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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不过厚重浅薄精彩散淡而已。
如果这话不错，那么，一个个业绩卓著的新闻人，当然就是一本本新闻教科书。值得庆幸的是，历史没有漠视和忽略他们——古今中外，出版过许许多多新闻人的传记。当我们把散落在书山书海里的新闻人传记集中起来，潜心阅读，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多么精彩的新闻世界，那是一个多么丰富的新闻矿藏。对于广大新闻人和有志于新闻的后来人而言，那些新闻前辈的传记真是一笔享用不尽的文化财富，它会无尽地滋养着我们的新闻人和我们的新闻事业。
开拓者的丰功
人是以文化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社会是以文化牵动发展的。新闻，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创造的时间不是最早，但发展却极为迅速。到了21世纪，新闻已经像空气像阳光一样充溢着世界的每一处空间，人类生活已经再也离不开新闻。新闻的繁荣昌盛，首先要感谢那些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要说对新闻事业的开拓，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普利策。约瑟夫·普利策是美国的报业巨匠，是他让报纸赢得了社会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普利策是利用报纸揭露社会弊病的第一人。他这样规定《世界报》的宗旨：“它将揭露一切诡骗和无耻，抨击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它将以真挚诚恳的态度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因为强烈追求和坚决主持正义，普利策被卑鄙的诬陷、肆意的造谣、恶毒的嘲弄和无耻的谩骂包围着，一生都处在暴风骤雨中，四十多岁就成了残疾人，但他依靠秘书班子，依然统治着他的报业王国。据说，直到弥留之际他还在问秘书：“今天有什么政治新闻吗？”
普利策在美国新闻界所做出的贡献、所取得的地位和所造成的历史影响，至今无与伦比。他投资创办的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发展成了举世闻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他投资设立的普利策新闻奖至今还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也被全球新闻界所瞩目。从一定意义上说，普利策就是美国新闻界的一座“神像”。要想了解这个让人翘首仰望的开拓者，美国人威·安·斯旺伯格所著《普利策传》不能不读。
世界发展到21世纪，互联网已经把新闻传播的速度提高到极致，分秒之间，一条新闻信息就可以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但是，谁也不会忘记，人类最早的远距离信息传递，是靠信息使者的“飞毛腿”，是靠快马的奔跑，是靠旗语的舞动，是靠信鸽的翅膀。在新闻信息传递的发展史上，人们不会忘记路透：1851年，保罗·朱利叶斯·路透组建了路透通讯社，开创了信息传递的新纪元。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路透社仍然屹立在世界几大通讯社的前列。路透的足迹就是一部国际通讯社的发展史。《路透社百年史》等书记载了路透的奋斗史。但笔者以为，日本仓田保雄所著的《路透其人和路透社》更好些，作者详实、真切和生动地描述了路透不屈不挠的一生和路透社波澜壮阔的历史。
在现代中国新闻史上，做出重大的开拓性贡献的第一人当数邵飘萍。其一，1916年，邵飘萍在做《申报》驻北京记者期间，突破当时新闻电稿只能简短摘发官方文件的陋习，把通讯和评述引入电稿，既拓宽了报道题材也深化了报道主题，全国新闻界为之一新也为之一振。其二，在中国尚没有通讯社的时候，邵飘萍对外国通讯社控制我国新闻命脉、任意左右我国政闻的现实颇以为耻且不胜痛恨。1916年7月，他在北京率先办起《北京新闻编译社》，因为有效率有质量，影响甚广，作用巨大，后被视为中国人自办通讯社之始祖。其三，当很多资产阶级报刊噤若寒蝉或风花雪月的时候，邵飘萍创办的《京报》，公开申明要唤起民众，监督政府，顺应世界进步之潮流，为社会发表意见。其四，他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闻研究和教育机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他撰写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是中国最早的几本新闻学专著。德韩的《邵飘萍传》和孙晓阳的《邵飘萍》，彼此可以印证。
奋斗者的伟绩
世界上有两个词是紧紧联系在一起从不分离的，那就是“事业”和“奋斗”。把新闻当作自己毕生事业的人，无不终生都在奋斗。同样，终生为新闻而奋斗的人，无不有着让人崇敬的新闻建树。
日本著名大报《朝日新闻》的编辑委员本多胜一，一个资深位高的大记者，曾经三次进入中国的南京市，尽一切可能寻找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每个场所，拍摄尚存的历史遗迹，摘录有关文献资料，访问一个又一个历史的证人，倾听着他们血泪的控诉……
为什么？他要给历史的真相挖掘最有力的证明，把正义植入人心。原来，战后几十年间，日本有关当局极力否认和淡化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和开脱，以至于在许多日本国民心中，对南京大屠杀形成了一种错误认识。作为记者的本多胜一决心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此，大大地激怒了日本的右翼势力，他不断地收到恐吓信和电话，声称要把他一家“斩尽杀绝”。在长达30多年的新闻生涯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被侵略被杀戮被压迫被损害一边，一次又一次地向“黑暗部分，历史欺骗部分”挑战，写出了一部又一部引起轰动的新闻作品。日本传媒评论他的作品“是对不正、邪恶、伪善、歪曲、作假的彻底憎恶、无情斗争的宣言书”。日本《现代大众传播人物事典》则称他为“当代新闻界的英雄”。刘明华写的《本多胜一》一书有更详细的介绍。
据吴冷西说，毛泽东最佩服的报人是张季鸾。1926年至1949年间，《大公报》是中国新闻界的翘楚，也是当时的舆论重镇。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曾把《大公报》评为东方最优秀的报纸并授予奖章。其颁奖词是：“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影响国内舆论“至巨”的“勇敢而锋利之社评”，绝大多数都出自张季鸾之手。徐铸成先生的《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写得具体、生动且亲切，让一个20世纪30年代的老报人活生生地站在我们后人面前。据统计，主持笔政30年，张季鸾写新闻评论不下3000篇，差不多平均三天一篇。因为情文并茂，读者总是先睹为快。张季鸾到死也一无显位、二无巨资，连自己的文集也不曾出版，却在中国报业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古今中外，在新闻的天地间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人甚多，《报海生涯》一书很丰满地塑造了一个新闻事业家成舍我的钢身铜像。成舍我先后创办了《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是中国新闻史上同时独立经营三家报纸的唯一报人。后来他又创办了《民生报》、《自由人》报和《立报》。其中《立报》创造了中国有日报以来最高发行记录。91岁的时候，他在台湾又创办了台湾的《立报》，成了世界上最高龄的报纸创办人。在不屈不挠、呕心沥血办报的同时，成舍我先后两次兴办新闻专科学校，最后建成了世界新闻传播大学。成舍我为新闻事业整整奋斗了近80年。“舍我”而后“大成”，这就是成舍我的一生。 勇敢者的形象
新闻是勇敢者的职业。因为新闻要求现场，而能让全世界瞩目、能让历史记忆的重大新闻常常是和战争、灾难、恐怖及黑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翻开新闻的历史，古往今来，在弹雨纷飞的战场上，在大灾大难的生死关头，在重重叠叠的黑幕之下，总是有一些勇敢者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完成了报道的使命。如果没有他们，世界会失去很多重大的历史性的新闻画面。
美国人塔玛拉·霍维写的《约翰·里德——革命的见证人》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约翰·里德。1917年的“十月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堪称石破天惊，而里德则因为写《震撼世界的十天》现场报道了十月革命而永垂新闻史册。里德为什么能置身于历史巨变的漩涡，为什么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写出那本书体新闻？他的一生写出了那么多让人心震撼让社会震撼的新闻，绝不是因为幸运、出于偶然，那是他新闻血液的奔流，那是他新闻灵魂的归宿。如果有谁想献身新闻的话，写里德的这本传记不可不读。
在中国新闻史上，范长江堪称彪炳千秋，他写的《中国的西北角》被称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不朽之作。1935年，由于蒋介石妥协退让，侵华日军肆无忌惮。中国红军长征北上，蒋介石却围追堵截，企图乘机消灭红军。红军的前途将会如何？一切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都迫切地需要这个答案。正在《大公报》做特约旅行记者的范长江决定深入大西北，考察和报道北上的红军。一路的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挡他的脚步，不到10天，他就成了世界上报道红军的第一人。半年时间，他先后写了10篇关于红军的旅途通讯，打破了国民党散布的红军即将被消灭的谎言，也为红军引来了亿万双关注的眼睛。当那些旅途通讯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后，屡售屡罄，三年内再版8次，可见社会之瞩目、影响之巨大。要想了解范长江的前半生，可看方蒙所著《范长江传》。
勇敢，是一种胸怀一种气概一种魄力，勇敢的身影不仅仅穿梭在枪林弹雨中，也活跃在不见硝烟的官场上。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专门访问各国政治风云人物，被称为“政治访问之母”。法拉奇在有限的记者生涯中，先后访问过世界各国20多个风云人物。其中有声称“不接受单独采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有“最神秘莫测的领导人”阿拉法特，有自诩“一句话整个世界就能爆炸”的利比亚元首卡扎菲，有“带着冷漠和怒气生活，怀疑每天都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的约旦国王侯赛因，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等。从这些人物的地位、名气和特点中，人们不难推断出采访的难度。然而，她不但一一完成了采访，而且把前南越“总统”说得痛哭流涕，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当着她的面表示要摒弃女色；基辛格则后悔，说同她的交谈是“同报界最糟的一次交谈”……
法拉奇说：“为了进行访问，我是拼了命干的。”《纽约时报》评价说：“法拉奇是善于解剖权威的采访者，一个善于打碎偶像却让自己成为偶像的记者。”要了解法拉奇，可读读罗海岩的《法拉奇向世界投不信任票》，此书文笔清新别致。
具有勇敢精神的新闻记者多多，可以用一句话来赞颂他们：为世界报道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人，和他所报道的新闻一样不朽。
大爱者的情怀
人的生命有两种状态：慢慢地腐烂或者热烈地燃烧。毫无疑问，只有燃烧着的生命，才能发出光，才能发出热，才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推动，才能留下深远的历史影响。
燃烧，需要激情。
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上，最富有激情的新闻人，非穆青莫属。穆青位居中国新华通讯社社长，不仅是一个十分敬业的新闻官员，更是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穆青的新闻作品，震动了全社会的不止一次两次，广泛流传的不止一篇两篇。其中最为光彩的是他写的那些人物通讯，而人物通讯中最不朽的篇章，则是由他主笔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张严平所著的《穆青传》，张慧芳、王昉合著的《人民记者穆青》等书中，我们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穆青胸怀的大爱和新闻的激情。传记中写道，别人介绍焦裕禄的时候，穆青就泪流满面；翻检焦裕禄遗物的时候，穆青泪流满面；执笔写焦裕禄的时候，穆青更是泪流满面。为啥？“勿忘人民”，历来就是穆青的人生理念。正是热爱人民的情结使他深刻地理解了焦裕禄精神的内涵，从而创造了新闻史上的奇迹——写稿的人哭，编稿的人哭，审稿的人哭，播诵的人哭，收听的人哭，阅读的人哭，很多很多人甚至痛哭失声。一个新闻人物的报道，后来影响了几代人，这在中国新闻史上甚至世界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在中国，紧贴民众之心因而也深得民众之心的另一个著名新闻人是邹韬奋。关于邹韬奋，既有俞润生著的《邹韬奋传》，也有邹韬奋的自传《经历》，所以比较容易了解韬奋先生的人和事。邹韬奋的新闻生涯是从他31岁主编《生活》周刊开始的。《生活》原来是一份指导职业教育和市民生活的刊物，他接手后明确提出要为“恶制度”下的农民、工人和干苦役的人们而“呼吁”。为此，他甚至亲笔回复了无数的读者来信。他的心总是和读者息息相通。后来他先后又主办了多种报刊，不论主办何报何刊，他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制造革命舆论。为此，他被迫六次流亡，也曾被捕入狱。邹韬奋先生1944年病逝上海，只有49岁。在诸多政要和名流的挽联中，毛泽东的挽词最为经典：“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恐怕很多新闻人都没有听说过“彭翼仲”这个名字，也不知道中国清末时期曾经有过一份《京话日报》，《爱国报人维新志士彭翼仲》这本书，却让我们对彭翼仲生发仰望之情。彭翼仲是客居北京靠赶车拉水、扛袋卖面和摆摊卖货谋生的穷苦平民。就是这个沦落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创办了一份《京话日报》。他说办报就是为了推动国富民强。《京话日报》反帝和爱国的倾向特别鲜明，大量地揭露制度黑暗和社会时弊，出版两年就被当局查封了，彭翼仲被流放新疆。据说，他被迫起程之日，前去送行和赠盘缠的读者达数千人。
正义者的脊梁
真正的新闻人都有一根脊梁骨，这是因为新闻常常会面临着很多的邪恶——政治的高压，势力的强迫，利益的诱惑，金钱的腐蚀，人情的软化…… 世界新闻教育之父威廉说：“办报要大胆有勇气，不怕外来的压力、胁迫、诱惑，不受一切的制裁……懦弱的和意志薄弱的人，绝没有做新闻记者的资格。”
要说新闻人的脊梁骨，首先要说凯瑟琳·格雷厄姆，美国《华盛顿邮报》前女总裁。最初她是被迫闯入报界，最后却成就了一段报业传奇。传奇中的传奇则是她主持的《华盛顿邮报》把美国总统尼克松拉下了马。1972年6月17日，美国警察在民主党总部抓住了几个安装窃听器的人。《华盛顿邮报》怀疑这是大规模的政治侦探活动，决心查个水落石出。担任采访的两个记者突破重重阻力，渐渐地逼近了总统尼克松为了竞选而对民主党搞窃听的真相。但尼克松否认与此事件有关，并极力阻挠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尼克松精心布置了对穷追不舍的《华盛顿邮报》的攻击和围剿，甚至在记者招待会上气急败坏地攻击《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无耻的、恶毒的、歪曲的、发疯的、歇斯底里的”。作为报社总裁，凯瑟琳·格雷厄姆不顾种种高压，坚定地支持记者继续调查。最后查到铁证如山，尼克松总统身败名裂被迫辞职。因为水门事件的报道，《华盛顿邮报》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凯瑟琳·格雷厄姆有一本厚厚的自传，名为《个人历史》，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她的光辉新闻人生。此书荣获“普利策传记奖”。
在中国，《文汇报》是一张很有名的大报。它之所以声名卓著，是因为它总是处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也常常有惊人之举。《马达自述》——这是《文汇报》的第三任总编辑马达新闻生涯的真实写照，很发人深省。
马达在任期间创造了《文汇报》发行量前所未有的辉煌，他靠的就是一种新闻脊梁——坚决发表应该发表的东西，坚决不发不该发表的东西。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打破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当年提出的“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那场讨论的历史意义今天已经无须赘言，但当时上海市委却认为那是“砍旗”，定下“不表态、不讨论、不介入”的“三不方针”，还特别强调要“把好报纸的关”。但马达不顾个人命运安危，坚决突破市委禁令，发出了上海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声。1978年，当时天安门事件还没有正式平反，上海基层演出了一个取材于天安门事件的四幕短剧《于无声处》，很多观众感动得泣不成声。马达毅然决定在报纸头版突出报道演出消息，并全文发表了剧本。《文汇报》这一举措在全国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和极大的冲击，为全党进行拨乱反正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中国新闻界，新华社的“公鉴”就等于“指示”和“命令”。当新华社批判电影《苦恋》，并责令全国各大报积极配合的时候，马达认为用政治批判搞文艺评论，就是“文革”大批判的重演，坚决不予转发，造成了全国唯有《文汇报》不转发的“特例”。被告了御状的马达最后却赢了官司。马达说：“我尊重领导，但我更尊重真理。”
新华社原记者戴煌，素以仗义执言著称于世，人们说他是“中国新闻界的一棵良心树”。他的新闻采访自传《直面人生》让人读起来有一种深深的震撼。
新闻圣徒——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我的生造，我想表达的是，那些对新闻职业极为忠贞，为了新闻的使命而不顾自身安危的人理应留在新闻史上。因为没有脊梁的新闻人，永远做不出有脊梁的新闻。
思想者的光芒
人之所以被视为高级动物，就是因为人能思能想。思想，构成了人的全部尊严。
对于新闻人来说，最重要的贡献，不仅在于报道了什么新闻事实，还在于面对那些新闻事实时闪现于脑际的思想——通过那新闻，能告诉世界一些什么，能给社会什么样的引导？这就是优秀的新闻人被称为新闻观察家，被誉为时代瞭望者的理由。
以头脑的睿智和思想的深刻成就了自己新闻人生的，应该先说李普曼。沃尔特·李普曼，是20世纪美国新闻界的珠穆朗玛峰，也是全世界新闻人的仰望。李普曼是怎样走上新闻之路的，他怎么登上了职业的巅峰，他何以享受着王者之尊？美国人罗纳德·斯蒂尔的《李普曼传》一书给了我们些许答案。李普曼最伟大的新闻成就是他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撰写《今天与明天》专栏文章，整整写了36年。李普曼的写作效率惊人，常常是一天一篇。他的一万多篇分析国内国外时局的文章虽然也偶有失当，但总体上总是那么独到和深刻，以至于几届美国总统乃至世界各国的首脑都极为重视他的意见。据说，美国国内有200多家报纸、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的报纸转载过他的专栏文章，历时之久和影响之大，创造了新闻历史之最。李普曼一生中还直接参与和间接影响了美国历史上许多重大国务和外交事件，被称为“白宫的谋士”、“华尔街的智囊”。他75岁诞辰时，美国总统授予他美国平民的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授勋证书上写着：“他以精辟的见解和独特的洞察力，对这个国家和世界的事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提高了人们的思想境界。”
李普曼曾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这么一个伟大的新闻人，不会只有一本传记。《李普曼传》虽然冗长，但冗长中也有闪光，比如情感叙述上的柔软。本书被评为美国1980年最佳非小说畅销书之一。
在当代中国新闻界，也有一个人因为经营专栏文章而声名卓著，他叫储瑞耕。1988年，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河北省委机关报《河北日报》为了强化舆论、推进改革，在该报头版开辟了新闻评论专栏“杨柳青”，让储瑞耕一人主笔。他把责任看得比命还重，经常抱病采访、抱病写作。一篇篇“杨柳青”，或论理或剖析或赞颂或鞭挞或呼吁或提醒或谈心，每一篇都和社会现实紧密相接，都和社会民众息息相关，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多次在河北省年度新闻评比中获奖。1995年他写的剖析领导干部和大款“交朋友”的专栏文章，最早揭示了政治生活里这一危险的倾向，对于党风政风建设具有重大的警示作用，因此获得了中国新闻奖。1999年，中国新闻奖首次评选名专栏，他的“杨柳青”高居榜首。至今，“杨柳青”仍然是中国报业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发表作品最多、获奖次数最多、荣誉最高的个人专栏。2004年，储瑞耕荣获了中国新闻界编辑系列的最高荣誉——韬奋新闻奖。储瑞耕著有《心灵原稿》，那是他的日记精选，也无疑是他的心理自传和新闻生涯自传。 不能不说一句储安平。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因为“党天下”三个字遭了灭顶之灾，永远失去了他所钟爱的办报办刊事业。储安平终身都在追求思想的自由，终身都在对社会做着忠诚的发言。他主办的政论周刊《观察》整整征服了一代人。储安平犯有不少错误，但是，作为报人刊人，他的职业理念和敬业精神无法磨灭。中国一个叫戴晴的作家，为他写了一本传记，名为《储安平与“党天下”》，该书介绍了其人其事。
思想是深埋在地下的根，而不是漂浮在水面的萍。思想是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生对新闻事实的深入开掘。思想有多远，新闻人和他的新闻才能走多远。说官话说套话说废话说假话的人，不是太过平庸，就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拱手让出了思想的权利。所以，我们对具有思想光芒的新闻人别有一种敬重。
寻觅者的脚步
“脚板底下出新闻。”
这曾经是一句广泛流传广为人知的新闻格言。如今，这句话的光芒似乎正在渐渐地黯淡。因为现代通信是那么发达，因为某些人的价值观正在改变，因为某些新闻人的采访意识和采访能力正在退化。
但是，它仍然是真理。只有应知、欲知而未知的东西才是新闻，而应知、欲知而未知的东西需要寻觅者的脚步去探寻。
世界新闻史上有一个记者，用他采写的震动了全世界的一本书，为这句至理名言做了最好的诠释。这个记者就是美国的埃德加·斯诺，这本书就是《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
20世纪初的中国，几乎与世隔绝着。对世界来说，中国是一团最大的谜，是一些非常混乱的传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就读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斯诺，迈开了他前往中国的脚步。在中国，他看到了“一生中未曾见过的最令人心悸的场面”，“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这是我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耳闻目睹的现实让他认清了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嘴脸。后来他又进入“红区”，观察、倾听、感受、体验和思索。脚板，为斯诺累积了丰厚而又极为重要的新闻事实。七年之后，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震动了全世界，让世界第一次知道了中国，第一次知道了毛泽东。关于斯诺，可看尹均生和安危合作的《斯诺》以及武际良的《斯诺传奇》。
美国的另一位曾经荣获普利策新闻奖的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颇负盛名的记者兼作家，在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他几乎走遍了全世界，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目睹了许多难忘的历史场面。他在古稀之年来到中国，一里不少地走完了中国红军的长征路，写出了那本世界著名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年过八旬，他写下了自己的新闻自传，即《天下风云一报人》，全书内容丰富，描述精彩，思想犀利，值得一读。
不远万里前来中国寻觅新闻的外国记者还有一个澳大利亚人莫理循。1894年，他怀着一颗新闻雄心进入中国，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生动地记述了在清末中国的见闻，结集为《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引起了社会瞩目。当时大英帝国著名的《泰晤士报》约请莫理循做他们的驻北京特派记者。他的关于中国的一系列报道，让英国人民得以最早最准确地获悉了中国发生的一切。他的作品也被译成多种文字转载在欧洲的各种报刊上。由于莫理循和中国关系太深切了，彼得·汤普森和罗伯特·麦克林写他的传记的时候，直接就题为《中国的莫理循》。
中国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与各种新闻荣誉和新闻桂冠不沾边。但是，他的新闻意识却异常强烈，他的新闻脚步也绝对不同凡响。更可贵的是，他几乎把自己寻觅新闻的每一步都写成了书——《我从战场归来》、《重返巴格达》、《我钻进了金字塔》、《我在美国当农民》、《南极无新闻》、《我的诺曼底》、《一个人的远行》。据说，他的这些自传性的新闻纪实每本都发行了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册。这些书，既可以看作是书体新闻，又可以看作是他的新闻自传。而那些客观的褒贬不一的评论，也给我们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照。两者的会合，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很有追求的新闻摄影人。
探索者的勇气
新闻无学，有学也是肤浅之学、是雕虫小技——在中国，这些论调不但出现过，而且曾经左右着局面。但是，历史终究否定了它。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的新的学科目录中，把原来的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提升为一级学科即新闻传播学。如今，新闻传播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越来越受人们关注的一门显学。
1918年出版的徐宝璜撰写的《新闻学》，被认为是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开山之作。将近100年来，新闻学者队伍不断壮大，新闻理论专著也络绎不绝，只是至今没有看到几本新闻理论学者的传记。正因为如此，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甘惜分的自传《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格外引人注目。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新闻学者的铮铮风骨。
1954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年38岁，正在新华社西南总分社任采编部主任的甘惜分被调到了北大的讲坛，也走上了布满荆棘的探索之旅。此文无法尽数他所经历的重重磨难。64岁的时候，甘惜分完成了《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经过审核认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新闻理论的专著，因而长期被全国的新闻院校普遍用做教材。这本书让甘惜分大大提升了独立思考的信心和勇气，也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此后20年中，甘惜分在自己的新闻学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他第一个尖锐地提出报纸为什么不能批评同级党委；他第一个对毛主席的新闻思想提出质疑；他第一个倡导并筹建了中国第一家舆论研究所，造成了中国的“舆论地震”。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时他已经76岁，只用三天就写出浩浩长文，高声疾呼，“中国的新闻必须从体制上改革！”文章锋芒毕露，触及了很多极为敏感的问题，被人看作是“在刀尖上跳舞”。80岁，他带人完成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体制课题总结报告》。
特立独行，可以用这个词来概括甘惜分的一生。90多岁时他对记者说，“有些话不能不说。新闻理论的荒谬，误的不仅是新闻本身，还会导致误国误民，怎么能沉默？如果大家都装好人，看脸色行事，我们的新闻事业还能前进吗？”他还说，“我几十年来与人争论不休，不是争个人的脸面，就是为了探讨新闻这门学科的规律。如果说我的一生还有点儿价值的话，那就是在新闻学领域内，提出了几个前人未曾提出的问题，这也算是‘敢为天下先’吧！” 一个记者，在自己的新闻生涯中写出一两篇好新闻是可能的，因为机遇总有可能光顾。但是，要想经常写出好新闻，写出有重大价值重大影响的新闻、对社会有重大促进作用的新闻，就绝不能仅仅靠机遇了，要靠胆识、靠魄力、靠探索前行的勇气。新华社高级记者解国记的两本新闻自传——《既然当记者》和《记者到总编》中深刻地诠释了这一点。解国记的每一根新闻神经每一个新闻细胞都牵系在农民的身上。1994年，解国记得知河南省某村村干部合谋杀害了向上级反映本村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问题的农民陈重身，极为震惊。去闯这样敏感的新闻雷区，不但要冒政治风险，更要冒生命危险。但保持沉默，新闻良心何在？经过艰苦调查，他掌握了村干部仗势欺人农民负担奇重的大量事实，也查清了上访农民最终招致杀身的全过程。一个农民替农民喊冤把命喊没了的重大新闻惊动了党中央，也拉开了加强全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序幕。解国记笔下忧国忧民的报道无法一一赘述，但他的一句话足以让人回味：2004年他做客新华网在线交流时说自己“采访尖端题材之心永不死”。说这话时他已身任《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颇显他的职业情怀和探索的勇气。
新闻理论研究需要探索的勇气，新闻实务的发展也需要探索的胆识。在这方面赵超构是一面旗帜。因为他在反反复复的政治高压和重重的舆论迷雾中，办出了中国第一的晚报。他千方百计标晚报之新，立晚报之异。他领导的《新民晚报》发行量在全国报业中仅仅少于单位不能不订、人民不能不看的《人民日报》。《新民晚报》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赵超构铸进了中国的新闻史。
有勇气的探索者让人钦佩，有成就的探索者则永远让人敬仰。
经营者的辉煌
经营是一种艺术，一种集胸怀、头脑、魄力、韬略、能力和意志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
懂经营、会经营、经营得卓有成效的新闻人应该为数不少，可惜留下来的传记不多。张仲彩撰写的《高兴烈评传》却让我们真切地感受了一个精彩的新闻事业家。1990年，已经54岁、正在北京当着太平官的高兴烈，受命去深圳，主办那张创刊不到10个月因为严重错误而被停刊的《深圳商报》。到任之后，他面对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办公经费、人心早已涣散的极为困难的局面，设定了三个办报“基点”——政治家办报、企业家经营、创业者开拓。在经营上，他紧紧抓住“战略、结构、市场、技术、管理和文化”六大要素，连续实施了一个又一个大手笔。仅仅过了9年，这家一无所有的小报纸，变成了“全国第一家市政府机关报”，报纸发行覆盖了全国百分之百的县市、港澳地区以及世界20多个国家。权威部门评定他的报纸品牌价值30亿元。他建成了三报四刊的媒体群和企业群，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全国报业均名列前茅，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
中国新闻界的老前辈，著名记者、编辑、评论家，爱国报人徐铸成的一本《徐铸成回忆录》，让我们有机会咀嚼他的一生。徐铸成一生60多年的人生中，就干了一件事——办报，而且，主要是办《文汇报》。1938年《文汇报》创刊时请他主持笔政，每天一篇社论。他高举爱国大旗，积极宣传抗战，鞭挞民族败类。他接手一个月，报纸销量就直线上升，突破1万大关。4个月，激增到6万份，成为当年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本文容量有限，不能细数他对《文汇报》的苦心经营。《文汇报》曾经三次停刊又三次复刊，从当年受到斩断手臂的威胁，到后来被错划为右派，他对新闻痴心不改，办报坚贞不渝，在中国现代史上痕迹深深。
不知道是不是和国情与社情有关，国外的新闻事业大亨和新闻实业巨子相对来说更多。特纳、卡特利奇（美）写过《我的一生与纽约时报》，乔治·之斯特（澳）写过《默多克——世界报业大亨》，米夏埃尔·于克斯（德）写过《报业巨鳄——阿克塞尔·施普林格传》，欧列塔（美）写过《媒体帝国——泰德透纳的电视革命》等等，数不胜数。
如果把记者的采与写、编辑的编与发都看作是一种微观经营的话，那么新闻史上经营的佳话就太多太多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滞留在香港，亟须接运回国。记者浦熙修在机场目睹了国民党派去的飞机运回来的却是孔祥熙夫人、大量箱笼和几条洋狗。人命关天一票难求的非常时刻，飞机不载人而载狗！她当即写了一篇揭露性的社会新闻但被检查机关扣压。无奈之下，浦熙修“化整为零”分别写了四条新闻，把“很多人接亲人扑空”和“陪都洋狗多了七八头”分开，由于没与孔家直接关联，送审顺利通过。回来她就把四条新闻拼接起来发出，而且特意在标题上突出了洋狗。“洋狗事件”立即激起了反孔学潮……
写浦熙修的传记不少，朱正的《报人浦熙修》，袁冬林的《此生苍茫无限》，还有一本《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都可供参考。
创新者的荣光
在新闻采访的大道上，记者的身影匆匆、日夜不断，可以用摩肩接踵来形容，也可以用前仆后继来赞叹。不同的是，有些记者只是亦步亦趋，随帮唱影，最后被淹没在零零碎碎重重叠叠毫无特色的报道里。而有些记者不仅用脚跑路，还用脑思考，他们精心设计和刻苦实践着自己的采访方式，从而走出了自己的采访之路，也收获了让旁人意外和羡慕的新闻之果。
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有一本记者生涯实录，名为《深呼吸》。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界走红的是“典型报道”，落到人物报道上，要么是先进的要么是落后的典型。张建伟别出心裁，搞了一个《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的系列报道，分别写了八个人，不是什么典型。他追求的是角度，是深度，是厚度。通过全方位的扫描，研究和回答的主题是——从社会因素来说，怎样才能促进青年知识分子人才辈出。
这组报道所引起的震动，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一方面读者反响巨大，另一方面新闻研讨超常热烈。这样的报道太有深度太有力度了！很快，“张建伟模式”的报道就风生水起。当年极力鼓励、鼓动张建伟搞这组报道的编辑李大同，在张建伟成功之后写过一段话很有意味。他说：“不要试图去寻找什么重要新闻，而要努力使新闻重要起来。”这就是被许多新闻专家认可的深度报道的缘起。深度报道后来形成了新闻飓风，出现了若干新闻精品。
就像许多文字记者笔下的新闻总是囿于新闻八股一样，很多摄影记者手下的图片也常常落入俗套，甚至俗不可耐，但是，新华社记者宋晓刚的新闻摄影纪实《从东拍到西》却让我们眼前一亮。1996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总统候选人多尔进行竞选电视辩论。新华社派驻华盛顿摄影记者宋晓刚当时无权进入现场采访。不在现场能不能拍下这个重要的场面？他把一副大墨镜放到电视屏幕前面，自己站在电视机后面等候抓拍。墨镜的两个镜片里，一边是克林顿，一边是多尔，他成功地抓到了两个人既郑重又紧张的面部表情。这张完全反传统的新闻照片传回国内，赢得一片叫好声。十年之后宋晓刚再赴美国，在美国最大的都市报《每日新闻报》当摄影记者。在次重量级拳王托尼向重量级拳王霍利菲尔德挑战的新闻发布会上，很多外国同行纷纷对两个拳王进行摆拍，他不露声色地抓到了托尼坐到对手身旁却一脸不屑的神情。照片发出来后让国外同行们赞叹不已。宋晓刚进入《每日新闻报》刚刚一个月，就被美国很有声望的《纽约客》杂志作为人物以专访的形式报道出来，原因很简单：他的新闻图片总是有所创新，总能引起读者不同的感受。 在世界新闻史上，体验式采访早已有之。但是，深圳晚报记者涂俏在这条路上似乎体验得更广更深。她“住过”非法经营、藏污纳垢的“十元店”，她当过艰辛又悲哀的“啤酒女郎”，当过“婚托”和“医托”，她体验了打的不花钱反倒挣钱的诀窍，体验了精神病人遭遇的种种痛苦……全凭种种灰色的体验，她真实报道了当代中国边缘阶层的生存状态。大作家梁晓声为她的采访自传《生存体验》所做的序中说，“涂俏们的眼所逼近观察到的，涂俏们的笔所详实记录下的人物、事件、社会现象，帮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对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对整个中国的大状态，形成较全面的认识……”涂俏在采访上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体验式采访和亲历性新闻的社会价值。
先行者的脚印对于后来人的意义，是无须赘言的。
两栖者的风采
一个记者能走多远——成思行给中国当代著名记者艾丰撰写的评传，用了这样一个书名。这个书名给新闻人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和这个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个新闻人的天地能有多大？
“作为著名报人、品牌专家、策划大家与经济学者，艾丰经历之丰，成就之繁，风格之异，在中国新闻传媒界恐怕绝无仅有。”《艾丰评传》一书中这样评介艾丰。20世纪80年代初，艾丰就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时，就把自己的新闻之根深扎在了经济的土壤里，以大胸怀想大局，以大视野抓大事，以大思路说大理，以大手笔做大新闻。他率先提出了打造大企业集团的思路；他倡导并组织了“中国质量万里行”；他组织制定了中国的名牌战略；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提出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目标；他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思想；他关于“小城镇，大战略”的建议被吸收进党的十五大文件……
站在新闻与经济接合部的艾丰，被称为是“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刚刚60岁的艾丰退休之后，完全转向了经济研究，一心一意当起经济学家了。
如果说艾丰一栖新闻一栖经济，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那么再看看金庸。费勇的《金庸全传》让我们看到了新闻与文学的两栖人生。金庸22岁开始辗转报界十年，并没有突出作为。31岁时给《新晚报》写了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连载，却一炮成名。受此启发，后来他和人联手创办了一张《明报》。仅仅三年，《明报》从一张以刊登武侠小说为主的小报变为以新闻和评论为主的大报，历史最高发行量曾达到25万份，被称为香港报业的一个奇迹。和他的新闻事业比翼齐飞，金庸的武侠小说同时也蒸蒸日上。到1972年，金庸写了14部武侠小说，同时也创造了文学的奇迹。他的武侠小说闻名全球，以至于有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迷。金庸给我们留下了不会磨灭的文化记忆。
新闻史上两栖、三栖甚至多栖的新闻人很多。《海明威传》（库尔特·辛格著）告诉我们：海明威在辗转于几家报社做新闻的同时，小说也连连出手，其名著《老人与海》获诺贝尔文学奖。张恨水评传《文人的黄昏》（张毅著）勾画了张恨水作为报业巨子和小说大家的双栖形象，他献身报业30年，小说连载30年，发了百十来部。其中《金粉世家》、《啼笑因缘》，都是成名大作。一个报人又成了无人不知的大作家，这在中国新闻史上绝无仅有。
有人说，新闻是个十字路口，可以通向政治，通向科学，通向经济，通向文学。其实，何止是“十”字路口，“米”字路口也不足以概括新闻之通达。站在新闻圈里，和社会的任何一个层面任何一种职业都会紧密相连。在新闻的领域里，两栖、三栖，乃至多栖，那是一种能力，是一种风采，是一种奉献。这种能力这种风采这种奉献，不更能引起读者的瞩目吗？
结 语
开拓者，奋斗者，勇敢者，大爱者，正义者，思想者，寻觅者，探索者，经营者，创新者，两栖者……
历史是浪人是沙。把生命交给了白纸黑字的新闻人，最后变成了白纸黑字的并不很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新闻精英并没有留下传记。何况，由于笔者阅读有限，难免疏漏多多，或有所失当。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管中窥豹。承继和研究新闻人传记这样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有利于滋养和发展我们的新闻事业。况且，阅读这些新闻人的传记，在那种心对心的体味以及情和情的交织中，感悟新闻，感悟人生，是一件多么有益又多么快慰的事！
当我翻读数百本新闻人传记的时候，很冲动地想起了那个成语：“画龙点睛”。是的，画新闻之“龙”，点功成之“睛”，这就是新闻人传记的出版使命，也是新闻人传记的整体面貌。那些写得好的传记，穿过时间的隧道穿透空间的阻隔，把我们所不知的一个个独特的新闻人生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既有清晰的人生轨迹，也有生动的人生图像，既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背景，也深刻地提炼了一种新闻的理性思考。那些传主们的事业和奋斗、经历和思想、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无不是我们的财富。我相信，这些新闻人传记的写作、出版和发行的过程，会像播种机一样，把新闻的使命、新闻的责任、新闻的技艺、新闻的意趣广泛地播撒到全社会的土壤中。我还相信，读者阅读这些传记的时候，那感觉不是被宣传、不是被灌输，而是一种发现和交流、一种感染和激励。我们无法断定，这些传记所播下的新闻的种子会在何时、何地，会在多少代多少人的心里发芽、生根、开花、结果，甚至长成大树，甚至形成高峰，甚至变成雕像……
新闻的事业就是这样承继的，就是这样繁荣和昌盛的。而这，恐怕也正是那些新闻人传记的传主们和那些传记的作者出版者们，还有那些传记的读者们所共同期待的吧！
（作者单位：吉林市江城时报社）
编校：张红玲
如果这话不错，那么，一个个业绩卓著的新闻人，当然就是一本本新闻教科书。值得庆幸的是，历史没有漠视和忽略他们——古今中外，出版过许许多多新闻人的传记。当我们把散落在书山书海里的新闻人传记集中起来，潜心阅读，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多么精彩的新闻世界，那是一个多么丰富的新闻矿藏。对于广大新闻人和有志于新闻的后来人而言，那些新闻前辈的传记真是一笔享用不尽的文化财富，它会无尽地滋养着我们的新闻人和我们的新闻事业。
开拓者的丰功
人是以文化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社会是以文化牵动发展的。新闻，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创造的时间不是最早，但发展却极为迅速。到了21世纪，新闻已经像空气像阳光一样充溢着世界的每一处空间，人类生活已经再也离不开新闻。新闻的繁荣昌盛，首先要感谢那些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要说对新闻事业的开拓，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普利策。约瑟夫·普利策是美国的报业巨匠，是他让报纸赢得了社会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普利策是利用报纸揭露社会弊病的第一人。他这样规定《世界报》的宗旨：“它将揭露一切诡骗和无耻，抨击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它将以真挚诚恳的态度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因为强烈追求和坚决主持正义，普利策被卑鄙的诬陷、肆意的造谣、恶毒的嘲弄和无耻的谩骂包围着，一生都处在暴风骤雨中，四十多岁就成了残疾人，但他依靠秘书班子，依然统治着他的报业王国。据说，直到弥留之际他还在问秘书：“今天有什么政治新闻吗？”
普利策在美国新闻界所做出的贡献、所取得的地位和所造成的历史影响，至今无与伦比。他投资创办的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发展成了举世闻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他投资设立的普利策新闻奖至今还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也被全球新闻界所瞩目。从一定意义上说，普利策就是美国新闻界的一座“神像”。要想了解这个让人翘首仰望的开拓者，美国人威·安·斯旺伯格所著《普利策传》不能不读。
世界发展到21世纪，互联网已经把新闻传播的速度提高到极致，分秒之间，一条新闻信息就可以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但是，谁也不会忘记，人类最早的远距离信息传递，是靠信息使者的“飞毛腿”，是靠快马的奔跑，是靠旗语的舞动，是靠信鸽的翅膀。在新闻信息传递的发展史上，人们不会忘记路透：1851年，保罗·朱利叶斯·路透组建了路透通讯社，开创了信息传递的新纪元。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路透社仍然屹立在世界几大通讯社的前列。路透的足迹就是一部国际通讯社的发展史。《路透社百年史》等书记载了路透的奋斗史。但笔者以为，日本仓田保雄所著的《路透其人和路透社》更好些，作者详实、真切和生动地描述了路透不屈不挠的一生和路透社波澜壮阔的历史。
在现代中国新闻史上，做出重大的开拓性贡献的第一人当数邵飘萍。其一，1916年，邵飘萍在做《申报》驻北京记者期间，突破当时新闻电稿只能简短摘发官方文件的陋习，把通讯和评述引入电稿，既拓宽了报道题材也深化了报道主题，全国新闻界为之一新也为之一振。其二，在中国尚没有通讯社的时候，邵飘萍对外国通讯社控制我国新闻命脉、任意左右我国政闻的现实颇以为耻且不胜痛恨。1916年7月，他在北京率先办起《北京新闻编译社》，因为有效率有质量，影响甚广，作用巨大，后被视为中国人自办通讯社之始祖。其三，当很多资产阶级报刊噤若寒蝉或风花雪月的时候，邵飘萍创办的《京报》，公开申明要唤起民众，监督政府，顺应世界进步之潮流，为社会发表意见。其四，他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闻研究和教育机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他撰写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是中国最早的几本新闻学专著。德韩的《邵飘萍传》和孙晓阳的《邵飘萍》，彼此可以印证。
奋斗者的伟绩
世界上有两个词是紧紧联系在一起从不分离的，那就是“事业”和“奋斗”。把新闻当作自己毕生事业的人，无不终生都在奋斗。同样，终生为新闻而奋斗的人，无不有着让人崇敬的新闻建树。
日本著名大报《朝日新闻》的编辑委员本多胜一，一个资深位高的大记者，曾经三次进入中国的南京市，尽一切可能寻找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每个场所，拍摄尚存的历史遗迹，摘录有关文献资料，访问一个又一个历史的证人，倾听着他们血泪的控诉……
为什么？他要给历史的真相挖掘最有力的证明，把正义植入人心。原来，战后几十年间，日本有关当局极力否认和淡化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和开脱，以至于在许多日本国民心中，对南京大屠杀形成了一种错误认识。作为记者的本多胜一决心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此，大大地激怒了日本的右翼势力，他不断地收到恐吓信和电话，声称要把他一家“斩尽杀绝”。在长达30多年的新闻生涯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被侵略被杀戮被压迫被损害一边，一次又一次地向“黑暗部分，历史欺骗部分”挑战，写出了一部又一部引起轰动的新闻作品。日本传媒评论他的作品“是对不正、邪恶、伪善、歪曲、作假的彻底憎恶、无情斗争的宣言书”。日本《现代大众传播人物事典》则称他为“当代新闻界的英雄”。刘明华写的《本多胜一》一书有更详细的介绍。
据吴冷西说，毛泽东最佩服的报人是张季鸾。1926年至1949年间，《大公报》是中国新闻界的翘楚，也是当时的舆论重镇。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曾把《大公报》评为东方最优秀的报纸并授予奖章。其颁奖词是：“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影响国内舆论“至巨”的“勇敢而锋利之社评”，绝大多数都出自张季鸾之手。徐铸成先生的《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写得具体、生动且亲切，让一个20世纪30年代的老报人活生生地站在我们后人面前。据统计，主持笔政30年，张季鸾写新闻评论不下3000篇，差不多平均三天一篇。因为情文并茂，读者总是先睹为快。张季鸾到死也一无显位、二无巨资，连自己的文集也不曾出版，却在中国报业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古今中外，在新闻的天地间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人甚多，《报海生涯》一书很丰满地塑造了一个新闻事业家成舍我的钢身铜像。成舍我先后创办了《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是中国新闻史上同时独立经营三家报纸的唯一报人。后来他又创办了《民生报》、《自由人》报和《立报》。其中《立报》创造了中国有日报以来最高发行记录。91岁的时候，他在台湾又创办了台湾的《立报》，成了世界上最高龄的报纸创办人。在不屈不挠、呕心沥血办报的同时，成舍我先后两次兴办新闻专科学校，最后建成了世界新闻传播大学。成舍我为新闻事业整整奋斗了近80年。“舍我”而后“大成”，这就是成舍我的一生。 勇敢者的形象
新闻是勇敢者的职业。因为新闻要求现场，而能让全世界瞩目、能让历史记忆的重大新闻常常是和战争、灾难、恐怖及黑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翻开新闻的历史，古往今来，在弹雨纷飞的战场上，在大灾大难的生死关头，在重重叠叠的黑幕之下，总是有一些勇敢者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完成了报道的使命。如果没有他们，世界会失去很多重大的历史性的新闻画面。
美国人塔玛拉·霍维写的《约翰·里德——革命的见证人》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约翰·里德。1917年的“十月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堪称石破天惊，而里德则因为写《震撼世界的十天》现场报道了十月革命而永垂新闻史册。里德为什么能置身于历史巨变的漩涡，为什么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写出那本书体新闻？他的一生写出了那么多让人心震撼让社会震撼的新闻，绝不是因为幸运、出于偶然，那是他新闻血液的奔流，那是他新闻灵魂的归宿。如果有谁想献身新闻的话，写里德的这本传记不可不读。
在中国新闻史上，范长江堪称彪炳千秋，他写的《中国的西北角》被称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不朽之作。1935年，由于蒋介石妥协退让，侵华日军肆无忌惮。中国红军长征北上，蒋介石却围追堵截，企图乘机消灭红军。红军的前途将会如何？一切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都迫切地需要这个答案。正在《大公报》做特约旅行记者的范长江决定深入大西北，考察和报道北上的红军。一路的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挡他的脚步，不到10天，他就成了世界上报道红军的第一人。半年时间，他先后写了10篇关于红军的旅途通讯，打破了国民党散布的红军即将被消灭的谎言，也为红军引来了亿万双关注的眼睛。当那些旅途通讯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后，屡售屡罄，三年内再版8次，可见社会之瞩目、影响之巨大。要想了解范长江的前半生，可看方蒙所著《范长江传》。
勇敢，是一种胸怀一种气概一种魄力，勇敢的身影不仅仅穿梭在枪林弹雨中，也活跃在不见硝烟的官场上。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专门访问各国政治风云人物，被称为“政治访问之母”。法拉奇在有限的记者生涯中，先后访问过世界各国20多个风云人物。其中有声称“不接受单独采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有“最神秘莫测的领导人”阿拉法特，有自诩“一句话整个世界就能爆炸”的利比亚元首卡扎菲，有“带着冷漠和怒气生活，怀疑每天都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的约旦国王侯赛因，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等。从这些人物的地位、名气和特点中，人们不难推断出采访的难度。然而，她不但一一完成了采访，而且把前南越“总统”说得痛哭流涕，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当着她的面表示要摒弃女色；基辛格则后悔，说同她的交谈是“同报界最糟的一次交谈”……
法拉奇说：“为了进行访问，我是拼了命干的。”《纽约时报》评价说：“法拉奇是善于解剖权威的采访者，一个善于打碎偶像却让自己成为偶像的记者。”要了解法拉奇，可读读罗海岩的《法拉奇向世界投不信任票》，此书文笔清新别致。
具有勇敢精神的新闻记者多多，可以用一句话来赞颂他们：为世界报道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人，和他所报道的新闻一样不朽。
大爱者的情怀
人的生命有两种状态：慢慢地腐烂或者热烈地燃烧。毫无疑问，只有燃烧着的生命，才能发出光，才能发出热，才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推动，才能留下深远的历史影响。
燃烧，需要激情。
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上，最富有激情的新闻人，非穆青莫属。穆青位居中国新华通讯社社长，不仅是一个十分敬业的新闻官员，更是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穆青的新闻作品，震动了全社会的不止一次两次，广泛流传的不止一篇两篇。其中最为光彩的是他写的那些人物通讯，而人物通讯中最不朽的篇章，则是由他主笔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张严平所著的《穆青传》，张慧芳、王昉合著的《人民记者穆青》等书中，我们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穆青胸怀的大爱和新闻的激情。传记中写道，别人介绍焦裕禄的时候，穆青就泪流满面；翻检焦裕禄遗物的时候，穆青泪流满面；执笔写焦裕禄的时候，穆青更是泪流满面。为啥？“勿忘人民”，历来就是穆青的人生理念。正是热爱人民的情结使他深刻地理解了焦裕禄精神的内涵，从而创造了新闻史上的奇迹——写稿的人哭，编稿的人哭，审稿的人哭，播诵的人哭，收听的人哭，阅读的人哭，很多很多人甚至痛哭失声。一个新闻人物的报道，后来影响了几代人，这在中国新闻史上甚至世界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在中国，紧贴民众之心因而也深得民众之心的另一个著名新闻人是邹韬奋。关于邹韬奋，既有俞润生著的《邹韬奋传》，也有邹韬奋的自传《经历》，所以比较容易了解韬奋先生的人和事。邹韬奋的新闻生涯是从他31岁主编《生活》周刊开始的。《生活》原来是一份指导职业教育和市民生活的刊物，他接手后明确提出要为“恶制度”下的农民、工人和干苦役的人们而“呼吁”。为此，他甚至亲笔回复了无数的读者来信。他的心总是和读者息息相通。后来他先后又主办了多种报刊，不论主办何报何刊，他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制造革命舆论。为此，他被迫六次流亡，也曾被捕入狱。邹韬奋先生1944年病逝上海，只有49岁。在诸多政要和名流的挽联中，毛泽东的挽词最为经典：“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恐怕很多新闻人都没有听说过“彭翼仲”这个名字，也不知道中国清末时期曾经有过一份《京话日报》，《爱国报人维新志士彭翼仲》这本书，却让我们对彭翼仲生发仰望之情。彭翼仲是客居北京靠赶车拉水、扛袋卖面和摆摊卖货谋生的穷苦平民。就是这个沦落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创办了一份《京话日报》。他说办报就是为了推动国富民强。《京话日报》反帝和爱国的倾向特别鲜明，大量地揭露制度黑暗和社会时弊，出版两年就被当局查封了，彭翼仲被流放新疆。据说，他被迫起程之日，前去送行和赠盘缠的读者达数千人。
正义者的脊梁
真正的新闻人都有一根脊梁骨，这是因为新闻常常会面临着很多的邪恶——政治的高压，势力的强迫，利益的诱惑，金钱的腐蚀，人情的软化…… 世界新闻教育之父威廉说：“办报要大胆有勇气，不怕外来的压力、胁迫、诱惑，不受一切的制裁……懦弱的和意志薄弱的人，绝没有做新闻记者的资格。”
要说新闻人的脊梁骨，首先要说凯瑟琳·格雷厄姆，美国《华盛顿邮报》前女总裁。最初她是被迫闯入报界，最后却成就了一段报业传奇。传奇中的传奇则是她主持的《华盛顿邮报》把美国总统尼克松拉下了马。1972年6月17日，美国警察在民主党总部抓住了几个安装窃听器的人。《华盛顿邮报》怀疑这是大规模的政治侦探活动，决心查个水落石出。担任采访的两个记者突破重重阻力，渐渐地逼近了总统尼克松为了竞选而对民主党搞窃听的真相。但尼克松否认与此事件有关，并极力阻挠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尼克松精心布置了对穷追不舍的《华盛顿邮报》的攻击和围剿，甚至在记者招待会上气急败坏地攻击《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无耻的、恶毒的、歪曲的、发疯的、歇斯底里的”。作为报社总裁，凯瑟琳·格雷厄姆不顾种种高压，坚定地支持记者继续调查。最后查到铁证如山，尼克松总统身败名裂被迫辞职。因为水门事件的报道，《华盛顿邮报》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凯瑟琳·格雷厄姆有一本厚厚的自传，名为《个人历史》，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她的光辉新闻人生。此书荣获“普利策传记奖”。
在中国，《文汇报》是一张很有名的大报。它之所以声名卓著，是因为它总是处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也常常有惊人之举。《马达自述》——这是《文汇报》的第三任总编辑马达新闻生涯的真实写照，很发人深省。
马达在任期间创造了《文汇报》发行量前所未有的辉煌，他靠的就是一种新闻脊梁——坚决发表应该发表的东西，坚决不发不该发表的东西。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打破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当年提出的“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那场讨论的历史意义今天已经无须赘言，但当时上海市委却认为那是“砍旗”，定下“不表态、不讨论、不介入”的“三不方针”，还特别强调要“把好报纸的关”。但马达不顾个人命运安危，坚决突破市委禁令，发出了上海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声。1978年，当时天安门事件还没有正式平反，上海基层演出了一个取材于天安门事件的四幕短剧《于无声处》，很多观众感动得泣不成声。马达毅然决定在报纸头版突出报道演出消息，并全文发表了剧本。《文汇报》这一举措在全国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和极大的冲击，为全党进行拨乱反正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中国新闻界，新华社的“公鉴”就等于“指示”和“命令”。当新华社批判电影《苦恋》，并责令全国各大报积极配合的时候，马达认为用政治批判搞文艺评论，就是“文革”大批判的重演，坚决不予转发，造成了全国唯有《文汇报》不转发的“特例”。被告了御状的马达最后却赢了官司。马达说：“我尊重领导，但我更尊重真理。”
新华社原记者戴煌，素以仗义执言著称于世，人们说他是“中国新闻界的一棵良心树”。他的新闻采访自传《直面人生》让人读起来有一种深深的震撼。
新闻圣徒——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我的生造，我想表达的是，那些对新闻职业极为忠贞，为了新闻的使命而不顾自身安危的人理应留在新闻史上。因为没有脊梁的新闻人，永远做不出有脊梁的新闻。
思想者的光芒
人之所以被视为高级动物，就是因为人能思能想。思想，构成了人的全部尊严。
对于新闻人来说，最重要的贡献，不仅在于报道了什么新闻事实，还在于面对那些新闻事实时闪现于脑际的思想——通过那新闻，能告诉世界一些什么，能给社会什么样的引导？这就是优秀的新闻人被称为新闻观察家，被誉为时代瞭望者的理由。
以头脑的睿智和思想的深刻成就了自己新闻人生的，应该先说李普曼。沃尔特·李普曼，是20世纪美国新闻界的珠穆朗玛峰，也是全世界新闻人的仰望。李普曼是怎样走上新闻之路的，他怎么登上了职业的巅峰，他何以享受着王者之尊？美国人罗纳德·斯蒂尔的《李普曼传》一书给了我们些许答案。李普曼最伟大的新闻成就是他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撰写《今天与明天》专栏文章，整整写了36年。李普曼的写作效率惊人，常常是一天一篇。他的一万多篇分析国内国外时局的文章虽然也偶有失当，但总体上总是那么独到和深刻，以至于几届美国总统乃至世界各国的首脑都极为重视他的意见。据说，美国国内有200多家报纸、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的报纸转载过他的专栏文章，历时之久和影响之大，创造了新闻历史之最。李普曼一生中还直接参与和间接影响了美国历史上许多重大国务和外交事件，被称为“白宫的谋士”、“华尔街的智囊”。他75岁诞辰时，美国总统授予他美国平民的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授勋证书上写着：“他以精辟的见解和独特的洞察力，对这个国家和世界的事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提高了人们的思想境界。”
李普曼曾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这么一个伟大的新闻人，不会只有一本传记。《李普曼传》虽然冗长，但冗长中也有闪光，比如情感叙述上的柔软。本书被评为美国1980年最佳非小说畅销书之一。
在当代中国新闻界，也有一个人因为经营专栏文章而声名卓著，他叫储瑞耕。1988年，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河北省委机关报《河北日报》为了强化舆论、推进改革，在该报头版开辟了新闻评论专栏“杨柳青”，让储瑞耕一人主笔。他把责任看得比命还重，经常抱病采访、抱病写作。一篇篇“杨柳青”，或论理或剖析或赞颂或鞭挞或呼吁或提醒或谈心，每一篇都和社会现实紧密相接，都和社会民众息息相关，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多次在河北省年度新闻评比中获奖。1995年他写的剖析领导干部和大款“交朋友”的专栏文章，最早揭示了政治生活里这一危险的倾向，对于党风政风建设具有重大的警示作用，因此获得了中国新闻奖。1999年，中国新闻奖首次评选名专栏，他的“杨柳青”高居榜首。至今，“杨柳青”仍然是中国报业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发表作品最多、获奖次数最多、荣誉最高的个人专栏。2004年，储瑞耕荣获了中国新闻界编辑系列的最高荣誉——韬奋新闻奖。储瑞耕著有《心灵原稿》，那是他的日记精选，也无疑是他的心理自传和新闻生涯自传。 不能不说一句储安平。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因为“党天下”三个字遭了灭顶之灾，永远失去了他所钟爱的办报办刊事业。储安平终身都在追求思想的自由，终身都在对社会做着忠诚的发言。他主办的政论周刊《观察》整整征服了一代人。储安平犯有不少错误，但是，作为报人刊人，他的职业理念和敬业精神无法磨灭。中国一个叫戴晴的作家，为他写了一本传记，名为《储安平与“党天下”》，该书介绍了其人其事。
思想是深埋在地下的根，而不是漂浮在水面的萍。思想是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生对新闻事实的深入开掘。思想有多远，新闻人和他的新闻才能走多远。说官话说套话说废话说假话的人，不是太过平庸，就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拱手让出了思想的权利。所以，我们对具有思想光芒的新闻人别有一种敬重。
寻觅者的脚步
“脚板底下出新闻。”
这曾经是一句广泛流传广为人知的新闻格言。如今，这句话的光芒似乎正在渐渐地黯淡。因为现代通信是那么发达，因为某些人的价值观正在改变，因为某些新闻人的采访意识和采访能力正在退化。
但是，它仍然是真理。只有应知、欲知而未知的东西才是新闻，而应知、欲知而未知的东西需要寻觅者的脚步去探寻。
世界新闻史上有一个记者，用他采写的震动了全世界的一本书，为这句至理名言做了最好的诠释。这个记者就是美国的埃德加·斯诺，这本书就是《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
20世纪初的中国，几乎与世隔绝着。对世界来说，中国是一团最大的谜，是一些非常混乱的传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就读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斯诺，迈开了他前往中国的脚步。在中国，他看到了“一生中未曾见过的最令人心悸的场面”，“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这是我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耳闻目睹的现实让他认清了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嘴脸。后来他又进入“红区”，观察、倾听、感受、体验和思索。脚板，为斯诺累积了丰厚而又极为重要的新闻事实。七年之后，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震动了全世界，让世界第一次知道了中国，第一次知道了毛泽东。关于斯诺，可看尹均生和安危合作的《斯诺》以及武际良的《斯诺传奇》。
美国的另一位曾经荣获普利策新闻奖的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颇负盛名的记者兼作家，在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他几乎走遍了全世界，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目睹了许多难忘的历史场面。他在古稀之年来到中国，一里不少地走完了中国红军的长征路，写出了那本世界著名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年过八旬，他写下了自己的新闻自传，即《天下风云一报人》，全书内容丰富，描述精彩，思想犀利，值得一读。
不远万里前来中国寻觅新闻的外国记者还有一个澳大利亚人莫理循。1894年，他怀着一颗新闻雄心进入中国，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生动地记述了在清末中国的见闻，结集为《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引起了社会瞩目。当时大英帝国著名的《泰晤士报》约请莫理循做他们的驻北京特派记者。他的关于中国的一系列报道，让英国人民得以最早最准确地获悉了中国发生的一切。他的作品也被译成多种文字转载在欧洲的各种报刊上。由于莫理循和中国关系太深切了，彼得·汤普森和罗伯特·麦克林写他的传记的时候，直接就题为《中国的莫理循》。
中国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与各种新闻荣誉和新闻桂冠不沾边。但是，他的新闻意识却异常强烈，他的新闻脚步也绝对不同凡响。更可贵的是，他几乎把自己寻觅新闻的每一步都写成了书——《我从战场归来》、《重返巴格达》、《我钻进了金字塔》、《我在美国当农民》、《南极无新闻》、《我的诺曼底》、《一个人的远行》。据说，他的这些自传性的新闻纪实每本都发行了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册。这些书，既可以看作是书体新闻，又可以看作是他的新闻自传。而那些客观的褒贬不一的评论，也给我们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照。两者的会合，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很有追求的新闻摄影人。
探索者的勇气
新闻无学，有学也是肤浅之学、是雕虫小技——在中国，这些论调不但出现过，而且曾经左右着局面。但是，历史终究否定了它。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的新的学科目录中，把原来的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提升为一级学科即新闻传播学。如今，新闻传播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越来越受人们关注的一门显学。
1918年出版的徐宝璜撰写的《新闻学》，被认为是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开山之作。将近100年来，新闻学者队伍不断壮大，新闻理论专著也络绎不绝，只是至今没有看到几本新闻理论学者的传记。正因为如此，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甘惜分的自传《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格外引人注目。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新闻学者的铮铮风骨。
1954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年38岁，正在新华社西南总分社任采编部主任的甘惜分被调到了北大的讲坛，也走上了布满荆棘的探索之旅。此文无法尽数他所经历的重重磨难。64岁的时候，甘惜分完成了《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经过审核认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新闻理论的专著，因而长期被全国的新闻院校普遍用做教材。这本书让甘惜分大大提升了独立思考的信心和勇气，也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此后20年中，甘惜分在自己的新闻学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他第一个尖锐地提出报纸为什么不能批评同级党委；他第一个对毛主席的新闻思想提出质疑；他第一个倡导并筹建了中国第一家舆论研究所，造成了中国的“舆论地震”。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时他已经76岁，只用三天就写出浩浩长文，高声疾呼，“中国的新闻必须从体制上改革！”文章锋芒毕露，触及了很多极为敏感的问题，被人看作是“在刀尖上跳舞”。80岁，他带人完成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体制课题总结报告》。
特立独行，可以用这个词来概括甘惜分的一生。90多岁时他对记者说，“有些话不能不说。新闻理论的荒谬，误的不仅是新闻本身，还会导致误国误民，怎么能沉默？如果大家都装好人，看脸色行事，我们的新闻事业还能前进吗？”他还说，“我几十年来与人争论不休，不是争个人的脸面，就是为了探讨新闻这门学科的规律。如果说我的一生还有点儿价值的话，那就是在新闻学领域内，提出了几个前人未曾提出的问题，这也算是‘敢为天下先’吧！” 一个记者，在自己的新闻生涯中写出一两篇好新闻是可能的，因为机遇总有可能光顾。但是，要想经常写出好新闻，写出有重大价值重大影响的新闻、对社会有重大促进作用的新闻，就绝不能仅仅靠机遇了，要靠胆识、靠魄力、靠探索前行的勇气。新华社高级记者解国记的两本新闻自传——《既然当记者》和《记者到总编》中深刻地诠释了这一点。解国记的每一根新闻神经每一个新闻细胞都牵系在农民的身上。1994年，解国记得知河南省某村村干部合谋杀害了向上级反映本村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问题的农民陈重身，极为震惊。去闯这样敏感的新闻雷区，不但要冒政治风险，更要冒生命危险。但保持沉默，新闻良心何在？经过艰苦调查，他掌握了村干部仗势欺人农民负担奇重的大量事实，也查清了上访农民最终招致杀身的全过程。一个农民替农民喊冤把命喊没了的重大新闻惊动了党中央，也拉开了加强全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序幕。解国记笔下忧国忧民的报道无法一一赘述，但他的一句话足以让人回味：2004年他做客新华网在线交流时说自己“采访尖端题材之心永不死”。说这话时他已身任《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颇显他的职业情怀和探索的勇气。
新闻理论研究需要探索的勇气，新闻实务的发展也需要探索的胆识。在这方面赵超构是一面旗帜。因为他在反反复复的政治高压和重重的舆论迷雾中，办出了中国第一的晚报。他千方百计标晚报之新，立晚报之异。他领导的《新民晚报》发行量在全国报业中仅仅少于单位不能不订、人民不能不看的《人民日报》。《新民晚报》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赵超构铸进了中国的新闻史。
有勇气的探索者让人钦佩，有成就的探索者则永远让人敬仰。
经营者的辉煌
经营是一种艺术，一种集胸怀、头脑、魄力、韬略、能力和意志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
懂经营、会经营、经营得卓有成效的新闻人应该为数不少，可惜留下来的传记不多。张仲彩撰写的《高兴烈评传》却让我们真切地感受了一个精彩的新闻事业家。1990年，已经54岁、正在北京当着太平官的高兴烈，受命去深圳，主办那张创刊不到10个月因为严重错误而被停刊的《深圳商报》。到任之后，他面对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办公经费、人心早已涣散的极为困难的局面，设定了三个办报“基点”——政治家办报、企业家经营、创业者开拓。在经营上，他紧紧抓住“战略、结构、市场、技术、管理和文化”六大要素，连续实施了一个又一个大手笔。仅仅过了9年，这家一无所有的小报纸，变成了“全国第一家市政府机关报”，报纸发行覆盖了全国百分之百的县市、港澳地区以及世界20多个国家。权威部门评定他的报纸品牌价值30亿元。他建成了三报四刊的媒体群和企业群，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全国报业均名列前茅，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
中国新闻界的老前辈，著名记者、编辑、评论家，爱国报人徐铸成的一本《徐铸成回忆录》，让我们有机会咀嚼他的一生。徐铸成一生60多年的人生中，就干了一件事——办报，而且，主要是办《文汇报》。1938年《文汇报》创刊时请他主持笔政，每天一篇社论。他高举爱国大旗，积极宣传抗战，鞭挞民族败类。他接手一个月，报纸销量就直线上升，突破1万大关。4个月，激增到6万份，成为当年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本文容量有限，不能细数他对《文汇报》的苦心经营。《文汇报》曾经三次停刊又三次复刊，从当年受到斩断手臂的威胁，到后来被错划为右派，他对新闻痴心不改，办报坚贞不渝，在中国现代史上痕迹深深。
不知道是不是和国情与社情有关，国外的新闻事业大亨和新闻实业巨子相对来说更多。特纳、卡特利奇（美）写过《我的一生与纽约时报》，乔治·之斯特（澳）写过《默多克——世界报业大亨》，米夏埃尔·于克斯（德）写过《报业巨鳄——阿克塞尔·施普林格传》，欧列塔（美）写过《媒体帝国——泰德透纳的电视革命》等等，数不胜数。
如果把记者的采与写、编辑的编与发都看作是一种微观经营的话，那么新闻史上经营的佳话就太多太多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滞留在香港，亟须接运回国。记者浦熙修在机场目睹了国民党派去的飞机运回来的却是孔祥熙夫人、大量箱笼和几条洋狗。人命关天一票难求的非常时刻，飞机不载人而载狗！她当即写了一篇揭露性的社会新闻但被检查机关扣压。无奈之下，浦熙修“化整为零”分别写了四条新闻，把“很多人接亲人扑空”和“陪都洋狗多了七八头”分开，由于没与孔家直接关联，送审顺利通过。回来她就把四条新闻拼接起来发出，而且特意在标题上突出了洋狗。“洋狗事件”立即激起了反孔学潮……
写浦熙修的传记不少，朱正的《报人浦熙修》，袁冬林的《此生苍茫无限》，还有一本《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都可供参考。
创新者的荣光
在新闻采访的大道上，记者的身影匆匆、日夜不断，可以用摩肩接踵来形容，也可以用前仆后继来赞叹。不同的是，有些记者只是亦步亦趋，随帮唱影，最后被淹没在零零碎碎重重叠叠毫无特色的报道里。而有些记者不仅用脚跑路，还用脑思考，他们精心设计和刻苦实践着自己的采访方式，从而走出了自己的采访之路，也收获了让旁人意外和羡慕的新闻之果。
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有一本记者生涯实录，名为《深呼吸》。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界走红的是“典型报道”，落到人物报道上，要么是先进的要么是落后的典型。张建伟别出心裁，搞了一个《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的系列报道，分别写了八个人，不是什么典型。他追求的是角度，是深度，是厚度。通过全方位的扫描，研究和回答的主题是——从社会因素来说，怎样才能促进青年知识分子人才辈出。
这组报道所引起的震动，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一方面读者反响巨大，另一方面新闻研讨超常热烈。这样的报道太有深度太有力度了！很快，“张建伟模式”的报道就风生水起。当年极力鼓励、鼓动张建伟搞这组报道的编辑李大同，在张建伟成功之后写过一段话很有意味。他说：“不要试图去寻找什么重要新闻，而要努力使新闻重要起来。”这就是被许多新闻专家认可的深度报道的缘起。深度报道后来形成了新闻飓风，出现了若干新闻精品。
就像许多文字记者笔下的新闻总是囿于新闻八股一样，很多摄影记者手下的图片也常常落入俗套，甚至俗不可耐，但是，新华社记者宋晓刚的新闻摄影纪实《从东拍到西》却让我们眼前一亮。1996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总统候选人多尔进行竞选电视辩论。新华社派驻华盛顿摄影记者宋晓刚当时无权进入现场采访。不在现场能不能拍下这个重要的场面？他把一副大墨镜放到电视屏幕前面，自己站在电视机后面等候抓拍。墨镜的两个镜片里，一边是克林顿，一边是多尔，他成功地抓到了两个人既郑重又紧张的面部表情。这张完全反传统的新闻照片传回国内，赢得一片叫好声。十年之后宋晓刚再赴美国，在美国最大的都市报《每日新闻报》当摄影记者。在次重量级拳王托尼向重量级拳王霍利菲尔德挑战的新闻发布会上，很多外国同行纷纷对两个拳王进行摆拍，他不露声色地抓到了托尼坐到对手身旁却一脸不屑的神情。照片发出来后让国外同行们赞叹不已。宋晓刚进入《每日新闻报》刚刚一个月，就被美国很有声望的《纽约客》杂志作为人物以专访的形式报道出来，原因很简单：他的新闻图片总是有所创新，总能引起读者不同的感受。 在世界新闻史上，体验式采访早已有之。但是，深圳晚报记者涂俏在这条路上似乎体验得更广更深。她“住过”非法经营、藏污纳垢的“十元店”，她当过艰辛又悲哀的“啤酒女郎”，当过“婚托”和“医托”，她体验了打的不花钱反倒挣钱的诀窍，体验了精神病人遭遇的种种痛苦……全凭种种灰色的体验，她真实报道了当代中国边缘阶层的生存状态。大作家梁晓声为她的采访自传《生存体验》所做的序中说，“涂俏们的眼所逼近观察到的，涂俏们的笔所详实记录下的人物、事件、社会现象，帮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对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对整个中国的大状态，形成较全面的认识……”涂俏在采访上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体验式采访和亲历性新闻的社会价值。
先行者的脚印对于后来人的意义，是无须赘言的。
两栖者的风采
一个记者能走多远——成思行给中国当代著名记者艾丰撰写的评传，用了这样一个书名。这个书名给新闻人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和这个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个新闻人的天地能有多大？
“作为著名报人、品牌专家、策划大家与经济学者，艾丰经历之丰，成就之繁，风格之异，在中国新闻传媒界恐怕绝无仅有。”《艾丰评传》一书中这样评介艾丰。20世纪80年代初，艾丰就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时，就把自己的新闻之根深扎在了经济的土壤里，以大胸怀想大局，以大视野抓大事，以大思路说大理，以大手笔做大新闻。他率先提出了打造大企业集团的思路；他倡导并组织了“中国质量万里行”；他组织制定了中国的名牌战略；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提出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目标；他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思想；他关于“小城镇，大战略”的建议被吸收进党的十五大文件……
站在新闻与经济接合部的艾丰，被称为是“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刚刚60岁的艾丰退休之后，完全转向了经济研究，一心一意当起经济学家了。
如果说艾丰一栖新闻一栖经济，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那么再看看金庸。费勇的《金庸全传》让我们看到了新闻与文学的两栖人生。金庸22岁开始辗转报界十年，并没有突出作为。31岁时给《新晚报》写了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连载，却一炮成名。受此启发，后来他和人联手创办了一张《明报》。仅仅三年，《明报》从一张以刊登武侠小说为主的小报变为以新闻和评论为主的大报，历史最高发行量曾达到25万份，被称为香港报业的一个奇迹。和他的新闻事业比翼齐飞，金庸的武侠小说同时也蒸蒸日上。到1972年，金庸写了14部武侠小说，同时也创造了文学的奇迹。他的武侠小说闻名全球，以至于有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迷。金庸给我们留下了不会磨灭的文化记忆。
新闻史上两栖、三栖甚至多栖的新闻人很多。《海明威传》（库尔特·辛格著）告诉我们：海明威在辗转于几家报社做新闻的同时，小说也连连出手，其名著《老人与海》获诺贝尔文学奖。张恨水评传《文人的黄昏》（张毅著）勾画了张恨水作为报业巨子和小说大家的双栖形象，他献身报业30年，小说连载30年，发了百十来部。其中《金粉世家》、《啼笑因缘》，都是成名大作。一个报人又成了无人不知的大作家，这在中国新闻史上绝无仅有。
有人说，新闻是个十字路口，可以通向政治，通向科学，通向经济，通向文学。其实，何止是“十”字路口，“米”字路口也不足以概括新闻之通达。站在新闻圈里，和社会的任何一个层面任何一种职业都会紧密相连。在新闻的领域里，两栖、三栖，乃至多栖，那是一种能力，是一种风采，是一种奉献。这种能力这种风采这种奉献，不更能引起读者的瞩目吗？
结 语
开拓者，奋斗者，勇敢者，大爱者，正义者，思想者，寻觅者，探索者，经营者，创新者，两栖者……
历史是浪人是沙。把生命交给了白纸黑字的新闻人，最后变成了白纸黑字的并不很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新闻精英并没有留下传记。何况，由于笔者阅读有限，难免疏漏多多，或有所失当。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管中窥豹。承继和研究新闻人传记这样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有利于滋养和发展我们的新闻事业。况且，阅读这些新闻人的传记，在那种心对心的体味以及情和情的交织中，感悟新闻，感悟人生，是一件多么有益又多么快慰的事！
当我翻读数百本新闻人传记的时候，很冲动地想起了那个成语：“画龙点睛”。是的，画新闻之“龙”，点功成之“睛”，这就是新闻人传记的出版使命，也是新闻人传记的整体面貌。那些写得好的传记，穿过时间的隧道穿透空间的阻隔，把我们所不知的一个个独特的新闻人生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既有清晰的人生轨迹，也有生动的人生图像，既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背景，也深刻地提炼了一种新闻的理性思考。那些传主们的事业和奋斗、经历和思想、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无不是我们的财富。我相信，这些新闻人传记的写作、出版和发行的过程，会像播种机一样，把新闻的使命、新闻的责任、新闻的技艺、新闻的意趣广泛地播撒到全社会的土壤中。我还相信，读者阅读这些传记的时候，那感觉不是被宣传、不是被灌输，而是一种发现和交流、一种感染和激励。我们无法断定，这些传记所播下的新闻的种子会在何时、何地，会在多少代多少人的心里发芽、生根、开花、结果，甚至长成大树，甚至形成高峰，甚至变成雕像……
新闻的事业就是这样承继的，就是这样繁荣和昌盛的。而这，恐怕也正是那些新闻人传记的传主们和那些传记的作者出版者们，还有那些传记的读者们所共同期待的吧！
（作者单位：吉林市江城时报社）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