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一再指出，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那些稚气十足的言论中，往往掩藏着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天才预测。这些预测同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切中要害的批判一样，都是启发、教育无产阶级的宝贵材料。长期以来，人们写过许多文章阐述空想社会主义者有关大同世界的思想闪光，但讲得较多较突出的是诸如消灭私有制、铲除城乡对立、克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解放妇女、消亡国家等等设想。而象选拔、监督、更换公职人员这类问题，则较少论及。其实，在这件大事上，他们也提过不少重要的主张。温斯坦莱的《自由法》一书，就曾对此发表过发人深思的见解。
　　温斯坦莱是十七世纪中叶发生在英国的掘土运动的领袖，是空想社会主义由早期跨入中期的那个转折阶段的著名代表。他的《自由法》是继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之后，而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著作的。在这部名著里，温斯坦莱从创建一个土地共有、公社制度、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剥削、人人平等的理想的共和国的需要出发，探讨了如何选拔公职人员以及如何防止他们变成新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的重大问题。
　　温斯坦莱认为：“真正共和制度的公职人员应该由需要他的、认为他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来推选。”(《自由法》第三章第三节)凡是受过封建贵族迫害并且同他们作过斗争的、早就用行动证明自己拥护普遍自由的人，那些冒着牺牲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危险企图把土地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并且始终相信会做到这一点的人，那些敢于说老实话、作风正派、憎恨贪婪的人，那些四十岁以上的、真正懂得生活的、在制定和平的、组织健全的政府的法律方面有经验的聪明人，都有资格被选举出来担任共和国的各种职务。显然，温斯坦莱把十七世纪中叶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日益流行的民主选举原则用于选拔掘土派所向往的理想国的公职人员。他把经过斗争考验、正直、憎恨贪婪、有经验、真正懂得生活作为被选人的主要条件。联系他的整个思想来看，所说的真正懂得生活、有经验，主要是指懂得人民的疾苦并有加以解决的经验。因为，他所要求的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老爷。
　　温斯坦莱主张对公职人员务必严加监督，既要有普通公民的广泛而有效的监督，又要有专职“监督人”的经常而正确的监督。至于专职“监督人”又得受到人民的普遍的监督。掘土派在十七世纪中叶，就已设想出这样一套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群众与专职人员相结合的监督公职人员的制度，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更为可贵的是，温斯坦莱对公职人员的任期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卓越的看法。他说：
　　 “社会公职人员长期审理案件，将会蜕化变质，不再温顺，诚实和关怀弟兄。由于人类的心灵总是容易充满贪婪、高傲和虚荣，尽管他们担任政府职务之初，还有一种为社会服务的精神，竭力象为自己争取自由那样去为别人争取自由，但是长期担任这种与荣誉和伟大有关的职务之后，他们就会变得自私起来，竭力谋求个人福利，而不去关心普遍的自由。目前的经验证明一句民间俗语说得很对：
　　“国家和军队的高位改变了很多好心人的良心。“自然现象告诉我们，‘死水易臭’，但流水不腐，可以
　　为大家使用。”(同上第三章第四节)温斯坦莱根据他所理解的“社会规律”，参照自然规律，提出了“共和国的所有公职人员每年应该改选一次”的主张。他从许多方面来阐明这种主张，列举了不少理由，这些理由前后有点重复，现在我们按其内容而不是按其先后顺序加以归纳，主要有这样四点：
　　第一，“为了防止共和国重新出现压迫的现象，因为当公职人员变得高傲和富足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不惜采取使自己兄弟贫困、破产和被排挤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尊严，长期压在英国平民头上的国王及其法律的活动就是一个证明。”(同上)“如果金钱和财富在管理人员的心中占据统治地位，那就只能产生暴政。”(同上)
　　第二，为了防止发生不利于公职人员本身的祸患，“因为当公职人员趾高气扬和过度富足起来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会受到蒙蔽，忘了自己是共和国的勤务员，而力图高踞于自己弟兄之上，所以他们的垮台往往是一落千丈，压迫人民的国王、主教和其他国务人员的下场就是一个证明。”(同上)而“每年更换一次公职人员，就有可能使他们真正变成诚实的人，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知道，第二批来接他们的班的人将审查他们的工作，如果他们办事不公道，就会受到前来接他们班的人的责骂。”(同上)
　　第三，为了给共和国培养大量的管理人才。“每年更换一次执政者有很大好处，因为假如有很多以服从为其职责的人，那么也就有很多能够轮流进行管理的人，这样一来，就会促使所有的人保持公正，待人和蔼，以期得到荣誉。”(同上)“这样一来，共和国就会涌现出一批适合进行管理的有才干、有经验的人，……”(同上)
　　第四，为了向后代负责，“应该从热爱我们的后代出发，每年改选一次公职人员，因为不更换他们，痛苦和压迫就会在我们的法律和我们的公职人员中间滋长，如同有些地方不经常除草，杂草就会丛生一样。这当然就是灾难的开始，我们的后代要想摆脱这种灾难将很困难，那时他们就会诅咒我们这一代，因为我们身为他们的祖先，本来有可能为他们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而我们却没有这样做。”(同上)
　　温斯坦莱的这些议论，当然不是十全十美，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瑕疵，例如，他从自己那套人性论引申出凡久居高位者必定蜕化变质的结论，这未免说得太绝对了；而他不看具体情况的不同，把各级公职人员的任期一律规定为一年，这又有点“一刀切”，对中上层干部的相对稳定不利，而这种稳定对建设象掘土派所追求的那种理想国同样是需要的。然而，我们不苛求于前人，也粗知瑕不掩瑜的道理，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温斯坦莱的依据民意选拔公职人员，依靠群众监督公职人员，根据实现自己理想的需要反对公职人员的终身制等等的看法，的确比莫尔、康帕内拉先进。莫尔的“乌托邦”里的王爷，虽说是选举产生，可是只要是众望所归的贤者，就允许终身任职。至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的最高领导人“太阳”，则是终生执掌管理大权的。在有关公职人员问题上，温斯坦莱是后来居上的。他在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所提供的这方面的新东西，对后来的无产阶级是颇有教益的。现在，我们一看到温斯坦莱的这些观点、设想，很自然地就联想到巴黎公社的选举制，虽然不能武断地说公社的选拔、撤换公职人员的制度是从掘土派那里学来的，但是说两者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上思路相通，所见略同，这大体上是不错的吧？同样的，在我们学习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指示时，也会对温斯坦莱有关更换公职人员的见解倍感亲切。
　　(温斯坦莱《自由法》载《温斯坦莱文选》，任国栋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九年六月第一版0.7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