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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认为,著《中国哲学史》有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古代史料或散佚仅存,或晦涩难解,非经著者解释,绝无哲学史之可言;另一方面,著者往往依自身时代的观念,解释古人之意志,其言论越有条理统系,反而离古人真相越远。这个两难问题,在近代学科建立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法律史学也不例外。“法”是什么?这是中国法律史学的元问题。回避这个问题,学科不复存在;回答这个问题,不免陷于两难:古代史料似乎并未呈现出边界清晰的“法律”体系,以今人法律理念整理古代史料,则越有条理统系,去真相可能越远。
中国法律史学科自1978年复建以来,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取得了不小成績。然而,诸如“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为主”“司法行政合一”“经济、民事法律不发达”“罪刑擅断”等一系列貌似系统化、条理化的描述,却在不知不觉中离历史真相背道而驰。有鉴于此,21世纪之初,我和一些法律史学同仁致力于“重新认识中华法系”,俞荣根教授则是一位积极的身体力行者。
他认为,对中国古代法和中华法系的诸多误判,追根究底,是出于以刑为核心内容的“律令说”。中国古代的“律”,如唐律、明律、清律等,实质上都是刑事法律,而中国古代法绝非仅限于刑律,还有吏、户、礼、兵、工律等多种,其中吏政、食货、礼制立法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刑律。古人论及刑律时云:“刑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古人最为“尚”者,礼法也。贵阳孔学堂书局的主编及编辑团队,很是支持俞教授的学术理路,从而促成了“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丛书的编写。于是,年逾七旬的俞荣根教授重新披挂上阵,担当起丛书主编的重任。
丛书第一辑于2018年出版后,书局即寄赠我一套,得享先睹之快。丛书以“礼法”为主线,纵横展开,层层剥笋,以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的写法,在“重新认识中华法系”方面贡献了独到的见解,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一、毕生以赴,立“礼法”之名 [见英文版第99页,下同]
丛书引人注目的新见,首先体现在“礼法”概念的提出。黄侃云:“学贵发明,不贵发见。”发见者,本无而穿凿使有;发明者,本晦而发掘使明。丛书的《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分册专辟一章为“礼法”正名,论证“礼法”之名并非臆说新造的“发见”,而是以古人语述古人事的“发明”。当然,客观、准确地诠释古人的语词、学术概念和法律思想,绝非易事,还要走相当长的道路。俞荣根教授为此艰苦探索40年,以《儒家法思想通论》《礼法传统与中华法系》等论著做了大量前期准备,终于在这套丛书中正式提出更为圆融的“礼法论”。经过著者的“发明”,“礼法”不再仅仅是一个古词,而是浴火重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严复曾自述翻译之难:“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在此,可以借用其语,毫不夸张地说:“礼法”一名之立,青丝成雪,毕生以赴!
二、体大思精,建“礼法”之体 [100]
丛书的新见,其次体现在“礼法”体系的构建。丛书不仅在《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中将“礼法体系”分为礼典、律典、习惯法三个子系统,并且各分册的设计也颇具新意。以鄙人管见,丛书各册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是丛书总纲,着重于驳正百多年前日本学者提出的中国古代法属于“律令体制”之说,以及基于“律令说”而衍生出来的种种误解、误读和误判,提出“礼法论”,论证“律令”是“礼法体制”下的“律令”,并提纲挈领梳理出数千年的礼法史;第二类,《先王之法:礼法学的道统传承》《奉天承运:礼法传统中的统治合法性自证》分别从道统、政统两方面,介绍了礼法思想的构成和变迁,合而观之,堪比一部具体而微的《中国礼法思想史》;第三类,《光宗耀祖:礼法传统中的继承制度》《合二姓之好:礼法传统中的婚姻制度》《礼失野求:礼法的民间样态与传承》及第二辑即将推出的各分册,分门别类论述“礼法”的具体制度表现,如婚姻制度、继承制度、家产制度、狱讼制度、科举制度、细故纠纷解决机制、民间样态等。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法制史教科书中最为关注的律令、狱讼,在全书中仅占一册;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最薄弱甚至匮乏的民事法律,则占大头。这样挑战常规的安排,彰显出丛书的体大思精、独具只眼。
三、各擅胜场,穷“礼法”之蕴 [100]
丛书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各分册并不完全拘束于主编的意志,而呈现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活泼气象。首先,分册作者老中青三代皆有,而以青年学人为主,生气勃勃。其次,分册作者大都各擅胜场,先期撰有相应学术专著:《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的学术准备是《儒家法思想通论》《礼法传统与中华法系》《律令体制抑或礼法体制?——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法》等论作;《奉天承运:礼法传统中的统治合法性自证》的学术基础是著者的《礼与王权的合法性建构——以唐以前的史料为中心》;《先王之法:礼法学的道统传承》的学术基础是著者的《程朱礼法学研究》《明儒礼法学的心性论基础及其现代启示》等。因此,丛书定位虽然是“通俗、可读”,但正如“总序”所言,“牢牢把握学术性是丛书立足之本”。如果吹毛求疵,则丛书各册风格差异较大,有的分册更偏通俗,有的接近学术专著之体。但这恰从侧面说明了各分册作者具有相当的创作自由,得以各展所长、放手写作,穷究礼法之深蕴。
当然,丛书成于众手,在“礼法”概念与体系初成之际,更具“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试验性质、“重整河山待后生”的开放气度。史学界关于礼制、哲学界关于礼学、法学界关于古代法律体系,都有丰富的成果和多样的见解,值得进一步吸收消化。我们期待著者在此丛书的基础上,取精用宏、更上层楼,撰成一部折中融西、体现自我的《中国礼法史》,是为学界馨香祈之!
(责任编辑:黄 艳 责任校对:刘光炎)
中国法律史学科自1978年复建以来,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取得了不小成績。然而,诸如“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为主”“司法行政合一”“经济、民事法律不发达”“罪刑擅断”等一系列貌似系统化、条理化的描述,却在不知不觉中离历史真相背道而驰。有鉴于此,21世纪之初,我和一些法律史学同仁致力于“重新认识中华法系”,俞荣根教授则是一位积极的身体力行者。
他认为,对中国古代法和中华法系的诸多误判,追根究底,是出于以刑为核心内容的“律令说”。中国古代的“律”,如唐律、明律、清律等,实质上都是刑事法律,而中国古代法绝非仅限于刑律,还有吏、户、礼、兵、工律等多种,其中吏政、食货、礼制立法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刑律。古人论及刑律时云:“刑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古人最为“尚”者,礼法也。贵阳孔学堂书局的主编及编辑团队,很是支持俞教授的学术理路,从而促成了“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丛书的编写。于是,年逾七旬的俞荣根教授重新披挂上阵,担当起丛书主编的重任。
丛书第一辑于2018年出版后,书局即寄赠我一套,得享先睹之快。丛书以“礼法”为主线,纵横展开,层层剥笋,以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的写法,在“重新认识中华法系”方面贡献了独到的见解,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一、毕生以赴,立“礼法”之名 [见英文版第99页,下同]
丛书引人注目的新见,首先体现在“礼法”概念的提出。黄侃云:“学贵发明,不贵发见。”发见者,本无而穿凿使有;发明者,本晦而发掘使明。丛书的《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分册专辟一章为“礼法”正名,论证“礼法”之名并非臆说新造的“发见”,而是以古人语述古人事的“发明”。当然,客观、准确地诠释古人的语词、学术概念和法律思想,绝非易事,还要走相当长的道路。俞荣根教授为此艰苦探索40年,以《儒家法思想通论》《礼法传统与中华法系》等论著做了大量前期准备,终于在这套丛书中正式提出更为圆融的“礼法论”。经过著者的“发明”,“礼法”不再仅仅是一个古词,而是浴火重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严复曾自述翻译之难:“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在此,可以借用其语,毫不夸张地说:“礼法”一名之立,青丝成雪,毕生以赴!
二、体大思精,建“礼法”之体 [100]
丛书的新见,其次体现在“礼法”体系的构建。丛书不仅在《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中将“礼法体系”分为礼典、律典、习惯法三个子系统,并且各分册的设计也颇具新意。以鄙人管见,丛书各册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是丛书总纲,着重于驳正百多年前日本学者提出的中国古代法属于“律令体制”之说,以及基于“律令说”而衍生出来的种种误解、误读和误判,提出“礼法论”,论证“律令”是“礼法体制”下的“律令”,并提纲挈领梳理出数千年的礼法史;第二类,《先王之法:礼法学的道统传承》《奉天承运:礼法传统中的统治合法性自证》分别从道统、政统两方面,介绍了礼法思想的构成和变迁,合而观之,堪比一部具体而微的《中国礼法思想史》;第三类,《光宗耀祖:礼法传统中的继承制度》《合二姓之好:礼法传统中的婚姻制度》《礼失野求:礼法的民间样态与传承》及第二辑即将推出的各分册,分门别类论述“礼法”的具体制度表现,如婚姻制度、继承制度、家产制度、狱讼制度、科举制度、细故纠纷解决机制、民间样态等。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法制史教科书中最为关注的律令、狱讼,在全书中仅占一册;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最薄弱甚至匮乏的民事法律,则占大头。这样挑战常规的安排,彰显出丛书的体大思精、独具只眼。
三、各擅胜场,穷“礼法”之蕴 [100]
丛书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各分册并不完全拘束于主编的意志,而呈现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活泼气象。首先,分册作者老中青三代皆有,而以青年学人为主,生气勃勃。其次,分册作者大都各擅胜场,先期撰有相应学术专著:《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的学术准备是《儒家法思想通论》《礼法传统与中华法系》《律令体制抑或礼法体制?——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法》等论作;《奉天承运:礼法传统中的统治合法性自证》的学术基础是著者的《礼与王权的合法性建构——以唐以前的史料为中心》;《先王之法:礼法学的道统传承》的学术基础是著者的《程朱礼法学研究》《明儒礼法学的心性论基础及其现代启示》等。因此,丛书定位虽然是“通俗、可读”,但正如“总序”所言,“牢牢把握学术性是丛书立足之本”。如果吹毛求疵,则丛书各册风格差异较大,有的分册更偏通俗,有的接近学术专著之体。但这恰从侧面说明了各分册作者具有相当的创作自由,得以各展所长、放手写作,穷究礼法之深蕴。
当然,丛书成于众手,在“礼法”概念与体系初成之际,更具“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试验性质、“重整河山待后生”的开放气度。史学界关于礼制、哲学界关于礼学、法学界关于古代法律体系,都有丰富的成果和多样的见解,值得进一步吸收消化。我们期待著者在此丛书的基础上,取精用宏、更上层楼,撰成一部折中融西、体现自我的《中国礼法史》,是为学界馨香祈之!
(责任编辑:黄 艳 责任校对:刘光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