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现藏有一批珍贵的古籍善本，其中有上世纪80年代征集入藏的邑人毕际有撰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的《淄乘征》一卷一册。高24.2厘米，宽16厘米，版心高18.9厘米，宽27.6厘米。白口，单鱼尾。版心上口刻书名，下口刻页码数。正文30版，每版界行22行，满行21字。正文前刊有高珩、唐梦赉、孙蕙序，陈琰诗。书页为竹纸，边缘略有破损。封面、封底、扉页佚失，其余尚全。
　　《淄乘征》的作者为毕际有，成书于清康熙丙寅(1686年)。当时他正参与修撰《淄川县志》，作《淄乘征》为的是考订史籍和史实，纠正谬误，既为修撰的《县志》更加真实可信，又对《县志》起到补充作用。
　　《淄乘征》考订史实三十三则。据毕际有自序：“康熙癸丑(1673年)，余与修邑志之役，迫促成书，未慊素愿，乃叉辑《淄乘征》一卷，小有考证。迨岁丙寅(1686年)，邑志续修，余老不能从事，以归载笔者，颇经采取，此直蔗之滓耳。而念东(高珩)先生似以为尚有余甘也者，谓宜梓出。孤行窃闻，家有敝帚，享以千金。爰加芟削，少增新得，录存三十三则焉。”
　　书前没有目录，所谓三十三则者即：(一)“星野”；(二)“德会水”；(三)“公哲克”；(四)“宁戚宁越”；(五)“史记讹字”；(六)“般阳”；(七)“剧县故地”，(八)“大薛”；(九)“公孙弘墓”；(十)“田何”；(十一)“乡贤”；(十二)“汉无淄川太守”；(十三)“逢陵城”；(十四)“反踪城”；(十五)“昌国城”；(十六)“土鼓城”；(十七)“土鼓藤”；(十八)“祢衡”；(十九)“傅永墓”；(二十)“傅融(灵庆、灵根、灵越)傅竖眼”；(二十一)“曹全最”；(二十二)“名宦”；(二十三)“王樵祠墓”；(二十四)“王壮节公传(见王宫詹阮亭《池北纪谭》，惜得在邑志刻成之后未获登载也)”；(二十五)“公主坟”，(二十六)“夏侯”；(二十七)“颜神镇割入益都之年”；(二十八)“县学”；(二十九)“张先生书院”；(三十)“望京古墓”；(三十一)“韩中丞”；(三十二)“照旦沟”；(三十三)“草虫(亦淄之物产也，故得附载)”。
　　
　　毕际有其人
　　
　　毕际有(1623－1692)，字载积，山东省淄川县西铺村(现属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人，出身于世宦家族，书香门第。祖父毕木，学问等身，被称为“文林郎”。严教膝下八个儿子用功读书，勤劳力田，并严立家训：“居为乡之良士，出为国之良臣。”八子中有两人中进士，一个中举人，一个贡生，三个秀才。父毕自严，明万历壬辰(1592年)中进士，至明崇祯癸酉(1633年)致仕的四十余年里，从刑部河南司主事到户部尚书，历经四朝，是明晚期著名的“廉吏”“名臣”。毕自严55岁时得次子毕际有，疼爱有加，但时时严以教训，勉励勤学，要求遵祖训做有知识的好人。
　　毕际有自幼勤奋努力，学有成就。明崇祯戊寅(1638年)中秀才，清顺治乙酉(1645年)中拔贡。1659年授山西稷山县知县。在任干练清正，同情穷苦百姓，据实上报减免受灾民众粮赋，洞察民间冤情，在处理民间许多案件时，公正断案，“清慎廉洁之名大噪于世”，以致邻县有疑难案件不决者，上司多批示交他审理，无不深查明断立辨其冤。“上官奇之，扬其事于平阳三十六属以为式”。康熙辛丑(1661年)，升任江南通州(今江苏南通市)知州。州内有一重镇，由柳同春将军镇守，两人结为金兰，合力治理地方、打击海盗，政绩卓著。通州有一沙洲，出鳓鱼，按旧例每年需向朝廷进贡，毕际有上任后上书请求免贡，减轻了渔民的负担。两年后，由于本州一千总押运漕粮损失熏大，毕际有受其牵连，因失察之责而罢官。归乡时，江南名流为其送行，“绘江干系马图，且争为诗歌，以吟叹其事，至今江南北传为佳话”
　　(乾隆四十一年张鸣锋鉴修《淄川县志》卷六《人物志·续循良》)。
　　毕际有致仕归乡后，在《归田诗》中有“境从历过心方淡，人到归来昧始真”之句，从此潜心读书著述，培养后人，藏书万卷楼。曾聘蒲松龄为其家塾师三十余年，为蒲松龄成就巨著《聊斋志异》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和条件。著有《归田诗》《存吾草》《淄乘征》《泉史》等。参与纂修《济南府志》和《淄川县志》，“其援据之功尤多”(《淄川县志》卷六《人物志·续循良》)。高珩《淄乘征》序说：“载积解组以来，闭门读书不倦，而又不屑应‘博学弘同’之选。参金匮、石室作者之林，止于区区一邑，小试其技，班(班固)马(司马迁)诸君子当为之太息无疑耳。”此评价非常中肯。
　　
　　《淄乘征》的重要价值
　　
　　唐梦赉《淄乘征》序说：“毕刺史载积先生，家传赐书富于邺侯，宦游以来奔益盛，随所披览皆有论著”，“兹所为《淄乘征》一卷，有增邑志所未及者，有正其讹谬者”，“从引据之精，破沿习之陋，直是般阳荟蕞矣”，“独是吾邑虽蕞尔，然山水之胜，颇恨旧志大略。以公之淹雅，当不惜一两芒鞋，继郦道元、张又新辈，《水经》《山志》再见于世，定有好手传为图咏，添般阳佳话也。”《淄乘征》的重要价值在于利用家乡历史掌故、遗迹故址、民间传说、山川景物等熟悉的优势条件，结合学富五车的文献知识，对本邑所涉重要历史典籍、邑志、人文、地理、遗迹、建置沿革等的讹误之处，进行了考订和纠正。
　　例如《星野》《史记讹字》《般阳》《剧县故地》等篇，考证西汉之“茁川国”与济南郡“般阳县”(“至隋开皇十八年始改名淄川，以迄于今。”)在地域上没有任何重叠和隶属关系，“东西判然，不容混也”。《星野》篇开门见山说： “《汉书·地理志》曰：齐地虚危之分野也……分郡国所入宿度，济南入危一度，茁川人危十四度，此汉菑川国之度非今淄川县之度也。今淄川县去济南为近，汉又隶济南郡，其当从济南之度也。”《般阳》篇说：“汉制郡国各有属县，……济南郡十四县，……般阳第八，……在般水之阳，县资名焉。”《剧县故地》篇考证“剧县为蕾川国之都城”，“剧县古纪国也”，故址在今之寿光县纪台。
　　《史记讹字》篇则对《史记》部分传讹谬误进行了考订和纠正。《淄乘征·史记讹字》考证云：
　　《史记·平津侯(列)传》曰：“公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按《史记·诸侯年表》惠帝七年初置鲁国。文帝十五年分齐为苗川国，都剧。叉按《汉书·地理志》茁川国三县：剧(隋并入寿光县。《括地志》云，剧故城在寿光县南二十一里)、东安平(故城在临淄县南十里)、楼乡(后汉并人昌平，今昌平故城在安丘县)。鲁国六县，薛在第六(《后汉书》注，《地道证》曰：夏车正奚仲所封。《皇览》曰：靖郭君冢在城中东南陬，孟尝君冢在城中向门东北边。《正义》曰：薛故城在滕县南四十四里。《水经 注》曰：今郭侧犹有文冢，结石为郭，作制严固，莹丽可寻)。公孙弘既为菑川圆人，何得系以薛县?司马子长误不至此，当是传写之讹，以“剧”字作“薛”字耳。且剧故城地濒海。《传》曰：“牧豕海上”是其证矣。“索隐”泰为详考，辄谬注曰：案薛县本属鲁，汉置茁川国后，割入齐也。夫茁川国三县《汉志》(《汉书·地理志》)甚明，原无割薛之事。“正义”谓：剧与薛隔充州及泰山，未详。盖已疑“索隐”之非，而未能直指其为讹也。又有谓弘为薛县人，而非菑川国人者，按《传》日：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则公孙弘断为菑川国剧县人无疑也。《一统志》载弘于青州人物内，确乎有见矣。
　　毕际有考证，公孙弘为蕾川国剧县人而非鲁国薛县人，“剧”字作“薛”字为传写之误，匡正了流传千年《史记·平津侯列传》“公孙弘者，齐蕾川国薛县人也”之讹误。
　　《淄乘征》对前朝旧《淄川县志》所载本土历史名人进行了考订，“考证乡贤之进退”，该排除的排除，该增录的增录。《公哲克》篇考证：
　　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曰：公哲克(一作公哲哀)，齐人，字季沈(一作季次)，未尝屈节为人臣，孔子贵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公哲哀，字季次。……《齐乘》曰：公哲哀家语，齐人，未仕，蓉在般阳城北。……《通志》曰：春秋时今淄川正是齐地，家语载是齐人，既终身不仕，墓又在般阳城北，则为般阳人无疑也。《齐乘》著于元，是伊时墓尚可考。旧志失载。袁藩曰，今城北夏庄之后有巨家，未知是否。
　　此考证被采入《淄川县志》卷六《人物志·先贤传》。
　　通过《公哲克》《宁戚宁越》《公孙弘墓》《田何》《乡贤》等篇考订，得出《乡贤》结论：“淄川现祀乡贤祠者，宁戚，卫人；公孙弘、田何，茁川国剧县人；邹长倩，则公孙弘里人，皆与般阳无涉。所当议厘正者，公哲克久已从祀于庑，实乡贤之首也。”孙蕙序说：“邑志所载前贤总误于菑川国一语，经兹厘正，疑案顿失。复特表公哲衷，以光俎豆则千古进退之权，直令人耳目一新也。”唐梦赉在序中评价说：“其有大功于先贤者，在考证公哲克季次之墓，确手宜冠乡贤之首。”
　　另外，《淄乘征》对“逢陵城”“昌国城”“傅永墓”等历史遗迹的考察和探索，不但丰富了地方史志的内容，而且为当今的文物普查提供了很有价值的重要线索和史料。其他对建置沿革、土产草虫等的钩稽索隐，亦丰富了地方史知识。
　　综上所述，可得出结论：《淄乘征》因其“辨驳精严，考核典奥，正其纰谬，寻其源流，……今得先生之文献，淄其有征矣乎”(孙惠《淄乘征》序)，不仅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对于今天研究淄博历史、修撰地方史志亦具有不可多得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