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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阶段性成果：《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文人化研究》（李明君主持），课题编号为：14BZW065。
〔作者简介〕宋珂君（1969年12月-），女，山东日照莒县人，中华女子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摘要〕 文章从鲁智深与五座寺庙的六次结缘入手，考察《水浒传》的情节设置与人物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揭示文人佛教视野中的《水浒传》，如何在儒家忠义思想与佛教解脱理念之间求取微妙的美学平衡，以及中国古代文人对佛教信仰模式的独特理解与精妙构建。
〔关键词〕 《水浒传》;鲁智深;佛教寺庙;文人信仰模式
〔中图分类号〕I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3-0071-05
古代文人与佛教发生联系，包括涉猎佛教典籍、与高僧交游、信仰佛教，乃至于在作品中描写理想的佛教信仰模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被袁无涯称为“英雄禅客”的鲁智深，是《水浒传》中寓意性最强、塑造最成功的角色之一，承载了作者最核心的文人思考。
宋元话本和戏曲中的鲁智深形象，经过民间艺人的不断润色虚构，已经成为一名下层正直武官和“不吃斋”僧人的形象。元代戏曲中描写鲁智深至少与两处寺庙结缘，一是《鲁智深大闹消灾寺》之“消灾寺”，一是《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中路过的“云岩寺”。[1]到《水浒传》，鲁智深的僧人形象进一步被深化，分别与五处佛寺六次结缘，即文殊院出家、火烧瓦罐寺、大相国寺执事、宝珠寺落草、文殊院二次参访、六和寺圆寂。这些刻意设置的情节与人物描绘融为一体，承载了作者深沉凝重的文化思考、信仰拷问与文人妙赏。
一、 出家：文殊院
佛教讲出家，有两重含义，一重身出家，一重心出家。《景德传灯录》卷一《优波鞠多章》记述出家人的两种心态，一种是披上袈裟，心在红尘;一种是妄心休息，心慕解脱。[2]
《水浒传》中的文殊院，与鲁达的身心两重出家，都密切相连。小说第三回拳打镇关西，在赵员外的护持下，鲁达被迫在五台山文殊院出家，属于身出家而心在红尘。[3]92-116小说第九十回，写鲁达的心出家。南征北战之后，路过五台山，第二次文殊院参访智真长老，看多了生死沧桑的鲁达，这次想要放下红尘，有了一点真正出家的意思。[3]1540-1542第一百一十九回，则写鲁达身心俱出家，作者借此形象，完成自己对人生宗教理想的描画。[3]1887-1892
鲁达与佛结缘，以文殊院为核心，这是作者特意设置的一个重要的典型环境。小说将鲁智深的两次出家，都安排在五台山文殊院，表现了作者对传统佛教信仰的郑重理解和深刻隐喻。五台山，又称清凉山。晋译《华严经》《菩萨住处品》谈到，文殊菩萨住于东北方的清凉山。[2]所以五台山自古就被视为文殊菩萨讲法的道场，用智真长老的话说，是“千百年清净香火去处”。[3]114小说写鲁达拳打镇关西、勇救金翠莲的精彩出场，是一副英雄笔墨，之后的被官方通缉，被迫流亡，鲁达一步步靠近佛法清凉之地。
第三回赵员外问鲁达是否愿意出家避祸时，鲁达道：“洒家是个该死的人，但得处安身便了，做什么不肯？”“洒家情愿做和尚。”清代文人金圣叹在此处体贴点评道：写尽英雄在困。[3]97此时的鲁达，身上的英雄气息依旧多于禅客味道。正如第二回史进总结，希望自己凭本事“求个出身，图半世快活”。[3]78这也是大多数梁山好汉共同的人生追求，是梁山谋反事业共同的精神动力所在。此时身在五台山文殊院的鲁达，虽然出家出得爽快豁达，但其内心所向，脚步所行，依旧是朝着梁山方向的。由此也就必然引出后来大闹禅堂、醉打山门的著名情节来。
但五台山毕竟是清凉山，文殊院也不是普通的寺庙。这是一座聚集了众多也许平庸、但总体上注重真参实证的佛教僧侣的庙宇。第三回作者通过智真长老的那段话，对“形容丑恶，相貌凶顽”的鲁达，做了极高的评价：
“此人上应天星，心地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净，证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3]
为什么凶顽的鲁达，杀人放火，却必定能够证果非凡？这里包涵了文人对佛教核心理念的理解，那就是重心性解脱，轻戒律行持。因为正统的佛教解脱论，是说智慧得解脱。而文殊菩萨，在佛教中也是大乘智慧的象征。仗剑骑狮的文殊形象，代表的正是“仗智慧剑，杀烦恼贼、做智慧狮子吼”的佛家义理。《大乘义章》九记载：“照见名智，解了称慧，此二各别。知世谛者，名之为智，照第一义者，说以为慧，通则义齐。” [2]《法华经义疏》二说：“经论之中，多说慧门鉴空，智门照有。” [2]在五台山文殊院里，遇到“智慧真实”的智真长老，鲁达被赐予法号“智深”，标志着鲁智深的人格与命运，将和佛教所讲的解脱智慧有关。
文殊院第二次出现，已经是小说的后半部分。第八十九回，大破辽军之后，屡建奇功的鲁智深，随军经过五台山，很认真地提出要去参访自己的师父智真长老。小说在此让鲁智深有一段漫长自白，从自己拳打镇关西写起，到与林冲、高俅的恩怨，归结到学佛归宿的问题：
“洒家常想师父说，俺虽是杀人放火的性，久后却得正果真身。今日太平无事，兄弟权时告假数日，欲往五台山参礼本师。就将平昔所得金帛之资，都做布施，再求问师父前程如何。” [3]1539
“本师”在佛教里，是个十分有分量的称呼。佛教徒礼拜释迦牟尼，都称呼“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表示自己内心的根本皈依。从鲁智深的这段表白来看，他的本师是高僧智真长老，那么他的心灵归宿，已经在正统佛教。“求问师父前程如何”，是解决最后的内心纠结。而资财捐献五台山文殊寺，也说明了鲁达再回寺庙的必然性。这个时候，真正出离世间、进入佛门的机缘才成熟。正如作者此时总结：“一语打开名利路，片言踢透生死关。”[3]1539
第九十回写智真长老对鲁达的接引，十分精彩。老和尚劈面一句：“徒弟一去数年，杀人放火不易。”说得鲁达“默然无言”。[3]1541在文殊院，智真长老与宋江的对话，是佛法与世间法的一番较量，非常有趣。二人先是相互称谢。长老感谢宋江带领自己的徒弟“替天行道”;宋江感谢长老没有竭力劝说鲁智深留下。之后宋江与长老之间再有一番斗法。宋江说“苦海无边，人身至微，生死最大”，所以既然人生短暂，那么大丈夫当有所作为，保家卫国、忠义传世。智真作法偈，讽诵人生无常，要及早回头、寻求解脱：“阎浮世界诸众生，泥沙堆里频哮吼”。这是贬斥梁山事业虽然宏巨，但在佛法眼里，不过是泥沙微尘，梦幻泡影。这是作者对中国文人儒家入世理念和佛教出世思想的一番比较，看得出，作者对两种信仰模式都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因为它们同属古代文人信仰模式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梁山好汉拈香礼拜，慷慨盟誓：“只愿弟兄同生同死，世世相逢。” [3]1541-1542大众心理效应使鲁智深随宋江再次出发，不过这次他将心留在了文殊院。智真长老和宋江的不同选择，表现了中国文人固有的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态度，以及在儒佛信仰之间力求平衡的理想主义心态。这种态度，通过鲁智深在佛教与梁山事业之间的挣扎体悟，以及最后的各得其所，表现得既含蓄，又淋漓。
二、 沉浮：瓦官寺与大相国寺
离开文殊院，鲁智深曾经游历寄居过瓦官寺、大相国寺。瓦官寺极写寺庙的破败，大相国寺极写寺庙的热闹，象征着追求世间功名所经历的繁华与冷落心境。因为这两座寺庙，都不是修行悟道的地方，而是世俗沦落之地。鲁达经过的这条路线，是奔向梁山之路。走在强盗或者英雄路上的鲁智深，内心依旧有矛盾，一方面认同自己的出家身份，一方面继续追求自己的梁山英雄梦。当然，这段时间里，后者占了主导。
第四回离开五台山文殊院，鲁智深大闹桃花村，处理桃花山盗匪周通强抢民女的问题，后被请上桃花山。李忠邀他留在山上落草，鲁智深拒绝：“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从后来他上梁山的举动来看，这绝对是借口。鲁智深不排斥落草，但排斥仅仅为了糊口落草。他认为李忠为人不慷慨，“做事悭吝”，而且“只苦别人”，与这种胸无大志的平庸之辈相处山林，与他向往的落草生涯不同，所以拒绝。[3]132鲁达此时心目中，有英雄梦，也有解脱理想，但绝不做平庸之辈。
瓦官寺之行，是鲁达重要的世俗之旅。据王颋、利煌考证，“瓦官寺”，在中国文化历史上也颇具象征意义，这座寺庙是南北朝建康（南京）佛教兴盛的标志。[5]东晋哀帝兴宁二年，皇帝下诏将原来陶官驻地，布施给僧家建寺，所以称为“瓦官寺”。由于帝王恩遇，又加上历代文人吟咏，瓦官寺成为中国皇权佛教与文人佛教相结合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象征。即使是在唐末衰败之后，也多有文人借古讽今，使之声名远播。诗人留下的许多诗歌，带有感慨兴废的象征意义，如明末清初诗人邢昉七绝：“南朝当日瓦官寺， 每到山门感废兴。骁骑仓边寻古井， 夕阳重话白头僧。”[6]
皇权、寺庙、名士，是六朝繁华的象征。这个古时南京的繁华寺庙，被作者挪移到小说中，突兀地出现在鲁智深从山西五台山到河南开封的路上。作者通过鲁达眼睛，写尽古代文人对佛寺文化的兴废伤感情怀，那“满地燕子粪”，“锁上蜘蛛网”，那盯住一碗粥不肯布施、最后因恐惧自杀的懦弱老僧，那欺男霸女、勾结朝廷官员的一僧一道两个恶霸，无不令读者怵目惊心。
繁华终归破败。破败如瓦官寺，繁华如大相国寺。在遇到“街坊热闹，人物喧哗”的大相国寺之前，先遇到“大门也没了，四围壁落全无”，只有“风吹得铃铎响”的“败落”瓦官寺，如此迤逦文笔，《水浒传》实在是大有深意。作者通过鲁智深的游历，通过瓦官寺和大相国寺的比较，要写出自己胸中对佛教的理解：表面的僧人喧嚣、殿堂富丽，绝不是佛法真谛;寻求佛法的真谛，也不一定到丛林寺庙里来。真实的佛法在哪里呢？《水浒传》给的答案是：真正的佛法，是心灵解脱的宗教实践，和大慈大悲的宗教精神。
最后鲁智深一把火烧掉了瓦官寺，又一把火烧掉了大相国寺的菜园，重新走上了寻找自我之路，因为“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3]148金圣叹在此也感怀道：
离了一个丛林，要到一个丛林;未到那个丛林，先得这个丛林。两头两个丛林，极其兴旺;中间一个丛林，极其败落。写得笔墨淋漓，兴亡满目。[3]138
文殊院、瓦官寺和大相国寺的比照描写，可以从兴旺与败落看，也可以从真实与虚假看。同是僧众喧嚣，文殊院有真实智慧;大相国寺只有僧官往来、执事官阶、菜园琐事。大相国寺的兴旺只是表象，在真实佛教的弘扬方面，它和瓦官寺一样，已是破败不堪，只能一烧了事。
正如金圣叹评点：“一是清凉法师，一是闹热光棍”。[3]138大相国寺“智清长老”座下，何曾清净？却是“嘈杂可笑”得很。而在盗匪当道、嘈杂可笑的环境里，鲁智深的戒刀和禅杖，杀人与放火，也就被艺术化为不那么十恶不赦的率性之举。通过这个人物，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中国文人所理解的，根植于佛道又超越于宗教的人生态度，即在动乱纷飞、嘈杂鲁莽的世俗生活中，如何从心底贴近真正的宗教修行，丰获无助解脱的人生。
三、 占山为王：宝珠寺
《水浒传》写到多处山寨，梁山、桃花山、二龙山、少华山，只有二龙山与众不同，有一座寺庙，叫宝珠寺。在尘世走投无路的鲁智深，上梁山之前，曾在这里暂时栖居。
小说先做铺垫，通过曹正之口，介绍“青州地面”的二龙山，“那座山生来却好，裹着这座寺，只有一条路上得去”，正是适合落草、抵御官兵的所在。最重要的是还有座宝珠寺，“如今寺里住持还了俗，养了头发”，落草为寇。写到这里，金圣叹评点道：“特写和尚还俗做强盗，便衬出英雄削发做和尚来。”[3]315这是写真和尚与假和尚、真英雄与假英雄的不同。小说接下去写鲁智深与杨志、曹正联手，杀死山大王邓龙，夺取二龙山的过程。鲁智深假装被擒，到了二龙山，
押到佛殿看时，殿上都把佛来抬了，中间放着一把虎皮交椅;众多小喽啰，拿着枪棒，立在两边。
宝珠寺名字还在，殿上泥塑木雕的佛像已经没了，如今迎来了活佛鲁智深。这次鲁智深没有像放火烧瓦官寺、大相国寺菜园一样，而是果断解决了邓龙，与杨志驻守二龙山，由曹正主持工作，踏踏实实做起了盗匪，等待更波澜壮阔的生活变化和命运颠簸的到来。[3]321
宝珠寺，是中国古今各地很多佛教寺庙的名字。宝珠，一般用来比喻佛性。直探心源、显发灵明宝珠，就是禅宗所说的见性成佛。《五灯会元》记载茶陵郁和尚的悟道诗：“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一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7]1233就以明珠比喻佛性。内心的宝珠，只有经过禅定打磨、智慧观照、人生历练，才会豁然贯通，显发本来面目，散发真空妙有的智慧光芒。
胸中有英雄气概的鲁达，只能由此完成对世俗人生的洞察，和对自己英雄梦的消解与否定，从而悬崖撒手，彻底走向解脱人生。金圣叹的评点很确切：二龙山之二龙，不是邓龙，而是鲁达与杨志。同样，我们可以说，宝珠寺的宝珠，不是那佛殿佛像，而是鲁达的向佛之心。杀生害命，鲁达离佛似乎很远;但一颗锄强扶弱、洒脱不拘滞的心，使他离禅很近。或者说，他的鲁莽心中，也有明珠一颗，只等待岁月磨砺之后，才能散发佛性的光辉。这就是作者对于佛教信仰的文人化理解。 四、 圆寂：六和寺
第一百一十九回的六和寺圆寂，是鲁智深最后一次出场，也是梁山好汉故事落幕的预演。选择六和寺作为鲁智深圆寂之地，有什么深意呢？六和，是佛教术语，是佛教徒组织聚居的共同原则。《华严经·六和敬章》记载：
“六和敬者。谓身业口业意业同戒同见同学。同亦名同利。戒见利既同。身口业复悉同。无有乖诤故名和敬。此义通小乘三乘一乘。”[2]
关于六种和合共住的强调，在早期佛教和后期大乘佛教经典中，都有记录。后人总结为“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六个方面，是僧众共住的基本规章和戒律。
鲁达因品行豁达、有大慈悲心，所以深具大乘佛教智慧，但由于个性鲁莽急躁、又好“托大”，难免有易怒嗜血的毛病。而要走向佛教所说的圆寂——圆满解脱的涅槃之道，则要面对自己行为上戒律不严的问题。作者安排鲁智深一开始在五台山文殊院出家后大闹寺庙、醉打山门，最后又安排他在杭州六和寺悟道圆寂，寄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佛教寓意。
杭州，最温柔细腻的江南。六和寺，与戒律规章息息相关的名字。都标志着这位莽和尚在经历了厮杀和荣耀之后，心中的浮躁已经平息。在放下浮躁傲慢的同时，鲁智深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僧侣。正如他拒绝宋江“光宗耀祖”、“光显宗风”的邀请，说：
“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安身立命足矣！”……“都不要，要多也无用。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3]1887
既不追求世俗的利益，也不稀罕出家的荣耀，曾经想“寻个出身、图半世快活”的鲁达，英雄梦已碎。曾经在江湖上靠杀戮博名声、求财宝，在寺庙里求做执事的鲁达，已经不见了。在残酷的战争中，他终于意识到人身的脆弱，彻底回归心灵。至此，鲁达已经算是大彻大悟、悬崖撒手的高僧了。
五、 鲁达与宋江：不同的信仰与结局
《水浒传》写诸英雄的人生结局，鲁智深是写得最喜庆的一处。小说先将擒拿方腊的功劳，安置于鲁智深身上，与元杂剧及民间传说中“武松单臂擒方腊”的说法分出泾渭，表现了作者对鲁智深这一角色的厚爱与寄托遥深。然后，小说写“鲁智深自与武松在寺中一处歇马听候，看见城外江山秀丽，景物非常，心中欢喜”。读者至此，心中也与一向爱在逃亡路上贪看“山明水秀”的鲁智深，伙同一起出家的武松，共同找到了人生优美清丽的归宿之地。
小说接着笔墨一转，写钱塘潮起，如鼓如雷，以至于鲁智深以为“贼人生发”，提禅杖将欲迎敌。小说文风，又从优美陡转而为雄壮诡异。之后，作者又曲折文心，写鲁智深回忆起智真长老的偈语“听潮而圆，见信而寂”，顿悟昨非今是，明了悬崖撒手在即。小说又从雄壮诡异，转为大乘佛教的圆融神秘、散淡洒脱。一向没见参禅读书的鲁智深，此时居然留下“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的智慧偈语，晏然坐化。[3]1891
作者写痛苦挣扎的生存和思考之后，自己心目中圆满无悔的死亡，所以小说提示在鲁达坐化之前，十分罕见地想起了智真师傅，并吩咐人们通知宋江大哥，完成世间法与佛法的双重交代。从此，他可以了无遗憾地长揖世间了。
这之后的下一回，就是魂聚蓼儿洼，写宋江之死，全书的悲剧大结局。不过鲁达之死写得很吉祥，很安静，很写意，也很壮观。风清月白，钱塘潮起。战鼓一样的潮起潮落，如诗如画的神秘佛偈，一众的善信同修，这是毫不寂寞寥落的涅槃，完全是宗教经典中的描写手法。而宋江之死，则写得悲凉幻灭、抑郁伤感。宋江为保住梁山好汉的忠义之名，及死后诸人的利益，不得不饮下毒酒，以达成与世俗皇权的妥协。小说前半部乐观豪迈的英雄主义气质与最后急转直下的结局，使小说充满了无奈情绪，与出家为僧的鲁达的安然寂灭和泰山修道的戴宗的“大笑而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1902
作者由此写出中国古代文人对佛教的一个普遍态度：与儒家的入世理想相比，皈依佛教的智慧，虽然不是大众信仰模式，但也不失为一个理性明智的人生选择。而作者的人生理想，更倾向于积极入世，自我实现之后功成身退，回归心灵解脱。这个结局，很文人化，涵盖了从李白、王维，到苏轼、曹雪芹一众文人学者的心意，是很多古代文人的理想信仰模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文人信仰是中国古代佛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人佛教视野中的信仰模式，在《水浒传》小说中被反复描写，不断深化，并表现出与正统佛教信仰同而不同的几个特点：一、重心性、轻戒律的禅宗解脱理念;二、不否定世俗功业，肯定“觉悟在世间”的禅宗精神，将抡刀上阵、南北征战当作英雄人生的智慧体验之旅;三、最终要回归宗教虔诚，完成圆满觉悟人生;四、文人理想中的佛教信仰，是宗教的，也是审美的，是美好人生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鲁达性格中的佛教信仰基础、信仰成熟过程、出世与入世的最终选择，以及功成身退、回归宗教的写意人生，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信仰模式的全部内容。
〔参考文献〕
[1] 宋子俊.元杂剧中的李逵和鲁智深形象考述——兼论《水浒传》与水浒戏的继承与发展[J].戏曲研究，1995（1），206-216.
[2] 大正新修大藏经[M].第51册.No.2076;第10册.No.0279;第44册No.1851;第33册No.1715;第09册No.0278.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4—1996年影印本.
[3] [明]施耐庵.水浒传[M].济南：齐鲁书社，1991.
[4] 宋长丰.贾宝玉与鲁智深的形象比较[J].北方文学.2010（11），8-9.
[5] 王颋、利煌.瓦官寺的兴盛与衰落[J].广西社会科学.2006（2），98-102.
[6] 濮小南.瓦官寺凤凰台[J].南京史志.1998（6），47-48.
[7] [宋]普济禅师.五灯会元卷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97.
（责任编辑：马胜利）
〔作者简介〕宋珂君（1969年12月-），女，山东日照莒县人，中华女子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摘要〕 文章从鲁智深与五座寺庙的六次结缘入手，考察《水浒传》的情节设置与人物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揭示文人佛教视野中的《水浒传》，如何在儒家忠义思想与佛教解脱理念之间求取微妙的美学平衡，以及中国古代文人对佛教信仰模式的独特理解与精妙构建。
〔关键词〕 《水浒传》;鲁智深;佛教寺庙;文人信仰模式
〔中图分类号〕I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3-0071-05
古代文人与佛教发生联系，包括涉猎佛教典籍、与高僧交游、信仰佛教，乃至于在作品中描写理想的佛教信仰模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被袁无涯称为“英雄禅客”的鲁智深，是《水浒传》中寓意性最强、塑造最成功的角色之一，承载了作者最核心的文人思考。
宋元话本和戏曲中的鲁智深形象，经过民间艺人的不断润色虚构，已经成为一名下层正直武官和“不吃斋”僧人的形象。元代戏曲中描写鲁智深至少与两处寺庙结缘，一是《鲁智深大闹消灾寺》之“消灾寺”，一是《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中路过的“云岩寺”。[1]到《水浒传》，鲁智深的僧人形象进一步被深化，分别与五处佛寺六次结缘，即文殊院出家、火烧瓦罐寺、大相国寺执事、宝珠寺落草、文殊院二次参访、六和寺圆寂。这些刻意设置的情节与人物描绘融为一体，承载了作者深沉凝重的文化思考、信仰拷问与文人妙赏。
一、 出家：文殊院
佛教讲出家，有两重含义，一重身出家，一重心出家。《景德传灯录》卷一《优波鞠多章》记述出家人的两种心态，一种是披上袈裟，心在红尘;一种是妄心休息，心慕解脱。[2]
《水浒传》中的文殊院，与鲁达的身心两重出家，都密切相连。小说第三回拳打镇关西，在赵员外的护持下，鲁达被迫在五台山文殊院出家，属于身出家而心在红尘。[3]92-116小说第九十回，写鲁达的心出家。南征北战之后，路过五台山，第二次文殊院参访智真长老，看多了生死沧桑的鲁达，这次想要放下红尘，有了一点真正出家的意思。[3]1540-1542第一百一十九回，则写鲁达身心俱出家，作者借此形象，完成自己对人生宗教理想的描画。[3]1887-1892
鲁达与佛结缘，以文殊院为核心，这是作者特意设置的一个重要的典型环境。小说将鲁智深的两次出家，都安排在五台山文殊院，表现了作者对传统佛教信仰的郑重理解和深刻隐喻。五台山，又称清凉山。晋译《华严经》《菩萨住处品》谈到，文殊菩萨住于东北方的清凉山。[2]所以五台山自古就被视为文殊菩萨讲法的道场，用智真长老的话说，是“千百年清净香火去处”。[3]114小说写鲁达拳打镇关西、勇救金翠莲的精彩出场，是一副英雄笔墨，之后的被官方通缉，被迫流亡，鲁达一步步靠近佛法清凉之地。
第三回赵员外问鲁达是否愿意出家避祸时，鲁达道：“洒家是个该死的人，但得处安身便了，做什么不肯？”“洒家情愿做和尚。”清代文人金圣叹在此处体贴点评道：写尽英雄在困。[3]97此时的鲁达，身上的英雄气息依旧多于禅客味道。正如第二回史进总结，希望自己凭本事“求个出身，图半世快活”。[3]78这也是大多数梁山好汉共同的人生追求，是梁山谋反事业共同的精神动力所在。此时身在五台山文殊院的鲁达，虽然出家出得爽快豁达，但其内心所向，脚步所行，依旧是朝着梁山方向的。由此也就必然引出后来大闹禅堂、醉打山门的著名情节来。
但五台山毕竟是清凉山，文殊院也不是普通的寺庙。这是一座聚集了众多也许平庸、但总体上注重真参实证的佛教僧侣的庙宇。第三回作者通过智真长老的那段话，对“形容丑恶，相貌凶顽”的鲁达，做了极高的评价：
“此人上应天星，心地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净，证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3]
为什么凶顽的鲁达，杀人放火，却必定能够证果非凡？这里包涵了文人对佛教核心理念的理解，那就是重心性解脱，轻戒律行持。因为正统的佛教解脱论，是说智慧得解脱。而文殊菩萨，在佛教中也是大乘智慧的象征。仗剑骑狮的文殊形象，代表的正是“仗智慧剑，杀烦恼贼、做智慧狮子吼”的佛家义理。《大乘义章》九记载：“照见名智，解了称慧，此二各别。知世谛者，名之为智，照第一义者，说以为慧，通则义齐。” [2]《法华经义疏》二说：“经论之中，多说慧门鉴空，智门照有。” [2]在五台山文殊院里，遇到“智慧真实”的智真长老，鲁达被赐予法号“智深”，标志着鲁智深的人格与命运，将和佛教所讲的解脱智慧有关。
文殊院第二次出现，已经是小说的后半部分。第八十九回，大破辽军之后，屡建奇功的鲁智深，随军经过五台山，很认真地提出要去参访自己的师父智真长老。小说在此让鲁智深有一段漫长自白，从自己拳打镇关西写起，到与林冲、高俅的恩怨，归结到学佛归宿的问题：
“洒家常想师父说，俺虽是杀人放火的性，久后却得正果真身。今日太平无事，兄弟权时告假数日，欲往五台山参礼本师。就将平昔所得金帛之资，都做布施，再求问师父前程如何。” [3]1539
“本师”在佛教里，是个十分有分量的称呼。佛教徒礼拜释迦牟尼，都称呼“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表示自己内心的根本皈依。从鲁智深的这段表白来看，他的本师是高僧智真长老，那么他的心灵归宿，已经在正统佛教。“求问师父前程如何”，是解决最后的内心纠结。而资财捐献五台山文殊寺，也说明了鲁达再回寺庙的必然性。这个时候，真正出离世间、进入佛门的机缘才成熟。正如作者此时总结：“一语打开名利路，片言踢透生死关。”[3]1539
第九十回写智真长老对鲁达的接引，十分精彩。老和尚劈面一句：“徒弟一去数年，杀人放火不易。”说得鲁达“默然无言”。[3]1541在文殊院，智真长老与宋江的对话，是佛法与世间法的一番较量，非常有趣。二人先是相互称谢。长老感谢宋江带领自己的徒弟“替天行道”;宋江感谢长老没有竭力劝说鲁智深留下。之后宋江与长老之间再有一番斗法。宋江说“苦海无边，人身至微，生死最大”，所以既然人生短暂，那么大丈夫当有所作为，保家卫国、忠义传世。智真作法偈，讽诵人生无常，要及早回头、寻求解脱：“阎浮世界诸众生，泥沙堆里频哮吼”。这是贬斥梁山事业虽然宏巨，但在佛法眼里，不过是泥沙微尘，梦幻泡影。这是作者对中国文人儒家入世理念和佛教出世思想的一番比较，看得出，作者对两种信仰模式都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因为它们同属古代文人信仰模式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梁山好汉拈香礼拜，慷慨盟誓：“只愿弟兄同生同死，世世相逢。” [3]1541-1542大众心理效应使鲁智深随宋江再次出发，不过这次他将心留在了文殊院。智真长老和宋江的不同选择，表现了中国文人固有的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态度，以及在儒佛信仰之间力求平衡的理想主义心态。这种态度，通过鲁智深在佛教与梁山事业之间的挣扎体悟，以及最后的各得其所，表现得既含蓄，又淋漓。
二、 沉浮：瓦官寺与大相国寺
离开文殊院，鲁智深曾经游历寄居过瓦官寺、大相国寺。瓦官寺极写寺庙的破败，大相国寺极写寺庙的热闹，象征着追求世间功名所经历的繁华与冷落心境。因为这两座寺庙，都不是修行悟道的地方，而是世俗沦落之地。鲁达经过的这条路线，是奔向梁山之路。走在强盗或者英雄路上的鲁智深，内心依旧有矛盾，一方面认同自己的出家身份，一方面继续追求自己的梁山英雄梦。当然，这段时间里，后者占了主导。
第四回离开五台山文殊院，鲁智深大闹桃花村，处理桃花山盗匪周通强抢民女的问题，后被请上桃花山。李忠邀他留在山上落草，鲁智深拒绝：“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从后来他上梁山的举动来看，这绝对是借口。鲁智深不排斥落草，但排斥仅仅为了糊口落草。他认为李忠为人不慷慨，“做事悭吝”，而且“只苦别人”，与这种胸无大志的平庸之辈相处山林，与他向往的落草生涯不同，所以拒绝。[3]132鲁达此时心目中，有英雄梦，也有解脱理想，但绝不做平庸之辈。
瓦官寺之行，是鲁达重要的世俗之旅。据王颋、利煌考证，“瓦官寺”，在中国文化历史上也颇具象征意义，这座寺庙是南北朝建康（南京）佛教兴盛的标志。[5]东晋哀帝兴宁二年，皇帝下诏将原来陶官驻地，布施给僧家建寺，所以称为“瓦官寺”。由于帝王恩遇，又加上历代文人吟咏，瓦官寺成为中国皇权佛教与文人佛教相结合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象征。即使是在唐末衰败之后，也多有文人借古讽今，使之声名远播。诗人留下的许多诗歌，带有感慨兴废的象征意义，如明末清初诗人邢昉七绝：“南朝当日瓦官寺， 每到山门感废兴。骁骑仓边寻古井， 夕阳重话白头僧。”[6]
皇权、寺庙、名士，是六朝繁华的象征。这个古时南京的繁华寺庙，被作者挪移到小说中，突兀地出现在鲁智深从山西五台山到河南开封的路上。作者通过鲁达眼睛，写尽古代文人对佛寺文化的兴废伤感情怀，那“满地燕子粪”，“锁上蜘蛛网”，那盯住一碗粥不肯布施、最后因恐惧自杀的懦弱老僧，那欺男霸女、勾结朝廷官员的一僧一道两个恶霸，无不令读者怵目惊心。
繁华终归破败。破败如瓦官寺，繁华如大相国寺。在遇到“街坊热闹，人物喧哗”的大相国寺之前，先遇到“大门也没了，四围壁落全无”，只有“风吹得铃铎响”的“败落”瓦官寺，如此迤逦文笔，《水浒传》实在是大有深意。作者通过鲁智深的游历，通过瓦官寺和大相国寺的比较，要写出自己胸中对佛教的理解：表面的僧人喧嚣、殿堂富丽，绝不是佛法真谛;寻求佛法的真谛，也不一定到丛林寺庙里来。真实的佛法在哪里呢？《水浒传》给的答案是：真正的佛法，是心灵解脱的宗教实践，和大慈大悲的宗教精神。
最后鲁智深一把火烧掉了瓦官寺，又一把火烧掉了大相国寺的菜园，重新走上了寻找自我之路，因为“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3]148金圣叹在此也感怀道：
离了一个丛林，要到一个丛林;未到那个丛林，先得这个丛林。两头两个丛林，极其兴旺;中间一个丛林，极其败落。写得笔墨淋漓，兴亡满目。[3]138
文殊院、瓦官寺和大相国寺的比照描写，可以从兴旺与败落看，也可以从真实与虚假看。同是僧众喧嚣，文殊院有真实智慧;大相国寺只有僧官往来、执事官阶、菜园琐事。大相国寺的兴旺只是表象，在真实佛教的弘扬方面，它和瓦官寺一样，已是破败不堪，只能一烧了事。
正如金圣叹评点：“一是清凉法师，一是闹热光棍”。[3]138大相国寺“智清长老”座下，何曾清净？却是“嘈杂可笑”得很。而在盗匪当道、嘈杂可笑的环境里，鲁智深的戒刀和禅杖，杀人与放火，也就被艺术化为不那么十恶不赦的率性之举。通过这个人物，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中国文人所理解的，根植于佛道又超越于宗教的人生态度，即在动乱纷飞、嘈杂鲁莽的世俗生活中，如何从心底贴近真正的宗教修行，丰获无助解脱的人生。
三、 占山为王：宝珠寺
《水浒传》写到多处山寨，梁山、桃花山、二龙山、少华山，只有二龙山与众不同，有一座寺庙，叫宝珠寺。在尘世走投无路的鲁智深，上梁山之前，曾在这里暂时栖居。
小说先做铺垫，通过曹正之口，介绍“青州地面”的二龙山，“那座山生来却好，裹着这座寺，只有一条路上得去”，正是适合落草、抵御官兵的所在。最重要的是还有座宝珠寺，“如今寺里住持还了俗，养了头发”，落草为寇。写到这里，金圣叹评点道：“特写和尚还俗做强盗，便衬出英雄削发做和尚来。”[3]315这是写真和尚与假和尚、真英雄与假英雄的不同。小说接下去写鲁智深与杨志、曹正联手，杀死山大王邓龙，夺取二龙山的过程。鲁智深假装被擒，到了二龙山，
押到佛殿看时，殿上都把佛来抬了，中间放着一把虎皮交椅;众多小喽啰，拿着枪棒，立在两边。
宝珠寺名字还在，殿上泥塑木雕的佛像已经没了，如今迎来了活佛鲁智深。这次鲁智深没有像放火烧瓦官寺、大相国寺菜园一样，而是果断解决了邓龙，与杨志驻守二龙山，由曹正主持工作，踏踏实实做起了盗匪，等待更波澜壮阔的生活变化和命运颠簸的到来。[3]321
宝珠寺，是中国古今各地很多佛教寺庙的名字。宝珠，一般用来比喻佛性。直探心源、显发灵明宝珠，就是禅宗所说的见性成佛。《五灯会元》记载茶陵郁和尚的悟道诗：“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一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7]1233就以明珠比喻佛性。内心的宝珠，只有经过禅定打磨、智慧观照、人生历练，才会豁然贯通，显发本来面目，散发真空妙有的智慧光芒。
胸中有英雄气概的鲁达，只能由此完成对世俗人生的洞察，和对自己英雄梦的消解与否定，从而悬崖撒手，彻底走向解脱人生。金圣叹的评点很确切：二龙山之二龙，不是邓龙，而是鲁达与杨志。同样，我们可以说，宝珠寺的宝珠，不是那佛殿佛像，而是鲁达的向佛之心。杀生害命，鲁达离佛似乎很远;但一颗锄强扶弱、洒脱不拘滞的心，使他离禅很近。或者说，他的鲁莽心中，也有明珠一颗，只等待岁月磨砺之后，才能散发佛性的光辉。这就是作者对于佛教信仰的文人化理解。 四、 圆寂：六和寺
第一百一十九回的六和寺圆寂，是鲁智深最后一次出场，也是梁山好汉故事落幕的预演。选择六和寺作为鲁智深圆寂之地，有什么深意呢？六和，是佛教术语，是佛教徒组织聚居的共同原则。《华严经·六和敬章》记载：
“六和敬者。谓身业口业意业同戒同见同学。同亦名同利。戒见利既同。身口业复悉同。无有乖诤故名和敬。此义通小乘三乘一乘。”[2]
关于六种和合共住的强调，在早期佛教和后期大乘佛教经典中，都有记录。后人总结为“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六个方面，是僧众共住的基本规章和戒律。
鲁达因品行豁达、有大慈悲心，所以深具大乘佛教智慧，但由于个性鲁莽急躁、又好“托大”，难免有易怒嗜血的毛病。而要走向佛教所说的圆寂——圆满解脱的涅槃之道，则要面对自己行为上戒律不严的问题。作者安排鲁智深一开始在五台山文殊院出家后大闹寺庙、醉打山门，最后又安排他在杭州六和寺悟道圆寂，寄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佛教寓意。
杭州，最温柔细腻的江南。六和寺，与戒律规章息息相关的名字。都标志着这位莽和尚在经历了厮杀和荣耀之后，心中的浮躁已经平息。在放下浮躁傲慢的同时，鲁智深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僧侣。正如他拒绝宋江“光宗耀祖”、“光显宗风”的邀请，说：
“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安身立命足矣！”……“都不要，要多也无用。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3]1887
既不追求世俗的利益，也不稀罕出家的荣耀，曾经想“寻个出身、图半世快活”的鲁达，英雄梦已碎。曾经在江湖上靠杀戮博名声、求财宝，在寺庙里求做执事的鲁达，已经不见了。在残酷的战争中，他终于意识到人身的脆弱，彻底回归心灵。至此，鲁达已经算是大彻大悟、悬崖撒手的高僧了。
五、 鲁达与宋江：不同的信仰与结局
《水浒传》写诸英雄的人生结局，鲁智深是写得最喜庆的一处。小说先将擒拿方腊的功劳，安置于鲁智深身上，与元杂剧及民间传说中“武松单臂擒方腊”的说法分出泾渭，表现了作者对鲁智深这一角色的厚爱与寄托遥深。然后，小说写“鲁智深自与武松在寺中一处歇马听候，看见城外江山秀丽，景物非常，心中欢喜”。读者至此，心中也与一向爱在逃亡路上贪看“山明水秀”的鲁智深，伙同一起出家的武松，共同找到了人生优美清丽的归宿之地。
小说接着笔墨一转，写钱塘潮起，如鼓如雷，以至于鲁智深以为“贼人生发”，提禅杖将欲迎敌。小说文风，又从优美陡转而为雄壮诡异。之后，作者又曲折文心，写鲁智深回忆起智真长老的偈语“听潮而圆，见信而寂”，顿悟昨非今是，明了悬崖撒手在即。小说又从雄壮诡异，转为大乘佛教的圆融神秘、散淡洒脱。一向没见参禅读书的鲁智深，此时居然留下“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的智慧偈语，晏然坐化。[3]1891
作者写痛苦挣扎的生存和思考之后，自己心目中圆满无悔的死亡，所以小说提示在鲁达坐化之前，十分罕见地想起了智真师傅，并吩咐人们通知宋江大哥，完成世间法与佛法的双重交代。从此，他可以了无遗憾地长揖世间了。
这之后的下一回，就是魂聚蓼儿洼，写宋江之死，全书的悲剧大结局。不过鲁达之死写得很吉祥，很安静，很写意，也很壮观。风清月白，钱塘潮起。战鼓一样的潮起潮落，如诗如画的神秘佛偈，一众的善信同修，这是毫不寂寞寥落的涅槃，完全是宗教经典中的描写手法。而宋江之死，则写得悲凉幻灭、抑郁伤感。宋江为保住梁山好汉的忠义之名，及死后诸人的利益，不得不饮下毒酒，以达成与世俗皇权的妥协。小说前半部乐观豪迈的英雄主义气质与最后急转直下的结局，使小说充满了无奈情绪，与出家为僧的鲁达的安然寂灭和泰山修道的戴宗的“大笑而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1902
作者由此写出中国古代文人对佛教的一个普遍态度：与儒家的入世理想相比，皈依佛教的智慧，虽然不是大众信仰模式，但也不失为一个理性明智的人生选择。而作者的人生理想，更倾向于积极入世，自我实现之后功成身退，回归心灵解脱。这个结局，很文人化，涵盖了从李白、王维，到苏轼、曹雪芹一众文人学者的心意，是很多古代文人的理想信仰模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文人信仰是中国古代佛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人佛教视野中的信仰模式，在《水浒传》小说中被反复描写，不断深化，并表现出与正统佛教信仰同而不同的几个特点：一、重心性、轻戒律的禅宗解脱理念;二、不否定世俗功业，肯定“觉悟在世间”的禅宗精神，将抡刀上阵、南北征战当作英雄人生的智慧体验之旅;三、最终要回归宗教虔诚，完成圆满觉悟人生;四、文人理想中的佛教信仰，是宗教的，也是审美的，是美好人生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鲁达性格中的佛教信仰基础、信仰成熟过程、出世与入世的最终选择，以及功成身退、回归宗教的写意人生，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信仰模式的全部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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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正新修大藏经[M].第51册.No.2076;第10册.No.0279;第44册No.1851;第33册No.1715;第09册No.0278.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4—1996年影印本.
[3] [明]施耐庵.水浒传[M].济南：齐鲁书社，1991.
[4] 宋长丰.贾宝玉与鲁智深的形象比较[J].北方文学.2010（11），8-9.
[5] 王颋、利煌.瓦官寺的兴盛与衰落[J].广西社会科学.2006（2），98-102.
[6] 濮小南.瓦官寺凤凰台[J].南京史志.1998（6），47-48.
[7] [宋]普济禅师.五灯会元卷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97.
（责任编辑：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