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龚自珍《明良论》有感
　　
　　用做官的时间长久当作成绩，靠计算年限来确定升级，在史书上叫做“停年格”。据考，这种不管才能如何，完全以年限和资格为标准的选官制度，是在北魏时建立起来的。其实，在封建社会里，不论哪个朝代，大都实行以论资排辈为特点的等级森严的终身制官僚制度。对此，清末思想家龚自珍在他的著名的《明良论》里作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龚自珍精彩地描述了实行“停年格”选官制度的状况。他说：“当官的人，从开始做官到当上一品官，一般需要三十五年，最快也要三十年。即使是有才能的人也不能超过这个限制；而一些没有才能、品德又不好的，却可以按年资逐步升级到最高的官位。”这样，“三十岁进入官场，到了当上宰相，当一品大官的时候，牙齿已掉光了，头发也全白了，精神已经不振了，虽然他们有老年人的德行，而且富有官场经验，也可以给刚刚做官的人作榜样；然而，因为阅历深了而顾虑重重，因为顾虑重重而畏缩不前，因畏缩不前而玩物丧志，光拿俸禄不做事。官做久了，就留恋职位；年纪大了，就老是考虑自己的子孙问题，懒懒散散地过日子，却又不愿意辞去官职。”(见《明良论·二》)
　　为什么他们已经老朽了却还死赖着职位而不肯辞去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见《明良论·三》)，就是说，在职位上苟且偷安，多活一天就多得一天的荣华富贵。这样，就造成了那些昏庸无能的人苟且偷安，坐候升官；那些资历浅的人唯唯喏喏，积累年资，等待升官；那些资历较深的人安安稳稳，不择手段，死命保官；而那些刚开始作官的人虽然还有点慷慨激昂的精神，想发挥一下自己的才能，作一番事业，但一受到这种资历的束缚，就毫无办法了。结果，整个官场极度腐败：“政要之官”只知声色犬马，讲究服饰，花言巧语，巴结奉迎，追求高官厚禄；“清暇之官”只知吟诗作对，阿谈取容，邀功取赏，保职安荣。大臣们在朝廷里发表政论，都是察言观色，根据皇帝的好恶、喜怒行事。龚自珍感慨地说：“这就是所有士大夫都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缘故。当今社会的弊病，也许就出在这里，这就是今天不能不实行变革的原因。”(《明良论·二》)
　　看来，这位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也深刻地看到了论资排辈的封建终身制官僚制度的腐朽性，因而发出必须改革的强烈呼声。当然，这种改革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是由封建制度本身决定的。
　　无疑，论资排辈的终身制以及世袭制，完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它为资产阶级所不取，因为终身制必然导致官员队伍的老化，而由老化了的官员占踞国家各种机关的领导岗位，是根本不可能以最高效率为他们的资产阶级服务的。因此，他们倒是非常注意选拔录用人材，不断更新政府官员的队伍。他们的原则是：不管你资历如何，只要你卓有才能，年富力强，能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就选用。对政府的总理和国家的总统也是这样。例如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他是美国国父、开国元勋。按他的功劳、声誉和才能，他的总统是可以一直当到死的。可是，他为了忠实于民主制度，就在第二任总统期满后，虽然才六十五岁，却毅然决然地宣布不再当总统。从此留下传统，美国总统一律不得连任超过两届(罗斯福因特殊情况是一例外)，这是宪法规定下来的。这不是说美国的制度如何好，而是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套适合自己利益的官员制度，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终身制是封建主义的遗留物，我们是根本反对这一套的。我们的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社会的公仆。这是任何剥削阶级的官员制度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但是，这些年来，由于我们的干部制度很不完善，再加上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存在着实际上的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问题。比如，在干部队伍中，思想上僵化，组织上(指年龄)老化，作风上官僚化；又如，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官不能民，当官混事，无所作为，终身领导，死到职位上完事；再如，搞拉亲带故，一荣俱荣，搞家长制、一言堂，搞特权，搞“独立王国”，称王称霸，甚至搞封建世袭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与终身制有关的，或是由终身制造成的。对这些坏东西，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是早就深恶痛绝的，因为这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为害极大，对我们的四化建设也妨碍极大。党的五中全会宣布，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这是大得人心，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的。当然，要真正实行这一重大改革，肯定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但是，要想使我们的党朝气蓬勃，永不变色，我们的四化伟业能够顺利实现，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不废除终身制，不建立和健全一套完善的干部制度，是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