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的父亲一把琵琶弹败家道。艰辛的生活却造就了张伯苓刚直的性格,再加聪敏上进,师从严复,受新风熏陶,开心智亦开了民智。
　　一八九八年英国借日本从威海撤军之际,强行迫使清政府将此一带转让于己。目旗降而清旗升,所谓转让,就是再降清旗而升英旗。两天内“三易国帜”,目睹了近似闹剧的真悲剧,张伯苓悲愤不已:
　　“悲楚和愤怒使我深思,我得到一个坚强的信念:中国想在现代世界生存,唯有赖一种能够制造一代新国民的新教育,我决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国的事业上”。
　　从严修家馆教学,至改家馆为中学学堂,改学堂为中学,中学又扩设大专,直至学员增至千人。
　　于是一九一八年张伯苓创办私立南开大学,翌年九月而毕。
　　张伯苓创办私立大学,在那个公立学校严重欠薪的都快要关门的年头,很多人惊为玩笑。为筹办学经费,张伯苓四处向人求见、酬款,被他人屡屡挡驾……他说:“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凭了这“不觉难堪”的信念,他将南开大学硬是从惊世的玩笑拼成中国教育界的奇迹!
　　一九三四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天津召开,南开学子突然打出“勿忘国耻”“收复失地”的标语,激越高呼,震惊全场。南开一系列的爱国运动让日军对南开恨之入骨。
　　就在九·一八事变不久,私立南开大学惨遭轰炸。张伯苓:“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精神将因此挫折。
　　蒋介石承诺张伯苓:“有中国就有南开”。
　　抗战胜利,一片废墟的南开改为国立,张伯苓仍任校长,然而他却说:“南大因为经济关系暂行改为国立,十年后仍将改为私立”。
　　本可依国家而高枕无经济之忧,借国家之力而有扬名之捷径。张伯苓却发出如此哪怕今人也是难以理解的声音。为什么?各种猜测接踵而来。假如我们去追溯张伯苓,他的出身、他办学立志的动机,就会清清楚楚剖开他的苦心。“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国立教育政治挂帅,只有中立的私立大学,才能撑起中国不一样的民主思想天空。教育救国,救治民心,教育救国,开启民智,教育救国,创造创新。南开校训“日新月异允公允能”,脱胎于《诗经·鲁颂》“允文允武”,何谓“公”与“能”,难道仅可称呼于官方?中国自古亦有“学在民间”的传统,所学“公”与“能”应是人皆有天下为公之心,皆能有担当远任之力。南开是中国人的南开,更是民间的南开,是平地崛起的南开,张伯苓心中的南开是日新月异的私立大学。
　　“为国家,为南开,当再努力十二年,至八十岁再退休。”张伯苓的心愿却未了却,由于政治原因南开遗弃了老人。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五岁,寿终未泯,含一腔遗恨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