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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论结合治学法的性质和意义
史论结合治学法，就是将史料研究和对史料的理论研究紧密结合的治学方法，就是宗廷虎先生讲的“以史促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治学方法。具体而言，充分和系统地搜集史料，并对其做真伪考辨、价值高低评判；以正确理论作指导，对史料做历史地科学地阐释、评析、概括升华；并始终将史料研究和理论研究辩证地结合。就史与论的关系而言，可以说“以史促论是以‘史’为手段，以‘论’为目的；以论带史，是以‘论’为手段，以‘史’为目的。……但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又是可以互相转换角色的”。这既是一种研究方法，又是一种治学方法。这是一种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治学方法，是具有较高层次的统摄性治学方法。
对于这种治学方法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其一，它是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不论是治断代史，还是治通史；不论是治各种人文科学史，还是治各种自然科学史，都离不开这种方法。要想不断提高史学研究的学术质量和学术水平，就要不断坚持和不断加强这种治学方法。从运用它的广度和功效看，我们有理由说，运用这种方法的得失成败决定着治史的得失成败。其二，简略地说，史家必须具备“三长”——才、学、识，掌握和运用这种方法，就能使治史者逐步具备“三长”。这种方法，是培养、锻炼、提高“三长”的必经途径。
2、史论结合治学法的特点
若综合考察各学科治史的经验，就会总结出史论结合治学法的下列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共性与个性异常鲜明。在各科治史过程中，都会贯穿纵的历时的史论结合线索和横的共时的史论结合线索，并且成功的治史总是纵横两条线有机交错，呈现出异常鲜明的“共历结合”的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呈现出异常鲜明的“史论结合”这个共性。若分科考察，治史中的纵横交错又呈现出鲜明的学科个性特点。各科的个性色彩充分体现在各具特点的理论和特殊的历史资料中，比如，冯光廉、刘增人、谭桂林主编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就是一部“史论结合”的共性和个性异常鲜明的代表作。该书有百万余言，从二十个维度，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对“美术视野中的鲁迅”、“文学批评史中的鲁迅”、“学术史中的鲁迅”等，作了回顾与反思、评估与创新的研究，成为深入系统研究“鲁迅研究史”的新论。
其二，“史”与“论”辩证统一。成功的史论结合，总是史论并重，既不轻史重论，也不轻论重史。二者的辩证统一，主要体现在描写研究和解释研究有机统一。具体讲，就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对从浩如烟海的史书中钩沉、挖掘、清理的史料作具有历史深度和理论高度的考辨、评估；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分析、总结史料，并升华为面向未来的学科理论体系。这个辩证结合过程，简括地说就是前面讲的“以史促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
其三，史论结合的结构方式明显呈现如下特点：或史——论，或论——史，或边史边论。就是说，史论结合的过程，既可由史引论，亦可由论带史，亦可边引史边评论。很明显，其过程由十分讲究的现代式结合而生，由特别重视的辩证式结合而现。
3、史论结合治学法的形成基础
对于史论结合治学法的重要形成基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并加以方法论提升：
其一，当代的史论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是提升史论结合治学法的直接学术基础。综合各学科的史学研究，可以发现很多学者都在自觉或较自觉地运用史论结合治学法，并对史论结合治学法的形成和方法论升华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在这方面，当代修辞学史家宗廷虎的贡献最突出。宗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把史论结合当作自己研究修辞学史的一条道路和一种追求，并在独著和合编的多部修辞学史著作中加以切实贯彻，同时，对其作过较充分的理论阐发，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发展，最终形成“宗氏史论结合法”。宗法明显地具有如下几个时代特征：一是以现代的修辞学理论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为指导作评论；二是不论大小评论，均贯彻辩证法；三是“史”和“论”的高度辩证统一；四是鲜明的宗氏范式。因此，宗氏的史论结合法成为最现实的、最具理论色彩的史论结合治学法的理论来源。
其二，我国古代至现代的史学研究经验，是史论结合治学法形成的深厚的历史学术渊源。史论结合，古已有之。唐代史学家刘知己以才、学、识为史家三长，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三长”外，又提出了“史德”。著名史学家唐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的自序中也说：“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可见，我国古代的历史学研究，就有史和论构成要素，只是其结合呈古代的史论结合特征。问我国古代的古典文学研究，大致上就按着两条学术线路和两种治学模式：整理史料和解释史料。在现代冯友兰先生于1931年和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该史著在治史上，鉴于以往“信古”和“疑古”的分歧和偏执，采取了“释古”的态度和方法，将原始的材料讲话和自己的独到分析相结合，因而把复杂的哲学问题讲解得清晰若水。张岱年先生于1936年出版的五十万字哲学巨著《中国哲学大纲》，又在“释古”的基础上，进一步“析古”，因而使现代的哲学史研究出现了新局面。从现代的代表性哲学史研究可见，不论“信古”、“疑古”，还是“释古”、“析古”，都包含着“史”和“论”两种研究和治学的要素，并具有不同学术状况的结合。总而言之，从古代到现代，我国各学科的史学治学研究，都在不同学术思想指导下不同程度地采用着史与论结合的方法，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而这些遗产都是鉴别、总括、提升史论结合治学法的珍贵财富。
其三，唯物辩证法是史论结合治学法的哲学基础。唯物辩证法具有三个根本原则：客观性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方法论的基础；普遍联系原则，这是整个科学方法论的逻辑起点；运动发展原则，这是辩证法特有的原则。从前面的论述可见，自古至今的史论结合治学方法，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循着这几条原则在实施，只是因时代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条件不同而实践此法的学术状况不同，主观自觉程度和践行水平不同。这种从朴素的方法意识到成熟的方法自觉、从低级的史论结合到高级的史论结合，是史论结合治学法必经的发展历程。在这条前行的路上，唯物辩证法的因素总是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深或浅地在指引方向。因此，综合而言，唯物辩证法因素毫无疑问是史论结合治学法的不可动摇的、不可抹煞的哲学基础。这是被学术发展史所证明的无可辩驳的史实。
4、史论结合治学法的应用
成功并熟练地应用史论结合治学法应注意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其一，正确认识史与论及其关系，不断加强史论结合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史论结合的科学性。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评论是史学研究的理论探究和落脚点，两者应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在史学研究中，既不能就史料谈史料，也不能就书评(文评)谈书评。如果这样，自然会造成史和论的疏离，史与论的隔膜，丧失史学研究的真正学术价值。进一步而言，不管是历时的纵切面研究，还是共时的横断面的研究，都要在最新科学理论指导下，按照唯物辩证法将史与论自觉地有机统一起来，从而不断提高史论结合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
其二，认真循着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认真贯彻“以史促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原则和方法。从实际的史学研究看，既有过“重史轻论”与“重论轻史”，也有过“以史代论”与“以论代史”，这些偏向，都不利于史学研究，都是因对“史”与“论”及其关系的认识不正确而出现的问题。因此，在史论结合过程中，必须警惕、克服这类偏向。
其三，必须不断加强史家“三长”的修养，还要加强“史德”和“史胆”的培养。从某种意义上讲，“史德”比“三长”更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对史实的忠实，关系到对影响乃至左右历史真实的诸多因素的排除与超越。从创新来讲，“史胆”尤为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创新的生命与价值，关系到史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总而言之，对于治史者来说，这“几长”都是不可或缺的，“史家笔法”乃至“史家风范”都是不可或缺的，都需要不断加强和提升。只有这样，才能以高尚的学术人格和高超的学术水平，保证“史论”结合的高质量开展，保证史学研究的新局面不断出现。
参考文献
[1]张炼强《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上卷)·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王彬彬《开放、敏锐而又切实的“问题意识”——读(多维视野中的鲁迅)》，《文学评论》2002第5期
[3][4]王培基《文学语言专题研究》425、424页，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
[5]张翼新《张岱年先生留下了什么精神遗产》，《博览群书》2004第7期
(通讯地址：810008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
史论结合治学法，就是将史料研究和对史料的理论研究紧密结合的治学方法，就是宗廷虎先生讲的“以史促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治学方法。具体而言，充分和系统地搜集史料，并对其做真伪考辨、价值高低评判；以正确理论作指导，对史料做历史地科学地阐释、评析、概括升华；并始终将史料研究和理论研究辩证地结合。就史与论的关系而言，可以说“以史促论是以‘史’为手段，以‘论’为目的；以论带史，是以‘论’为手段，以‘史’为目的。……但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又是可以互相转换角色的”。这既是一种研究方法，又是一种治学方法。这是一种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治学方法，是具有较高层次的统摄性治学方法。
对于这种治学方法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其一，它是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不论是治断代史，还是治通史；不论是治各种人文科学史，还是治各种自然科学史，都离不开这种方法。要想不断提高史学研究的学术质量和学术水平，就要不断坚持和不断加强这种治学方法。从运用它的广度和功效看，我们有理由说，运用这种方法的得失成败决定着治史的得失成败。其二，简略地说，史家必须具备“三长”——才、学、识，掌握和运用这种方法，就能使治史者逐步具备“三长”。这种方法，是培养、锻炼、提高“三长”的必经途径。
2、史论结合治学法的特点
若综合考察各学科治史的经验，就会总结出史论结合治学法的下列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共性与个性异常鲜明。在各科治史过程中，都会贯穿纵的历时的史论结合线索和横的共时的史论结合线索，并且成功的治史总是纵横两条线有机交错，呈现出异常鲜明的“共历结合”的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呈现出异常鲜明的“史论结合”这个共性。若分科考察，治史中的纵横交错又呈现出鲜明的学科个性特点。各科的个性色彩充分体现在各具特点的理论和特殊的历史资料中，比如，冯光廉、刘增人、谭桂林主编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就是一部“史论结合”的共性和个性异常鲜明的代表作。该书有百万余言，从二十个维度，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对“美术视野中的鲁迅”、“文学批评史中的鲁迅”、“学术史中的鲁迅”等，作了回顾与反思、评估与创新的研究，成为深入系统研究“鲁迅研究史”的新论。
其二，“史”与“论”辩证统一。成功的史论结合，总是史论并重，既不轻史重论，也不轻论重史。二者的辩证统一，主要体现在描写研究和解释研究有机统一。具体讲，就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对从浩如烟海的史书中钩沉、挖掘、清理的史料作具有历史深度和理论高度的考辨、评估；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分析、总结史料，并升华为面向未来的学科理论体系。这个辩证结合过程，简括地说就是前面讲的“以史促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
其三，史论结合的结构方式明显呈现如下特点：或史——论，或论——史，或边史边论。就是说，史论结合的过程，既可由史引论，亦可由论带史，亦可边引史边评论。很明显，其过程由十分讲究的现代式结合而生，由特别重视的辩证式结合而现。
3、史论结合治学法的形成基础
对于史论结合治学法的重要形成基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并加以方法论提升：
其一，当代的史论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是提升史论结合治学法的直接学术基础。综合各学科的史学研究，可以发现很多学者都在自觉或较自觉地运用史论结合治学法，并对史论结合治学法的形成和方法论升华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在这方面，当代修辞学史家宗廷虎的贡献最突出。宗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把史论结合当作自己研究修辞学史的一条道路和一种追求，并在独著和合编的多部修辞学史著作中加以切实贯彻，同时，对其作过较充分的理论阐发，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发展，最终形成“宗氏史论结合法”。宗法明显地具有如下几个时代特征：一是以现代的修辞学理论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为指导作评论；二是不论大小评论，均贯彻辩证法；三是“史”和“论”的高度辩证统一；四是鲜明的宗氏范式。因此，宗氏的史论结合法成为最现实的、最具理论色彩的史论结合治学法的理论来源。
其二，我国古代至现代的史学研究经验，是史论结合治学法形成的深厚的历史学术渊源。史论结合，古已有之。唐代史学家刘知己以才、学、识为史家三长，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三长”外，又提出了“史德”。著名史学家唐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的自序中也说：“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可见，我国古代的历史学研究，就有史和论构成要素，只是其结合呈古代的史论结合特征。问我国古代的古典文学研究，大致上就按着两条学术线路和两种治学模式：整理史料和解释史料。在现代冯友兰先生于1931年和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该史著在治史上，鉴于以往“信古”和“疑古”的分歧和偏执，采取了“释古”的态度和方法，将原始的材料讲话和自己的独到分析相结合，因而把复杂的哲学问题讲解得清晰若水。张岱年先生于1936年出版的五十万字哲学巨著《中国哲学大纲》，又在“释古”的基础上，进一步“析古”，因而使现代的哲学史研究出现了新局面。从现代的代表性哲学史研究可见，不论“信古”、“疑古”，还是“释古”、“析古”，都包含着“史”和“论”两种研究和治学的要素，并具有不同学术状况的结合。总而言之，从古代到现代，我国各学科的史学治学研究，都在不同学术思想指导下不同程度地采用着史与论结合的方法，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而这些遗产都是鉴别、总括、提升史论结合治学法的珍贵财富。
其三，唯物辩证法是史论结合治学法的哲学基础。唯物辩证法具有三个根本原则：客观性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方法论的基础；普遍联系原则，这是整个科学方法论的逻辑起点；运动发展原则，这是辩证法特有的原则。从前面的论述可见，自古至今的史论结合治学方法，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循着这几条原则在实施，只是因时代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条件不同而实践此法的学术状况不同，主观自觉程度和践行水平不同。这种从朴素的方法意识到成熟的方法自觉、从低级的史论结合到高级的史论结合，是史论结合治学法必经的发展历程。在这条前行的路上，唯物辩证法的因素总是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深或浅地在指引方向。因此，综合而言，唯物辩证法因素毫无疑问是史论结合治学法的不可动摇的、不可抹煞的哲学基础。这是被学术发展史所证明的无可辩驳的史实。
4、史论结合治学法的应用
成功并熟练地应用史论结合治学法应注意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其一，正确认识史与论及其关系，不断加强史论结合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史论结合的科学性。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评论是史学研究的理论探究和落脚点，两者应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在史学研究中，既不能就史料谈史料，也不能就书评(文评)谈书评。如果这样，自然会造成史和论的疏离，史与论的隔膜，丧失史学研究的真正学术价值。进一步而言，不管是历时的纵切面研究，还是共时的横断面的研究，都要在最新科学理论指导下，按照唯物辩证法将史与论自觉地有机统一起来，从而不断提高史论结合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
其二，认真循着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认真贯彻“以史促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原则和方法。从实际的史学研究看，既有过“重史轻论”与“重论轻史”，也有过“以史代论”与“以论代史”，这些偏向，都不利于史学研究，都是因对“史”与“论”及其关系的认识不正确而出现的问题。因此，在史论结合过程中，必须警惕、克服这类偏向。
其三，必须不断加强史家“三长”的修养，还要加强“史德”和“史胆”的培养。从某种意义上讲，“史德”比“三长”更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对史实的忠实，关系到对影响乃至左右历史真实的诸多因素的排除与超越。从创新来讲，“史胆”尤为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创新的生命与价值，关系到史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总而言之，对于治史者来说，这“几长”都是不可或缺的，“史家笔法”乃至“史家风范”都是不可或缺的，都需要不断加强和提升。只有这样，才能以高尚的学术人格和高超的学术水平，保证“史论”结合的高质量开展，保证史学研究的新局面不断出现。
参考文献
[1]张炼强《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上卷)·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王彬彬《开放、敏锐而又切实的“问题意识”——读(多维视野中的鲁迅)》，《文学评论》2002第5期
[3][4]王培基《文学语言专题研究》425、424页，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
[5]张翼新《张岱年先生留下了什么精神遗产》，《博览群书》2004第7期
(通讯地址：810008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