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不知是因远离故乡而愁，还是因印象中的故乡再不可寻而愁。而我的乡愁，我的家乡——新疆乌鲁木齐——凭着她那不落俗套的一颦一笑，站定了她在我心中的位置，不曾动摇分毫。
　　 儿时的夏天是干燥凉爽的。乌鲁木齐在这时总身着湛蓝的薄纱裙，抿着唇笑意盈盈地承受众人的思慕。大西北的太阳仿佛嵌在蓝天中，不刺眼也并不亮得突兀。阳光则像灰尘一样轻盈细小，流动在人群和建筑之中。那时从小学回家总要路过国际著名的大巴扎——维吾尔族风情建筑，几年前央视播报天气时乌鲁木齐的图片主角。圆润的塔顶向天空聚成一根针，沙色的塔各个在阳光下舒展呼吸。而潮湿闷热的气候一定是不适合它们的。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在塔顶上倒一杯水，这些仿佛是沙子做的城堡便轰然倒塌——水是无比沉重又具有破坏力的。倒塌下来的沙子便砸在路边的摩肩接踵的游人身上，将匆忙躲避的人群半身都埋进滚热的沙子里。
　　 夏夜里，夜市也继承了白日大巴扎的熙熙攘攘。这时，乌鲁木齐便换上一身绣了灯光点点的黑丝绒旗袍，倾心参与到漫天的烟火气中去。一整条马路从白天的停车场变为晚上挤满了推车小商贩的闹市，每一家都是不一样的小吃。吱呀响得快塌了的塑料桌椅也挡不住食客们的期待。我们以黑蓝的夜空为屋顶、以商贩的小车为四壁，挑个有夜风的好地方。清朗的夜风之中，一盘香辣烤鱼、一盘椒麻鸡、五串烤肉、一盘麻辣小龙虾、三杯卡瓦斯，便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夜宵。夜市上正宗的卡瓦斯比现如今市面上瓶装的格瓦斯不知好喝多少倍。乌鲁木齐的卡瓦斯是饱和的金黄色，在啤酒杯中微微冒泡时连蹿动的气泡都镶了金边。入口尽是蜂蜜的清甜，只有一丝酒精该有的冲劲做余韵。卡瓦斯有着瓶装格瓦斯永远无法超越的生命力和热情。
　　 秋天是瓜果的季节。母亲最喜欢的玫瑰香葡萄便是这时成熟，而父亲最爱的沙瓤西瓜慢慢退出舞台。乌鲁木齐的秋天短得只算得上一瞬。她身着褐红色的棉布裙子，在秋风中飞快地舞蹈。待满山的红色、橘色、黄色都悠然落了地，松针也铺满地面时，便下雪了。
　　 乌鲁木齐换上了厚重的冬衣，她无法再蹦跳，只得缓慢又坚定地留下脚印，逐步向前。冬天于儿时的我总是更为苦涩。早上八点四十起床时，窗外漆黑得像是悬了块布，匆匆忙忙套上三层衣物就被催促着出门。我向来对雪没什么特殊的喜爱，在偶尔大雪没过脚踝时也只是苦着脸去踩别人在雪地里留下的脚印，头也不抬地从被裹得银白剔透的楼房和齐腰高的雪堆边走过——毕竟整个冬天都是那副冰冷惨白的模样，雪不过无趣地一层层累加。新疆的雪太过潮湿，做雪球砸起人来会有武林高手的伤害力度，但用来堆雪人就再合适不过。我家楼下每年都会有几个矢志不渝的雪人，端庄严肃地站到春天。
　　 冬天的傍晚最为难熬，我的乌鲁木齐裹在层层毛衣里，触不可及。我虽每日都带全了保暖措施，放学了却犯懒不愿戴上。傍晚七点放学，万物都像是蒙了烧煤取暖后的烟，连雪上都是一层蒙蒙的灰，只有几十米一个的昏黄路灯能略略刺破这黑雾。日落后的寒风就在此时趁机钻进我的衣领、拍打我的面孔、夺走我的双手和双耳，直到我因为耳朵和指尖冻得又红又痛，才讪讪认输地戴上帽子和手套。回家的路上还有致命诱惑——烤红薯。最古板的灰黑色圆筒铁炉子立在木推车上，一边站着身着绿色军大衣和翻耳帽的人，另一边插着也蒙了灰的绿色牌子，写明了三个字：烤红薯。我一直谨遵母亲教诲，不在路上胡吃海喝，而是回家好好吃饭，但却依旧心心念念红薯爆开的皮、冒着的朵朵白气和里面甘甜的暗橘红色的红薯肉。
　　 春天一到，雪人就化成了地上的一摊黑雪泥，烤红薯也失去了吸引力。乌鲁木齐活动着她僵硬了的窈窕身躯，又走动起来了。三、四月也常常下雪，不仅冻死成片的郁金香和桃花，还将路上都覆盖几层反复冰冻和融化过的炭黑融雪，步步溅起泥花。五月时渐渐升温，到六月就又是夏天了。我的乌鲁木齐就又换回湛蓝的薄纱裙，冲着我甜甜笑起来。
　　 就这样，一年一年把日子绕在指尖，缠进心里，也腾地过了许多年。故乡的大巴扎还屹立在阳光之中，烤红薯也还在冬日的夜晚贩卖，我却长大了，长到那一片天地再也容不下我的身影。我成了个庞然大物，而我所珍爱的乌鲁木齐躲进了水晶球里，永远地保存在充满了亮光的液体之中。不过无妨，我知道她在看着我，我便看回去，也对着她盈盈地笑。
　　【评点】
　　 越是年轻的游子对家乡的感触就越是激烈，因为那记忆太近，思念太浓。作者采用拟人的手法，将乌鲁木齐的四季披上了不同的外衣，用筆细腻生动。一个轮回，着重写了夏季和冬季，那扑面而来的烟火气息渗透着作者对家乡无穷的思念，这一情感在文末累积到了顶点，却又被作者轻轻放下，这举重若轻的收笔更加令人动容。
　　刘加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