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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斯特湖恬静慵懒地躺在汉堡的怀里，水光粼粼，倒映出湖岩的幢幢建筑，更显清澈。优雅地游弋于湖面的天鹅是湖上最美的风景。2005年8月的一天午后，一个高高壮壮的剃着平头的东方男子来到了湖边支起画架拿着画笔静静地画着，他时不时抬头看一下眼前的景色，然后在画布上坚定地落笔，完全忘了旁观者的存在，直到日落将至，对岸市政厅下的连拱走廊开始闪出灯火他才离去，这个画者便是崔小冬。
这一年是中德文化年，崔小冬作为文化交流学者来汉堡作学术交流，在汉堡这段时间每天不是参观各类现代艺术展就是和德国艺术家做研讨或接受电台、电视台采访。交流事务虽然繁忙，但崔小冬还是偷得那仅有的三分闲出来，只要一有空不是去逛美术馆，便是来阿尔斯特湖边画风景，在他看来这才是最好的交流。临回国前，他把在德期间画的几十张画在汉堡“艺术家之家”作了个简单的展览。
当崔小冬抱着一捆画乐颠颠地回到中国，回到杭州时，已是9月，这个秋天，中国的油画市场像一座活跃的火山，出现了令人惊叹的“井喷”现象，在一片本已红火的艺术品市场上，显现出更为强劲扩展势头。这一年，从北京、上海、广州到香港，纽约，各大拍卖行都陆续推出了与中国油画有关的专场拍卖，急速推高了中国油画市场的整体价格。崔小冬并没有太多的留意这些，他一头扎进了画室里，他并不是不关注这些，他也知市场对他的意义，并且身后也不乏众多支持他，偏爱他作品的收藏者和画廊，只是他很清楚在画室里才有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人们之所以觉得梭罗的一生是幸福的，是因为他选择了回到自己内心的位置，在自己该活的领域里，做着自己天性中喜欢做的事，他是自己真正的主宰。
与生俱生的文人情怀
生命在闪光中现出绚烂，在平凡中现出真实。
崔小冬1964年出生于辽宁锦州，当时中国刚走出那惨烈的自然灾难与狂热的年代，文艺界也稍稍有了喘息之机。从城市到农村开始活跃着各种文艺宣传队包括美术组，音乐组，剧艺社，新文艺社等。崔小冬的父母都在一家不大的工厂上班，他父母对于文艺生活也非常热衷，儿时的崔小冬便生活在这样一个精神高过物质的家庭氛围中，父亲崔广仁平日里经常和周围一帮文艺爱好者聚在一起画画，唱歌，创作剧本，时不时还参加工厂文艺队去作宣传演出。
孩提时的崔小冬非常向往这些大人们玩的游戏，也经常握着比他手指还粗的笔学着大人像模像样的在纸上涂抹摆弄着，嘴里还哼着不怎么成调的歌。然后又迫不急待地跑到爸妈跟前给他们欣赏自己的大作，爸妈看过之后总是乐呵呵地把他表扬一通，这种表扬对这个憨直的孩子来说挺受用，很具有鼓动性，他便越发画得起劲。时间一长，画得也就多了，画出来的也很有模样了，他细心的父亲那时就开始整理保存那些透着纯真和横劲的画作。
50年代初中国大搞“文艺服务政治”，文艺相对开放了几年，那一段时间，他父亲收集了不少文艺书籍，其中也有一些国外画册。到了“文革”期间这些画册是绝不可能堂而皇之地在家中出现的，但他父亲舍不得烧掉，便把这些画册藏在衣柜顶上的纸箱里。出于小孩好奇的天性，崔小冬经常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搬个小凳子放在衣柜边的桌子上，颤颤巍巍地爬上去拿出有点积灰的画册，一页一页认真地翻看，委拉斯贵兹的《打鸡蛋的妇女》、《纺织女》，伦勃朗的《抢劫黛安娜》，列宾的《意外归来》……
当然这时的崔小冬无法理解这些画中的故事，更不可能去想画里的技巧，但也正是这个原因使他看着这些画可以无边无际的想象，他有时把这些画和中国的神话故事联系了起来，甚至还自己编着故事情节。这些想象当然是很局限的，可他很陶醉于这些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这个“秘密活动”一直让他很兴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父亲才发现这件事。父母知道这孩子喜欢这个，也出于自己对孩子的期盼，于是崔小冬12岁的那一年让他跟当时的小学美术老师正式学画画。
小学美术老师叫王金德，是一名曾下乡到农村的辽宁抚顺知识青年，后来调到崔小冬所在的工厂子弟小学任教。对于像王金德这样的知青而言，刚经历过不幸的时代，宝贵的青春被荒废，有坎坷的经历，有过很多的彷徨苦闷思索，但正是这些身心的洗炼，把他造成激情燃烧的浪漫主义者！当时王老师身边有一大帮学画的孩子，其中不乏有些很有天份的学生，后来锦州那边很多画画的当时多多少少受过他的影响。王老师平时除了教他们画画外还跟他们讲文学讲契诃夫、莫伯桑，教一些学生拉小提琴。或许在老师看来，他很感谢这帮学生，和学生在一起使他内心的苦闷得到了暂时的慰藉。
崔小冬当时在他的这帮学生里并不是出众的，有时甚至不大被人注意，但他跟别的孩子一样非常崇拜这位长的有点像德拉克洛瓦的美术老师。上素描课的时候，崔小冬不是很会排线，他觉得这样很烦，他有点怀疑这种排线方法带来的“功效”。同学们都笑他，王金德很理解崔小冬对排线的排斥，他并没有强迫崔小冬去练排线的意思，而是让他把要排线的部分直接涂黑。与其说这是种对排线的排斥不如说是对当时中国固有绘画教学模式的一种出于天真的怀疑，这种怀疑对于当时的崔小冬来说是无意识的或者是隐约的，但却一直影响着崔小冬以后的学画过程。
17岁那年崔小冬考上了辽宁艺术师范学校，在那里他遇见了当时在学校任教的画家王重敏先生。王重敏是江苏武进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西画专业，曾随著名教授徐悲鸿，吕斯百等学素描，同时还对中国画有研究。上师范两年中，大部分老师也并不怎么喜欢崔小冬的那种看似胡涂乱抹的用笔方式，唯独王重敏觉得崔小冬的画中透出来的与其他学生不一样的气质，这个儒雅细腻的南方人觉得这个学生有用线造型的天份，很有韵味。他把崔小冬的一些速写压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的玻璃下，并时不时把大师画册给崔小冬讲解，加剧了崔小冬对西方绘画的洞察力，也使他非常着迷和敬佩。直到现在崔小冬还是觉得那时能遇到王重敏这样的有较高艺术造诣的老师是非常幸运的。 读师范的两年里，崔小冬除了努力画画还看了不少中西方名著，特别是当时极度流行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给予了崔小冬很大的震撼。书中约翰·克里斯朵夫说“我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让我在你的怀抱中歇一歇吧，有一天我将为新的战斗而再生！”“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
直到今天崔小冬一想到书中这些话还会心跳不已。这就是崔小冬心中的英雄，《约翰·克里斯朵夫》让年轻的崔小冬看到人自身的价值所在，他也同情小说中主人公的悲情人生，而罗曼·罗兰笔下的那种苦难美也一直影响崔小冬之后的艺术思想。
熟悉一点当时历史中的人都知道上世纪80年代初的左倾回潮，那时在高校里有一批人被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师范毕业前，由于崔小冬有一次没有参加在学校的植树活动，结果也被戴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对于崔小冬来说他那时根本不知道这个词的真正含意是什么，也正是这个连他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的“帽子”，让他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锦州地区很偏僻的一所农村小学当老师。他就为了这个不知名的帽子在农村一呆就是三年。
19岁到21岁的崔小冬，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不能接受那单调艰苦的农村生活。歌德说过“除了艺术之外，没有更妥善的逃世之方”。在农村的三年，崔小冬以疯狂的临摹和大量的速写来回避自己青春的苦闷无处发泄而又不得不发泄的痛苦冲撞。罗曼·罗兰笔下的人物也一直激励着他自己，他一遍遍临摹着印刷质量很差的画册上的大师作品，单一张《教皇英诺森十世》就临摹了数十遍，快能背画出来了。他坚持每天下课后去火车站画速写，那三年画的画后来秤了一下有好几十斤，而当时他的体重也不过九十几斤，可以说在农村的三年，是崔小冬身心最为苦闷的三年，但也是他极度勤奋的三年，因为他知道考上大学是最好的出路，他别无选择，他心里默默藏着的是考美术学院的念头。
1985年崔小冬报考鲁迅美学院油画专业并被录取，可正当他满怀欣喜的准备去报到时，却接到被鲁美除名的通知。原因之一便是他那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这件事几乎打碎了这个年青人从农村出来的梦，他打心里很不服。但历史往往有其偶然的一面，也或许是命中注定，第二年他觉得考鲁美、央美都可能过不了政审这一关，还不如直接再向南去考浙江美术学院。当时南方的思想相对开放，这一年夏天他接到了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录取通知书。
命中注定的推石者
崔小冬上本科的那四年中国正处于一个全民反思的年代，一场被命名为“85思潮”的艺术运动像风暴一样席卷了中国大陆。中国现代美术正孕育、萌发着新的生命。除了已成形的伤痕绘画，乡村现实绘画和新现实主义绘画等形式的作品，伴随着的还有大量的西方文化思潮：包括现代美学思想和作品进入中国。这个时期的艺术家开始偏爱远离现实实际情境的题材，并且开始离开惟妙惟肖的写实技法，对现实实际生活的批评取代了创作上的墨守成规。评论家用“狂飙突进”来形容这场美术运动最热闹的时候。1986年的浙江美术学院处在运动思潮最活跃的中心。
当时在浙江美术学院学习的崔小冬也面临着选择，是坚持长久以来的追求，还是去迎合潮流的节拍，他也尝试过，但最终骨子里的那种文人式的清高使他并没有借用观念形式来淹没自己的思想情感，也没有因潮流冲击而偏离所执著的方向。
在崔小冬看来他并不需要这些，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捍卫自己内心的崇高，留在教室里临摹着伦勃朗，德拉克洛瓦自画像，晚上依然去火车站画速写，素描。并且继续着西方传统油画的面目标，他把个人化的审美情绪在写生对象身上的映射转化为那种崔小冬的画里特有的凝重温润的油性材质与书写笔法。老师们发现他对形与色的天生敏感和西欧传统绘画的领悟，画上透着特有的灵秀之气也引起了关注，当时油画系的蔡亮、陈宜明、许江等老师也时常鼓励他。
崔小冬从浙江美院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在广西桂林教育学院美术系当老师。1992年，用崔小冬自己的话来说是正式“脱贫”的一年。那一年，台湾的随缘艺术基金会找到了他。当时台湾和香港的艺术品市场发育较早，早已形成了一定规模。早在80年代初期，由于台湾和香港的艺术品毕竟资源有限，精明的港台商人就把挖掘艺术品的触角伸向大陆。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国艺术品市场日臻佳境，这无疑给台湾的艺术品商人带来了无限商机。
许多台港艺术机构把事业的落脚点落到了大陆。他们以办展览、签约和代售等形式，购进大量大陆画家的作品。随缘艺术基金会最终在大陆签了几个青年画家，其中就有在桂林的崔小冬。这时崔小冬成为了一个“签约画家”，签约的内容主要是由基金会免费提供绘画材料同时优先购进画家的作品，这使每月工资只有百十块钱的崔小冬觉得“富裕”了起来，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他画的越发勤快了。他除了画人体、人像，也画静物、风景。那段时间崔小冬的画几乎都被基金会画廊收走了，日子是过的慢慢好起来了。可崔小冬知道自己绘画的路很漫长，桂林和基金会也不可能是他的艺术终点，他想去读研继续深造，他心灵的深处系着文华灵秀的西子湖畔。而他的老师胡振宇也劝他考研。1993年，在胡振宇，许江的力荐下，考研英语成绩没过线的崔小冬被刚改名为中国美术学院的浙美油画系破格录取。
读研究生三年，崔小冬彻底摆脱了之前自己在艺术方向上懵懂断续的状态而显得更为明确，更为自信了。三年中他几乎每天都泡在了学校画室中，那段时间他在技法和材料的理解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与生俱来的对美和真实的憧憬，让他觉得的艺术作为独立的个人，就只是为了美的情感的表现，那些传世经典之作告诉他：最好的绘画作品除去题材，思想，内容和画家的功夫手艺要好之外，还要溶入画家在使用工具，处理材料，驾驭技巧的主观与特殊，精湛与独到，方能获得成功。从中也凝练出真正的“艺术个性”。 研究生三年，他爆发出强劲的斗志和高度饱的创作热情，作为一个画家所必须具备的艺术个性开始凸显并成熟起来，催生出一大批作品。崔小冬的《画室》各屏系列在研究生毕业展时，受到了师生与同行的极大关注。许江先生当时曾写“小冬的《画室》系列条屏中，人物之间并没有情节上的联系，却有着一种造型意象上的融通，似乎一个个人物透木框，彼此流动，在片段式的缝隙中，追求着一种流动的完满。片段连续的画面成为对古典式庄重华贵的间歇的追问，一种苦心而执迷的造型机巧……这个视觉意义就是以写生的方式来回应传，直视对象，澄明自身。”
画家这段时期的作品如《画室》、《遗失的浪漫》等系列似乎是作者历经患得患失后的内心独白，正是这种略带怅然的浪漫情怀深深打动了观者。基于自身的成长现实与对人性的文学性的悲剧认识，崔小冬绘画中的人物形象在写实中带有巨大的情绪注入，似乎19世纪浪漫主义情绪中的呈现的却是一种个人的悲剧式的营造臆想。所以崔小冬的绘画中的浪漫主义本质上却不同于以前代画家的集体伤感，也不同于风花雪月式的唯美悲情，而是呈现出一种悲壮的类似宗教般的吟唱式情绪，是一种严肃的悲伤，伤感中带着愤怒，唯美面目下含着宿命般的对人性的尊重和悲观态度。
企图在平凡的当代现实景观中注入一种深陷泥潭的边缘感，以及某种挣扎的强力感受，导致了崔小冬的绘画形象笔法毕露，油质流淌却又极其的深刻写实，与表象化的描摹式的写实主义断然分离，含有对现实与人性恋恋不舍却又极度悲伤的情绪。这使得崔小冬的绘画中端正的西欧油画手法外，更有一种直逼心灵的情绪表达。而作品中源于画家的感性本能，在中国的油画里较为罕见的，有着一种欧洲油画的直接传承感的那种特有的材质美，极富音乐感的用笔，用色和造机巧也迷到了众多的同行和后辈学子。这时的崔小冬俨然成为了他们心中最“酷”的明星，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们以后的艺术理念，当时有人称他是最学院派的学院派。
有人如此写道：“在崔小冬的画中，在那些人体和肖像的中调部分往往飞扬起一种颇有几分生猛的笔触和色块，而使得整个画面变得生动而厚实起来。这样一种用笔的机趣，往往包容着画家对形于色的悟性，也包容着画家对材质的有些‘酷’味的追求和一种对美的辛辣冷峻的迷恋……这即是对油画创作当下性问题的回应，也是我们所热切关注和提倡的。”这一年，刚毕业的崔小冬被留校在油画系任教。
1996年到1999年是崔小冬在艺术上收获硕果的三年。1997年在《画室》系列在中国美术馆兴办的“罗中立奖获得者展”和“中国百年油画消像回顾展”上展出引起了很大反响，而“中国百年油画消像回顾展”上，崔小冬的作品《画家与模特儿》更是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同行对油画品质的专业共鸣。有评论家曾写道“在这里，画家并不追求绘画的文学性描写和观念形态的诠释，而是直面对象本身，强调绘画的‘直观呈现’……”、“崔小冬的画不仅在于他丰富和深化了学院派，更在于他让我们更深入地体认了写实油画的高贵。”
紧接着的两年里崔小冬的画频频出现在各大展事和艺术杂志上，各类艺术评论中也频现崔小冬的名字。崔小冬开始受到一些海外艺术机构的关注，1999年他参加美国旧金山“Finger This”写实主义绘画展时，一位美国收藏家曾这样说：“看了崔的画就像是在伦敦喝上了一杯纯正的巴尔的摩咖啡，味道真美……”。紧接着崔小冬分别在台北，高雄美术馆举办个展，同时日本如水美术馆，美国南加州大学美术馆，台湾高雄，台北美术馆，澳大利亚大都会等国内外艺术机构开始收藏他的作品。
1999年夏天崔小冬作为访问学者来到了艺术之都巴黎，在巴黎的半年里，崔小冬一次次留连于卢浮宫，奥塞等博物馆，库尔贝、柯罗、印象派等19世纪大师的绘画一次次打动着他，法国人的“色彩魔术”让他着迷，也使他陷入深深的思索，他努力的规划着自己的将来，不知不觉中他接受着19世纪写实主义和印象派的洗礼。
从巴黎回国后，崔小冬的艺术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手中的调色板闪烁着明亮的色体貌，欢快的笔调，对光线的运用也十分完美，以一种没有丝毫做作完全自发式的技巧作画，他试图将法国印象派绘画对光线的感受与他纯熟的写实技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但与法国印象派绘画相比，崔小冬更多保持了写实的造型和准确的崔小构冬图《，白玫在瑰用》色64上×5没5c有m脱离人物具体的特质。而他特有的无语，淡然的文人情怀在他的作品中也显得愈加浓烈。这一时期的作品《女儿》在参加“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时，人们很难相信这幅画出自中国画家之手。2004年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天地之间”三人油画作品展上，崔小冬更被称之为“响亮的失语者。”
2005年从汉堡回来的崔小冬，继续在画室中努力寻求古典附于现代的意义，让传统更合理地存在于当代文化的文化使命悄悄地植根于心。他不断努力完善着自己，这一时期的画往往题材显得更宽更大，画面也显得更加坚定有力，他的《大师的家庭日》、《罗丹工作室》、《生命的艺术》等作品便是取材毕加索、罗丹、弗里达等艺术大师的日常生活，基于对现实与当代的认识分岐，这些作品方式体现了一种掐扎与返依，使崔小冬一直在写生的直叙，将自己我对浮肿像的精神深度映照和想象式的对过去历史或当下的艺术家生活现实场景的某种寓言式书写，这两种绘画中徘徊往复，有一种现代人性的普通的自我边缘，独自远去却又自尊独立极度企望的挣扎感。
评论家霍华德·达姆曾这样评价他的这些作品：“他作品中的力量不容忽视，画面会以史诗般的魔力，人们不得不被它们打动”。的确，崔小冬正是用那种艺术家至始至终对生命本真的爱，淋漓尽致地表现着他的作品中。并且体现出了艺术家的一种对怎样使经典艺术合理溶于当下社会艺术形态，怎样用强调审美的艺术本体论去进行价值的衡量及判断当下都市文化时代的文化使命感。如果西西弗斯推石这个神话是悲剧性的，那是因为他的英雄是具有古希腊人看到重特落地，认为身体内部都有一种“寻找自己位置的愿望”。他们以原始朴素的观念解释着来自事物本身的灵性，而巨石的滚落也因此被寻回了它本身所蕴涵的崇高意义。
哲学家们用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神话在古老的寓言中诠释着生存的永恒困境，并不断寻求救赎的方式。而今天，崔小冬心中的那块艺术巨石也还在不停滚动。他的命运属于他，他的巨石也属于他。因此，凡是盯信人的一切故事都是属于人的本身。追寻艺术的理想境界就像寒夜里的漫漫长路，他必须用自己毕生的艺术实践去量那漫长的征程。
这一年是中德文化年，崔小冬作为文化交流学者来汉堡作学术交流，在汉堡这段时间每天不是参观各类现代艺术展就是和德国艺术家做研讨或接受电台、电视台采访。交流事务虽然繁忙，但崔小冬还是偷得那仅有的三分闲出来，只要一有空不是去逛美术馆，便是来阿尔斯特湖边画风景，在他看来这才是最好的交流。临回国前，他把在德期间画的几十张画在汉堡“艺术家之家”作了个简单的展览。
当崔小冬抱着一捆画乐颠颠地回到中国，回到杭州时，已是9月，这个秋天，中国的油画市场像一座活跃的火山，出现了令人惊叹的“井喷”现象，在一片本已红火的艺术品市场上，显现出更为强劲扩展势头。这一年，从北京、上海、广州到香港，纽约，各大拍卖行都陆续推出了与中国油画有关的专场拍卖，急速推高了中国油画市场的整体价格。崔小冬并没有太多的留意这些，他一头扎进了画室里，他并不是不关注这些，他也知市场对他的意义，并且身后也不乏众多支持他，偏爱他作品的收藏者和画廊，只是他很清楚在画室里才有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人们之所以觉得梭罗的一生是幸福的，是因为他选择了回到自己内心的位置，在自己该活的领域里，做着自己天性中喜欢做的事，他是自己真正的主宰。
与生俱生的文人情怀
生命在闪光中现出绚烂，在平凡中现出真实。
崔小冬1964年出生于辽宁锦州，当时中国刚走出那惨烈的自然灾难与狂热的年代，文艺界也稍稍有了喘息之机。从城市到农村开始活跃着各种文艺宣传队包括美术组，音乐组，剧艺社，新文艺社等。崔小冬的父母都在一家不大的工厂上班，他父母对于文艺生活也非常热衷，儿时的崔小冬便生活在这样一个精神高过物质的家庭氛围中，父亲崔广仁平日里经常和周围一帮文艺爱好者聚在一起画画，唱歌，创作剧本，时不时还参加工厂文艺队去作宣传演出。
孩提时的崔小冬非常向往这些大人们玩的游戏，也经常握着比他手指还粗的笔学着大人像模像样的在纸上涂抹摆弄着，嘴里还哼着不怎么成调的歌。然后又迫不急待地跑到爸妈跟前给他们欣赏自己的大作，爸妈看过之后总是乐呵呵地把他表扬一通，这种表扬对这个憨直的孩子来说挺受用，很具有鼓动性，他便越发画得起劲。时间一长，画得也就多了，画出来的也很有模样了，他细心的父亲那时就开始整理保存那些透着纯真和横劲的画作。
50年代初中国大搞“文艺服务政治”，文艺相对开放了几年，那一段时间，他父亲收集了不少文艺书籍，其中也有一些国外画册。到了“文革”期间这些画册是绝不可能堂而皇之地在家中出现的，但他父亲舍不得烧掉，便把这些画册藏在衣柜顶上的纸箱里。出于小孩好奇的天性，崔小冬经常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搬个小凳子放在衣柜边的桌子上，颤颤巍巍地爬上去拿出有点积灰的画册，一页一页认真地翻看，委拉斯贵兹的《打鸡蛋的妇女》、《纺织女》，伦勃朗的《抢劫黛安娜》，列宾的《意外归来》……
当然这时的崔小冬无法理解这些画中的故事，更不可能去想画里的技巧，但也正是这个原因使他看着这些画可以无边无际的想象，他有时把这些画和中国的神话故事联系了起来，甚至还自己编着故事情节。这些想象当然是很局限的，可他很陶醉于这些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这个“秘密活动”一直让他很兴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父亲才发现这件事。父母知道这孩子喜欢这个，也出于自己对孩子的期盼，于是崔小冬12岁的那一年让他跟当时的小学美术老师正式学画画。
小学美术老师叫王金德，是一名曾下乡到农村的辽宁抚顺知识青年，后来调到崔小冬所在的工厂子弟小学任教。对于像王金德这样的知青而言，刚经历过不幸的时代，宝贵的青春被荒废，有坎坷的经历，有过很多的彷徨苦闷思索，但正是这些身心的洗炼，把他造成激情燃烧的浪漫主义者！当时王老师身边有一大帮学画的孩子，其中不乏有些很有天份的学生，后来锦州那边很多画画的当时多多少少受过他的影响。王老师平时除了教他们画画外还跟他们讲文学讲契诃夫、莫伯桑，教一些学生拉小提琴。或许在老师看来，他很感谢这帮学生，和学生在一起使他内心的苦闷得到了暂时的慰藉。
崔小冬当时在他的这帮学生里并不是出众的，有时甚至不大被人注意，但他跟别的孩子一样非常崇拜这位长的有点像德拉克洛瓦的美术老师。上素描课的时候，崔小冬不是很会排线，他觉得这样很烦，他有点怀疑这种排线方法带来的“功效”。同学们都笑他，王金德很理解崔小冬对排线的排斥，他并没有强迫崔小冬去练排线的意思，而是让他把要排线的部分直接涂黑。与其说这是种对排线的排斥不如说是对当时中国固有绘画教学模式的一种出于天真的怀疑，这种怀疑对于当时的崔小冬来说是无意识的或者是隐约的，但却一直影响着崔小冬以后的学画过程。
17岁那年崔小冬考上了辽宁艺术师范学校，在那里他遇见了当时在学校任教的画家王重敏先生。王重敏是江苏武进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西画专业，曾随著名教授徐悲鸿，吕斯百等学素描，同时还对中国画有研究。上师范两年中，大部分老师也并不怎么喜欢崔小冬的那种看似胡涂乱抹的用笔方式，唯独王重敏觉得崔小冬的画中透出来的与其他学生不一样的气质，这个儒雅细腻的南方人觉得这个学生有用线造型的天份，很有韵味。他把崔小冬的一些速写压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的玻璃下，并时不时把大师画册给崔小冬讲解，加剧了崔小冬对西方绘画的洞察力，也使他非常着迷和敬佩。直到现在崔小冬还是觉得那时能遇到王重敏这样的有较高艺术造诣的老师是非常幸运的。 读师范的两年里，崔小冬除了努力画画还看了不少中西方名著，特别是当时极度流行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给予了崔小冬很大的震撼。书中约翰·克里斯朵夫说“我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让我在你的怀抱中歇一歇吧，有一天我将为新的战斗而再生！”“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
直到今天崔小冬一想到书中这些话还会心跳不已。这就是崔小冬心中的英雄，《约翰·克里斯朵夫》让年轻的崔小冬看到人自身的价值所在，他也同情小说中主人公的悲情人生，而罗曼·罗兰笔下的那种苦难美也一直影响崔小冬之后的艺术思想。
熟悉一点当时历史中的人都知道上世纪80年代初的左倾回潮，那时在高校里有一批人被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师范毕业前，由于崔小冬有一次没有参加在学校的植树活动，结果也被戴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对于崔小冬来说他那时根本不知道这个词的真正含意是什么，也正是这个连他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的“帽子”，让他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锦州地区很偏僻的一所农村小学当老师。他就为了这个不知名的帽子在农村一呆就是三年。
19岁到21岁的崔小冬，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不能接受那单调艰苦的农村生活。歌德说过“除了艺术之外，没有更妥善的逃世之方”。在农村的三年，崔小冬以疯狂的临摹和大量的速写来回避自己青春的苦闷无处发泄而又不得不发泄的痛苦冲撞。罗曼·罗兰笔下的人物也一直激励着他自己，他一遍遍临摹着印刷质量很差的画册上的大师作品，单一张《教皇英诺森十世》就临摹了数十遍，快能背画出来了。他坚持每天下课后去火车站画速写，那三年画的画后来秤了一下有好几十斤，而当时他的体重也不过九十几斤，可以说在农村的三年，是崔小冬身心最为苦闷的三年，但也是他极度勤奋的三年，因为他知道考上大学是最好的出路，他别无选择，他心里默默藏着的是考美术学院的念头。
1985年崔小冬报考鲁迅美学院油画专业并被录取，可正当他满怀欣喜的准备去报到时，却接到被鲁美除名的通知。原因之一便是他那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这件事几乎打碎了这个年青人从农村出来的梦，他打心里很不服。但历史往往有其偶然的一面，也或许是命中注定，第二年他觉得考鲁美、央美都可能过不了政审这一关，还不如直接再向南去考浙江美术学院。当时南方的思想相对开放，这一年夏天他接到了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录取通知书。
命中注定的推石者
崔小冬上本科的那四年中国正处于一个全民反思的年代，一场被命名为“85思潮”的艺术运动像风暴一样席卷了中国大陆。中国现代美术正孕育、萌发着新的生命。除了已成形的伤痕绘画，乡村现实绘画和新现实主义绘画等形式的作品，伴随着的还有大量的西方文化思潮：包括现代美学思想和作品进入中国。这个时期的艺术家开始偏爱远离现实实际情境的题材，并且开始离开惟妙惟肖的写实技法，对现实实际生活的批评取代了创作上的墨守成规。评论家用“狂飙突进”来形容这场美术运动最热闹的时候。1986年的浙江美术学院处在运动思潮最活跃的中心。
当时在浙江美术学院学习的崔小冬也面临着选择，是坚持长久以来的追求，还是去迎合潮流的节拍，他也尝试过，但最终骨子里的那种文人式的清高使他并没有借用观念形式来淹没自己的思想情感，也没有因潮流冲击而偏离所执著的方向。
在崔小冬看来他并不需要这些，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捍卫自己内心的崇高，留在教室里临摹着伦勃朗，德拉克洛瓦自画像，晚上依然去火车站画速写，素描。并且继续着西方传统油画的面目标，他把个人化的审美情绪在写生对象身上的映射转化为那种崔小冬的画里特有的凝重温润的油性材质与书写笔法。老师们发现他对形与色的天生敏感和西欧传统绘画的领悟，画上透着特有的灵秀之气也引起了关注，当时油画系的蔡亮、陈宜明、许江等老师也时常鼓励他。
崔小冬从浙江美院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在广西桂林教育学院美术系当老师。1992年，用崔小冬自己的话来说是正式“脱贫”的一年。那一年，台湾的随缘艺术基金会找到了他。当时台湾和香港的艺术品市场发育较早，早已形成了一定规模。早在80年代初期，由于台湾和香港的艺术品毕竟资源有限，精明的港台商人就把挖掘艺术品的触角伸向大陆。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国艺术品市场日臻佳境，这无疑给台湾的艺术品商人带来了无限商机。
许多台港艺术机构把事业的落脚点落到了大陆。他们以办展览、签约和代售等形式，购进大量大陆画家的作品。随缘艺术基金会最终在大陆签了几个青年画家，其中就有在桂林的崔小冬。这时崔小冬成为了一个“签约画家”，签约的内容主要是由基金会免费提供绘画材料同时优先购进画家的作品，这使每月工资只有百十块钱的崔小冬觉得“富裕”了起来，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他画的越发勤快了。他除了画人体、人像，也画静物、风景。那段时间崔小冬的画几乎都被基金会画廊收走了，日子是过的慢慢好起来了。可崔小冬知道自己绘画的路很漫长，桂林和基金会也不可能是他的艺术终点，他想去读研继续深造，他心灵的深处系着文华灵秀的西子湖畔。而他的老师胡振宇也劝他考研。1993年，在胡振宇，许江的力荐下，考研英语成绩没过线的崔小冬被刚改名为中国美术学院的浙美油画系破格录取。
读研究生三年，崔小冬彻底摆脱了之前自己在艺术方向上懵懂断续的状态而显得更为明确，更为自信了。三年中他几乎每天都泡在了学校画室中，那段时间他在技法和材料的理解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与生俱来的对美和真实的憧憬，让他觉得的艺术作为独立的个人，就只是为了美的情感的表现，那些传世经典之作告诉他：最好的绘画作品除去题材，思想，内容和画家的功夫手艺要好之外，还要溶入画家在使用工具，处理材料，驾驭技巧的主观与特殊，精湛与独到，方能获得成功。从中也凝练出真正的“艺术个性”。 研究生三年，他爆发出强劲的斗志和高度饱的创作热情，作为一个画家所必须具备的艺术个性开始凸显并成熟起来，催生出一大批作品。崔小冬的《画室》各屏系列在研究生毕业展时，受到了师生与同行的极大关注。许江先生当时曾写“小冬的《画室》系列条屏中，人物之间并没有情节上的联系，却有着一种造型意象上的融通，似乎一个个人物透木框，彼此流动，在片段式的缝隙中，追求着一种流动的完满。片段连续的画面成为对古典式庄重华贵的间歇的追问，一种苦心而执迷的造型机巧……这个视觉意义就是以写生的方式来回应传，直视对象，澄明自身。”
画家这段时期的作品如《画室》、《遗失的浪漫》等系列似乎是作者历经患得患失后的内心独白，正是这种略带怅然的浪漫情怀深深打动了观者。基于自身的成长现实与对人性的文学性的悲剧认识，崔小冬绘画中的人物形象在写实中带有巨大的情绪注入，似乎19世纪浪漫主义情绪中的呈现的却是一种个人的悲剧式的营造臆想。所以崔小冬的绘画中的浪漫主义本质上却不同于以前代画家的集体伤感，也不同于风花雪月式的唯美悲情，而是呈现出一种悲壮的类似宗教般的吟唱式情绪，是一种严肃的悲伤，伤感中带着愤怒，唯美面目下含着宿命般的对人性的尊重和悲观态度。
企图在平凡的当代现实景观中注入一种深陷泥潭的边缘感，以及某种挣扎的强力感受，导致了崔小冬的绘画形象笔法毕露，油质流淌却又极其的深刻写实，与表象化的描摹式的写实主义断然分离，含有对现实与人性恋恋不舍却又极度悲伤的情绪。这使得崔小冬的绘画中端正的西欧油画手法外，更有一种直逼心灵的情绪表达。而作品中源于画家的感性本能，在中国的油画里较为罕见的，有着一种欧洲油画的直接传承感的那种特有的材质美，极富音乐感的用笔，用色和造机巧也迷到了众多的同行和后辈学子。这时的崔小冬俨然成为了他们心中最“酷”的明星，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们以后的艺术理念，当时有人称他是最学院派的学院派。
有人如此写道：“在崔小冬的画中，在那些人体和肖像的中调部分往往飞扬起一种颇有几分生猛的笔触和色块，而使得整个画面变得生动而厚实起来。这样一种用笔的机趣，往往包容着画家对形于色的悟性，也包容着画家对材质的有些‘酷’味的追求和一种对美的辛辣冷峻的迷恋……这即是对油画创作当下性问题的回应，也是我们所热切关注和提倡的。”这一年，刚毕业的崔小冬被留校在油画系任教。
1996年到1999年是崔小冬在艺术上收获硕果的三年。1997年在《画室》系列在中国美术馆兴办的“罗中立奖获得者展”和“中国百年油画消像回顾展”上展出引起了很大反响，而“中国百年油画消像回顾展”上，崔小冬的作品《画家与模特儿》更是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同行对油画品质的专业共鸣。有评论家曾写道“在这里，画家并不追求绘画的文学性描写和观念形态的诠释，而是直面对象本身，强调绘画的‘直观呈现’……”、“崔小冬的画不仅在于他丰富和深化了学院派，更在于他让我们更深入地体认了写实油画的高贵。”
紧接着的两年里崔小冬的画频频出现在各大展事和艺术杂志上，各类艺术评论中也频现崔小冬的名字。崔小冬开始受到一些海外艺术机构的关注，1999年他参加美国旧金山“Finger This”写实主义绘画展时，一位美国收藏家曾这样说：“看了崔的画就像是在伦敦喝上了一杯纯正的巴尔的摩咖啡，味道真美……”。紧接着崔小冬分别在台北，高雄美术馆举办个展，同时日本如水美术馆，美国南加州大学美术馆，台湾高雄，台北美术馆，澳大利亚大都会等国内外艺术机构开始收藏他的作品。
1999年夏天崔小冬作为访问学者来到了艺术之都巴黎，在巴黎的半年里，崔小冬一次次留连于卢浮宫，奥塞等博物馆，库尔贝、柯罗、印象派等19世纪大师的绘画一次次打动着他，法国人的“色彩魔术”让他着迷，也使他陷入深深的思索，他努力的规划着自己的将来，不知不觉中他接受着19世纪写实主义和印象派的洗礼。
从巴黎回国后，崔小冬的艺术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手中的调色板闪烁着明亮的色体貌，欢快的笔调，对光线的运用也十分完美，以一种没有丝毫做作完全自发式的技巧作画，他试图将法国印象派绘画对光线的感受与他纯熟的写实技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但与法国印象派绘画相比，崔小冬更多保持了写实的造型和准确的崔小构冬图《，白玫在瑰用》色64上×5没5c有m脱离人物具体的特质。而他特有的无语，淡然的文人情怀在他的作品中也显得愈加浓烈。这一时期的作品《女儿》在参加“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时，人们很难相信这幅画出自中国画家之手。2004年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天地之间”三人油画作品展上，崔小冬更被称之为“响亮的失语者。”
2005年从汉堡回来的崔小冬，继续在画室中努力寻求古典附于现代的意义，让传统更合理地存在于当代文化的文化使命悄悄地植根于心。他不断努力完善着自己，这一时期的画往往题材显得更宽更大，画面也显得更加坚定有力，他的《大师的家庭日》、《罗丹工作室》、《生命的艺术》等作品便是取材毕加索、罗丹、弗里达等艺术大师的日常生活，基于对现实与当代的认识分岐，这些作品方式体现了一种掐扎与返依，使崔小冬一直在写生的直叙，将自己我对浮肿像的精神深度映照和想象式的对过去历史或当下的艺术家生活现实场景的某种寓言式书写，这两种绘画中徘徊往复，有一种现代人性的普通的自我边缘，独自远去却又自尊独立极度企望的挣扎感。
评论家霍华德·达姆曾这样评价他的这些作品：“他作品中的力量不容忽视，画面会以史诗般的魔力，人们不得不被它们打动”。的确，崔小冬正是用那种艺术家至始至终对生命本真的爱，淋漓尽致地表现着他的作品中。并且体现出了艺术家的一种对怎样使经典艺术合理溶于当下社会艺术形态，怎样用强调审美的艺术本体论去进行价值的衡量及判断当下都市文化时代的文化使命感。如果西西弗斯推石这个神话是悲剧性的，那是因为他的英雄是具有古希腊人看到重特落地，认为身体内部都有一种“寻找自己位置的愿望”。他们以原始朴素的观念解释着来自事物本身的灵性，而巨石的滚落也因此被寻回了它本身所蕴涵的崇高意义。
哲学家们用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神话在古老的寓言中诠释着生存的永恒困境，并不断寻求救赎的方式。而今天，崔小冬心中的那块艺术巨石也还在不停滚动。他的命运属于他，他的巨石也属于他。因此，凡是盯信人的一切故事都是属于人的本身。追寻艺术的理想境界就像寒夜里的漫漫长路，他必须用自己毕生的艺术实践去量那漫长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