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际知名的儒学大师钱穆自学不倦。在学术上成一家之言。他虽无大学文凭,却成为当代大儒、史学导师。在九十六年的生命中,他历经抗战、流落香江、定居台湾。颠沛流离,却能因为对学术的坚持与狂热。取得了令人赞叹的学术成就。
钱穆一生全心发扬传统文化,坚持以历史救国“一生为故国招魂”的浪漫主义,是后人难以比肩的。尤其是他在抗战流离之际,冒着生命危险著作的《国史大纲》,成为两岸史学的重要经典文献。钱穆的这份坚持,以及期待后人在国史中浸润生命,拓展视野以救国、复国的气度与格局,成为他留给后人的无形遗产。
重视中华文化与历史传统,钱穆始终没有丝毫动摇。他主张现代中国人必读九本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近思录》以及王阳明《传习录》,以领略故人先贤的文化抱负。
钱穆在晚年多次强调,国民必须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不是合格的国民。这或许正是重视传统的史家所提出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宣言。
自幼苦读成一家之言
钱穆,字宾四,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三十日,生在江苏省无锡县荡口镇南延祥乡啸傲泾上七房桥之五世同堂。原名钱思嵘,1902年改名为钱穆。
钱穆自小不但爱读书,且口才极佳,七岁就在鸦片馆为客说《三国演义》,曾为同学讲《水浒传》。钱穆以姚鼐的《古文辞类暮》与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为人门,踏入国学经典的瀚海中。十六岁时,受到谭嗣同“仁学”的影响,愤而剪去长辫。因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解散,无法完成中学学业。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著作《论语文解》。
1930年秋,顾撷刚荐钱穆至北平私立燕京大学国文系任讲师,时年三十六。他在《燕京学报》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误言,平今、古文经学之争,震惊北京学术界。来年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课,讲授史学,终于成一家之言。
抗战后,钱穆历任西南联大、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齐鲁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教授以及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讲授上古史、秦汉史、政治制度史等课程。并于1939年云南避难期间,在岩泉下寺完成巨著《国史大纲》。
新亚书院
1949年由于时局紧张,大批自由派学者随蒋介石迁往台湾。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左派学者对他的排斥,以及忧心时局,并未留在祖国大陆。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成立香港“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新亚书院的创办宗旨,强调上溯宋明书院的传统,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精神教育为宗旨,沟通中西文化。钱穆教中国通史,唐君毅教哲学,崔书琴教政治学。度过极度艰困的草创时期,新亚书院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与耶鲁大学合作交换学人,情况有所好转。新亚书院在1952年有了第一届毕业生三人,其中一人便是史学大家余英时。
意外姻缘
钱穆虽在港办学,并没有断开与台湾的联系。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展开,钱穆多次受邀赴台讲学,传授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晋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介石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去台一叙,而且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三千元,供新亚书院缓解资金困境,前后长达四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朱家骅邀请,赴台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借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但尚未验收的“惊声堂”举办,有四百余人前来聆听钱穆关于唐宋史的看法。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团的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柴春霖当场死亡。
意外发生时,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险遭掉落的碎石活埋。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无性命危险。蒋经国、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钱穆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须治疗,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四月,直到1952年8月才返港。
讲堂的塌陷却意外地开启了钱穆的另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于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书院学生胡美琦,常来照料,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了种子。
胡美琦出身名门,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与钱穆本是旧识。胡美琦对历史与教育别有研究,日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文笔颇佳。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著述,皆由胡美琦代整理付印才能顺利出版。
胡美琦曾说,两人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景仰钱穆的人格学养,愿意委身下嫁,照料不时为胃疾困扰的钱穆。
1956年1月30日,钱穆与胡美琦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婚礼,老夫少妻相差三十五岁,且是师生恋,外界议论纷纷。这对新人因而格外低调,仅邀新亚书院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婚礼。
婚后钱穆并未忘记学术,《先秦诸子系年》由香港大学再版,《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也陆续出版。
钱穆等人为在香港弘扬中国文化,希望设立有别于香港大学英语教学的大学,这就是香港中文大学。
1965年夏天,新加坡南洋大学拟聘钱穆为校长,但遭婉拒。当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结束在香港办学十六年的生涯。钱穆赴吉隆坡马来西亚大学讲学一年后,迁居台湾,结束香港客居生涯。在这段时间里,被胡适称为“不脱理学家习气”的钱穆完成了他晚年大作《朱子新学案》。
鸿儒赴台
离开一手创办的新亚书院,钱穆以著书读书为主,以执教为副业,盼尽速完成朱熹的学术研究,以对中国历史文化学术有所贡献。中国文化应以人与人文主义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的理念,成为钱穆的治学大纲。
1966年蒋介石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将台湾建设成国际汉学的中心,蒋介石力邀散居海外的大师级人物赴台,钱穆称许此举是“自辛亥以来最大的一件事”,自己也成为蒋介石极力敦请的对象。除钱穆之外,在美国的林语堂、侨居巴西的张大干,也是重要人物。
1967年10月,七十三岁的钱穆携夫人胡美琦迁居台北,终老于此。
移居台湾之初,钱穆先住进台北市区的“自由之家”,继租居于台 北金山街。后来在蒋介石的高度礼遇下,国民党当局拨出位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旁的土地,并拨公款建屋,供钱穆夫妇居住。这栋雅致的别墅式两层楼房,便是大名鼎鼎的“素书楼”。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钱穆为研究员,不仅让他免于为生活发愁,亦得以遍览《四库全书》等重要典籍,安心创作。
钱穆在“素书楼”展开讲学著述,除散步运动外,每天看书、写稿、讲学,无一刻闲暇。《中华文化十二讲》《孔子与论语》《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经典著作都在“素书楼”完成。
1978年,钱穆又因黄斑变性症眼疾剧烈发作,无法正常视物看书,前后开了三次刀,静养半年后,并无显著成效;加上胃疾转剧,因此钱穆兴起口述录音写作自传的念头。
视力受损后,在胡美琦协助下,钱穆仍先后出版《历史与文化论丛》《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等著作。
1980年夏,钱穆再度赴港,与留在祖国大陆的儿子钱拙、钱行、钱逊和钱晦欢聚一周。钱穆很是自责对子女没尽到责任;对于因他的缘故受委屈,格外感到愧疚。
未料这次团圆后一年半,长子钱拙即因淋巴癌去世。
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钱穆晚年多次指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教育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他强调,中国从无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的文化传统,向来推崇“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才是真正的世界性和平观。
钱穆还认为,中国国家的完整与持久统一性,是中国固有传统;改朝换代只是国内政府改组,而非中国人征服中国人。因此未来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目标,才符合历史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不同政治意见都必须在同一个国家的框架下,由中国人来领导中国。
1990年5月,这位已全盲的国学大师黯然迁出居住数十年的素书楼,改在台北杭州南路辟屋居住,在度过九十六岁的寿诞后,也就是迁出素书楼才三个多月,1990年8月30日,一代国学大师钱穆逝世于杭州南路新寓所。虽然钱穆生前多次拒绝返回故乡探亲与讲学,夫人胡美琦却宣布,将完成钱穆的遗愿,让大师骨灰回到江苏无锡老家安葬。
正视历史 忧思文化
一如钱穆夫人所撰的一副对联:“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钱穆作为一代硕儒,在史学、经学上别有成就,见证了中国的起起伏伏,虽历经颠沛流离,却始终未忘著作、讲学,毕生为文超过一千五百万字。这其实是奠基于一股对中华文化、传统价值的热爱与信仰,期盼有待来者,从此也可以看出一代思想家的格局与胸襟。
对钱穆而言,他引用顾炎武的看法,强调“亡国”与“亡天下”有本质上的差异,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无改中国的文化精神与气运;不过一旦天下将亡、文化将亡,中国也就岌岌可危了。
从新旧的角度来看,钱穆是站在维护旧的文化观点出发,质疑当代流行说法,究竟是保守,还是批判,拉开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或许当代论战之际极易被人抨击,但结果不证自明。尤其他以个人力量和学术专业,坚持“道统”,与大环境“政治正确”思潮对抗的气魄,甚至直言质疑“全盘西化”论调,毫无畏惧与退让,更让人景仰。
20世纪以降,正是所谓“国魂飘失”的时刻,历史已经成为漂流在后现代氛围中亳不可知、不可信的客体,“为往圣继绝学”的气度往往成了不切实际的空谈,甚至是众人的笑柄。钱穆曾哀伤地表示,遗忘了国史的爱国精神,不过是一种商业之爱,仅寻求对己有利之爱,无从激发高贵的历史精神。钱穆的学术生涯始终走得很寂寞,但终成中华历史文化守护者。
钱穆一生全心发扬传统文化,坚持以历史救国“一生为故国招魂”的浪漫主义,是后人难以比肩的。尤其是他在抗战流离之际,冒着生命危险著作的《国史大纲》,成为两岸史学的重要经典文献。钱穆的这份坚持,以及期待后人在国史中浸润生命,拓展视野以救国、复国的气度与格局,成为他留给后人的无形遗产。
重视中华文化与历史传统,钱穆始终没有丝毫动摇。他主张现代中国人必读九本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近思录》以及王阳明《传习录》,以领略故人先贤的文化抱负。
钱穆在晚年多次强调,国民必须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不是合格的国民。这或许正是重视传统的史家所提出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宣言。
自幼苦读成一家之言
钱穆,字宾四,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三十日,生在江苏省无锡县荡口镇南延祥乡啸傲泾上七房桥之五世同堂。原名钱思嵘,1902年改名为钱穆。
钱穆自小不但爱读书,且口才极佳,七岁就在鸦片馆为客说《三国演义》,曾为同学讲《水浒传》。钱穆以姚鼐的《古文辞类暮》与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为人门,踏入国学经典的瀚海中。十六岁时,受到谭嗣同“仁学”的影响,愤而剪去长辫。因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解散,无法完成中学学业。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著作《论语文解》。
1930年秋,顾撷刚荐钱穆至北平私立燕京大学国文系任讲师,时年三十六。他在《燕京学报》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误言,平今、古文经学之争,震惊北京学术界。来年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课,讲授史学,终于成一家之言。
抗战后,钱穆历任西南联大、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齐鲁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教授以及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讲授上古史、秦汉史、政治制度史等课程。并于1939年云南避难期间,在岩泉下寺完成巨著《国史大纲》。
新亚书院
1949年由于时局紧张,大批自由派学者随蒋介石迁往台湾。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左派学者对他的排斥,以及忧心时局,并未留在祖国大陆。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成立香港“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新亚书院的创办宗旨,强调上溯宋明书院的传统,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精神教育为宗旨,沟通中西文化。钱穆教中国通史,唐君毅教哲学,崔书琴教政治学。度过极度艰困的草创时期,新亚书院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与耶鲁大学合作交换学人,情况有所好转。新亚书院在1952年有了第一届毕业生三人,其中一人便是史学大家余英时。
意外姻缘
钱穆虽在港办学,并没有断开与台湾的联系。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展开,钱穆多次受邀赴台讲学,传授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晋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介石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去台一叙,而且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三千元,供新亚书院缓解资金困境,前后长达四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朱家骅邀请,赴台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借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但尚未验收的“惊声堂”举办,有四百余人前来聆听钱穆关于唐宋史的看法。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团的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柴春霖当场死亡。
意外发生时,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险遭掉落的碎石活埋。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无性命危险。蒋经国、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钱穆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须治疗,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四月,直到1952年8月才返港。
讲堂的塌陷却意外地开启了钱穆的另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于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书院学生胡美琦,常来照料,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了种子。
胡美琦出身名门,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与钱穆本是旧识。胡美琦对历史与教育别有研究,日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文笔颇佳。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著述,皆由胡美琦代整理付印才能顺利出版。
胡美琦曾说,两人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景仰钱穆的人格学养,愿意委身下嫁,照料不时为胃疾困扰的钱穆。
1956年1月30日,钱穆与胡美琦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婚礼,老夫少妻相差三十五岁,且是师生恋,外界议论纷纷。这对新人因而格外低调,仅邀新亚书院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婚礼。
婚后钱穆并未忘记学术,《先秦诸子系年》由香港大学再版,《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也陆续出版。
钱穆等人为在香港弘扬中国文化,希望设立有别于香港大学英语教学的大学,这就是香港中文大学。
1965年夏天,新加坡南洋大学拟聘钱穆为校长,但遭婉拒。当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结束在香港办学十六年的生涯。钱穆赴吉隆坡马来西亚大学讲学一年后,迁居台湾,结束香港客居生涯。在这段时间里,被胡适称为“不脱理学家习气”的钱穆完成了他晚年大作《朱子新学案》。
鸿儒赴台
离开一手创办的新亚书院,钱穆以著书读书为主,以执教为副业,盼尽速完成朱熹的学术研究,以对中国历史文化学术有所贡献。中国文化应以人与人文主义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的理念,成为钱穆的治学大纲。
1966年蒋介石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将台湾建设成国际汉学的中心,蒋介石力邀散居海外的大师级人物赴台,钱穆称许此举是“自辛亥以来最大的一件事”,自己也成为蒋介石极力敦请的对象。除钱穆之外,在美国的林语堂、侨居巴西的张大干,也是重要人物。
1967年10月,七十三岁的钱穆携夫人胡美琦迁居台北,终老于此。
移居台湾之初,钱穆先住进台北市区的“自由之家”,继租居于台 北金山街。后来在蒋介石的高度礼遇下,国民党当局拨出位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旁的土地,并拨公款建屋,供钱穆夫妇居住。这栋雅致的别墅式两层楼房,便是大名鼎鼎的“素书楼”。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钱穆为研究员,不仅让他免于为生活发愁,亦得以遍览《四库全书》等重要典籍,安心创作。
钱穆在“素书楼”展开讲学著述,除散步运动外,每天看书、写稿、讲学,无一刻闲暇。《中华文化十二讲》《孔子与论语》《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经典著作都在“素书楼”完成。
1978年,钱穆又因黄斑变性症眼疾剧烈发作,无法正常视物看书,前后开了三次刀,静养半年后,并无显著成效;加上胃疾转剧,因此钱穆兴起口述录音写作自传的念头。
视力受损后,在胡美琦协助下,钱穆仍先后出版《历史与文化论丛》《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等著作。
1980年夏,钱穆再度赴港,与留在祖国大陆的儿子钱拙、钱行、钱逊和钱晦欢聚一周。钱穆很是自责对子女没尽到责任;对于因他的缘故受委屈,格外感到愧疚。
未料这次团圆后一年半,长子钱拙即因淋巴癌去世。
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钱穆晚年多次指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教育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他强调,中国从无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的文化传统,向来推崇“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才是真正的世界性和平观。
钱穆还认为,中国国家的完整与持久统一性,是中国固有传统;改朝换代只是国内政府改组,而非中国人征服中国人。因此未来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目标,才符合历史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不同政治意见都必须在同一个国家的框架下,由中国人来领导中国。
1990年5月,这位已全盲的国学大师黯然迁出居住数十年的素书楼,改在台北杭州南路辟屋居住,在度过九十六岁的寿诞后,也就是迁出素书楼才三个多月,1990年8月30日,一代国学大师钱穆逝世于杭州南路新寓所。虽然钱穆生前多次拒绝返回故乡探亲与讲学,夫人胡美琦却宣布,将完成钱穆的遗愿,让大师骨灰回到江苏无锡老家安葬。
正视历史 忧思文化
一如钱穆夫人所撰的一副对联:“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钱穆作为一代硕儒,在史学、经学上别有成就,见证了中国的起起伏伏,虽历经颠沛流离,却始终未忘著作、讲学,毕生为文超过一千五百万字。这其实是奠基于一股对中华文化、传统价值的热爱与信仰,期盼有待来者,从此也可以看出一代思想家的格局与胸襟。
对钱穆而言,他引用顾炎武的看法,强调“亡国”与“亡天下”有本质上的差异,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无改中国的文化精神与气运;不过一旦天下将亡、文化将亡,中国也就岌岌可危了。
从新旧的角度来看,钱穆是站在维护旧的文化观点出发,质疑当代流行说法,究竟是保守,还是批判,拉开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或许当代论战之际极易被人抨击,但结果不证自明。尤其他以个人力量和学术专业,坚持“道统”,与大环境“政治正确”思潮对抗的气魄,甚至直言质疑“全盘西化”论调,毫无畏惧与退让,更让人景仰。
20世纪以降,正是所谓“国魂飘失”的时刻,历史已经成为漂流在后现代氛围中亳不可知、不可信的客体,“为往圣继绝学”的气度往往成了不切实际的空谈,甚至是众人的笑柄。钱穆曾哀伤地表示,遗忘了国史的爱国精神,不过是一种商业之爱,仅寻求对己有利之爱,无从激发高贵的历史精神。钱穆的学术生涯始终走得很寂寞,但终成中华历史文化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