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的上下卷分别于1931年、1934年写成,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由美国人D·卜德(Derk Bodde)翻译为英文。卜德在《冯友兰与西方》一文中说此书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此书出版以前,国内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书只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半部。胡适的书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好像在后来者面前砌起了一堵高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如果没有新的突破,是很难超越的。
　　不过,学术界的反应却更加关注和赞赏《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之处。学术界高层人物的反应是迅捷而热烈的。该书上卷刚刚出版,清华大学就把它列为《清华大学丛书》。进入这套丛书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审查者都是当时学术界的泰斗。
　　除了前述“二史”外,冯友兰还写过其他的“中国哲学史”:
　　1946年冯友兰访问美国的时候,用英文写过一部《中国哲学小史》,后由涂又光翻译为中文出版,定名为《中国哲学简史》。
　　20世纪60年代,冯友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书名也叫《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了前两册。这两册书,不免带有那个年代的强烈的特点,后来被冯友兰完全抛弃。
　　
　　道术变迁
　　
　　1948年底那个天地玄黄的时代分水岭之际,清华校长梅贻琦走了,冯友兰主动留了下来,主持清华的校务,他认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尚贤”,而自己就是“贤”,自己在新社会,一定会有用处。
　　也因此,冯友兰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1949年10月5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列主义,准备于5年之内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数天后,毛泽东派专人送来回信。信的原文是:
　　友兰先生:
　　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此复,敬颂教祺!
　　毛泽东
　　冯友兰没料到10月13日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只是对信中“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有点反感,心想,什么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冯友兰自己认为,我早已接受唯物史观,现在学习马列主义,应该很快就能掌握,但别人并不知道他曾在大英图书馆读过“禁书”啊!
　　进入80年代,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历史,冯友兰终于可以斩断名缰利锁,发挥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写出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冯友兰晚年坚持着一口真气笔耕《新编》,完全是一种信仰的支撑:“不依傍别人,只写我自己”。通过写作完成从失落的自我到回归自我的转变。这对于一个思想自成体系的哲学家而言,具有高于生命、无比重要的意义。或者说,这才是本色。
　　冯友兰一生“道术多迁变”,到此就不再变了。这时,冯友兰已是82岁高龄。一个有影响的哲学家,其思想定型如此之晚,也是哲学史上的罕事。儒家最早的巨擘,孔子去世时73岁,孟子去世时84岁。
　　冯友兰是中国最早的专门学习哲学的几个留学生之一。胡适虽然学的是哲学,但他回国后主要致力于白话文运动,关于哲学,就写出了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上册。金岳霖的思想深入而细密,他主要致力于逻辑学的研究。只有冯友兰,运用西方的方法,系统整理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他也有意识地继承中国传统儒家的哲学,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不但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有开创性贡献,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他也是少数自成一家的哲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