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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底以来，共享单车在国内异军突起，短短几个月内，共享单车的种类发展至二十余种，一跃成为本年度“网红”。但在共享单车风靡全国的同时，车辆被盗、乱停乱放、上私锁、恶意损坏等不文明现象频频见诸于报端。共享单车本是在引入国外公共单车模式的基础上加入互联网技术发展而来，但其在国外的发展似乎并未受到此种不文明行为的困扰。本文试图从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出发，分析影响行动者行为选择的文化因素及文化路径，从而对共享单车南橘北枳现象做出解释，进而为共享单车，甚至共享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价值。
东西方文化交流 共享单车
行为选择
研究缘起
1978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JoeL Spaeth）首次提出了共享经济的概念。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也称分享经济，主要借助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实现分散的个体之间闲置资源（物品、服务或资金等）的使用权的暂时性移转。按照消费对象的不同，共享经济模式辐射到住宿、交通、物流、服务、闲置物品等多个方面。国外目前比较成熟的平台有Liquid Space（办公）、Airbnb（住宿）、Zip Car（交通）等，国内有小猪短租、ofo、摩拜单车等。
2016年下半年以来，大量应用创新型的移动互联网创业项目遇冷，共享单车却在资本寒冬中逆势走红，成为现象级的存在。比达咨询发布的《2016中国共享单车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从2015年到2016年，共享单车的用户规模在245万的基础上翻了近三番，达到1886万余人，同时《报告》对接下来几年用户规模的增长持乐观态度。共享单车是指企业与政府合作，在校园、地铁站点、公交站点、居民区、商业区、公共服务区等提供自行车单车共享服务，是共享经济的一种新形态。共享单车为什么迅速走红？一是它很好地把握住了时代的需求，城市公共交通的建设、网约车的发展在当今社会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同时符合当下社会的消费习惯（即手机网络支付）；二是其符合低碳出行的理念，政府对这一新鲜事物也处于善意的观察期；三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技术支持。在这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共享单车应运而生。
东西方不同文化视域下的行为选择
虽然共享单车给大城市居民以及校园师生的出行带来了便利，在校园、社会广受欢迎，但其遭到损毁的新闻也屡见报端。依据不同的形式，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基本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故意损坏，如恶意涂抹二维码、粘贴虚假二维码、拆卸车座、轮胎放气、踏板断裂、轮胎扭曲等等，甚至有人将单车挂在树上、扔进河里；二是乱停乱放，共享单车的无桩化运营本是其迅速风靡全国的巨大优势，但客观上，巨大的投放量与有限的公共交通空间之间的矛盾导致共享单车乱占行人道、阻塞商店门口等现象屡见不鲜；三是公作私用，如上私锁、恶意买卖等。针对此种现象，有些人指出，为解決出行“最后一公里”的共享单车实为一面“照妖镜”，照出人性的最后一公里。更有人发出“共享单车规范管理何止最后一公里”的感叹。
共享单车虽是在引入国外公共单车模式的基础上加入互联网技术发展而来，但实际上，作为“互联网+”后时代一种新生事物，“中国的共享单车是全球创新的典范”。但反观国外，其发展似乎并未受到诸如国内此种不文明行为的困扰，而且国外相较国内，在提升用户体验、政策支持等方面先发制人。在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美国支持自行车发展的官员越来越多。在伦敦，为了解决天气、交通法规、自行车道等制约共享单车发展的因素，“伦敦市长决定建设完备的自行车车道，甚至还提出了‘自行车高速公路’的计划”。与此同时，共享单车机构Citi Bike为增加夜骑的安全性，正在尝试给单车安装镭射灯的新技术。
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路径分析
西方是典型的个人主义社会，强调理性、法治，个人权利至上，关注个体自身。而西方完备的法律体系建设和信用体系建设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个体的行为选择产生了正面影响。同时，西方经济发展阶段先于中国，加之成熟的福利制度，使得大多数西方人民的追求已从物质、物权方面过渡到精神层面。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发展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也在借鉴西方成功经验。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制度是孕育国民性的文化土壤，孙中山先生曾指出，中国人存在“众心不一，只图目前之私，不顾长久大局”（孙中山，1986）这一劣根性。孙先生之言用放之四海而皆准来总结虽有不妥帖之处，但国人的行为似乎正印证了此言，共享单车似乎正是因其公共性而屡遭损毁。中国发展到现在，刚刚解决了温饱的大多数中国人还处在对物权的极度追逐阶段。
共享单车的创新和走出国门无疑是振奋人心的，但国内种种不文明现象频发又让人难掩失望。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诚信体系尚不成熟，信任成本居高不下，导致分享型理念在落地时困难重重，个体大多数的行为选择往往与其诚信体系相脱离；另一方面在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滞后于社会发展水平，法律体系建设尚不完善，这就使得多数人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故意损毁公共财产不会对自己造成严重后果，从而肆无忌惮地毁车、盗车、据为己用。国内不文明现象追本溯源固然与我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但文化并非一成不变之物，经济、政治等要素的发展往往带动文化的发展。Airbnb估值达百亿美元证明了共享经济的可实现性，我国共享单车的创新则展示了共享经济的可操作性，那么，如何走好这“最后一公里”，关键还是在于汲取经验、吸取教训、东西结合、对症下药，以本民族创新能力为内核，西方成功经验为外衣。
作者简介：魏雅婷（1993-），女，山西临汾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消费社会学。
[1] 田明远. 共享经济模式的法律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6.
[2]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东西方文化交流 共享单车
行为选择
研究缘起
1978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JoeL Spaeth）首次提出了共享经济的概念。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也称分享经济，主要借助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实现分散的个体之间闲置资源（物品、服务或资金等）的使用权的暂时性移转。按照消费对象的不同，共享经济模式辐射到住宿、交通、物流、服务、闲置物品等多个方面。国外目前比较成熟的平台有Liquid Space（办公）、Airbnb（住宿）、Zip Car（交通）等，国内有小猪短租、ofo、摩拜单车等。
2016年下半年以来，大量应用创新型的移动互联网创业项目遇冷，共享单车却在资本寒冬中逆势走红，成为现象级的存在。比达咨询发布的《2016中国共享单车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从2015年到2016年，共享单车的用户规模在245万的基础上翻了近三番，达到1886万余人，同时《报告》对接下来几年用户规模的增长持乐观态度。共享单车是指企业与政府合作，在校园、地铁站点、公交站点、居民区、商业区、公共服务区等提供自行车单车共享服务，是共享经济的一种新形态。共享单车为什么迅速走红？一是它很好地把握住了时代的需求，城市公共交通的建设、网约车的发展在当今社会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同时符合当下社会的消费习惯（即手机网络支付）；二是其符合低碳出行的理念，政府对这一新鲜事物也处于善意的观察期；三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技术支持。在这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共享单车应运而生。
东西方不同文化视域下的行为选择
虽然共享单车给大城市居民以及校园师生的出行带来了便利，在校园、社会广受欢迎，但其遭到损毁的新闻也屡见报端。依据不同的形式，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基本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故意损坏，如恶意涂抹二维码、粘贴虚假二维码、拆卸车座、轮胎放气、踏板断裂、轮胎扭曲等等，甚至有人将单车挂在树上、扔进河里；二是乱停乱放，共享单车的无桩化运营本是其迅速风靡全国的巨大优势，但客观上，巨大的投放量与有限的公共交通空间之间的矛盾导致共享单车乱占行人道、阻塞商店门口等现象屡见不鲜；三是公作私用，如上私锁、恶意买卖等。针对此种现象，有些人指出，为解決出行“最后一公里”的共享单车实为一面“照妖镜”，照出人性的最后一公里。更有人发出“共享单车规范管理何止最后一公里”的感叹。
共享单车虽是在引入国外公共单车模式的基础上加入互联网技术发展而来，但实际上，作为“互联网+”后时代一种新生事物，“中国的共享单车是全球创新的典范”。但反观国外，其发展似乎并未受到诸如国内此种不文明行为的困扰，而且国外相较国内，在提升用户体验、政策支持等方面先发制人。在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美国支持自行车发展的官员越来越多。在伦敦，为了解决天气、交通法规、自行车道等制约共享单车发展的因素，“伦敦市长决定建设完备的自行车车道，甚至还提出了‘自行车高速公路’的计划”。与此同时，共享单车机构Citi Bike为增加夜骑的安全性，正在尝试给单车安装镭射灯的新技术。
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路径分析
西方是典型的个人主义社会，强调理性、法治，个人权利至上，关注个体自身。而西方完备的法律体系建设和信用体系建设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个体的行为选择产生了正面影响。同时，西方经济发展阶段先于中国，加之成熟的福利制度，使得大多数西方人民的追求已从物质、物权方面过渡到精神层面。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发展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也在借鉴西方成功经验。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制度是孕育国民性的文化土壤，孙中山先生曾指出，中国人存在“众心不一，只图目前之私，不顾长久大局”（孙中山，1986）这一劣根性。孙先生之言用放之四海而皆准来总结虽有不妥帖之处，但国人的行为似乎正印证了此言，共享单车似乎正是因其公共性而屡遭损毁。中国发展到现在，刚刚解决了温饱的大多数中国人还处在对物权的极度追逐阶段。
共享单车的创新和走出国门无疑是振奋人心的，但国内种种不文明现象频发又让人难掩失望。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诚信体系尚不成熟，信任成本居高不下，导致分享型理念在落地时困难重重，个体大多数的行为选择往往与其诚信体系相脱离；另一方面在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滞后于社会发展水平，法律体系建设尚不完善，这就使得多数人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故意损毁公共财产不会对自己造成严重后果，从而肆无忌惮地毁车、盗车、据为己用。国内不文明现象追本溯源固然与我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但文化并非一成不变之物，经济、政治等要素的发展往往带动文化的发展。Airbnb估值达百亿美元证明了共享经济的可实现性，我国共享单车的创新则展示了共享经济的可操作性，那么，如何走好这“最后一公里”，关键还是在于汲取经验、吸取教训、东西结合、对症下药，以本民族创新能力为内核，西方成功经验为外衣。
作者简介：魏雅婷（1993-），女，山西临汾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消费社会学。
[1] 田明远. 共享经济模式的法律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6.
[2]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