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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变化不完全与政治的变化同步，哲学世界的变化既是社会政治生活变化的反应，也是社会政治生活变化的前兆。
·随着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回归，俄罗斯思想界开始重新思考本国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一些"该死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语)又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问题。
·俄罗斯哲学认为东正教已经塑造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哲学的当务之急是考虑和解释这种"特定的性格"。
俄罗斯哲学虽然没有像文学那样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却对俄罗斯的社会生活影响很大，从这一点来说，可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相比。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哲学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丧失了从前的统治地位，告别马克思主义和批评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时尚，中断了70年的宗教哲学开始回归。当然，哲学的变化并不会完全与政治的变化同步，实际上，在文学回归的同时，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回归从80年代后期、甚至更早就开始了，毋宁说，哲学世界的变化既是社会政治生活变化的反应，也是社会政治生活变化的前兆。
俄罗斯并不是一个长于理论思维的民族，俄罗斯哲学也确乎在世界哲学舞台未曾占据过突出的地位，但是哲学在近两个世纪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中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自19世纪以来，俄罗斯哲学经历了三次"苏醒"，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其主要标志是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的争论。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的头20年，与其相伴的是1905年不成功的革命，以及知识分子当中最优秀的部分从较低思想层次的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理论中觉醒过来。最后，经过苏联唯物主义经院哲学的长期统治之后，于80年代后期出现了第三次哲学"苏醒"。
随着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回归，俄罗斯思想界开始重新思考本国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是什么？俄罗斯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俄罗斯的历史定位如何？这样一些"该死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语）又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问题。就民众情绪而言，一方面，大家都在体验着俄罗斯从超级大国衰败的失落，另一方面又梦想着俄罗斯的再度崛起和复兴。于是16世纪就被提出的"莫斯科即第三罗马"、19世纪20年代兴起的欧亚主义思潮，以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等思想家的著作中被不断强调的"弥赛亚主义"、"俄罗斯思想"等再一次成为振奋民族精神的思想资源。就国家的统治者而言，为了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疗救弥漫在民众中的迷茫和涣散情绪，增强民族凝聚力，叶利钦一度提出了制定国家思想的任务，这个计划虽然无果而终，但却多少能反映出俄罗斯民众在心理和精神上的混乱状况。与此同时，在现实的层面，宗教，特别是东正教在大规模地复兴，信教人数激增，不少人从宗教中寻求寄托和安慰。在一些人看来，俄罗斯哲学可以归结为基于东正教的宗教传统，认为东正教已经塑造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哲学的当务之急是考虑和解释这种"特定的性格"。索尔仁尼琴甚至宣称，只有注意这个国家"几个世纪之久的精神和社会传统"，俄罗斯才能够"从其几乎致命的形势下被解救出来"。
但是，俄罗斯对传统的重视似乎只着眼于遥远的过去，他们很少把刚刚过去的苏联的70多年也算作他们的传统。同时对待传统的态度也是各取所需，在宗教哲学回归之初一窝蜂的欢呼之后，出现了阵营的分化，思想家被用作一种特殊的思想、宗教或政治运动的代言人。这种过分情绪化的做法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无疑大大减弱了反思的深度和力度，也无助于这个民族真正走向深刻和成熟。
·随着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回归，俄罗斯思想界开始重新思考本国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一些"该死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语)又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问题。
·俄罗斯哲学认为东正教已经塑造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哲学的当务之急是考虑和解释这种"特定的性格"。
俄罗斯哲学虽然没有像文学那样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却对俄罗斯的社会生活影响很大，从这一点来说，可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相比。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哲学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丧失了从前的统治地位，告别马克思主义和批评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时尚，中断了70年的宗教哲学开始回归。当然，哲学的变化并不会完全与政治的变化同步，实际上，在文学回归的同时，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回归从80年代后期、甚至更早就开始了，毋宁说，哲学世界的变化既是社会政治生活变化的反应，也是社会政治生活变化的前兆。
俄罗斯并不是一个长于理论思维的民族，俄罗斯哲学也确乎在世界哲学舞台未曾占据过突出的地位，但是哲学在近两个世纪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中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自19世纪以来，俄罗斯哲学经历了三次"苏醒"，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其主要标志是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的争论。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的头20年，与其相伴的是1905年不成功的革命，以及知识分子当中最优秀的部分从较低思想层次的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理论中觉醒过来。最后，经过苏联唯物主义经院哲学的长期统治之后，于80年代后期出现了第三次哲学"苏醒"。
随着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回归，俄罗斯思想界开始重新思考本国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是什么？俄罗斯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俄罗斯的历史定位如何？这样一些"该死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语）又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问题。就民众情绪而言，一方面，大家都在体验着俄罗斯从超级大国衰败的失落，另一方面又梦想着俄罗斯的再度崛起和复兴。于是16世纪就被提出的"莫斯科即第三罗马"、19世纪20年代兴起的欧亚主义思潮，以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等思想家的著作中被不断强调的"弥赛亚主义"、"俄罗斯思想"等再一次成为振奋民族精神的思想资源。就国家的统治者而言，为了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疗救弥漫在民众中的迷茫和涣散情绪，增强民族凝聚力，叶利钦一度提出了制定国家思想的任务，这个计划虽然无果而终，但却多少能反映出俄罗斯民众在心理和精神上的混乱状况。与此同时，在现实的层面，宗教，特别是东正教在大规模地复兴，信教人数激增，不少人从宗教中寻求寄托和安慰。在一些人看来，俄罗斯哲学可以归结为基于东正教的宗教传统，认为东正教已经塑造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哲学的当务之急是考虑和解释这种"特定的性格"。索尔仁尼琴甚至宣称，只有注意这个国家"几个世纪之久的精神和社会传统"，俄罗斯才能够"从其几乎致命的形势下被解救出来"。
但是，俄罗斯对传统的重视似乎只着眼于遥远的过去，他们很少把刚刚过去的苏联的70多年也算作他们的传统。同时对待传统的态度也是各取所需，在宗教哲学回归之初一窝蜂的欢呼之后，出现了阵营的分化，思想家被用作一种特殊的思想、宗教或政治运动的代言人。这种过分情绪化的做法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无疑大大减弱了反思的深度和力度，也无助于这个民族真正走向深刻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