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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之行 一波三折
斯诺写作《西行漫记》的整个采访过程，都和刘鼎有着密切联系。
刘鼎，原名阚思俊，四川南溪人，1924年在德国经朱德、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任教，在上海中央特科任陈赓副手，1933年去中央苏区途中被方志敏留在赣东北。1935年初，赣东北苏区陷落，他在山里被俘。是年秋，从江西九江敌营逃离，潜回上海，蛰居在同情革命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家里，其间认识了宋庆龄。1936年3月，宋庆龄得知张学良在寻找共产党人，便推荐了刘鼎。刘鼎这个名字，是他去西安后开始用的。
刘鼎去西安，还捎带办了一件事，就是宋庆龄通过史沫特莱安排两个外国人与他同行，请他设法帮他们进入陕北苏区。两位外国人，一位是埃德加·斯诺，伦教《每日先驱报》驻华记者；另一位是海德姆（后来叫马海德），美国医生。
到西安后，刘鼎把斯诺和马海德安排住进当时西安西京招待所，然后，持董健吾的亲笔信，找到陕西禁烟局督办钟可托的宅第，自己住下了。第二天上午，他到张公馆会见大名鼎鼎的张学良。
这次会见，正是张学良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肤施（延安）会谈的前夕，张学良在做认真的准备，他要深入地了解中共和红军，脑子里装了一堆问题。见刘鼎是个颇有经历、谈吐不凡的共产党人，他急于通过交谈释疑解惑，便不由分说带刘鼎去了洛阳。洛阳是东北军“剿共”前线指挥部，张学良名为到前线督战“剿共”，实为到前沿去暗中联共，行动当然是极为秘密的，带上刘鼎就走，刘鼎不便也来不及和两位外国人打招呼，就离开了西安。两位外国人被丢在西京招待所，空等了几天，不见刘鼎人影，便悻悻然原路返回了。
刘鼎参加了4月9日在陕北肤施桥儿沟大教堂的周、张会谈后，随周恩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他除了向中央汇报在张学良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还把曾有一位外国记者和一位外国医生要来苏区的事做了报告。
斯诺未能进入陕北苏区，很不甘心。回到上海，再次拜访宋庆龄，留下一份要找红军采访的问题清单，上面列了11个向题，如：红色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方针，对不平等条约及外债、外资、外国牧师财产的政策，对日本、英美、苏联的估计和政策，以及中国是否可能同外国结成反法西斯联盟，等等。5月中旬，这个问题清单传到苏区，中共中央很重视。5月15日，政治局常委开会，专门讨论了“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杨尚昆、王稼祥等参加会议，为答复斯诺的问题做了认真准备。
4月被中共中央派赴上海的冯雪峰，5月28日给张闻天、周恩来写来他抵沪后的第一份工作报告，其中介绍了马海德和斯诺坚决要到延安的情况，报告写道：“此二人均十分热情并十分可靠，尤其是医生他买了三四百元的药带来……收到此信后，即刻请派人到延安接两个外国人。他们六月三日从沪动身，估计六月十三四日一定可到延安。”
6月上旬，斯诺和马海德第二次到西安。这时刘鼎已是中共中央派在张学良身边的代表，负责处理中共中央交办的事。他见到两位外国人，仍然安排他们住到西京招待所，准备送入延安。
这期间，由于东北军六十七军一部按照西北“剿总”命令向陕北苏区腹地推进，中共中央决定放弃瓦窑堡西移保安。同时因连日阴雨交通阻隔，第一批去苏区的人未能如愿到达，原拟第二批走的斯诺、马海德，也一直等到7月上旬才成行。等待期间，斯诺也没闲着，访问了杨虎城、邵力子、张学良等西安的军政要人，还曾会见路过西安准备去苏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那天，刘鼎安排汽车，拉他们参观西安名胜。斯诺和邓发坐在一辆车上。后来斯诺写道：那人“在我们坐汽车出来的尘土飞扬的路上一直坐在那里没有说话”，下车后，那人“卸下墨镜，摘掉白帽。我才看出他相当年轻。他的一头黑油油的浓发下面，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他的青铜色的脸上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瞧瞧我！瞧瞧我！你认出我来了吗？’”“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五万元要他的首级！”“邓发泄露了他的身份以后髙兴得跳了起来。他压捺不住自己，对目前这种情况感到好玩：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7月初，刘鼎曾按中共中央要求紧急赴安塞开会，张学良对刘此行十分重视，托刘鼎带了他给周恩来的信，并特派飞机专送刘鼎到肤施。安塞会议上，刘鼎向中央报告了两位外国人要来苏区的行动安排，中央领导人都很重视。会后，7月8日一早，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克农从安塞来到苏区前沿中心白家坪，迎接斯诺与马海德的到来。
百日采访 满载而归
7月13日，斯诺与马海德到达保安。当晚，毛泽东来到他们的住处看望，对他们来苏区表示欢迎。第二天，举行了欢迎晚会。随后几天，斯诺对毛泽东、张闻天等进行了采访。
8月下旬，斯诺和马海德西行，到在豫旺堡的彭德怀指挥部和西部前线去。原计划去一个月，但是由于要采访的人和事太多，直到9月底才从西部前线回到保安。
刘鼎在7月初安排了两位外国人进苏区后，9月初又在西安接待了斯诺的夫人海伦（即尼姆·威尔士）。她是随中共北方局的王林从北平来的，要到陕北去。刘鼎将这一情况向中央汇报，得知这时斯诺还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西部采访未归，同时，去陕北的交通也有困难，刘鼎便安排她在西安活动了一些天。曾陪同海伦去西北采访的王福时忆：“此时距西安事变仅两个月，延安方面派刘鼎在西安张学良公馆作为与红军联络的专员，但延安与西安每天只有一辆军车往来，主要用于运送急用物资。可能是刘鼎考虑当时的复杂情况，怕海伦去延安（回忆有误，当时中共中央在保安——作者注）会影响斯诺早日从延安返回，于是便劝她先返回北平。”海伦这次延安之行的目的没有实现。
刘鼎安排海伦会见了张学良。张学良同她谈话时，表达了主张抗日、反对内战的意见，海伦把张学良的言论记下，在美国的报纸上发表出来，引起国际的注意。 9月底，斯诺和马海德从西部前线回到保安。9月底至10月上旬，毛泽东又用了几个夜晚与斯诺谈他个人的生平，而且是彻夜长谈。毛泽东对斯诺的采访如此重视，其原因，正如斯诺后来所写的：“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政府实行新闻检査，也会传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耳朵里。”
10月，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调兵遣将，把“围剿”大军指向将要在西北会师的红军。毛泽东担心交通被隔绝，一再催促斯诺抓紧离开苏区，并几次致电刘鼎，要他请张学良安排车来接斯诺。
10月5日12时，毛泽东给刘鼎电报：“美记者施乐（斯诺〉急需出来，望嘱刘（向三）、王（立人）同带车来接，最好能8号赶到阳泉。”
10月7日午，毛泽东给刘鼎电报：“施乐急待回白区，王、刘何日动身来接，望速复。”
10月10日12时，毛泽东再次给刘鼎电报：“鼎兄并转年、剑（潘汉年、叶剑英，时二人在西安）兄：甲、施乐准13日到下寺湾，望速派王、刘来接，王至下寺湾后即偕施乐折回西安，刘到志丹（即保安）谈话。”
刘鼎几次接中共中央来电，知道事不宜迟，催请张学良派车，直到11日深夜，刘鼎才复电，告以张学良派车赴洛川接斯诺。
正在焦急等待的斯诺，10月12日离开红都保安。这时，驻肤施的东北军已撤防由第十七路军接管，可靠的交通一时还没搞起来，斯诺只好在红军控制的地域爬山涉水到了甘泉西北的下寺湾。这里是苏区的南部边沿，不敢贸然走动，又苦苦等待了4天，由刘鼎安排的王立人、刘向三来到洛川。这里还是东北军驻地，第二天乘卡车返西安。
“无价之宝”失而复得
斯诺在10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的红区之行结束了，可是临到末了发生了一桩意外事情，却差一点使我枉作此行。事情是这样的：当我走下卡车时，发觉我的手提袋不见了——连同我所有的访问谈话记录、日记、笔记本和在苏区第一次拍摄的照片。”
斯诺在陕甘苏区100多天的采访记录和捜集的资料都放在他的提包里，其中包括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谈话记录，包括有那张后来流传于世的毛泽东戴着红军八角帽照片的许多胶卷，还有红军指挥员送给他的纪念品，等等，斯诺都视为“无价之宝”。这些东西，斯诺在乘卡车时，担心路上被检查出来，就将提包放到后面大车厢的一个麻袋里，车上另外还有一堆麻袋，里面塞满需要修理的破旧枪械零件等，他得意地以为，混在一起放不会被发现。可是，斯诺没有料到，卡车行至离西安80多里的咸阳附近时，天已黄昏，视物不清，车上所有的麻袋，包括装他“宝物”的麻袋，都被扔到一个军火仓库里。
在西安，刘鼎等待着斯诺的到来以便给他安排食宿。坐了一天车备感疲惫的斯诺，下车后发现，后面车厢里装着他的提包的麻袋不见了，大惊失色，急得搓手跺足。事关重大，刘鼎一边安慰斯诺，一边要司机开车原路返回，拉他回到那个军火库去寻找。司机开了一天车，已经累了，很不情愿再跑回头路，想拖到明天再说，但刘鼎决然要求，说无论如何也要把美国记者的包找回来，司机只好执行命令。
刘鼎从咸阳的军火仓库找到斯诺的提包，可算松了一口气。返回来已经是午夜12点了。汽车刚进城，城门就关闭了，西安城开始戒严。刘鼎想：真好险啊！
斯诺日记写道：“我一夜合不上眼，就是担心那些手提袋在仓库里被某些多疑的国民党宪兵发现并没收了。第二天黎明时分，我的朋友踉踉跄跄地走了进来，手提袋原封未动。我加倍感到幸运，因为就在他们带着手提袋回来后不久，西安的各处城门都关闭了，通往西安的所有公路两旁，都有蒋介石的卫队站岗，一切交通都陷于停顿。蒋介石突然飞到西安来视察。如果回来得迟一点，我们的卡车就没法通过机场附近重兵把守的公路了。”
刘鼎对斯诺从陕北苏区访问归来热情接待。这时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也在9月被刘鼎请到西安，还有女作家丁玲等人。他们在七贤庄秘密接待站悄悄地举行了欢迎斯诺的晚宴，丁玲下厨备好饭菜，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听斯诺讲述他在苏区的见闻，还看了斯诺带回的照片，都很兴奋，庆贺斯诺满载而归。
斯诺这年春天第一次到西安，刘鼎曾一路陪同；第二次经西安进出陕北苏区，又是刘鼎安排接送，两人关系自然熟络亲切。刘鼎一再叮嘱斯诺：“你可以写其他的人，但一定不要写我！”
斯诺答应了，并信守承诺。他知道刘鼎从事工作的隐秘性，在他后来写成的《西行漫记》一书中，只字未提刘鼎。
斯诺完成历时4个多月的西北之行，回到北平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报道给英、美各大报刊，宣传红军及其领袖的事迹和主张，这就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多年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新闻封锁和妖魔化宣传，如石破天惊，成了轰动世界的新闻。一年后，以这次采访成书的《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个月内就发行了5版，不久就有了多国文字译本。1938年初，中译本在上海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限于环境，虽然隐去了“红星照耀”的字样，却照亮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把他们引向了革命之路，引向了延安。
1970年，斯诺在“文化大革命”热潮未退之时来中国访问，他会见同他一起去陕北的马海德医生时，还没忘记打听刘鼎的情况，听说刘鼎被关在监狱里，感到十分遗憾。
1987年，刘鼎去世前住在北京医院，马海德前来医院探望，还一起回忆了他和斯诺1936年两次到西安，马海德对陪护的刘鼎女儿说起他们第一次到西安不辞而别：“他说他有工作要做，说一天后与我们联系，结果不见他来，我们没处找他，又不认识别人。一天天过去了，钱也用光了，也没等来他，我们只好返回上海了。”“我们为他担心，他出了什么问题没有。几个月后，我们第二次去陕北，还是他安排我们进入根据地的。”坐在一边的路易·艾黎说：“那时你爸爸可是个神秘人物，非常能干。我们都喜欢他，都听他的。我们想，共产党人都是这个样子，革命还能不胜利吗！”
（摘自《百年潮》 本文作者：吴殿尧）
斯诺写作《西行漫记》的整个采访过程，都和刘鼎有着密切联系。
刘鼎，原名阚思俊，四川南溪人，1924年在德国经朱德、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任教，在上海中央特科任陈赓副手，1933年去中央苏区途中被方志敏留在赣东北。1935年初，赣东北苏区陷落，他在山里被俘。是年秋，从江西九江敌营逃离，潜回上海，蛰居在同情革命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家里，其间认识了宋庆龄。1936年3月，宋庆龄得知张学良在寻找共产党人，便推荐了刘鼎。刘鼎这个名字，是他去西安后开始用的。
刘鼎去西安，还捎带办了一件事，就是宋庆龄通过史沫特莱安排两个外国人与他同行，请他设法帮他们进入陕北苏区。两位外国人，一位是埃德加·斯诺，伦教《每日先驱报》驻华记者；另一位是海德姆（后来叫马海德），美国医生。
到西安后，刘鼎把斯诺和马海德安排住进当时西安西京招待所，然后，持董健吾的亲笔信，找到陕西禁烟局督办钟可托的宅第，自己住下了。第二天上午，他到张公馆会见大名鼎鼎的张学良。
这次会见，正是张学良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肤施（延安）会谈的前夕，张学良在做认真的准备，他要深入地了解中共和红军，脑子里装了一堆问题。见刘鼎是个颇有经历、谈吐不凡的共产党人，他急于通过交谈释疑解惑，便不由分说带刘鼎去了洛阳。洛阳是东北军“剿共”前线指挥部，张学良名为到前线督战“剿共”，实为到前沿去暗中联共，行动当然是极为秘密的，带上刘鼎就走，刘鼎不便也来不及和两位外国人打招呼，就离开了西安。两位外国人被丢在西京招待所，空等了几天，不见刘鼎人影，便悻悻然原路返回了。
刘鼎参加了4月9日在陕北肤施桥儿沟大教堂的周、张会谈后，随周恩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他除了向中央汇报在张学良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还把曾有一位外国记者和一位外国医生要来苏区的事做了报告。
斯诺未能进入陕北苏区，很不甘心。回到上海，再次拜访宋庆龄，留下一份要找红军采访的问题清单，上面列了11个向题，如：红色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方针，对不平等条约及外债、外资、外国牧师财产的政策，对日本、英美、苏联的估计和政策，以及中国是否可能同外国结成反法西斯联盟，等等。5月中旬，这个问题清单传到苏区，中共中央很重视。5月15日，政治局常委开会，专门讨论了“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杨尚昆、王稼祥等参加会议，为答复斯诺的问题做了认真准备。
4月被中共中央派赴上海的冯雪峰，5月28日给张闻天、周恩来写来他抵沪后的第一份工作报告，其中介绍了马海德和斯诺坚决要到延安的情况，报告写道：“此二人均十分热情并十分可靠，尤其是医生他买了三四百元的药带来……收到此信后，即刻请派人到延安接两个外国人。他们六月三日从沪动身，估计六月十三四日一定可到延安。”
6月上旬，斯诺和马海德第二次到西安。这时刘鼎已是中共中央派在张学良身边的代表，负责处理中共中央交办的事。他见到两位外国人，仍然安排他们住到西京招待所，准备送入延安。
这期间，由于东北军六十七军一部按照西北“剿总”命令向陕北苏区腹地推进，中共中央决定放弃瓦窑堡西移保安。同时因连日阴雨交通阻隔，第一批去苏区的人未能如愿到达，原拟第二批走的斯诺、马海德，也一直等到7月上旬才成行。等待期间，斯诺也没闲着，访问了杨虎城、邵力子、张学良等西安的军政要人，还曾会见路过西安准备去苏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那天，刘鼎安排汽车，拉他们参观西安名胜。斯诺和邓发坐在一辆车上。后来斯诺写道：那人“在我们坐汽车出来的尘土飞扬的路上一直坐在那里没有说话”，下车后，那人“卸下墨镜，摘掉白帽。我才看出他相当年轻。他的一头黑油油的浓发下面，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他的青铜色的脸上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瞧瞧我！瞧瞧我！你认出我来了吗？’”“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五万元要他的首级！”“邓发泄露了他的身份以后髙兴得跳了起来。他压捺不住自己，对目前这种情况感到好玩：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7月初，刘鼎曾按中共中央要求紧急赴安塞开会，张学良对刘此行十分重视，托刘鼎带了他给周恩来的信，并特派飞机专送刘鼎到肤施。安塞会议上，刘鼎向中央报告了两位外国人要来苏区的行动安排，中央领导人都很重视。会后，7月8日一早，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克农从安塞来到苏区前沿中心白家坪，迎接斯诺与马海德的到来。
百日采访 满载而归
7月13日，斯诺与马海德到达保安。当晚，毛泽东来到他们的住处看望，对他们来苏区表示欢迎。第二天，举行了欢迎晚会。随后几天，斯诺对毛泽东、张闻天等进行了采访。
8月下旬，斯诺和马海德西行，到在豫旺堡的彭德怀指挥部和西部前线去。原计划去一个月，但是由于要采访的人和事太多，直到9月底才从西部前线回到保安。
刘鼎在7月初安排了两位外国人进苏区后，9月初又在西安接待了斯诺的夫人海伦（即尼姆·威尔士）。她是随中共北方局的王林从北平来的，要到陕北去。刘鼎将这一情况向中央汇报，得知这时斯诺还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西部采访未归，同时，去陕北的交通也有困难，刘鼎便安排她在西安活动了一些天。曾陪同海伦去西北采访的王福时忆：“此时距西安事变仅两个月，延安方面派刘鼎在西安张学良公馆作为与红军联络的专员，但延安与西安每天只有一辆军车往来，主要用于运送急用物资。可能是刘鼎考虑当时的复杂情况，怕海伦去延安（回忆有误，当时中共中央在保安——作者注）会影响斯诺早日从延安返回，于是便劝她先返回北平。”海伦这次延安之行的目的没有实现。
刘鼎安排海伦会见了张学良。张学良同她谈话时，表达了主张抗日、反对内战的意见，海伦把张学良的言论记下，在美国的报纸上发表出来，引起国际的注意。 9月底，斯诺和马海德从西部前线回到保安。9月底至10月上旬，毛泽东又用了几个夜晚与斯诺谈他个人的生平，而且是彻夜长谈。毛泽东对斯诺的采访如此重视，其原因，正如斯诺后来所写的：“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政府实行新闻检査，也会传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耳朵里。”
10月，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调兵遣将，把“围剿”大军指向将要在西北会师的红军。毛泽东担心交通被隔绝，一再催促斯诺抓紧离开苏区，并几次致电刘鼎，要他请张学良安排车来接斯诺。
10月5日12时，毛泽东给刘鼎电报：“美记者施乐（斯诺〉急需出来，望嘱刘（向三）、王（立人）同带车来接，最好能8号赶到阳泉。”
10月7日午，毛泽东给刘鼎电报：“施乐急待回白区，王、刘何日动身来接，望速复。”
10月10日12时，毛泽东再次给刘鼎电报：“鼎兄并转年、剑（潘汉年、叶剑英，时二人在西安）兄：甲、施乐准13日到下寺湾，望速派王、刘来接，王至下寺湾后即偕施乐折回西安，刘到志丹（即保安）谈话。”
刘鼎几次接中共中央来电，知道事不宜迟，催请张学良派车，直到11日深夜，刘鼎才复电，告以张学良派车赴洛川接斯诺。
正在焦急等待的斯诺，10月12日离开红都保安。这时，驻肤施的东北军已撤防由第十七路军接管，可靠的交通一时还没搞起来，斯诺只好在红军控制的地域爬山涉水到了甘泉西北的下寺湾。这里是苏区的南部边沿，不敢贸然走动，又苦苦等待了4天，由刘鼎安排的王立人、刘向三来到洛川。这里还是东北军驻地，第二天乘卡车返西安。
“无价之宝”失而复得
斯诺在10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的红区之行结束了，可是临到末了发生了一桩意外事情，却差一点使我枉作此行。事情是这样的：当我走下卡车时，发觉我的手提袋不见了——连同我所有的访问谈话记录、日记、笔记本和在苏区第一次拍摄的照片。”
斯诺在陕甘苏区100多天的采访记录和捜集的资料都放在他的提包里，其中包括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谈话记录，包括有那张后来流传于世的毛泽东戴着红军八角帽照片的许多胶卷，还有红军指挥员送给他的纪念品，等等，斯诺都视为“无价之宝”。这些东西，斯诺在乘卡车时，担心路上被检查出来，就将提包放到后面大车厢的一个麻袋里，车上另外还有一堆麻袋，里面塞满需要修理的破旧枪械零件等，他得意地以为，混在一起放不会被发现。可是，斯诺没有料到，卡车行至离西安80多里的咸阳附近时，天已黄昏，视物不清，车上所有的麻袋，包括装他“宝物”的麻袋，都被扔到一个军火仓库里。
在西安，刘鼎等待着斯诺的到来以便给他安排食宿。坐了一天车备感疲惫的斯诺，下车后发现，后面车厢里装着他的提包的麻袋不见了，大惊失色，急得搓手跺足。事关重大，刘鼎一边安慰斯诺，一边要司机开车原路返回，拉他回到那个军火库去寻找。司机开了一天车，已经累了，很不情愿再跑回头路，想拖到明天再说，但刘鼎决然要求，说无论如何也要把美国记者的包找回来，司机只好执行命令。
刘鼎从咸阳的军火仓库找到斯诺的提包，可算松了一口气。返回来已经是午夜12点了。汽车刚进城，城门就关闭了，西安城开始戒严。刘鼎想：真好险啊！
斯诺日记写道：“我一夜合不上眼，就是担心那些手提袋在仓库里被某些多疑的国民党宪兵发现并没收了。第二天黎明时分，我的朋友踉踉跄跄地走了进来，手提袋原封未动。我加倍感到幸运，因为就在他们带着手提袋回来后不久，西安的各处城门都关闭了，通往西安的所有公路两旁，都有蒋介石的卫队站岗，一切交通都陷于停顿。蒋介石突然飞到西安来视察。如果回来得迟一点，我们的卡车就没法通过机场附近重兵把守的公路了。”
刘鼎对斯诺从陕北苏区访问归来热情接待。这时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也在9月被刘鼎请到西安，还有女作家丁玲等人。他们在七贤庄秘密接待站悄悄地举行了欢迎斯诺的晚宴，丁玲下厨备好饭菜，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听斯诺讲述他在苏区的见闻，还看了斯诺带回的照片，都很兴奋，庆贺斯诺满载而归。
斯诺这年春天第一次到西安，刘鼎曾一路陪同；第二次经西安进出陕北苏区，又是刘鼎安排接送，两人关系自然熟络亲切。刘鼎一再叮嘱斯诺：“你可以写其他的人，但一定不要写我！”
斯诺答应了，并信守承诺。他知道刘鼎从事工作的隐秘性，在他后来写成的《西行漫记》一书中，只字未提刘鼎。
斯诺完成历时4个多月的西北之行，回到北平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报道给英、美各大报刊，宣传红军及其领袖的事迹和主张，这就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多年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新闻封锁和妖魔化宣传，如石破天惊，成了轰动世界的新闻。一年后，以这次采访成书的《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个月内就发行了5版，不久就有了多国文字译本。1938年初，中译本在上海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限于环境，虽然隐去了“红星照耀”的字样，却照亮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把他们引向了革命之路，引向了延安。
1970年，斯诺在“文化大革命”热潮未退之时来中国访问，他会见同他一起去陕北的马海德医生时，还没忘记打听刘鼎的情况，听说刘鼎被关在监狱里，感到十分遗憾。
1987年，刘鼎去世前住在北京医院，马海德前来医院探望，还一起回忆了他和斯诺1936年两次到西安，马海德对陪护的刘鼎女儿说起他们第一次到西安不辞而别：“他说他有工作要做，说一天后与我们联系，结果不见他来，我们没处找他，又不认识别人。一天天过去了，钱也用光了，也没等来他，我们只好返回上海了。”“我们为他担心，他出了什么问题没有。几个月后，我们第二次去陕北，还是他安排我们进入根据地的。”坐在一边的路易·艾黎说：“那时你爸爸可是个神秘人物，非常能干。我们都喜欢他，都听他的。我们想，共产党人都是这个样子，革命还能不胜利吗！”
（摘自《百年潮》 本文作者：吴殿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