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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亚细亚——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争的批判》，小谷汪之著，日本青木书店一九七九年出版，223页。
此书是探讨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以及有关论争的学术著作。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早在二十年代后半叶结合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在苏联、德国、日本等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展开了学术讨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重新讨论，历时也有十余年。但本书作者认为，这场论争脱离了亚细亚社会的具体情况而走向概念化的歧途，于实际并无多大意义。他还认为，这种论争本身的概念化倾向发萌于马克思本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抽象观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所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具体指有别于西欧古代土地所有制和日耳曼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土地所有制，即在亚细亚社会中常见的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全国的土地都归君主所有，没有私有土地；王权是绝对的，又是世袭的，因此农民或农奴的利益得不到保证，生产处于落后状态，社会的发展极其缓慢，几百年、上千年依然如故。十九世纪的欧洲人把它称为“野蛮的亚细亚专制主义”，看作与西欧社会对立的另一种社会或生产方式。作者认为，马克思就是根据这种欧洲人的普遍观念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具体根据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所作的社会调查资料提出来的。这里所讲的“亚细亚”并非专指亚洲，而包括除西欧以外的广泛的后进国家与地区。
作者在书中继续论证，马克思的提法是片面的，即把印度社会的柴明达尔等制度推而广之，加以普遍化，却忽视了各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而且用静止的观点观察“亚细亚社会”，缺乏具体分析，看不到近代亚细亚村社土地公有制的瓦解、农民阶层的分化以及资本主义在亚细亚社会中的萌芽等情况。在这方面，列宁则前进了一步，对俄国农村的情况作了具体分析，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作者最后指出，我们要研究和克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落后性不是欧洲人强加于亚细亚社会的抽象概念，而应该是象列宁那样经过具体研究而掌握的各国历史的特殊性，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从这种落后性获得解放的问题。
本书作者是千叶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有《帝国主义与民族》、《近代的亚细亚社会》、《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形成》等著作。书中的观点代表一派之言，可作参考。(益民)《沃尔特·李普曼和美国的世纪》(Watler Lippmannand theAmericanCentury)，罗纳德·斯梯尔著，美国大西洋出版公司，1980年，669页，19.95美元。
这本书是当代美国影响很大的新闻记者和国际问题自由撰稿人李普曼的传记。西方知识界一般认为李普曼与当今其他新闻记者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文章注入了哲理思想，可使读者从中汲取智慧，而不单纯是报道。他已于1974年逝世，数十年来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都为西方公众所瞩目，认为是表达了美国仁人智士对国际问题的最终看法。
李普曼出生在纽约一个富有的德国—犹太人家庭里，1906年入哈佛大学，受业于桑达耶纳、厄尔温·巴比特、威廉·杰姆斯等名教授门下。他钻研过社会主义学说，读肖伯纳、威尔斯和马克思的书。最初他在《人人》杂志社写些报道企业界的新闻文章，1914年任《新共和》杂志编辑，不再写揭露丑闻的文章，开始推崇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后者也赞扬他写的最初两本著作：《一篇政治序言》和《漂浮和控制》。他不再相信美国社会病态应归因于工业集中，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运动；他的新的座右铭是“在现存制度下进行社会改革”。
第一次大战期间，他撰文促使威尔逊总统相信“协约国的事业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事业”，德国对“大西洋共同体”(1917年他就创造了这个辞汇)的任何威胁就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他一生曾和美国十二位总统打过交道，晚年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的白宫顾问，为之出谋献策。直到约翰逊使越南战争升级，他才与华府告别，并领悟到“长期在新闻界工作使我最终确信一名新闻记者和国家元首之间应有一个很大的空
间相隔距离。我倒宁愿全国报界俱乐部的大门上刻上‘请勿信任君主’这句话。只有极少数的君主能容忍一点批评，而他们很少有几个能忍受人们对他的谄媚奉承的片刻中断。”
作者在写此书时参考了耶鲁大学收藏的李普曼全部私人文件，并在李普曼生前同他进行过多次谈话。书中包括了李普曼六十多年的新闻生涯，从他19岁入报界起，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作随，军宣传人员，后在纽约《世界报》社写了九年社论文章，1931年转到《先驱论坛报》社开辟国际问题专栏，直到1967年5月为《今日与明日》专栏写了最后一篇文章之后退休为止。
作者在书中也写了李普曼不光彩的一面，诸如他向强者谄媚，他有英雄崇拜心理，他把好友海密尔顿·阿姆斯特朗的妻子夺过来作为他的第二任老婆，他对萨科—万赛蒂一案态度暖昧不明，他几次做出了政治上的错误估计，他对希特勒的集中营坚持缄默，以及他对自己的犹太种族的嫌恶等等。
(梅)《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手法》(TheStreamofConsciousnessTechniquein theModernNovel)，厄尔温·R·斯泰因贝格编选，美国肯尼凯特出版社，1979年，198页，12.50美元。
西方意识流小说是现代外国文学中颇有影响的流派，但往往容易叫人看不懂，于是就会遭到诸如“排斥理性”、“反对现实主义”、“不注重故事情节”、“下意识和颓废、色情的意识活动”、“故弄玄虚”等等的斥责。可是意识流手法毕竟在西方文学中流行了很久而至今不衰，这是什么道理呢？看来很有必要对它进行一番研究再作断语。
美国学者斯泰因贝格最近编选了一本论文集，题名为《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手法》，似可作为参考。
全书以霍尔曼·海巴德和斯瑞尔对意识流这一术语所下的定义开始，接着是苏瓦格和斯泰因贝格的两篇论文探讨了意识流的历史背景，并附威廉·杰姆斯、弗洛伊德和贝格逊的文章加以论证。另一组是从维琴尼亚·吴尔芙、陶乐赛·里查逊和“意识流小说”的鼻祖之一的法国小说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的文章、日记和序言中摘录的选文，外加阿瑟·鲍惠尔回忆他同当代意识流小说的先驱、英国作家詹姆斯·乔依斯的谈话等。然后是三篇早期对意识流小说所做出反映的评论文章，和几篇后来的评论家试图对探讨这种实验性小说的各种理论和术语作出更精确解释和剖析的文章。结尾是罗勃特·亨弗里的一篇有关意识流手法对现代小说主流所产生的影响的评论文章。
书中还包括了哈佛大学知名的威廉·杰姆斯教授对意识流所下的定义，以及梅·辛克莱首次在文学评论中使用这个术语的情况。遗憾的是编者所选的论文仅到六十年代末，而且也遗漏了另外两位大作家亨利·杰姆斯和尤瑟夫·康拉德使用这种手法的作品片断以及他们有关谈论这方面的文章。
但是，总的说来，这部评论集可以帮助不熟悉这种实验性小说的读者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和种种技巧。我国文坛最近对某些作家运用了意识流手法也产生了争议，这部文选似可有助于我们弄清它的来龙去脉、真正的涵义以及孰优孰劣。
(梅)《布莱希特在美国》(Bertolt Bre－chtin America)，杰姆斯·K·里昂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0年，428页，25美元。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898—1956)是德国著名的戏剧家和诗人，他所创立的“史诗剧”理论和表演体系，越来越引起世界戏剧界的注意。
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权之后，布莱希特这位反法西斯战士被迫离开德国，开始了十五年的流亡生活。他先后到过欧洲许多国家，最后途经苏联去美国，从1941年到1947年一直在美国进行创作，著名的剧本《伽利略传》就是在那里重新改写的。近十几年来，西方研究他的著作甚多，但有关他在美流亡那段期间的情况谈得不多。最近出版的这本《布莱希特在美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弥补。作者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主任兼德国文学教授，他为写此书足足花了八年时间进行调查研究。
作者参考了许多最近才发现而尚未出版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布莱希特那几年的信札，一些过去认为散失的作品(几部电影故事和一首诗)，他的著作出版合同，他与出版家打交道的信件，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解密的那部分档案。他还访问了当时与布莱希特一起呆在美国的后嗣，他在好莱坞的同事，他的作品翻译者，他的《伽利略传》等剧本在美国上演时的导演和演员，他1947年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上受传讯时的一些见证人和为他辩护的律师，以及其他许多朋友，搜集的情况是相当全面的。
书中还叙述了布氏当时同托马斯·曼等德国流亡作家的来往，同卓别林、查尔斯·劳顿、奥代兹等美国文艺界朋友的友谊，以及同奥登、伊希伍德等英国左翼作家和评论家探讨文艺的情况等。总之，作者详尽地记述了布氏当时作为一位好莱坞电影剧本作家、一位意欲征服百老汇舞台的戏剧家、一位政治评论家和一位社会观察家等多方面的活动，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布氏的形象。
布莱希特在私生活中，也象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那样不过分流露感情，比较冷静理智。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心理过分敏感，就会导致多愁善感，从而使理性思考变得麻木。本书作者也本着这种精神写作，没有使用西方流行的大量心理学辞汇来剖析布氏这段流亡生活，因此全书读来颇似小说，而又是一部资料丰富的学术性传记。
(梅)
此书是探讨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以及有关论争的学术著作。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早在二十年代后半叶结合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在苏联、德国、日本等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展开了学术讨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重新讨论，历时也有十余年。但本书作者认为，这场论争脱离了亚细亚社会的具体情况而走向概念化的歧途，于实际并无多大意义。他还认为，这种论争本身的概念化倾向发萌于马克思本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抽象观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所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具体指有别于西欧古代土地所有制和日耳曼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土地所有制，即在亚细亚社会中常见的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全国的土地都归君主所有，没有私有土地；王权是绝对的，又是世袭的，因此农民或农奴的利益得不到保证，生产处于落后状态，社会的发展极其缓慢，几百年、上千年依然如故。十九世纪的欧洲人把它称为“野蛮的亚细亚专制主义”，看作与西欧社会对立的另一种社会或生产方式。作者认为，马克思就是根据这种欧洲人的普遍观念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具体根据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所作的社会调查资料提出来的。这里所讲的“亚细亚”并非专指亚洲，而包括除西欧以外的广泛的后进国家与地区。
作者在书中继续论证，马克思的提法是片面的，即把印度社会的柴明达尔等制度推而广之，加以普遍化，却忽视了各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而且用静止的观点观察“亚细亚社会”，缺乏具体分析，看不到近代亚细亚村社土地公有制的瓦解、农民阶层的分化以及资本主义在亚细亚社会中的萌芽等情况。在这方面，列宁则前进了一步，对俄国农村的情况作了具体分析，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作者最后指出，我们要研究和克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落后性不是欧洲人强加于亚细亚社会的抽象概念，而应该是象列宁那样经过具体研究而掌握的各国历史的特殊性，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从这种落后性获得解放的问题。
本书作者是千叶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有《帝国主义与民族》、《近代的亚细亚社会》、《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形成》等著作。书中的观点代表一派之言，可作参考。(益民)《沃尔特·李普曼和美国的世纪》(Watler Lippmannand theAmericanCentury)，罗纳德·斯梯尔著，美国大西洋出版公司，1980年，669页，19.95美元。
这本书是当代美国影响很大的新闻记者和国际问题自由撰稿人李普曼的传记。西方知识界一般认为李普曼与当今其他新闻记者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文章注入了哲理思想，可使读者从中汲取智慧，而不单纯是报道。他已于1974年逝世，数十年来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都为西方公众所瞩目，认为是表达了美国仁人智士对国际问题的最终看法。
李普曼出生在纽约一个富有的德国—犹太人家庭里，1906年入哈佛大学，受业于桑达耶纳、厄尔温·巴比特、威廉·杰姆斯等名教授门下。他钻研过社会主义学说，读肖伯纳、威尔斯和马克思的书。最初他在《人人》杂志社写些报道企业界的新闻文章，1914年任《新共和》杂志编辑，不再写揭露丑闻的文章，开始推崇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后者也赞扬他写的最初两本著作：《一篇政治序言》和《漂浮和控制》。他不再相信美国社会病态应归因于工业集中，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运动；他的新的座右铭是“在现存制度下进行社会改革”。
第一次大战期间，他撰文促使威尔逊总统相信“协约国的事业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事业”，德国对“大西洋共同体”(1917年他就创造了这个辞汇)的任何威胁就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他一生曾和美国十二位总统打过交道，晚年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的白宫顾问，为之出谋献策。直到约翰逊使越南战争升级，他才与华府告别，并领悟到“长期在新闻界工作使我最终确信一名新闻记者和国家元首之间应有一个很大的空
间相隔距离。我倒宁愿全国报界俱乐部的大门上刻上‘请勿信任君主’这句话。只有极少数的君主能容忍一点批评，而他们很少有几个能忍受人们对他的谄媚奉承的片刻中断。”
作者在写此书时参考了耶鲁大学收藏的李普曼全部私人文件，并在李普曼生前同他进行过多次谈话。书中包括了李普曼六十多年的新闻生涯，从他19岁入报界起，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作随，军宣传人员，后在纽约《世界报》社写了九年社论文章，1931年转到《先驱论坛报》社开辟国际问题专栏，直到1967年5月为《今日与明日》专栏写了最后一篇文章之后退休为止。
作者在书中也写了李普曼不光彩的一面，诸如他向强者谄媚，他有英雄崇拜心理，他把好友海密尔顿·阿姆斯特朗的妻子夺过来作为他的第二任老婆，他对萨科—万赛蒂一案态度暖昧不明，他几次做出了政治上的错误估计，他对希特勒的集中营坚持缄默，以及他对自己的犹太种族的嫌恶等等。
(梅)《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手法》(TheStreamofConsciousnessTechniquein theModernNovel)，厄尔温·R·斯泰因贝格编选，美国肯尼凯特出版社，1979年，198页，12.50美元。
西方意识流小说是现代外国文学中颇有影响的流派，但往往容易叫人看不懂，于是就会遭到诸如“排斥理性”、“反对现实主义”、“不注重故事情节”、“下意识和颓废、色情的意识活动”、“故弄玄虚”等等的斥责。可是意识流手法毕竟在西方文学中流行了很久而至今不衰，这是什么道理呢？看来很有必要对它进行一番研究再作断语。
美国学者斯泰因贝格最近编选了一本论文集，题名为《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手法》，似可作为参考。
全书以霍尔曼·海巴德和斯瑞尔对意识流这一术语所下的定义开始，接着是苏瓦格和斯泰因贝格的两篇论文探讨了意识流的历史背景，并附威廉·杰姆斯、弗洛伊德和贝格逊的文章加以论证。另一组是从维琴尼亚·吴尔芙、陶乐赛·里查逊和“意识流小说”的鼻祖之一的法国小说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的文章、日记和序言中摘录的选文，外加阿瑟·鲍惠尔回忆他同当代意识流小说的先驱、英国作家詹姆斯·乔依斯的谈话等。然后是三篇早期对意识流小说所做出反映的评论文章，和几篇后来的评论家试图对探讨这种实验性小说的各种理论和术语作出更精确解释和剖析的文章。结尾是罗勃特·亨弗里的一篇有关意识流手法对现代小说主流所产生的影响的评论文章。
书中还包括了哈佛大学知名的威廉·杰姆斯教授对意识流所下的定义，以及梅·辛克莱首次在文学评论中使用这个术语的情况。遗憾的是编者所选的论文仅到六十年代末，而且也遗漏了另外两位大作家亨利·杰姆斯和尤瑟夫·康拉德使用这种手法的作品片断以及他们有关谈论这方面的文章。
但是，总的说来，这部评论集可以帮助不熟悉这种实验性小说的读者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和种种技巧。我国文坛最近对某些作家运用了意识流手法也产生了争议，这部文选似可有助于我们弄清它的来龙去脉、真正的涵义以及孰优孰劣。
(梅)《布莱希特在美国》(Bertolt Bre－chtin America)，杰姆斯·K·里昂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0年，428页，25美元。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898—1956)是德国著名的戏剧家和诗人，他所创立的“史诗剧”理论和表演体系，越来越引起世界戏剧界的注意。
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权之后，布莱希特这位反法西斯战士被迫离开德国，开始了十五年的流亡生活。他先后到过欧洲许多国家，最后途经苏联去美国，从1941年到1947年一直在美国进行创作，著名的剧本《伽利略传》就是在那里重新改写的。近十几年来，西方研究他的著作甚多，但有关他在美流亡那段期间的情况谈得不多。最近出版的这本《布莱希特在美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弥补。作者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主任兼德国文学教授，他为写此书足足花了八年时间进行调查研究。
作者参考了许多最近才发现而尚未出版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布莱希特那几年的信札，一些过去认为散失的作品(几部电影故事和一首诗)，他的著作出版合同，他与出版家打交道的信件，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解密的那部分档案。他还访问了当时与布莱希特一起呆在美国的后嗣，他在好莱坞的同事，他的作品翻译者，他的《伽利略传》等剧本在美国上演时的导演和演员，他1947年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上受传讯时的一些见证人和为他辩护的律师，以及其他许多朋友，搜集的情况是相当全面的。
书中还叙述了布氏当时同托马斯·曼等德国流亡作家的来往，同卓别林、查尔斯·劳顿、奥代兹等美国文艺界朋友的友谊，以及同奥登、伊希伍德等英国左翼作家和评论家探讨文艺的情况等。总之，作者详尽地记述了布氏当时作为一位好莱坞电影剧本作家、一位意欲征服百老汇舞台的戏剧家、一位政治评论家和一位社会观察家等多方面的活动，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布氏的形象。
布莱希特在私生活中，也象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那样不过分流露感情，比较冷静理智。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心理过分敏感，就会导致多愁善感，从而使理性思考变得麻木。本书作者也本着这种精神写作，没有使用西方流行的大量心理学辞汇来剖析布氏这段流亡生活，因此全书读来颇似小说，而又是一部资料丰富的学术性传记。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