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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旅居美国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碰到了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授罗纳德?科斯。这是一个看上去非常温和健谈的普通老人，却在1991年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科斯原籍英国，早年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企业法》，毕业以后就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主编《法律经济学》杂志。
我读过科斯教授的名著《企业、市场和法》。他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经济学家，最重视做社会调查研究。他认为，如果不接触实际的经济世界,便不能了解经济理论的真谛。因此，他极为反对脱离实际的课堂式“黑板经济学”,认为“黑板经济学”会带来许多准错误的结论,也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极为重视产权和交易费用在解释经济现象中的重要性,得出许多独到的见解。
科斯在与我的交谈中，知道我的原籍祖国是中国时，便不假思索地对我说：中国特色的市场转型只是起步！
中国逐步在变成市场经济
科斯不愧是个顶级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了解。
他说，作为一个百岁老人，对他来说，一个世纪并非那么漫长。20世纪伊始，欧洲洋溢着乐观和信心。那时，工业革命的成果已经被吸收。人们对既存的社会制度失去了信心，激进的意识形态开始占据上风。那个时代的中国，由于自身的历史条件，中国也被激进的意识形态所淹没，似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都被当时的知识精英所抛弃。从那时起，中国如浮云一般飘忽不定，失去了根基，迷失了方向。
我问科斯，年轻时代是否到过中国？他回答说，那时虽然还没有去中国考察和游览，却已经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很久以来对中国的发展一直抱有信心。他觉得中国是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伟大国家。他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惊讶不已。他说，不知怎么回事，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潜力总没有发挥出来。他为此感到非常困惑，也因此而特别关注中国，尤其关注中国的经济。
然而，科斯说，历史进化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口号，发生的一切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感到中国似乎正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科斯不认为有人可以预计到中国在30年间会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那么，中国是如何从计划经济快速地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呢？
科斯带着这个疑惑，他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王宁教授于几年前开始写一本书，企图要解释中国如何在变成市场经济。
他毫不隐讳地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目标是为了拯救建国30来年的社会主义。过去30年来，在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完全是出乎世人意料的，这并不是否认或贬低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是一个世界的伟人。
然而，科斯又认为，并不是中国政府凭主观臆想就将中国改变了，而是中国大地已经出现了渴望变革的气候，这种气候将私人老板、民营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了中国。安徽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等等等等，这些与国有企业相比，似乎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在改革之初，私有化是被禁止的，放开价格也不允许，经济和政治的矛盾冲突最后导致了妥协的结果——价格双轨制。而且，在当时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中国新兴的私人、民营企业家在政治上危如累卵。
科斯教授说，这一切也为中国的改革创造了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因为市场经济当时并不是中国改革的目的，那些决心使中国富强起来的领导人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依靠。别无他法，中国只能走“摸着石子过河”的征途。邓小平和少数政治家揣着这样的心态，再加上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更多的中国领导人胸襟开放，渴望尝试新的改革，并怀疑任何事先设定的蓝图。
科斯说，如果人们还记得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是如何亦步亦趋地模仿苏联的话，人们就更加容易理解中国当时这种开放的心态及其对政策的直接影响了。当中国觉醒并且苦苦追寻富强之路时，它逐渐开始摆脱激进的意识形态，回归到实用主义。在这场伟大的改革斗争中，中国依靠的是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实事求是。尽管邓小平把它还是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其实世人都知道，“实事求是”是古老中国的文化大义。
科斯不愧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他深刻地分析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有悠久的商业与贸易的历史。在古老的年代里，家族企业和集市贸易源远流长，长期存在。科斯说，早在他还是年轻的学生时代时，就从《马可·波罗游记》里了解到，中国不仅已经有市场经济了，而且使用纸币远远早于西方。今天，中国在其市场转型期间，自然地从传统中找到了许多相关的理念和制度，随着对市场经济的追求，中国反身求己，回归到自己的文化根源。这个发展令全世界瞩目惊异！
中国的问题是缺乏思想市场
科斯教授说，非常明显，过去30多年，中国的市场转型只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起步,远不是中途，更不是尾声。中国的市场经济将继续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向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丰富悠久的文化传统，一定会和多样化的现代世界结合起来。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毕竟不是什么终极状态，而是一个开放的深化改造的演化过程。
科斯教授告诉我说，对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景，不只是他一个人有如是观，比如，著名学者罗伯特·福格尔教授也推断，在2040年中国的经济将达到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二。福格尔估计的中国总产量可能过高，但也有可能是太低。我们自己明白，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依然非常低，不到4000美元。而美国的人均生产总值高达4.7万美元，英国3.6万美元，即使与其亚洲的邻居相比，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依然很低,日本的人均生产总值高达4.3万美元，韩国2万美元和香港3.1万美元。由此看来，中国经济生产力持续快速的增长，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科斯教授说，中国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今后30年前景还是光明无量。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这算什么意思？缺乏思想市场，从来没有听到人提出过这样的说法。科斯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他是不会随意炮制一个概念来哗众取宠。老教授看出我的疑虑，说：听我慢慢道来——“我收到过许多中国人的来信，经常被问到的是：科斯教授，为什么没有中国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对此，我一时真的无法回答。后来我听到中国已故的力学专家钱学森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发人深省的问题。他在与温家宝总理见面时问道，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从1949年后就没有产生过一位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
科斯教授说，钱学森的困惑，帮他打开了回答中国人向他提出的问题的思路。这就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今天的中国，要成功构建和谐的社会。但是，和谐，正如这两个字的中文含义所示，需要不同声音的存在为前提。来自各方不同的声音，以自由的思想市场为媒介，交相呼应，互为融合，方能共奏和谐之韵。科斯教授说，像所有社会制度一样，思想市场是远远不够完善的。举例而言，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来说，压制思想市场的出现必会遭致更坏的结果。
科斯说，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精神。这是一帖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钱学森之问”清晰表明，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的多样性必将枯竭。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商品市场的引入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也幸运地引导中国找回自己的文化根源。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这能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
在我结束采访时，科斯教授说，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中国民营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契机，通过深化改革，创建思想市场。如果用中国人习惯的说法，思想解放了，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
（本文作者系原美国洛杉矶《Daimond BarCityNews》常务副总编）
我读过科斯教授的名著《企业、市场和法》。他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经济学家，最重视做社会调查研究。他认为，如果不接触实际的经济世界,便不能了解经济理论的真谛。因此，他极为反对脱离实际的课堂式“黑板经济学”,认为“黑板经济学”会带来许多准错误的结论,也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极为重视产权和交易费用在解释经济现象中的重要性,得出许多独到的见解。
科斯在与我的交谈中，知道我的原籍祖国是中国时，便不假思索地对我说：中国特色的市场转型只是起步！
中国逐步在变成市场经济
科斯不愧是个顶级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了解。
他说，作为一个百岁老人，对他来说，一个世纪并非那么漫长。20世纪伊始，欧洲洋溢着乐观和信心。那时，工业革命的成果已经被吸收。人们对既存的社会制度失去了信心，激进的意识形态开始占据上风。那个时代的中国，由于自身的历史条件，中国也被激进的意识形态所淹没，似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都被当时的知识精英所抛弃。从那时起，中国如浮云一般飘忽不定，失去了根基，迷失了方向。
我问科斯，年轻时代是否到过中国？他回答说，那时虽然还没有去中国考察和游览，却已经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很久以来对中国的发展一直抱有信心。他觉得中国是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伟大国家。他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惊讶不已。他说，不知怎么回事，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潜力总没有发挥出来。他为此感到非常困惑，也因此而特别关注中国，尤其关注中国的经济。
然而，科斯说，历史进化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口号，发生的一切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感到中国似乎正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科斯不认为有人可以预计到中国在30年间会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那么，中国是如何从计划经济快速地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呢？
科斯带着这个疑惑，他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王宁教授于几年前开始写一本书，企图要解释中国如何在变成市场经济。
他毫不隐讳地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目标是为了拯救建国30来年的社会主义。过去30年来，在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完全是出乎世人意料的，这并不是否认或贬低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是一个世界的伟人。
然而，科斯又认为，并不是中国政府凭主观臆想就将中国改变了，而是中国大地已经出现了渴望变革的气候，这种气候将私人老板、民营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了中国。安徽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等等等等，这些与国有企业相比，似乎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在改革之初，私有化是被禁止的，放开价格也不允许，经济和政治的矛盾冲突最后导致了妥协的结果——价格双轨制。而且，在当时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中国新兴的私人、民营企业家在政治上危如累卵。
科斯教授说，这一切也为中国的改革创造了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因为市场经济当时并不是中国改革的目的，那些决心使中国富强起来的领导人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依靠。别无他法，中国只能走“摸着石子过河”的征途。邓小平和少数政治家揣着这样的心态，再加上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更多的中国领导人胸襟开放，渴望尝试新的改革，并怀疑任何事先设定的蓝图。
科斯说，如果人们还记得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是如何亦步亦趋地模仿苏联的话，人们就更加容易理解中国当时这种开放的心态及其对政策的直接影响了。当中国觉醒并且苦苦追寻富强之路时，它逐渐开始摆脱激进的意识形态，回归到实用主义。在这场伟大的改革斗争中，中国依靠的是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实事求是。尽管邓小平把它还是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其实世人都知道，“实事求是”是古老中国的文化大义。
科斯不愧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他深刻地分析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有悠久的商业与贸易的历史。在古老的年代里，家族企业和集市贸易源远流长，长期存在。科斯说，早在他还是年轻的学生时代时，就从《马可·波罗游记》里了解到，中国不仅已经有市场经济了，而且使用纸币远远早于西方。今天，中国在其市场转型期间，自然地从传统中找到了许多相关的理念和制度，随着对市场经济的追求，中国反身求己，回归到自己的文化根源。这个发展令全世界瞩目惊异！
中国的问题是缺乏思想市场
科斯教授说，非常明显，过去30多年，中国的市场转型只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起步,远不是中途，更不是尾声。中国的市场经济将继续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向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丰富悠久的文化传统，一定会和多样化的现代世界结合起来。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毕竟不是什么终极状态，而是一个开放的深化改造的演化过程。
科斯教授告诉我说，对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景，不只是他一个人有如是观，比如，著名学者罗伯特·福格尔教授也推断，在2040年中国的经济将达到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二。福格尔估计的中国总产量可能过高，但也有可能是太低。我们自己明白，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依然非常低，不到4000美元。而美国的人均生产总值高达4.7万美元，英国3.6万美元，即使与其亚洲的邻居相比，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依然很低,日本的人均生产总值高达4.3万美元，韩国2万美元和香港3.1万美元。由此看来，中国经济生产力持续快速的增长，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科斯教授说，中国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今后30年前景还是光明无量。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这算什么意思？缺乏思想市场，从来没有听到人提出过这样的说法。科斯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他是不会随意炮制一个概念来哗众取宠。老教授看出我的疑虑，说：听我慢慢道来——“我收到过许多中国人的来信，经常被问到的是：科斯教授，为什么没有中国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对此，我一时真的无法回答。后来我听到中国已故的力学专家钱学森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发人深省的问题。他在与温家宝总理见面时问道，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从1949年后就没有产生过一位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
科斯教授说，钱学森的困惑，帮他打开了回答中国人向他提出的问题的思路。这就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今天的中国，要成功构建和谐的社会。但是，和谐，正如这两个字的中文含义所示，需要不同声音的存在为前提。来自各方不同的声音，以自由的思想市场为媒介，交相呼应，互为融合，方能共奏和谐之韵。科斯教授说，像所有社会制度一样，思想市场是远远不够完善的。举例而言，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来说，压制思想市场的出现必会遭致更坏的结果。
科斯说，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精神。这是一帖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钱学森之问”清晰表明，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的多样性必将枯竭。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商品市场的引入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也幸运地引导中国找回自己的文化根源。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这能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
在我结束采访时，科斯教授说，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中国民营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契机，通过深化改革，创建思想市场。如果用中国人习惯的说法，思想解放了，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
（本文作者系原美国洛杉矶《Daimond BarCityNews》常务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