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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其重要标志之一，是拥有并自尊自豪地运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我国古代非学科化的语文教育，早就融汇一体地存在于子史经集之类的综合教育之中。这样的旧式教育虽然也曾一度辉煌，保存、传承我国的文化国粹，然而由于主宰文士命运的八股文、科举制的长期异化，旧式教育越来越背离时代发展和科学进步，越来越成为文人学士的精神桎梏。
一百多年前的戊戌维新人士们，已经思索过类似我们今天教育所面临的某些问题。他们果断地提出并步履艰辛地实施着一系列对策：废八股，停科举，兴新学，定学制。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终于批准并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自此，我国开始建立起崭新的学制和独立分设学科的教学体系，中国文学一科应运而生。《学务纲要》中清醒地指明：“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宦科实用，但取理明辞达而止。”又直截了当地断言：“中小学堂于中文辞，止贵明通。”
如此明确“止贵明通”、学以致用的国文教育要旨，几乎成了我国一代语文教育宗师们的共识。如王国维、唐文治、蔡元培、梁启超、蒋维乔、夏丏尊、吴研因、钱基博、黎锦熙、陶行知、胡适、周予同、陈鹤琴、孟宪承、王森然、陈望道、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阮真、蒋伯潜、朱光潜等，他们都是博古通今，抑或学贯中西的大师，他们论述国语、国文学科的论文，精彩纷呈，各具特色，为当下许多高论之所难企及；而万端不离其宗，他们都认定国文、国语学科的基本要旨必须是姓“文”、姓“语”。
近年来，我们在反思当前教育改革有所缺失时，不少语文教育界人士不无遗憾地感慨，当前中小学语文科很难与当年国文、国语的许多典型教材相提并论。其实，我们当前的语文教育理论建设，又何尝能与当年国文国语学科教育大师们同日而语呢！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李杏保和扬州大学的顾黄初教授，曾主编了一部自新学制实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语文教育论文集。尽力搜集了当年对语文教育做出重要贡献的名家论述，按论文发表时间先后为序编排出版，供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研讨参考。当时年高德劭的吕叔湘先生审览了这部书稿，亲自提议论集名称并亲笔题署封面为《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
弹指间，这部论集已问世20余年。数以千计语文教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们，从这部论文集中熟谙了许多本不该忽视的一代语文教育宗师，这部论集和尔后编著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有幸成了教育学（语文方向）研究生们的重要文献和基本教材，不少高等师范院校还将这两部书列入对口“考研”的必读书目。每年有大量研究生和在职进修的中小学语文教师求购论集，却因初版久已告罄而未得。
前不久，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的几位编辑主动联系，希望再版论集，以应时下各方之需。考虑到原主编之一的顾黄初教授已逝世，而论集中又确实还存在不少遗珠之憾与讹误之失，故而不得不进行一系列较为重大的更动，竭力使其更具文献性、学术性、现实针对性，从而尽力使之升格为一部名实相副、蕴含较为深广的论典。经过有关各方一年来的共同努力，新版《国文国语教育论典》终于在语文出版社问世了。
二
我们常说：真理越辩越明。其实，这也是应该有一定条件的。
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教育与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攸切相关。语文学科教育常常会引发全社会的特别关注，这可以理解，但是长期以来语文教育大讨论中的过度政治导向、非学科性和边缘化等方面的有意无意干扰，投入讨论者对祖国语言文字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不甚了然，各言其是，各论他非，于是乎就不免出现了“不讨论还清楚，越讨论越糊涂”的混沌局面。其实，许多基本问题，在当年国文国语教育大师的著述中，都有过明确的答案或是富有启迪意义的引导。缘此，我们对入典的论者及其宏论，由衷地萌生敬畏之心。
我们敬畏前辈大师们，自觉承担国文学科建设的民族自尊和自信的高贵品质。
我们时常心潮澎湃地铭记着，“陕北人民领袖”刘志丹的老师王森然先生在《中学国文教学概要》一书中对我们情深意长的嘱咐：
一国的言语文字，是国民思想感情所由传达的媒介；一国的文学，是国家精神生活的结晶。国文教得不好，学得不好，学校教育，怎样还说得到改进？在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内容工具，似乎都还有可以借镜于他国先例的地方。独有国文，非由我们自己来探索不可。
国文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应该传承“国家精神生活的结晶”，应该授予学生以“国民思想感情所由传达的媒介”。当时刚逾而立之年的王森然先生的这段豪言，岂不是迄今还在呼唤我们自觉地去担当复兴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
王森然先生绝不是一名排外主义者，他的理论著作在阐述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时，显然是参阅了国外不少专家和学者的著述，如杜威、孟禄等人来华调查后所做的重要报告，柯尔文的《中学教学法》、海沃德的《欣赏之教学》、桑代克的《教学之原理》、台尔和勃拉地合编的《文学选读》、裴柯和桑代克合编的《日用古文选》等。王森然先生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旨在冲破我国旧式教育中不合理因素的桎梏，为了促使我国民族特色的国文教育构筑现代教育的基础而开辟新路。
我国现代教育的前驱宗师，大多是学贯中西的俊杰英才。精通一国乃至多国外文；甚至连四十多岁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徐特立，也努力通过了法文阅读和研究关。他们绝不以通晓外文而自矜，而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文化而不懈地开创着中国特色的国文国语教育道路。
我们敬畏前辈大师们，在国文学科早期，就能高屋建瓴地用辩证思维来阐解文道关系。
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孙本文先生在《中学校之读文教授》中作如是观：如果把涵养能力的形式视为“文”，把陶冶心性的实质视为“道”，那么，“文”就是国文教授的“本”，而“道”则非国文教学之主鹄，当有各学科共同承担其育成之任务。 叶圣陶、朱自清先生态度更为明朗。他们在《国文教学》一书中直白地表述：“国文教学固然要重视精神训练，但尤其要重视技术训练，即重视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训练。”“国文诚然是（精神训练）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唯一学科……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
这一时期，更有陈启天、蒋伯潜等专家学者，先后明确地把培养语言文字能力的基本任务定为本学科教育的“主目的”。从逻辑学和辩证法的范畴思考，国文学科的特定命名与性质，就表明了它的矛盾主要方面与主要倾向：舍弃或无视语言文字教育本身，国文学科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们敬畏前辈大师们，毅然挣脱千年“经学”羁绊，筚路蓝缕地开辟了国文教科书建设的创新之路。
癸卯学制公布后，虽然明确了独立设置的各门学科，但是，就语言文字教育这门重要文化学科而言，它所相关的课程与教材建设，却是相当筚路蓝缕、步履维艰的。力主变法维新的人士，深悉皓首穷经、延误有用人才的痼弊，然而，他们并没有做好相应课程与教材的充分准备。一段时间内，“读经讲经”仍然成为新学堂的主要课程。
平心而论，清末的学部终于开始打破千百年来封建经义绝对统治教育的局面，紧接着“讲经读经”的逐步削弱、国文学科及其教材的横空出世，实在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壮举。由此以降的中华后裔，能精神饱满地把握好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语言文字工具，有余力去接触现代文明的一系列先进学科，始能开阔眼界地去瞭望整个世界乃至宇宙空间的风云变幻。
用这样的历史眼光，去披览清末民初的早期《国文》教科书，我们不能不折服惊叹，浮想联翩！用这样的历史眼光，去拜读《国文国语教育论典》中蒋维乔、沈颐、范祥善等人的论文时，我们就不能不肃然起敬，油然而生愧恧！我们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熟悉这些名字，但在当年，他们都曾主编、编辑过我国早期的多种《国文》教材，与张元济、蔡元培等语文教育泰斗一样，为缔造国文学科做出过杰出贡献。
我们知道，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与举措，是统一中国的历史性辉煌功绩。其实，国文学科的诞生，也无愧为延续和弘扬这一历史功绩的中华民族现代伟大文化工程，然而我们的先辈又超越“书同文”的视野，而适时地展开了在全国实现“言文一致”“语同声”的宏伟构想，以进一步突破区域性隔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应而涌起的国语统一运动，值当其冲。
1917年秋，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了《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1919年在教育部的附属机关国语统一筹备会的第一次大会上，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了《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毫不含糊地表示：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国民学校全用国语，不杂文言；高等小学酌加文言，仍以国语为主体，“国语”科以外，别种科目的课本，也该一致改用国语编辑。
彼时，教育部体察情形，确认了两个议案。即于1920年1月先下训令将初小“国文”改为“语体文”，后又下修正令文将“国文”改为“国语”。其态度之果决，效率之迅捷，可圈可点。须知，当时国语统一的标准尚未拟制，而小学的国语教育已走到前面去带动全国的国语统一运动了。胡适对此极为赞赏，评价教育部的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
我们敬畏前辈大师们，尊重科学、遵循规律、讲究方法、积极探索的务实与创新精神。
教学方法是各科教育都必须倾心关注的。采用适切的方法，可以在完成既定任务的过程中事半功倍；方法不对，有可能事倍功半，乃至前功尽弃。近年来，学界十分强调教育效率，可是，在语文教改中往往未见有较为显著的成效。对此，我们又常常简单化地一概归咎于教育理念或教学模式之类问题，这其实是未必客观或不甚公允的。徐特立先生曾在《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一文中说过：“当科学萌芽时代，老八股和新八股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在德国最不行的博士、大学生都创造体系，好像雨后春笋的发展。有些人以为科学的自由，就是在于每人有权著述一切自己所没有学过的东西，杜林先生正是这种假科学的标本典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语文教育中生搬硬套“洋八股”而肇致的教训还少吗？走中国语文教育的路，偏偏不相信中国自己的“脚”，硬是要“削足”去“就”他人之“履”，当今中国的教育界不也是有着“杜林”的影子吗？
“教亦多术矣”（孟子语），国文国语的“学”“术”，应该多元地包括“学理”“法术”。《国文国语教育论典》中展示了琳琅满目的教学方法精粹，都是我们应该尊敬的先驱们乐于金针度人的无私奉献。对此，我们希望有志于薪火传承的青年同路者，循其法路，明其法旨，晓其法理，顺其法势，择其法善，走出一条条中国特色的母语教育康庄大道。
1934年《中华教育界》发表了署名为祝世德的国文教师的大作《初中国文教学经验谈》，作者所关注的是教科书编写问题，发出了令当今教材编写者都不免为之震撼的呐喊：“我们该觉悟了，高谈学理的空洞议论是不对的！我们要的是实验！我们要的是实验后的教材，实验后的教学法！我们要的是实验后的教训，失败的和成功的！所以学理是可贵的，经验尤其可贵！”
诚然，失败的教训也是可贵的。
1923年，中国公学中学部校务主持人舒新城先生，应我国现代实验教育奠基人之一的廖世承先生所邀，赴东南大学附中进行道尔顿制与非道尔顿制的对比实验。该项教育制度是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女士于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市中学创建的。其主要特征是：以“实验室”或“工作室”取代班级授课制；以学生兴趣自由支配学习时间，无所谓入学时间、进度和升留级等问题；实行学分制。我国“国文”教育名师沈仲九、孙俍工、穆济波等先后亲身投入这项实验。他们在实验过程中，察觉了这项制度的不少要害问题，兼以设备条件要求过高，不适合我国国情，于是，坦承“道尔顿制在文科教学方面的效果并不比非道尔顿制的班级更好”。他们宣布了并未成功的教学实验，也许为后世的教育改革者提供了更为有益的启示。
三
这部《国文国语教育论典》的重要意义不限于典藏，而更在于“引”“据”和阐释；不只着眼于今天，也可放眼于明天和后天。昨天，“国文”“国语”教育平台，沟通的何止是几代人穿越时空的思想交流？今天，我们的“语文”教育平台，面临科技文明迅猛进步、人类文化迫切需要多元交流与发展的信息时代，怎样才能永葆光华、无愧五千年民族文化精神的积聚呢？尤其值得未雨绸缪、深入思考。
（作者为语文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国文国语教育论典》主编）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其重要标志之一，是拥有并自尊自豪地运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我国古代非学科化的语文教育，早就融汇一体地存在于子史经集之类的综合教育之中。这样的旧式教育虽然也曾一度辉煌，保存、传承我国的文化国粹，然而由于主宰文士命运的八股文、科举制的长期异化，旧式教育越来越背离时代发展和科学进步，越来越成为文人学士的精神桎梏。
一百多年前的戊戌维新人士们，已经思索过类似我们今天教育所面临的某些问题。他们果断地提出并步履艰辛地实施着一系列对策：废八股，停科举，兴新学，定学制。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终于批准并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自此，我国开始建立起崭新的学制和独立分设学科的教学体系，中国文学一科应运而生。《学务纲要》中清醒地指明：“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宦科实用，但取理明辞达而止。”又直截了当地断言：“中小学堂于中文辞，止贵明通。”
如此明确“止贵明通”、学以致用的国文教育要旨，几乎成了我国一代语文教育宗师们的共识。如王国维、唐文治、蔡元培、梁启超、蒋维乔、夏丏尊、吴研因、钱基博、黎锦熙、陶行知、胡适、周予同、陈鹤琴、孟宪承、王森然、陈望道、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阮真、蒋伯潜、朱光潜等，他们都是博古通今，抑或学贯中西的大师，他们论述国语、国文学科的论文，精彩纷呈，各具特色，为当下许多高论之所难企及；而万端不离其宗，他们都认定国文、国语学科的基本要旨必须是姓“文”、姓“语”。
近年来，我们在反思当前教育改革有所缺失时，不少语文教育界人士不无遗憾地感慨，当前中小学语文科很难与当年国文、国语的许多典型教材相提并论。其实，我们当前的语文教育理论建设，又何尝能与当年国文国语学科教育大师们同日而语呢！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李杏保和扬州大学的顾黄初教授，曾主编了一部自新学制实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语文教育论文集。尽力搜集了当年对语文教育做出重要贡献的名家论述，按论文发表时间先后为序编排出版，供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研讨参考。当时年高德劭的吕叔湘先生审览了这部书稿，亲自提议论集名称并亲笔题署封面为《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
弹指间，这部论集已问世20余年。数以千计语文教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们，从这部论文集中熟谙了许多本不该忽视的一代语文教育宗师，这部论集和尔后编著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有幸成了教育学（语文方向）研究生们的重要文献和基本教材，不少高等师范院校还将这两部书列入对口“考研”的必读书目。每年有大量研究生和在职进修的中小学语文教师求购论集，却因初版久已告罄而未得。
前不久，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的几位编辑主动联系，希望再版论集，以应时下各方之需。考虑到原主编之一的顾黄初教授已逝世，而论集中又确实还存在不少遗珠之憾与讹误之失，故而不得不进行一系列较为重大的更动，竭力使其更具文献性、学术性、现实针对性，从而尽力使之升格为一部名实相副、蕴含较为深广的论典。经过有关各方一年来的共同努力，新版《国文国语教育论典》终于在语文出版社问世了。
二
我们常说：真理越辩越明。其实，这也是应该有一定条件的。
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教育与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攸切相关。语文学科教育常常会引发全社会的特别关注，这可以理解，但是长期以来语文教育大讨论中的过度政治导向、非学科性和边缘化等方面的有意无意干扰，投入讨论者对祖国语言文字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不甚了然，各言其是，各论他非，于是乎就不免出现了“不讨论还清楚，越讨论越糊涂”的混沌局面。其实，许多基本问题，在当年国文国语教育大师的著述中，都有过明确的答案或是富有启迪意义的引导。缘此，我们对入典的论者及其宏论，由衷地萌生敬畏之心。
我们敬畏前辈大师们，自觉承担国文学科建设的民族自尊和自信的高贵品质。
我们时常心潮澎湃地铭记着，“陕北人民领袖”刘志丹的老师王森然先生在《中学国文教学概要》一书中对我们情深意长的嘱咐：
一国的言语文字，是国民思想感情所由传达的媒介；一国的文学，是国家精神生活的结晶。国文教得不好，学得不好，学校教育，怎样还说得到改进？在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内容工具，似乎都还有可以借镜于他国先例的地方。独有国文，非由我们自己来探索不可。
国文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应该传承“国家精神生活的结晶”，应该授予学生以“国民思想感情所由传达的媒介”。当时刚逾而立之年的王森然先生的这段豪言，岂不是迄今还在呼唤我们自觉地去担当复兴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
王森然先生绝不是一名排外主义者，他的理论著作在阐述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时，显然是参阅了国外不少专家和学者的著述，如杜威、孟禄等人来华调查后所做的重要报告，柯尔文的《中学教学法》、海沃德的《欣赏之教学》、桑代克的《教学之原理》、台尔和勃拉地合编的《文学选读》、裴柯和桑代克合编的《日用古文选》等。王森然先生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旨在冲破我国旧式教育中不合理因素的桎梏，为了促使我国民族特色的国文教育构筑现代教育的基础而开辟新路。
我国现代教育的前驱宗师，大多是学贯中西的俊杰英才。精通一国乃至多国外文；甚至连四十多岁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徐特立，也努力通过了法文阅读和研究关。他们绝不以通晓外文而自矜，而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文化而不懈地开创着中国特色的国文国语教育道路。
我们敬畏前辈大师们，在国文学科早期，就能高屋建瓴地用辩证思维来阐解文道关系。
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孙本文先生在《中学校之读文教授》中作如是观：如果把涵养能力的形式视为“文”，把陶冶心性的实质视为“道”，那么，“文”就是国文教授的“本”，而“道”则非国文教学之主鹄，当有各学科共同承担其育成之任务。 叶圣陶、朱自清先生态度更为明朗。他们在《国文教学》一书中直白地表述：“国文教学固然要重视精神训练，但尤其要重视技术训练，即重视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训练。”“国文诚然是（精神训练）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唯一学科……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
这一时期，更有陈启天、蒋伯潜等专家学者，先后明确地把培养语言文字能力的基本任务定为本学科教育的“主目的”。从逻辑学和辩证法的范畴思考，国文学科的特定命名与性质，就表明了它的矛盾主要方面与主要倾向：舍弃或无视语言文字教育本身，国文学科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们敬畏前辈大师们，毅然挣脱千年“经学”羁绊，筚路蓝缕地开辟了国文教科书建设的创新之路。
癸卯学制公布后，虽然明确了独立设置的各门学科，但是，就语言文字教育这门重要文化学科而言，它所相关的课程与教材建设，却是相当筚路蓝缕、步履维艰的。力主变法维新的人士，深悉皓首穷经、延误有用人才的痼弊，然而，他们并没有做好相应课程与教材的充分准备。一段时间内，“读经讲经”仍然成为新学堂的主要课程。
平心而论，清末的学部终于开始打破千百年来封建经义绝对统治教育的局面，紧接着“讲经读经”的逐步削弱、国文学科及其教材的横空出世，实在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壮举。由此以降的中华后裔，能精神饱满地把握好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语言文字工具，有余力去接触现代文明的一系列先进学科，始能开阔眼界地去瞭望整个世界乃至宇宙空间的风云变幻。
用这样的历史眼光，去披览清末民初的早期《国文》教科书，我们不能不折服惊叹，浮想联翩！用这样的历史眼光，去拜读《国文国语教育论典》中蒋维乔、沈颐、范祥善等人的论文时，我们就不能不肃然起敬，油然而生愧恧！我们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熟悉这些名字，但在当年，他们都曾主编、编辑过我国早期的多种《国文》教材，与张元济、蔡元培等语文教育泰斗一样，为缔造国文学科做出过杰出贡献。
我们知道，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与举措，是统一中国的历史性辉煌功绩。其实，国文学科的诞生，也无愧为延续和弘扬这一历史功绩的中华民族现代伟大文化工程，然而我们的先辈又超越“书同文”的视野，而适时地展开了在全国实现“言文一致”“语同声”的宏伟构想，以进一步突破区域性隔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应而涌起的国语统一运动，值当其冲。
1917年秋，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了《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1919年在教育部的附属机关国语统一筹备会的第一次大会上，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了《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毫不含糊地表示：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国民学校全用国语，不杂文言；高等小学酌加文言，仍以国语为主体，“国语”科以外，别种科目的课本，也该一致改用国语编辑。
彼时，教育部体察情形，确认了两个议案。即于1920年1月先下训令将初小“国文”改为“语体文”，后又下修正令文将“国文”改为“国语”。其态度之果决，效率之迅捷，可圈可点。须知，当时国语统一的标准尚未拟制，而小学的国语教育已走到前面去带动全国的国语统一运动了。胡适对此极为赞赏，评价教育部的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
我们敬畏前辈大师们，尊重科学、遵循规律、讲究方法、积极探索的务实与创新精神。
教学方法是各科教育都必须倾心关注的。采用适切的方法，可以在完成既定任务的过程中事半功倍；方法不对，有可能事倍功半，乃至前功尽弃。近年来，学界十分强调教育效率，可是，在语文教改中往往未见有较为显著的成效。对此，我们又常常简单化地一概归咎于教育理念或教学模式之类问题，这其实是未必客观或不甚公允的。徐特立先生曾在《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一文中说过：“当科学萌芽时代，老八股和新八股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在德国最不行的博士、大学生都创造体系，好像雨后春笋的发展。有些人以为科学的自由，就是在于每人有权著述一切自己所没有学过的东西，杜林先生正是这种假科学的标本典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语文教育中生搬硬套“洋八股”而肇致的教训还少吗？走中国语文教育的路，偏偏不相信中国自己的“脚”，硬是要“削足”去“就”他人之“履”，当今中国的教育界不也是有着“杜林”的影子吗？
“教亦多术矣”（孟子语），国文国语的“学”“术”，应该多元地包括“学理”“法术”。《国文国语教育论典》中展示了琳琅满目的教学方法精粹，都是我们应该尊敬的先驱们乐于金针度人的无私奉献。对此，我们希望有志于薪火传承的青年同路者，循其法路，明其法旨，晓其法理，顺其法势，择其法善，走出一条条中国特色的母语教育康庄大道。
1934年《中华教育界》发表了署名为祝世德的国文教师的大作《初中国文教学经验谈》，作者所关注的是教科书编写问题，发出了令当今教材编写者都不免为之震撼的呐喊：“我们该觉悟了，高谈学理的空洞议论是不对的！我们要的是实验！我们要的是实验后的教材，实验后的教学法！我们要的是实验后的教训，失败的和成功的！所以学理是可贵的，经验尤其可贵！”
诚然，失败的教训也是可贵的。
1923年，中国公学中学部校务主持人舒新城先生，应我国现代实验教育奠基人之一的廖世承先生所邀，赴东南大学附中进行道尔顿制与非道尔顿制的对比实验。该项教育制度是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女士于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市中学创建的。其主要特征是：以“实验室”或“工作室”取代班级授课制；以学生兴趣自由支配学习时间，无所谓入学时间、进度和升留级等问题；实行学分制。我国“国文”教育名师沈仲九、孙俍工、穆济波等先后亲身投入这项实验。他们在实验过程中，察觉了这项制度的不少要害问题，兼以设备条件要求过高，不适合我国国情，于是，坦承“道尔顿制在文科教学方面的效果并不比非道尔顿制的班级更好”。他们宣布了并未成功的教学实验，也许为后世的教育改革者提供了更为有益的启示。
三
这部《国文国语教育论典》的重要意义不限于典藏，而更在于“引”“据”和阐释；不只着眼于今天，也可放眼于明天和后天。昨天，“国文”“国语”教育平台，沟通的何止是几代人穿越时空的思想交流？今天，我们的“语文”教育平台，面临科技文明迅猛进步、人类文化迫切需要多元交流与发展的信息时代，怎样才能永葆光华、无愧五千年民族文化精神的积聚呢？尤其值得未雨绸缪、深入思考。
（作者为语文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国文国语教育论典》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