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一词在《尚书》中就有出现，如“天惟时求民主”“诞作民主”，这里的“民主”即“民之主”，即管理人民的君主，也有为民做主之意。在古代政治实践中，统治者和思想家认识到民众与国家治乱的关系，于是提出了“以民为主”的民本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朴素的民主理念。
　　所谓民本，包括重民、养民、爱民、惠民和安民，实行仁政、德治等内容。
　　民本思想可以溯源于殷周之际，《尚书·五子之歌》对其作了经典概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以“仁”为核心，高举“爱人”的旗帜，向执政者提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亚圣孟子更是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将民置于国家和君主之上，意在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荀子则认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从而进一步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著名比喻。墨家创始人墨子大胆地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以及国家应当通过“选天子”来确定国君，选“天下之贤”来确立“三公”良臣的政治主张，这种平等观和公平竞选制是具有很大前瞻性的。
　　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汉代陆贾在《新语·至德篇》中说：“夫欲富国强威……必得之于民。”同时期另一位思想家贾谊也时时提醒执政者：“夫民者，万世之本，不可欺。……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唐太宗在汲取前朝教训的同时指出“天地之大，黎元为本”。唐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柳宗元继承了儒家仁政的学说，提出“吏为民役”的重要命题，认为官吏应该是人民的仆役，理所当然服务于人民。此外还要赋予民众之公权，以便监督、惩治官吏，这在封建时代实属难能可贵。
　　唐宋以降，民本思想得到强化，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以诗词、文赋、奏疏等不同形式阐述自己对国家政治的关心，对民间劳众疾苦的同情，表现出他们忧国忧民的博爱情怀，这些都是民本思想的集中显现。特别是明末清初，随着商品经济的日趋繁盛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一些人开始对专制思想进行反思和怀疑，尤其是对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和批判思潮逐渐显现。思想家黄宗羲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提出“以天下（即百姓）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的观点，并对封建专制法制进行彻底否定：“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天下之法，应藏于天下人之中。这些思想赋予了古代民本思想新的内涵，可以看作是早期民主思想的启蒙。
　　当然，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十分脆弱的。但进步的思想是不可抗拒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最终成为了近代史上革命党人反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和革命舆论。
　　古代民本不同于现代民主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能产生于君主专制、君权神授、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是十分可贵的。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古代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意义的民主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首先，古代民本思想强调主权在君，现代民主强调主权在民。民本论者把人民当作国家之本时，是预先设定了人民是君主统治的对象，没有人民就无所谓君主的统治。人民是整个政治体的基础，君主则是这个政治体的主导者。而现代民主则不仅强调人民是国家政治的基础，而且强调国家的主权在民。
　　其次，古代民本思想虽然认为君主是为民而设，是为了“抚民”“养民”，但又强调这种行为是上天给君主的职责，如果君主不履行这一职责则会遭到上天的惩罚。因此，君主施政是对上天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现代民主则主张“民有、民治、民享”，国家领导者应该对人民负责。
　　第三，民本思想是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行政以民为本，是封建社会一些开明君主、政治家或思想家在保持专制制度的前提下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而提出的主张和措施，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统治者能得天下并保天下。而现代民主则是作为一种制度和信念存在，它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强调的是人民是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由此看来，古代的民本思想根本上还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产物，是为专制政体服务的。
　　近代中国的民主诉求
　　中国人开始接触现代民主观念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当时清政府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面前丧权辱国，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开始把西方的民主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但他们关注西方民主，只是随着“师夷”之船坚炮利而顺带进入其视野的，因此这些人并没有否定君主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要效法西方民主。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一些早期改良思想家和接触西方社会较多的官员迫切地感到有必要学习西方、改革中国政治。代表人物郑观应最早提出变专制制度为议会制度，他还在《盛世危言》一书中专门写了介绍和评论议院的篇章，明确指出了议会制度是西方的根本之一。此后，王韬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但这些人提出设议院的基本精神，仍是要维护皇权尊严。说到底，是只有类似于君主立宪的形式，而缺乏君主立宪的实质精神。
　　甲午战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把民权思想的薄弱视为国家羸弱之源。他们认为，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清朝统治者应该依据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让中国逐渐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于是，一场兴民权、开国会、立宪法、实行君主立宪的维新变法运动展开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变法没有成功，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未能改变。
　　二十世纪初，《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沦为了洋人的朝廷，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只有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才是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孙中山一再强调，参加革命者万不可存丝毫的皇帝思想，一定要以民主共和为唯一目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于是，辛亥革命爆发了，清政府被推翻，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就在人民看到希望的时候，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继续实行专制统治。但不可否认的是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会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1915年，面对袁世凯的文化专制，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开始探索民主的深层意蕴，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发动了一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高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大旗，号召人们拿起民主这个武器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此时倡导的民主是一种与封建伦理道德和专制制度相对立的民主观念和民主精神。但这一口号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专制思想和制度。
　　近代中国争取民主的历程，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强的方法和道路。然而，事实证明，简单移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人民仍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境地。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思考着，摸索着，奋斗着。
　　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
　　从近代中国争取民主的斗争和探索来看，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要完成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必须以新思想新理论开创新道路，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而这一历史重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21年，一批接受过民主与科学思想洗礼的先进知识分子，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先后提出了“工农民主”“人民民主”“新民主主义”等概念，并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形式。这与当时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形成了鲜明对照，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并得到人民的拥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实现了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近代以来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失败尝试向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从此，中国人民开始真正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建立。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了制度保障和宪法依据。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中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入新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城乡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司法民主体制建设不断推进。同时，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两者被誉为实现中国梦的双翼。随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加强，在依法治国的指引下，法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民主创造可操作的、稳定的运行和发展空间，为民主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早在1947年，毛泽东和黄炎培谈到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兴亡周期率时，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国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伟大实践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因素，借鉴了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适合中国国情，又具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证明，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这条民主道路，是使中国跳出兴亡周期率的光明大道。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在与时俱进，不断呈现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因此，我们必须坚定这条道路，有了道路自信，加上理论自信的支撑和制度自信的保障，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翘首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