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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聂华苓的《台湾轶事》之后，李黎的短篇小说集《西江月》又将由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二个海外作家的个人专集。
每次读到李黎的作品，都感到它们有一股特殊的吸引力。这次重读，这种感觉更加加强了。这股吸引力，主要来自作品中所洋溢的生命力，一种从腐朽的躯体上不可遏制地生长出来的强烈的生命力。如果用绘画来比喻，我觉得李黎的作品有如一片繁密的森林，在郁郁苍苍的老树丛里，一簇一簇地散布着葱葱茏茏的嫩树。穿过参天古木洒下的点点灿烂阳光，既使腐土上的枯枝烂叶毕现，更使那斑驳的新绿闪闪发光。
几位寓居海外的华裔作家，所注目的题材范围、人物类型，以及笔法风格，都迥然相异，各具特色。
成名最早的聂华苓，她的作品让人感到一种饱经沧桑的深沉。出身于一个日夜不忘相互倾轧的破落世家，早早地肩负起寡母弱弟一家的生计，又被台湾当局指控“叛乱罪”而弃家去国，那种刚强的、备历艰辛的个人奋斗、个人挣扎，在她作品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文笔纤丽的白先勇，海外有评论称他的作品为《流浪者的哀歌》，也许“飘零子弟的哀歌”更为贴切。尽管他对那些流亡的贵胄及其不肖的子孙寄与了那么深切的哀怜与同情，但是，在他笔下，阀阅显赫的门第在历史的车轮下都无法阻挡地化为烟尘。
“一路顺风”地完成了留美学人历程的於梨华，最近刚刚出版了十四卷集，以耀眼生辉的奔放热情，描绘了台湾、美国，中学生、大学生、学者教授，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生活、思想、感情的不同发展与变化。
李黎则另树一帜。她之区别于他人，倒不在于她比别人更年青，也并不是她为我们另外开辟了什么新奇的世界。相反，她所写的大半是别人写过的。她既写学生，也写学人教授；既写军眷村的下层人物，也写达官贵人遗老遗少。只是，她写得与别人十分不同：态度不同，感情不同，笔法也不同。她不醉心于植物园中的哪一种一类：或是绚烂的、或是名贵的、或是顽强的。她要在天然的树林中进行挖掘，她要统一地掌握它们新旧交替的对比与新陈代谢的过程。
这在一位年青的女作家说来，是不很容易的。女作家往往有一个特点，喜欢描写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因之，就有格外细致、特别富有真情实感的长处，随之，有时也容易显得天地狭窄，有的甚至流于纤巧琐细。何况李黎又只有三十一岁，刚巧出生于全国解放的那一年，难得有解放前后历史对比的直接体验，更少接触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的机会。而恰恰就在这一点上，李黎表现了她的特殊。她没有闺阁气，不尚纤丽与精巧，不专注于一点。她目光敏锐，视野开阔，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和形形色色的人群都兴致勃勃，而且都要追根究底，弄清本相。她自己在一九七九年秋访问新疆所写散文《啊，沙漠……》中的自我写照，是理解她创作的一把钥匙。进入新疆，“h(该是她自己)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这片奇异的世界”。在达坂城(吐鲁番)撞上了当地人的婚礼，见到她这个外来者，小孩子们“带着顽皮的笑意与大胆的好奇围了过来”，“h极有兴趣地注视着一切，跟孩子们交换着好奇的眼光和微笑”，待得“听到隐隐有鼓乐声传来”，“她也会意了，于是一跃下炕，跟着孩子们向门外跑去”，主人请“远来的客人”一道跳舞，“一秒钟都没有迟疑地，儿取下肩头的相机，跑进场中央去”。……这固然写的是她在祖国大陆上如何饶有兴趣而又目不转睛地走着看着，而其实，无论在台湾、在美国，她都是这样调皮、锐利、反应强烈而又全神贯注地观察一切，所得的感受则又深又细。正如她在《啊，沙漠……》的开端中说的：“象许许多多中国这一代青年(指生长于台湾的——作者注)一样，她也在许许多多的谎言和欺罔中成长，寻找真象，寻求真理。谎言并不一定使他们变得愚昧无知，反而往往使得他们更懂得热爱真理”。
李黎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正是这么一种勇敢而充满朝气地在生活的漩涡中，不断揭开谎言与欺罔，寻找真象、寻求真理的精神。
她的短篇小说不算很多，除收入集子的十篇之外，我见到的还有《大风吹》、《大典》等及一些历史小说。此外，她还写诗和话剧。这里只谈她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其余的暂不去论它了(其实她的历史小说也写得颇见功力)。就在这数量不多的篇什中，她不拘一格地描写了不同阶层、各色人等：她自己的童年好友、无告的弃儿阿宽；穷困粘腻的军眷村中苦苦挣扎的中学生杜菊珠和面丑心善、助人罹祸的传达老魏；进步的大学生树南；直到功成业就的学人、教授谭作纲、袁纾；甚至曾经显赫一时而现今已在军、政两界俱败的垂死的陈“天王”……。她不但都写，而且写得各有风味。她根据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素材，采用不同的笔调。比如她写童年、少年时代的《童年》、《阿宽》，以及显然有着自己大学生活的影子在内的《天涯》，用笔朴素平实，那种不能自己的缅怀之情反而分外真挚。《喜宴》与《钱处长的一天》，人物是喜剧性的，场面是喜剧性的，于是她的笔调也转换为喜剧性的。她通过在美高级华人的一次婚宴，和在美上等寓公的一天家庭生活，俏皮而鄙夷地撕下了卸任处长、房地产掮客、学术骗子们斯文、道学的假面具，一一暴露出他们的庸俗、无聊与卑下的灵魂。这类作品，虽稍嫌肤浅了些，但也让我们看到美籍华人上流社会里的下流精神状态。
《夜树》的笔调是沉重的。军眷村里的像是“公共厕所屎坑里拥挤的苍蝇和蛆虫”的人们，“挤着、挨着、蹲着、趴着”过着的无穷无尽的日子，让人感到沉重；杜菊珠的阴沉的、互相充满敌意与仇恨的家庭让人感到沉重；杜菊珠的愤怒与徒劳的反抗让人感到沉重；被拉壮丁押上台湾土地的老魏的思乡之情让人感到沉重；而这一切发展到顶点，老魏发现深夜还留在校园里的杜菊珠，并给予帮助，反而被诬为窝藏拐逃，就沉重得几乎令人窒息了。应该责备的是谁呢？只能责备那个把正常的人性、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扭曲、践踏得不成样子的不合理社会吧？这篇小说写得深刻、动情，让人难忘。
截至到目前为止，李黎写得最好的人物是老教授。第一次读到《谭教授的一天》的时候，真以为它出自一位老作家的手笔。《谭教授的一天》与《天凉好个秋》发挥了她最大的长处，显示了她擅长于严谨的现实主义，当然，这种现实主义，既吸收了传统的短篇小说的写法，又接受了现代的着重心理刻划的影响。它们都没有什么复杂情节，时间也相当集中(集中于短短的几小时或一天之内)，只是围绕一个看来平平常常的事件从容展开，而这个“平常”，是经过十分精心的选择的。《谭教授的一天》，写的是：溽暑天气，下课之后，谭教授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了四十年前的学长、今天的同事夏辰白批判过世恩师康岳的一篇文章，所引起的愤懑、恼怒，但最后又都“烟消云散”的心情。《天凉好个秋》则写的是在美退休教授，满怀兴奋激动，去参加来自中国、阔别了四十年的挚友韩波教授演讲会的前前后后。前一篇只写了一个人——谭作纲，夫人不过是为了增强真实感的陪衬。后者写了两个人：袁纾与韩波(由于她对韩波还不够熟悉，写来不免拘谨，因而实际上主要仍然写的是袁纾)。事件不过是个引子，是引起涟漪的一块石头，李黎要探求的是被石头所引起的、涟漪摇曳的人物心理活动和内心世界。李黎很懂得环境渲染和细节衬托，就象沿着水面上的层层涟漪和水面下的微微振动，走向波纹的中心，然后再深入下去——到人的灵魂深处。比如用天气的郁热、时辍时续的蝉鸣、夫人的絮聒烘托谭教授烦燥心情，用“一个劲盯着脚尖”“低着头走路的习惯”、见到学生冲过来就“本能地一停”来烘托谭教授忍让的性格；再如用等待出租汽车赴演讲会、看四十五年前的合影照片来烘托袁纾急于会见韩波的心情，用染头发、从花园洋房被挤到老人公寓来烘托袁纾从精神到家庭生活的空虚与幻灭，都写得笔墨简炼而效果鲜明，为进一步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做好准备。应该说，李黎最令人惊叹的是她那样稳稳地、沉郁而老到地理解、掌握和表现这些老教授的心理状态。正因为她有充分的把握，她不用任何迂回的办法，而是锲而不舍地盯住他发现文章之后这一下午及晚上的内心的翻滚折腾：由文章到四十年前老师对夏辰白与自己的帮助呵护，再回到今天有名有位的夏辰白对老师的攻击——他那平服到近于死去的感情被激发起来了(当中穿插谭夫人提出要随系里同仁为夏送寿礼也起了激化作用)，于是，他摊开稿纸，“心里梗住的那团东西象股流水一样，由手流到笔尖，注到稿纸上”。但是，最后，感情发泄完了，“退缩畏事”的心理仍然占了上风：把准备投寄的信封一撕为二，而这篇写了一夜的文章被压进了抽屉深处。这属于我们传统戏曲中一个人单独表演的折子戏，是很要功力的，而李黎处理得既流畅又出色，毫不沉闷。对于袁纾，她则是把他放在与韩波的对比中求得表现。袁纾在美国有了洋房，有了子孙满堂，有了昂贵的但却穿着累人的衣服和领带，韩波则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儿子、妻子(进了精神病院)，孑然一身，一无所有；袁纾染得满头黑发，而韩波却白发苍苍。然而，退休了的袁纾，精神上还留有什么呢？只有对过去的怀念，只有“再也回不过去，一个个死去的自己”，而韩波，虽然“已经死去过几次”，却仍要“与死神赛跑”，仍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做，仍感到有无限的未来。小说结尾，袁纾改变了请韩波去炫耀一下他那幢其实已被洋人媳妇占领的豪华公馆的打算，而把老人公寓的地址留给了他——这一切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物质的东西都显得毫无价值了。难为她对迟暮的知识分子的苍凉心境了解得这么深、这么细。特别是她对他们不加主观的评论与介绍(她没有象《天涯》那样直抒感情，也没有象《喜宴》那样明显地表露自己的厌恶)，而是通过非常客观的描写他们的动作、他们对事件的反应、他们的心理活动、他们的联想回忆，使他们鲜活起来，让读者自己对他们做出评价。这种不直接表露倾向性的写法，难度更大，但也更为沉重厚实。
虽然她刻划得最深刻的是这一对功成业就而灵魂孤独、寂寞的老教授，但是她的希望与追求却在另外一个方面，在于某一些年青人，对于这些年青人的刻划，固然不及这两位老教授那么成熟、老到，但却是她用饱蘸感情之笔，用她的心来写的。那就是《天涯》里的树南和“我”。对于树南，她毫不掩饰地流露自己的崇敬。由于参加了进步活动被关到台湾土城“生产教育所”的树南，是她在接触到另外一个世界之前的楷模。他的自我批判——过去“我不过是患了流行症的青年罢了，坐在咖啡馆里谈失落、苍白”；他的新的意识的觉醒——“我们最大的可耻，是无时无刻不以自我为中心”，“我绝不会让这种生活(指监狱生活——作者注)把我变成狭窄、冷嘲式的人物”。他启发她走上一条在那个环境中不太容易的人生道路，那就是要在谎言与欺罔中寻找真象、寻求真理，并热爱真理。这一点，就这一点，使她不同于单单是逼真地反映、如实地揭露了那个不合理社会中的畸形的人物和病态的生活的作家。因为她有了理想。她不仅有所否定，而且还有所肯定。她有所追求。读她的作品，包括接触到她本人，常常让我们想到解放之前的进步大学生，她正是象他们当年那样朝气蓬勃、嫉恶如仇，她正走着他们三十年前走过来的道路。这一点，就这一点，使她的作品有着一股特殊的吸引力，让我们觉得她与我们是血肉相连的。
正是因为有了理想，她在生活中看到了光明与未来，因此，在作品中也常常闪现出亮色。《天涯》自不必说，《童年》也是侧写那些为理想而献身的人们。即使在《钱处长的一天》里，她也从那个乌烟瘴气的环境里透露出一线曙光——没有出场的叛逆的女儿。这种写法，在她的话剧创作中则更为常见。正是这种亮色，形成了李黎所画的这片森林中的郁郁葱葱闪光发亮的嫩绿。
这种理想的力量，不仅让她瞩目于年青的、健康的、代表未来的力量，同时，使她能够从进步与发展的角度来更加深刻地理解那些行将就木的腐朽的东西。因之，这种揭露或批判，就充满一种必将战胜它并取而代之的信念。谭教授与袁纾，从善与恶的角度来看，都不是“坏”人，但由于他们正是树南所说“以自我为中心”，不肯付出代价，如袁纾充满感伤的自我剖析所说的：“爱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无论是爱一支笔，一个人，还是一个理想。”他们只求保护自己，既不敢爱，也不敢恨，既不敢拥护，更不敢抗议(谭教授终于把那篇仗义执言的文章压进抽屉的最底层，袁纾在软硬兼施下还是勉强应付了一篇“祝寿献词”，出卖了自己的清白)。显然，李黎不仅是同情、甚至怜悯他们的软弱与畏缩，而且还要向人们揭示，无所执着，无所追求，也就丧失了生活的意义，袁纾到最后不是慨叹：“三十年这样过来，是空的，象是此生虚度了”。这种白活了一辈子的空虚感，只有在强烈的理想光辉直射下才会产生的。
如果说，谭教授与袁纾在李黎笔下不过是衣冠楚楚的行尸走肉，那他们还毕竟是善良的行尸走肉。还另有一种不善良的、甚至作恶多端的行尸走肉。对它们，李黎的理想力量是表现为毫不留情的尖利的嘲讽与鞭挞。如《西江月》。这一篇可以与《谭教授的一天》和《天凉好个秋》比美。她调动了自己的全部力量进行不动声色的冷静的客观描写。她淋漓尽致地暴露他们从外形到灵魂的丑恶与空虚，以这来表现自己的憎恶与不齿。对于那个一辈子剿共、镇压学生运动的陈天王，她选择了他最后弥留时刻展开描绘。那陈设满堂沉甸甸的红木家具的高等住宅，阴冷得有如殡仪馆，满房间散发着腐尸的气味。干瘪枯瘦到已经脱尽人形的陈“天王”，连话也讲不出来了，只能发出“吼、吼”的痰音。即使如此，他仍然顽强地、不退让地再一次企图完成传授“匕首”的滑稽戏——把他赖以起家的“匕首”做为传家之宝传授给第二个儿子陈耀宗。在七十年代的太平洋彼岸，他把这幕戏表演得越隆重越一本正经，则越荒唐可笑。两个由他捏造出来的儿子，没有性格，没有意志，甚至没有自己的姓名——儿女的名字也都是他荣宗耀祖梦想的寄托(陈耀宗对他的女朋友曼笙冷嘲地说：这类名字“就是上一代巴不得把他们的疑难杂症全都原封不动地传给倒霉的下一代去发扬光大”)，大的一个儿子甚至连生理条件都残缺不全。这一切，交织起来，就让人感到象小说开端陈耀宗所遭受的梦魇那样，简直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然而，李黎仍然不忘装点亮色，陈耀宗的留在大陆的姐姐固然没有出场，但是，她插进了这个家族之外的一个年青女人：陈耀宗的女朋友曼笙(虽然她在精神上已经开始疲倦，不够年青了)。她们有如在暗沉沉的枯朽的殿堂顶上开启的小小的天窗。透过这个天窗，既使殿堂内部产生了光线明暗的对比，还透进了一些新鲜的空气。大概陈耀宗因为呼吸到这么一些新鲜空气，他才能有时清醒，激发起短暂的叛逆情绪，终于把那个代表一个腐朽时代的小刀子丢进了“发着腐臭的垃圾箱”。
随着失去光泽、生满绣斑的匕首，陈“天王”的时代也被最后地掷入了历史垃圾箱。一个时代的终结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端，正如黑夜的尽头就是下一个光明的白昼的开始。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有的人只看到渐渐死去的黑夜，有时还把这个死亡过程看得十分透彻，但却没有发现身边渐起的曙色；有的人则在光明与黑暗的交替中感到某种迷乱；而李黎，则在那一个充满新旧交替的混乱世界里寻找未来，让自己的步伐合上那陈“天王”一辈子都没合上过的历史发展的节拍。正是带着这种寻找未来的理想，她从地球的那一面飞行到了地球的这一面，于是，她眼睛发亮地发现了希望的与理想的所在——在踏上这块故土时，她兴奋地说：“你知道有一天你终必回去，因为它对你的召唤是那样熟悉那样强烈”(见《啊，沙漠……》)。飞行是一座桥，让她从理想走到了一个现实世界。尽管这个现实世界，还有那么多有待完善的缺陷，而且刚刚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这些，她也都看见了，理解了，她不是把她的所见所闻都凝聚到了韩波这个形象里了么？但是，那在历史前进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痛苦与血污，并没有动摇她的信心，她满怀崇敬之情地说：“如果生命中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他仍然会选当初的那一条路，没有后悔。”
正是这种理想与信心，把我们与李黎联系到了一起，使我们对她、对她的作品倍感亲切。李黎的创作道路还只是开始，我们希望她沿着这条在谎言与欺罔中寻求真理的道路不断地走下去，走下去！
一九八○.九.二十五.上海
每次读到李黎的作品，都感到它们有一股特殊的吸引力。这次重读，这种感觉更加加强了。这股吸引力，主要来自作品中所洋溢的生命力，一种从腐朽的躯体上不可遏制地生长出来的强烈的生命力。如果用绘画来比喻，我觉得李黎的作品有如一片繁密的森林，在郁郁苍苍的老树丛里，一簇一簇地散布着葱葱茏茏的嫩树。穿过参天古木洒下的点点灿烂阳光，既使腐土上的枯枝烂叶毕现，更使那斑驳的新绿闪闪发光。
几位寓居海外的华裔作家，所注目的题材范围、人物类型，以及笔法风格，都迥然相异，各具特色。
成名最早的聂华苓，她的作品让人感到一种饱经沧桑的深沉。出身于一个日夜不忘相互倾轧的破落世家，早早地肩负起寡母弱弟一家的生计，又被台湾当局指控“叛乱罪”而弃家去国，那种刚强的、备历艰辛的个人奋斗、个人挣扎，在她作品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文笔纤丽的白先勇，海外有评论称他的作品为《流浪者的哀歌》，也许“飘零子弟的哀歌”更为贴切。尽管他对那些流亡的贵胄及其不肖的子孙寄与了那么深切的哀怜与同情，但是，在他笔下，阀阅显赫的门第在历史的车轮下都无法阻挡地化为烟尘。
“一路顺风”地完成了留美学人历程的於梨华，最近刚刚出版了十四卷集，以耀眼生辉的奔放热情，描绘了台湾、美国，中学生、大学生、学者教授，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生活、思想、感情的不同发展与变化。
李黎则另树一帜。她之区别于他人，倒不在于她比别人更年青，也并不是她为我们另外开辟了什么新奇的世界。相反，她所写的大半是别人写过的。她既写学生，也写学人教授；既写军眷村的下层人物，也写达官贵人遗老遗少。只是，她写得与别人十分不同：态度不同，感情不同，笔法也不同。她不醉心于植物园中的哪一种一类：或是绚烂的、或是名贵的、或是顽强的。她要在天然的树林中进行挖掘，她要统一地掌握它们新旧交替的对比与新陈代谢的过程。
这在一位年青的女作家说来，是不很容易的。女作家往往有一个特点，喜欢描写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因之，就有格外细致、特别富有真情实感的长处，随之，有时也容易显得天地狭窄，有的甚至流于纤巧琐细。何况李黎又只有三十一岁，刚巧出生于全国解放的那一年，难得有解放前后历史对比的直接体验，更少接触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的机会。而恰恰就在这一点上，李黎表现了她的特殊。她没有闺阁气，不尚纤丽与精巧，不专注于一点。她目光敏锐，视野开阔，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和形形色色的人群都兴致勃勃，而且都要追根究底，弄清本相。她自己在一九七九年秋访问新疆所写散文《啊，沙漠……》中的自我写照，是理解她创作的一把钥匙。进入新疆，“h(该是她自己)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这片奇异的世界”。在达坂城(吐鲁番)撞上了当地人的婚礼，见到她这个外来者，小孩子们“带着顽皮的笑意与大胆的好奇围了过来”，“h极有兴趣地注视着一切，跟孩子们交换着好奇的眼光和微笑”，待得“听到隐隐有鼓乐声传来”，“她也会意了，于是一跃下炕，跟着孩子们向门外跑去”，主人请“远来的客人”一道跳舞，“一秒钟都没有迟疑地，儿取下肩头的相机，跑进场中央去”。……这固然写的是她在祖国大陆上如何饶有兴趣而又目不转睛地走着看着，而其实，无论在台湾、在美国，她都是这样调皮、锐利、反应强烈而又全神贯注地观察一切，所得的感受则又深又细。正如她在《啊，沙漠……》的开端中说的：“象许许多多中国这一代青年(指生长于台湾的——作者注)一样，她也在许许多多的谎言和欺罔中成长，寻找真象，寻求真理。谎言并不一定使他们变得愚昧无知，反而往往使得他们更懂得热爱真理”。
李黎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正是这么一种勇敢而充满朝气地在生活的漩涡中，不断揭开谎言与欺罔，寻找真象、寻求真理的精神。
她的短篇小说不算很多，除收入集子的十篇之外，我见到的还有《大风吹》、《大典》等及一些历史小说。此外，她还写诗和话剧。这里只谈她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其余的暂不去论它了(其实她的历史小说也写得颇见功力)。就在这数量不多的篇什中，她不拘一格地描写了不同阶层、各色人等：她自己的童年好友、无告的弃儿阿宽；穷困粘腻的军眷村中苦苦挣扎的中学生杜菊珠和面丑心善、助人罹祸的传达老魏；进步的大学生树南；直到功成业就的学人、教授谭作纲、袁纾；甚至曾经显赫一时而现今已在军、政两界俱败的垂死的陈“天王”……。她不但都写，而且写得各有风味。她根据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素材，采用不同的笔调。比如她写童年、少年时代的《童年》、《阿宽》，以及显然有着自己大学生活的影子在内的《天涯》，用笔朴素平实，那种不能自己的缅怀之情反而分外真挚。《喜宴》与《钱处长的一天》，人物是喜剧性的，场面是喜剧性的，于是她的笔调也转换为喜剧性的。她通过在美高级华人的一次婚宴，和在美上等寓公的一天家庭生活，俏皮而鄙夷地撕下了卸任处长、房地产掮客、学术骗子们斯文、道学的假面具，一一暴露出他们的庸俗、无聊与卑下的灵魂。这类作品，虽稍嫌肤浅了些，但也让我们看到美籍华人上流社会里的下流精神状态。
《夜树》的笔调是沉重的。军眷村里的像是“公共厕所屎坑里拥挤的苍蝇和蛆虫”的人们，“挤着、挨着、蹲着、趴着”过着的无穷无尽的日子，让人感到沉重；杜菊珠的阴沉的、互相充满敌意与仇恨的家庭让人感到沉重；杜菊珠的愤怒与徒劳的反抗让人感到沉重；被拉壮丁押上台湾土地的老魏的思乡之情让人感到沉重；而这一切发展到顶点，老魏发现深夜还留在校园里的杜菊珠，并给予帮助，反而被诬为窝藏拐逃，就沉重得几乎令人窒息了。应该责备的是谁呢？只能责备那个把正常的人性、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扭曲、践踏得不成样子的不合理社会吧？这篇小说写得深刻、动情，让人难忘。
截至到目前为止，李黎写得最好的人物是老教授。第一次读到《谭教授的一天》的时候，真以为它出自一位老作家的手笔。《谭教授的一天》与《天凉好个秋》发挥了她最大的长处，显示了她擅长于严谨的现实主义，当然，这种现实主义，既吸收了传统的短篇小说的写法，又接受了现代的着重心理刻划的影响。它们都没有什么复杂情节，时间也相当集中(集中于短短的几小时或一天之内)，只是围绕一个看来平平常常的事件从容展开，而这个“平常”，是经过十分精心的选择的。《谭教授的一天》，写的是：溽暑天气，下课之后，谭教授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了四十年前的学长、今天的同事夏辰白批判过世恩师康岳的一篇文章，所引起的愤懑、恼怒，但最后又都“烟消云散”的心情。《天凉好个秋》则写的是在美退休教授，满怀兴奋激动，去参加来自中国、阔别了四十年的挚友韩波教授演讲会的前前后后。前一篇只写了一个人——谭作纲，夫人不过是为了增强真实感的陪衬。后者写了两个人：袁纾与韩波(由于她对韩波还不够熟悉，写来不免拘谨，因而实际上主要仍然写的是袁纾)。事件不过是个引子，是引起涟漪的一块石头，李黎要探求的是被石头所引起的、涟漪摇曳的人物心理活动和内心世界。李黎很懂得环境渲染和细节衬托，就象沿着水面上的层层涟漪和水面下的微微振动，走向波纹的中心，然后再深入下去——到人的灵魂深处。比如用天气的郁热、时辍时续的蝉鸣、夫人的絮聒烘托谭教授烦燥心情，用“一个劲盯着脚尖”“低着头走路的习惯”、见到学生冲过来就“本能地一停”来烘托谭教授忍让的性格；再如用等待出租汽车赴演讲会、看四十五年前的合影照片来烘托袁纾急于会见韩波的心情，用染头发、从花园洋房被挤到老人公寓来烘托袁纾从精神到家庭生活的空虚与幻灭，都写得笔墨简炼而效果鲜明，为进一步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做好准备。应该说，李黎最令人惊叹的是她那样稳稳地、沉郁而老到地理解、掌握和表现这些老教授的心理状态。正因为她有充分的把握，她不用任何迂回的办法，而是锲而不舍地盯住他发现文章之后这一下午及晚上的内心的翻滚折腾：由文章到四十年前老师对夏辰白与自己的帮助呵护，再回到今天有名有位的夏辰白对老师的攻击——他那平服到近于死去的感情被激发起来了(当中穿插谭夫人提出要随系里同仁为夏送寿礼也起了激化作用)，于是，他摊开稿纸，“心里梗住的那团东西象股流水一样，由手流到笔尖，注到稿纸上”。但是，最后，感情发泄完了，“退缩畏事”的心理仍然占了上风：把准备投寄的信封一撕为二，而这篇写了一夜的文章被压进了抽屉深处。这属于我们传统戏曲中一个人单独表演的折子戏，是很要功力的，而李黎处理得既流畅又出色，毫不沉闷。对于袁纾，她则是把他放在与韩波的对比中求得表现。袁纾在美国有了洋房，有了子孙满堂，有了昂贵的但却穿着累人的衣服和领带，韩波则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儿子、妻子(进了精神病院)，孑然一身，一无所有；袁纾染得满头黑发，而韩波却白发苍苍。然而，退休了的袁纾，精神上还留有什么呢？只有对过去的怀念，只有“再也回不过去，一个个死去的自己”，而韩波，虽然“已经死去过几次”，却仍要“与死神赛跑”，仍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做，仍感到有无限的未来。小说结尾，袁纾改变了请韩波去炫耀一下他那幢其实已被洋人媳妇占领的豪华公馆的打算，而把老人公寓的地址留给了他——这一切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物质的东西都显得毫无价值了。难为她对迟暮的知识分子的苍凉心境了解得这么深、这么细。特别是她对他们不加主观的评论与介绍(她没有象《天涯》那样直抒感情，也没有象《喜宴》那样明显地表露自己的厌恶)，而是通过非常客观的描写他们的动作、他们对事件的反应、他们的心理活动、他们的联想回忆，使他们鲜活起来，让读者自己对他们做出评价。这种不直接表露倾向性的写法，难度更大，但也更为沉重厚实。
虽然她刻划得最深刻的是这一对功成业就而灵魂孤独、寂寞的老教授，但是她的希望与追求却在另外一个方面，在于某一些年青人，对于这些年青人的刻划，固然不及这两位老教授那么成熟、老到，但却是她用饱蘸感情之笔，用她的心来写的。那就是《天涯》里的树南和“我”。对于树南，她毫不掩饰地流露自己的崇敬。由于参加了进步活动被关到台湾土城“生产教育所”的树南，是她在接触到另外一个世界之前的楷模。他的自我批判——过去“我不过是患了流行症的青年罢了，坐在咖啡馆里谈失落、苍白”；他的新的意识的觉醒——“我们最大的可耻，是无时无刻不以自我为中心”，“我绝不会让这种生活(指监狱生活——作者注)把我变成狭窄、冷嘲式的人物”。他启发她走上一条在那个环境中不太容易的人生道路，那就是要在谎言与欺罔中寻找真象、寻求真理，并热爱真理。这一点，就这一点，使她不同于单单是逼真地反映、如实地揭露了那个不合理社会中的畸形的人物和病态的生活的作家。因为她有了理想。她不仅有所否定，而且还有所肯定。她有所追求。读她的作品，包括接触到她本人，常常让我们想到解放之前的进步大学生，她正是象他们当年那样朝气蓬勃、嫉恶如仇，她正走着他们三十年前走过来的道路。这一点，就这一点，使她的作品有着一股特殊的吸引力，让我们觉得她与我们是血肉相连的。
正是因为有了理想，她在生活中看到了光明与未来，因此，在作品中也常常闪现出亮色。《天涯》自不必说，《童年》也是侧写那些为理想而献身的人们。即使在《钱处长的一天》里，她也从那个乌烟瘴气的环境里透露出一线曙光——没有出场的叛逆的女儿。这种写法，在她的话剧创作中则更为常见。正是这种亮色，形成了李黎所画的这片森林中的郁郁葱葱闪光发亮的嫩绿。
这种理想的力量，不仅让她瞩目于年青的、健康的、代表未来的力量，同时，使她能够从进步与发展的角度来更加深刻地理解那些行将就木的腐朽的东西。因之，这种揭露或批判，就充满一种必将战胜它并取而代之的信念。谭教授与袁纾，从善与恶的角度来看，都不是“坏”人，但由于他们正是树南所说“以自我为中心”，不肯付出代价，如袁纾充满感伤的自我剖析所说的：“爱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无论是爱一支笔，一个人，还是一个理想。”他们只求保护自己，既不敢爱，也不敢恨，既不敢拥护，更不敢抗议(谭教授终于把那篇仗义执言的文章压进抽屉的最底层，袁纾在软硬兼施下还是勉强应付了一篇“祝寿献词”，出卖了自己的清白)。显然，李黎不仅是同情、甚至怜悯他们的软弱与畏缩，而且还要向人们揭示，无所执着，无所追求，也就丧失了生活的意义，袁纾到最后不是慨叹：“三十年这样过来，是空的，象是此生虚度了”。这种白活了一辈子的空虚感，只有在强烈的理想光辉直射下才会产生的。
如果说，谭教授与袁纾在李黎笔下不过是衣冠楚楚的行尸走肉，那他们还毕竟是善良的行尸走肉。还另有一种不善良的、甚至作恶多端的行尸走肉。对它们，李黎的理想力量是表现为毫不留情的尖利的嘲讽与鞭挞。如《西江月》。这一篇可以与《谭教授的一天》和《天凉好个秋》比美。她调动了自己的全部力量进行不动声色的冷静的客观描写。她淋漓尽致地暴露他们从外形到灵魂的丑恶与空虚，以这来表现自己的憎恶与不齿。对于那个一辈子剿共、镇压学生运动的陈天王，她选择了他最后弥留时刻展开描绘。那陈设满堂沉甸甸的红木家具的高等住宅，阴冷得有如殡仪馆，满房间散发着腐尸的气味。干瘪枯瘦到已经脱尽人形的陈“天王”，连话也讲不出来了，只能发出“吼、吼”的痰音。即使如此，他仍然顽强地、不退让地再一次企图完成传授“匕首”的滑稽戏——把他赖以起家的“匕首”做为传家之宝传授给第二个儿子陈耀宗。在七十年代的太平洋彼岸，他把这幕戏表演得越隆重越一本正经，则越荒唐可笑。两个由他捏造出来的儿子，没有性格，没有意志，甚至没有自己的姓名——儿女的名字也都是他荣宗耀祖梦想的寄托(陈耀宗对他的女朋友曼笙冷嘲地说：这类名字“就是上一代巴不得把他们的疑难杂症全都原封不动地传给倒霉的下一代去发扬光大”)，大的一个儿子甚至连生理条件都残缺不全。这一切，交织起来，就让人感到象小说开端陈耀宗所遭受的梦魇那样，简直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然而，李黎仍然不忘装点亮色，陈耀宗的留在大陆的姐姐固然没有出场，但是，她插进了这个家族之外的一个年青女人：陈耀宗的女朋友曼笙(虽然她在精神上已经开始疲倦，不够年青了)。她们有如在暗沉沉的枯朽的殿堂顶上开启的小小的天窗。透过这个天窗，既使殿堂内部产生了光线明暗的对比，还透进了一些新鲜的空气。大概陈耀宗因为呼吸到这么一些新鲜空气，他才能有时清醒，激发起短暂的叛逆情绪，终于把那个代表一个腐朽时代的小刀子丢进了“发着腐臭的垃圾箱”。
随着失去光泽、生满绣斑的匕首，陈“天王”的时代也被最后地掷入了历史垃圾箱。一个时代的终结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端，正如黑夜的尽头就是下一个光明的白昼的开始。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有的人只看到渐渐死去的黑夜，有时还把这个死亡过程看得十分透彻，但却没有发现身边渐起的曙色；有的人则在光明与黑暗的交替中感到某种迷乱；而李黎，则在那一个充满新旧交替的混乱世界里寻找未来，让自己的步伐合上那陈“天王”一辈子都没合上过的历史发展的节拍。正是带着这种寻找未来的理想，她从地球的那一面飞行到了地球的这一面，于是，她眼睛发亮地发现了希望的与理想的所在——在踏上这块故土时，她兴奋地说：“你知道有一天你终必回去，因为它对你的召唤是那样熟悉那样强烈”(见《啊，沙漠……》)。飞行是一座桥，让她从理想走到了一个现实世界。尽管这个现实世界，还有那么多有待完善的缺陷，而且刚刚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这些，她也都看见了，理解了，她不是把她的所见所闻都凝聚到了韩波这个形象里了么？但是，那在历史前进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痛苦与血污，并没有动摇她的信心，她满怀崇敬之情地说：“如果生命中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他仍然会选当初的那一条路，没有后悔。”
正是这种理想与信心，把我们与李黎联系到了一起，使我们对她、对她的作品倍感亲切。李黎的创作道路还只是开始，我们希望她沿着这条在谎言与欺罔中寻求真理的道路不断地走下去，走下去！
一九八○.九.二十五.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