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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高耸的烟囱排放出浓黑的气体，外墙的水道排出黑色的污水。一位背对着镜头的农民说道：“我们村里很多人都说，我们很后悔生在这个地方，可是我们没法选择。这是逼出来的。这很危险，我们的危险来自有钱的老板，有势的干部，哪个都能置我们于死地。”
这个农民，就是张功利，60岁，因为他的出现，导演杨紫烨才决心把纪录片拍下去。
2012年5月30日，一群热爱自然、关注生态环境的人们聚集在北京东棉花胡同里的一个四合院小剧场里，观看着纪录片《仇岗卫士》。片子讲述了张功利的故事——一个来自安徽蚌埠市仇岗村的农民，以自身的智慧和集体的力量，运用媒体、民间环保组织乃至政府的力量，最终促使一家违规污染企业撤出村庄。
当天下午，一个新型环境保护组织——创绿中心也在这个小剧场里宣告成立了。杨紫烨也是创绿中心的理事之一，她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纪录片导演，2007年，她的纪录片《颍州的孩子》为她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短片奖，《仇岗卫士》也获得了2010年度的奥斯卡纪录片短片奖的提名。
被逼出来的维权行动
2004年，安徽省仇岗村农民张功利开始和附近一家化工厂进行一场“持久战”。三家生产有机化工品的化工厂落户仇岗村，其中最大的一家化学有限公司与张功利家的自留地仅一墙之隔，经工业污水浸漫之后土地颗粒无收。受到工业污染影响的人，远非他一个。
化工厂的院墙占了村庄的三分之一，每年下大雨，村民家被四处冒出来的黑水包围，鱼塘里翻起了一条条死鱼，就连桃树也不再结果子。含有复杂化工元素的工业污水沿着地表和地下隐蔽管道流入村里的水利沟渠鲍家沟，通向10公里以外的中国第三大河流——淮河。污水使鲍家沟鱼虾绝迹，也影响着沿途四万多村民的生活。严重的水土污染以及空气污染让村民咳嗽不止，眼睛刺痛，村内师生上课必须把嘴捂上，更可怕的是死亡的逼近，超过53名村民在化工厂生产的三年内病死离世，其中80%是癌症患者——工业污染成为淮河流域频现“癌症村”的一大凶手。
仇岗村以前叫枣林庄，山清水秀，有水就有鱼，果树成林。对以前的村庄，张功利记得很清楚，三十年来的变化历历在目。“1970来迁来一个农药厂，后来变成国营厂，2003年改为化工单位，它的名字叫九采罗，它既破坏水源，也破坏大气。我们早就想告状，但是过去有先例，如果你告状，各种情况都有可能遇到。”
2003年，部分村干部和村民曾抗议原国营农药厂，却遭到拳打脚踢，村民们涌向农药厂，投掷砖石，但遭到了农药厂的驱赶和威胁。
张功利仅有初中学历，却自学法律，2004年和2005年，他接连两次起诉当地化工厂，屡战屡败。
2007年，安徽省环保组织“绿满江淮”赴蚌埠仇岗调研，帮助仇岗村村民收集污染证据，更广泛发动媒体。有一次村里的小学老师组织五年级学生写作文，作文题目要求学生对附近的环境进行调查，四十多位同学不约而同地写了同一个标题，向蚌埠市环保部门反映农药厂对村庄的污染情况。“绿满江淮”把小学生们的作文交给当地报纸发表，仇岗小学的故事随即在网络上流传。迫于上级环保部门的压力，蚌埠市政府责令三家企业停产，在消除污染后方可重新开工。
杨紫烨正是这个时候来到仇岗村，跟着“绿满江淮”，在推广环保意识的同时，目睹着村民们对环境污染态度的转变。张功利出现的时候，她觉得这个片子可以拍了。“因为有公众参与在里面，开始有了好故事。”
意见领袖的出现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久，化工厂重新开工，老板交代守夜班的工人，等村民都睡着了再排气排水。只要上面有人来检查，就放清水冲掉污水的痕迹。
2007年，一个夏天的晚上，村委会会议室，灯光昏暗，人影幢幢。前任村主任拿着一份文稿大声宣读：“尊敬的市长和各级领导，为了社会和谐及几万人民的安全，我们强烈地呼吁化工厂转产，我们宁愿捐钱帮助它转产，谢谢！”接下来，村民一一在文稿后签名。仇岗村有1867名村民，其中有1801人签名。
这个晚上，杨紫烨也在场，拍摄村民聚会摁手印。张功利一看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就找到我们，他希望我们记录下来，利用媒体向官方施加压力。“他受这个污染太厉害了，忍了五年，告它又不行。当我们来了，他认为有机会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片中的张功利手拿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年3月10日），他像握住真理一样：“这是国家领导的话！我们到北京去找他呀！”
纪录片的镜头跟着张功利，踏上了北京的土地，带着这份摁上红手印的签名书。
然而，他并没有去上访。到了北京，在“绿满江淮”的推荐下，张功利参加了民间志愿者组织“守望家园”举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知识培训。在会议上，他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与他命运相同的人们。
一位叫韦英东的环保人士在会上不禁泪流满面：“我已经累了，真的做不下去……”另一位名为霍岱珊的环保人士静静地说：“县委副书记安排村民，再看到我来到这个村里，要狠狠地打，往死里打。”
张功利去北京的消息传遍了仇岗村。回家之后，他拿着北京会议的录音认真地听，随后召开了小范围的村民聚会，分享他所理解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他意识到在传统的请愿、上访之外，还可以与环保组织、媒体结成联盟，与化工厂谈判——后者往往更理性和有效率。很快，张功利成为仇岗村的意见领袖。
“工厂和当地政府可以说是不愿意让我们四处乱跑的，人总有害怕的地方，我也不想逞英雄，我不想我的子孙后代和我们邻居的子孙后代受到伤害，就算拿我们这条命来换取他们的幸福，我觉得值。”说出这句话的张功利，慢慢由一个“传统”而无助的农民，变成一个“先进”而理性的领导者。
张功利给污染水源拍照，甚至买了摄像机。在环保人士的帮助下，他揭露了化工厂的违规事实——根据相关法规，居民区1000米范围内不得规划和兴建剧毒化学危险物品生产厂。
化工厂被停顿整改一段时间后，又开始生产。张功利和村民一起前往政府，要求铲除污染企业。当天，若干个村委员被袭击和殴打，双方发生激烈对抗。为了安抚村民，当地政府责令化工厂在2008年12月20日迁出仇岗。 在仇岗村村民环保行动中穿针引线的“绿满江淮”特意在12月20日那天带了安徽省的电台、电视台、报纸等媒体记者到仇岗村，见证九采罗化工厂的停产。2009年5月，时隔张功利状告化工厂五年之后，九采罗化学有限公司搬迁至某工业园区。张功利用自己的摄像机拍摄了工厂搬迁的过程。
仍然严峻的现实
纪录片拍摄了三年多，杨紫烨不仅拍了仇岗，还拍摄了淮河。但三年中，惟独张功利的故事最长，最完整。她用了三年的时间，终于等到了工厂搬离村庄的结局，见证了一个中国农村成功的公共参与环境维权的故事，证明了环保事业在中国并非毫无希望。头两年，杨紫烨一直担心，万一工厂搬不了怎么办？如果再生产，村民们将继续被污染，“这个故事就没有希望了。”
幸运的是，故事的结果总算让人满意。40个小时的素材，经过四五十遍的剪辑，最终成为一个39分钟的纪录片，从村民的角度，去讲述这个故事。
但这个励志故事背后，依然有很多忧虑。“中国能否兴起成百上千场这样的环保运动？”据著名民间环保人士梁晓燕介绍，当初和张功利一起开会的环保人士，多数至今仍处于挣扎的状态。“其中一个人所在的村子，人都搬光了，越来越多外面的穷苦人家搬进来。以前警察找她，全村的村民把她家围起来保护她，现在，这个家园已经被放弃了。她说，有时候特别茫然，‘别人都不要了，我还在这里，我究竟要什么？’”
在清华大学教授李楯耳边经常响起张功利在片中说的一句话：“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李楯认为仇岗的故事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中国环保法律体系有100多部环保法律法规，不能说不完备，但全然无用。” 在他看来，中国环境问题并非一般的发展经济问题，而是二次现代化的现象，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的问题。“在国外，当生活在一块土地的人要抵御污染时，最强有力的一句话是：土地是我的，不许你这样干。但是在我国，土地恰恰不是农民的。有钱的人移民，没钱的人成为环境难民，谁来对这块土地负责？”
杨紫烨承认仇岗村的特殊性。
事情发生在2008年前后，是中国举行北京奥运会的特殊时期。仇岗村离蚌埠市非常近，原住民大部分都留在村子里，外出务工人员较少。最关键的在于，污染企业并未雇佣当地村民，村民与化工厂没有共同利益。
2010年，纪录片拍摄完成后，杨紫烨一直关注仇岗村的变化，“化工厂会清除在仇岗的残留污染物吗？在新厂址的生产和污染物排放能否得到有效监控？”她欣慰地看到了仇岗当地政府投入两三亿元治理工厂遗留下来的污染，目前所有的土地已经清理干净。
张功利依然在做环保，他目前在“绿满江淮”做兼职工作，学会了使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监测污染，并把监测情况汇报给有关部门。
杨紫烨很庆幸自己拍到了一部励志的环保纪录片。对于环保的发展，她依然抱有希望，如梁晓燕所说：“再坚持坚持，可能会有结果”，她希望中国更多的乡村发生改变。
这个农民，就是张功利，60岁，因为他的出现，导演杨紫烨才决心把纪录片拍下去。
2012年5月30日，一群热爱自然、关注生态环境的人们聚集在北京东棉花胡同里的一个四合院小剧场里，观看着纪录片《仇岗卫士》。片子讲述了张功利的故事——一个来自安徽蚌埠市仇岗村的农民，以自身的智慧和集体的力量，运用媒体、民间环保组织乃至政府的力量，最终促使一家违规污染企业撤出村庄。
当天下午，一个新型环境保护组织——创绿中心也在这个小剧场里宣告成立了。杨紫烨也是创绿中心的理事之一，她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纪录片导演，2007年，她的纪录片《颍州的孩子》为她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短片奖，《仇岗卫士》也获得了2010年度的奥斯卡纪录片短片奖的提名。
被逼出来的维权行动
2004年，安徽省仇岗村农民张功利开始和附近一家化工厂进行一场“持久战”。三家生产有机化工品的化工厂落户仇岗村，其中最大的一家化学有限公司与张功利家的自留地仅一墙之隔，经工业污水浸漫之后土地颗粒无收。受到工业污染影响的人，远非他一个。
化工厂的院墙占了村庄的三分之一，每年下大雨，村民家被四处冒出来的黑水包围，鱼塘里翻起了一条条死鱼，就连桃树也不再结果子。含有复杂化工元素的工业污水沿着地表和地下隐蔽管道流入村里的水利沟渠鲍家沟，通向10公里以外的中国第三大河流——淮河。污水使鲍家沟鱼虾绝迹，也影响着沿途四万多村民的生活。严重的水土污染以及空气污染让村民咳嗽不止，眼睛刺痛，村内师生上课必须把嘴捂上，更可怕的是死亡的逼近，超过53名村民在化工厂生产的三年内病死离世，其中80%是癌症患者——工业污染成为淮河流域频现“癌症村”的一大凶手。
仇岗村以前叫枣林庄，山清水秀，有水就有鱼，果树成林。对以前的村庄，张功利记得很清楚，三十年来的变化历历在目。“1970来迁来一个农药厂，后来变成国营厂，2003年改为化工单位，它的名字叫九采罗，它既破坏水源，也破坏大气。我们早就想告状，但是过去有先例，如果你告状，各种情况都有可能遇到。”
2003年，部分村干部和村民曾抗议原国营农药厂，却遭到拳打脚踢，村民们涌向农药厂，投掷砖石，但遭到了农药厂的驱赶和威胁。
张功利仅有初中学历，却自学法律，2004年和2005年，他接连两次起诉当地化工厂，屡战屡败。
2007年，安徽省环保组织“绿满江淮”赴蚌埠仇岗调研，帮助仇岗村村民收集污染证据，更广泛发动媒体。有一次村里的小学老师组织五年级学生写作文，作文题目要求学生对附近的环境进行调查，四十多位同学不约而同地写了同一个标题，向蚌埠市环保部门反映农药厂对村庄的污染情况。“绿满江淮”把小学生们的作文交给当地报纸发表，仇岗小学的故事随即在网络上流传。迫于上级环保部门的压力，蚌埠市政府责令三家企业停产，在消除污染后方可重新开工。
杨紫烨正是这个时候来到仇岗村，跟着“绿满江淮”，在推广环保意识的同时，目睹着村民们对环境污染态度的转变。张功利出现的时候，她觉得这个片子可以拍了。“因为有公众参与在里面，开始有了好故事。”
意见领袖的出现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久，化工厂重新开工，老板交代守夜班的工人，等村民都睡着了再排气排水。只要上面有人来检查，就放清水冲掉污水的痕迹。
2007年，一个夏天的晚上，村委会会议室，灯光昏暗，人影幢幢。前任村主任拿着一份文稿大声宣读：“尊敬的市长和各级领导，为了社会和谐及几万人民的安全，我们强烈地呼吁化工厂转产，我们宁愿捐钱帮助它转产，谢谢！”接下来，村民一一在文稿后签名。仇岗村有1867名村民，其中有1801人签名。
这个晚上，杨紫烨也在场，拍摄村民聚会摁手印。张功利一看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就找到我们，他希望我们记录下来，利用媒体向官方施加压力。“他受这个污染太厉害了，忍了五年，告它又不行。当我们来了，他认为有机会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片中的张功利手拿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年3月10日），他像握住真理一样：“这是国家领导的话！我们到北京去找他呀！”
纪录片的镜头跟着张功利，踏上了北京的土地，带着这份摁上红手印的签名书。
然而，他并没有去上访。到了北京，在“绿满江淮”的推荐下，张功利参加了民间志愿者组织“守望家园”举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知识培训。在会议上，他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与他命运相同的人们。
一位叫韦英东的环保人士在会上不禁泪流满面：“我已经累了，真的做不下去……”另一位名为霍岱珊的环保人士静静地说：“县委副书记安排村民，再看到我来到这个村里，要狠狠地打，往死里打。”
张功利去北京的消息传遍了仇岗村。回家之后，他拿着北京会议的录音认真地听，随后召开了小范围的村民聚会，分享他所理解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他意识到在传统的请愿、上访之外，还可以与环保组织、媒体结成联盟，与化工厂谈判——后者往往更理性和有效率。很快，张功利成为仇岗村的意见领袖。
“工厂和当地政府可以说是不愿意让我们四处乱跑的，人总有害怕的地方，我也不想逞英雄，我不想我的子孙后代和我们邻居的子孙后代受到伤害，就算拿我们这条命来换取他们的幸福，我觉得值。”说出这句话的张功利，慢慢由一个“传统”而无助的农民，变成一个“先进”而理性的领导者。
张功利给污染水源拍照，甚至买了摄像机。在环保人士的帮助下，他揭露了化工厂的违规事实——根据相关法规，居民区1000米范围内不得规划和兴建剧毒化学危险物品生产厂。
化工厂被停顿整改一段时间后，又开始生产。张功利和村民一起前往政府，要求铲除污染企业。当天，若干个村委员被袭击和殴打，双方发生激烈对抗。为了安抚村民，当地政府责令化工厂在2008年12月20日迁出仇岗。 在仇岗村村民环保行动中穿针引线的“绿满江淮”特意在12月20日那天带了安徽省的电台、电视台、报纸等媒体记者到仇岗村，见证九采罗化工厂的停产。2009年5月，时隔张功利状告化工厂五年之后，九采罗化学有限公司搬迁至某工业园区。张功利用自己的摄像机拍摄了工厂搬迁的过程。
仍然严峻的现实
纪录片拍摄了三年多，杨紫烨不仅拍了仇岗，还拍摄了淮河。但三年中，惟独张功利的故事最长，最完整。她用了三年的时间，终于等到了工厂搬离村庄的结局，见证了一个中国农村成功的公共参与环境维权的故事，证明了环保事业在中国并非毫无希望。头两年，杨紫烨一直担心，万一工厂搬不了怎么办？如果再生产，村民们将继续被污染，“这个故事就没有希望了。”
幸运的是，故事的结果总算让人满意。40个小时的素材，经过四五十遍的剪辑，最终成为一个39分钟的纪录片，从村民的角度，去讲述这个故事。
但这个励志故事背后，依然有很多忧虑。“中国能否兴起成百上千场这样的环保运动？”据著名民间环保人士梁晓燕介绍，当初和张功利一起开会的环保人士，多数至今仍处于挣扎的状态。“其中一个人所在的村子，人都搬光了，越来越多外面的穷苦人家搬进来。以前警察找她，全村的村民把她家围起来保护她，现在，这个家园已经被放弃了。她说，有时候特别茫然，‘别人都不要了，我还在这里，我究竟要什么？’”
在清华大学教授李楯耳边经常响起张功利在片中说的一句话：“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李楯认为仇岗的故事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中国环保法律体系有100多部环保法律法规，不能说不完备，但全然无用。” 在他看来，中国环境问题并非一般的发展经济问题，而是二次现代化的现象，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的问题。“在国外，当生活在一块土地的人要抵御污染时，最强有力的一句话是：土地是我的，不许你这样干。但是在我国，土地恰恰不是农民的。有钱的人移民，没钱的人成为环境难民，谁来对这块土地负责？”
杨紫烨承认仇岗村的特殊性。
事情发生在2008年前后，是中国举行北京奥运会的特殊时期。仇岗村离蚌埠市非常近，原住民大部分都留在村子里，外出务工人员较少。最关键的在于，污染企业并未雇佣当地村民，村民与化工厂没有共同利益。
2010年，纪录片拍摄完成后，杨紫烨一直关注仇岗村的变化，“化工厂会清除在仇岗的残留污染物吗？在新厂址的生产和污染物排放能否得到有效监控？”她欣慰地看到了仇岗当地政府投入两三亿元治理工厂遗留下来的污染，目前所有的土地已经清理干净。
张功利依然在做环保，他目前在“绿满江淮”做兼职工作，学会了使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监测污染，并把监测情况汇报给有关部门。
杨紫烨很庆幸自己拍到了一部励志的环保纪录片。对于环保的发展，她依然抱有希望，如梁晓燕所说：“再坚持坚持，可能会有结果”，她希望中国更多的乡村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