谨、退缩,但他们在与母亲重聚时很少表现出生气、反抗、踢打母亲的行为(梁兰芝,陈会昌,2000)。
荷兰学者IJzendoom 和Kroonenberg(1990)分析了32项从陌生情境中获得的既注意文化内差异又注意跨文化差异的数据,推论出文化内的差异是相当大的。[3]诚然,诸多异质文化中依恋类型的研究表明,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的依恋类型是有差异的,同时也说明安斯沃斯等人的研究发现的依恋类型的分布并不是完全符合所有国家的标准,可见依恋类型除与儿童自身特点有着密切关系外,也受文化因素的制约,毫无疑问,我国不同的文化、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也将为我国发展心理学依恋研究的本土化和多元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基础。
(二)影响依恋的因素
以往对依恋影响因素的研究,最多的是集中于母亲的养育行为与儿童自身特征这两大因素。但近年来的研究,逐步发现家庭及社会其他成员对儿童依恋的形成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1、儿童自身主体因素的特点
依恋的发展是个亲子双方共同构筑的双向互动过程,既有儿童对父母的依恋,也有父母对婴儿的依恋。儿童自身的生理发展、机体成熟、健康状况、智力发展及气质特征等内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主要的作用。有关缺陷儿童的研究表明,儿童的智力水平和生理缺陷对依恋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耳聋婴儿的依恋发展比正常儿童慢,而衰减的速度也快,主要是其与父母之间未能建立起有效的信号反应系统,交流受阻;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儿童与母亲的相互作用甚至存在异常,依恋的主动权在于父母,若父母肯花时间和耐心去照顾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婴儿,并且这些婴儿的疾病又不是十分严重的话,那么这些新生儿会同样很顺利地与其父母建立起安全的依恋关系。再者,儿童也会对成人表现出依恋行为,影响着成人对儿童的依恋行为。心理学家认为,婴儿不但有可爱的面孔吸引着成人,且许多早期反射行为都很可爱。例如觅食反射、吸吮反射、抓握反射等无条件反射,都可能使父母相信,孩子愿意与他们保持亲密的联系。新近的一项的研究发现,婴儿对令人高兴的刺激所做出的反射性微笑,以及咿呀语、冲口发出的声音和自发的婴语,对父母来说,都是重要的、有效的信号。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心理学家发现气质是影响儿童行为方式的动力特征之关键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赋予儿童依恋行为以特定的速度和强度,制约着儿童的反应方式与活动水平,影响着儿童抚养的难度与成人尤其是父母对儿童的看法,进而影响着父母的抚养质量,使其又反过来作用于儿童,便呈现出相应依恋特点的差异性。婴儿早先的气质特征很可能影响父母对他们的印象与态度。也有观点认为,那些见人便笑、喜欢人抱的孩子更容易赢得成人的欢心,从而易于建立良好的母婴互动关系。而那些不喜人抱、不易被抚慰的婴儿就可能遭受冷落,与人交往的机会将大大减少。
目前关于气质在依恋形成中的作用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论,卡根(Kagan,1989)和刘易斯等人(Lewis & Feiring,1989)属于气质决定论者,强调气质特性对依恋的决定作用,反之,安斯沃斯等人则认为抚养经验可以转变儿童的旗帜特性,强调环境的决定作用。笔者认为,影响儿童依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且各因素是相互作用的,应该多角度的考虑和分析,目前相关的研究已经呈现出某些整合的趋势。
2、抚养质量
弗洛伊德曾说过:婴儿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是“独一无二、无可比拟,作为最早,也是最稳固的爱的对象,以及今后所有爱的关系的模式,母婴关系一旦建立,就一生不变”。可见,当一个新生命呱呱坠地,成人便开始扮演起特定角色,依恋是婴幼儿与母亲最初的情感联结,所以理想的抚养环境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儿童依恋的安全性。
安斯沃斯等人(1969)对26个家庭进行了长期观察研究,并于1971年对母亲的抚养行为品质划分为敏感-不敏感、接受-拒绝、合作-干涉、易接近性-忽略4个纬度,发现,儿童依恋类型与特定抚养品质相对应,安全型儿童的母亲多能保持一致、稳定的接纳、合作、敏感等特性,而回避型儿童的母亲倾向于拒绝、不敏感,拒绝型儿童则对应着拒绝倾向于干涉或忽略的母亲。可见,母亲的抚养质量与婴儿依恋质量密不可分。克拉克等人(Klarke & Stewart,1973)的研究从反应性、积极的情感表达和社会刺激量描述母亲的抚养质量,再次有力地支持了安斯沃斯等人的结论。
不可否认,母亲在儿童依恋形成中起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传统的研究却忽略了父亲在儿童社会化中的重要性,虽然,父亲与孩子交往的时间少于母亲,但也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实际作用。谢弗和爱默逊(Emerson,1964)认为,经常提供游戏刺激的父亲等人较那些常与儿童保持疏远的家庭成员更可能成为儿童依恋的对象。同时有关父子关系相互作用的研究表明,父亲在儿童中所起的作用与母亲相同,只是风格有所不同,如亲子游戏时父亲多从事的是体力性质的活动,且时间长,儿童反应积极,而母亲多倾向于言语活动。科坦尔丘克(1976)研究发现,父亲与婴儿在一起的相当大部分时间花在游戏上(占所有与婴儿在一起时间的37.5%), 而母亲花在与婴儿游戏上的时间只占其与婴儿在一起时间的25.8%, 尽管从绝对的与婴儿游戏的时间量上来说,母亲比父亲花得多。理查慈等(1977)经长期追踪研究指出,游戏是父亲与婴儿在一起时的最经常的活动,90%以上的父亲都经常性地与他们的婴儿玩。也有研究发现,依恋具有特定的指向性,儿童很容易将陌生人和父母区分开来,更有甚者,儿童对父亲显示出的直接接纳行为比对母亲的更多。
此外,良好的家庭心理氛围以及父母的文化素养、经济状况、人际关系和社会大环境对家庭的影响都间接地影响着抚养质量。
3、母爱缺失
传统养育过程中仍然是儿童与母亲相处的时间长,所以很多研究都比较关注母爱的重要性。哈洛等人(H.Harlow,1959)对幼猴进行“替代母亲”实验证明,母性剥夺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而且此消极影响难以弥补。同时对已建立依恋关系的母婴猴的隔离实验(Kaufman & Rosenblum)也发现母猴和婴猴在3个月的短期隔离后团聚,婴猴表现出更多的依附行为,探索行为减少,缺乏挫折耐受力和探险性。亚罗等人的研究(Yarrow & Groodwin,1973;Yarrow etal,1973)发现,如果新的环境条件充分,儿童能从与原有依恋对象分离的焦虑中解脱出来,对新的抚养者形成依恋。也有研究表明,早期的母爱缺失会影响儿童以后的社会能力、认知、语言等的发展,乃至影响到成年时的人格失调、人际关系破裂、犯罪、父母角色意识与能力较差等倾向或特征(Dowdmey etal,1985;Rutter & Quinton,1984)。
但有关研究表明,儿童对父爱缺失有两种典型倾向:儿童意识到父亲缺失和儿童完全贬低父亲,因而,父爱缺失对儿童社会性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4、社会文化的特点
如前所述,儿童依恋类型的差异因受到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而孕育着浓厚的文化特色。作为儿童生长发展的宏观背景,社会文化主要通过影响社会与家庭结构、父母抚养与教育方式及价值观等方面,间接地渗透于儿童形成依恋的过程之中。诸多已在前表述,如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认为女性天职就是家庭主妇,是儿童最主要的抚养者,近些年随着女性就业率的增加虽有所改变,但儿童与母亲的依恋关系仍然强之与父亲的依恋。反之,在西南太平洋岛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斯恩人,父亲则承担着抚养儿童的重任等等。再者,中国传统似乎总遵循着严父慈母或者“你敲你的锣,我打我的鼓”等等教育惯式。另外,文化还通过创造普遍的社会刺激氛围直接作用于儿童,小到衣食住行的风俗习惯,大到社会教育制度,无不折射着文化的影响。[4]
不难看出,影响儿童依恋类型的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整合于儿童的生长发展过程中,共同影响着儿童依恋的发展。但儿童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面对既定的文化环境,在成长过程中,又不断受到文化的熏陶和影响。[5]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也强调文化本身是限制个人行为变异的一个主要因素。
二、关于依恋风格的几点跨文化思考
文化是活跃的、是动态的、是生态的,而且风格也是指带有浓郁的个性色彩,所以依恋风格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文化的差异,尤其在中国,因为辽阔的国土上生活着56个民族,加之地理和历史等原因,构筑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等差异极大的文化背景,这些文化差异对我们依恋风格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反之,文化、民族、地域的差异为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自然实验场所和丰富多彩的环境变量。[6]在中国进行亲子依恋的跨文化研究可以丰富我国乃至世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为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我国本土丰富的研究环境。
美国著名的跨文化心理学家推蒂斯(H.C.Triandis)曾说过:“在得到中国的资料之前,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因为中国人口占了人类很大的比例,对于跨文化心理学来说,中国能够从新的背景上重新审查心理学的成果。”[7]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很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掌握充足的依据去验证目前关于依恋类型理论的普遍性,同时我们应更加关注我国西部甘、青、藏等少数民族较多的省区。
设计适合我国文化的依恋类型测量量表。陌生情境测验法几经修改,因其有效性仍然得到广泛的应用,后来也设计了很多量表,如:Kems,Klepac和Cole编制了一个用于测量少年儿童安全依恋的量表,该量表包括15个类似哈特自我概念问卷的迫选的自我报告的测量项目,以及Simpson于1990发表的依恋类型量表适用于少年儿童,目前也很常用,等等。但都是依据西方文化编制的,大多是美国本土文化,所以不具有普遍性,不利于跨文化研究,为此,还有待于我国学者在使用西方量表时进行一定的修订,使其本土化,尽快编制出适合我国文化特色的依恋测验量表。
随着依恋跨文化的不断深入,在研究影响依恋类型的因素时注重从文化视野中寻求更多的答案。心理学界在依恋质量影响因素问题上仍然存在“养育”与“自然”之争。[8]因而在跨文化研究中要注重搜集更多的有价值的实证材料,更好地探求与解释影响依恋的各种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
为了更好的促进儿童安全依恋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应在更充分强调文化背景的影响因素外,还应该做到:(1)母乳喂养,在肌肤接触给婴儿安全感。(2)充满爱心呵护儿童,提高抚养质量。(3)尊重儿童生理成熟,促进和谐依恋(4)加强父子交往,创造良好家庭心理氛围。(5)了解儿童气质特征,因材施教。
(作者单位系青海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运城学院教育与心理科学系)
参考文献:
[1]林崇德.发展心理学[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2][7]万明钢.文化视野中的人类行为[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3] 陈会昌,梁兰芝.亲子依恋研究的进展[J] .心理学动态,2000(1) .
[4] 张文新.儿童社会性发展[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 [6]李美华.青海民族地区跨文化心理研究[J].青海师专学报,1999(2).
[8]张镇,李幼穗.亲子依恋影响因素的述评.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