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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认为，著《中国哲学史》有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古代史料或散佚仅存，或晦涩难解，非经著者解释，绝无哲学史之可言;另一方面，著者往往依自身时代的观念，解释古人之意志，其言论越有条理统系，反而离古人真相越远。这个两难问题，在近代学科建立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法律史学也不例外。“法”是什么？这是中国法律史学的元问题。回避这个问题，学科不复存在;回答这个问题，不免陷于两难：古代史料似乎并未呈现出边界清晰的“法律”体系，以今人法律理念整理古代史料，则越有条理统系，去真相可能越远。
中国法律史学科自1978年复建以来，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取得了不小成績。然而，诸如“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为主”“司法行政合一”“经济、民事法律不发达”“罪刑擅断”等一系列貌似系统化、条理化的描述，却在不知不觉中离历史真相背道而驰。有鉴于此，21世纪之初，我和一些法律史学同仁致力于“重新认识中华法系”，俞荣根教授则是一位积极的身体力行者。
他认为，对中国古代法和中华法系的诸多误判，追根究底，是出于以刑为核心内容的“律令说”。中国古代的“律”，如唐律、明律、清律等，实质上都是刑事法律，而中国古代法绝非仅限于刑律，还有吏、户、礼、兵、工律等多种，其中吏政、食货、礼制立法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刑律。古人论及刑律时云：“刑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古人最为“尚”者，礼法也。贵阳孔学堂书局的主编及编辑团队，很是支持俞教授的学术理路，从而促成了“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丛书的编写。于是，年逾七旬的俞荣根教授重新披挂上阵，担当起丛书主编的重任。
丛书第一辑于2018年出版后，书局即寄赠我一套，得享先睹之快。丛书以“礼法”为主线，纵横展开，层层剥笋，以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的写法，在“重新认识中华法系”方面贡献了独到的见解，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一、毕生以赴，立“礼法”之名 [见英文版第99页，下同]
丛书引人注目的新见，首先体现在“礼法”概念的提出。黄侃云：“学贵发明，不贵发见。”发见者，本无而穿凿使有;发明者，本晦而发掘使明。丛书的《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分册专辟一章为“礼法”正名，论证“礼法”之名并非臆说新造的“发见”，而是以古人语述古人事的“发明”。当然，客观、准确地诠释古人的语词、学术概念和法律思想，绝非易事，还要走相当长的道路。俞荣根教授为此艰苦探索40年，以《儒家法思想通论》《礼法传统与中华法系》等论著做了大量前期准备，终于在这套丛书中正式提出更为圆融的“礼法论”。经过著者的“发明”，“礼法”不再仅仅是一个古词，而是浴火重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严复曾自述翻译之难：“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在此，可以借用其语，毫不夸张地说：“礼法”一名之立，青丝成雪，毕生以赴！
二、体大思精，建“礼法”之体 [100]
丛书的新见，其次体现在“礼法”体系的构建。丛书不仅在《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中将“礼法体系”分为礼典、律典、习惯法三个子系统，并且各分册的设计也颇具新意。以鄙人管见，丛书各册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是丛书总纲，着重于驳正百多年前日本学者提出的中国古代法属于“律令体制”之说，以及基于“律令说”而衍生出来的种种误解、误读和误判，提出“礼法论”，论证“律令”是“礼法体制”下的“律令”，并提纲挈领梳理出数千年的礼法史;第二类，《先王之法：礼法学的道统传承》《奉天承运：礼法传统中的统治合法性自证》分别从道统、政统两方面，介绍了礼法思想的构成和变迁，合而观之，堪比一部具体而微的《中国礼法思想史》;第三类，《光宗耀祖：礼法传统中的继承制度》《合二姓之好：礼法传统中的婚姻制度》《礼失野求：礼法的民间样态与传承》及第二辑即将推出的各分册，分门别类论述“礼法”的具体制度表现，如婚姻制度、继承制度、家产制度、狱讼制度、科举制度、细故纠纷解决机制、民间样态等。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法制史教科书中最为关注的律令、狱讼，在全书中仅占一册;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最薄弱甚至匮乏的民事法律，则占大头。这样挑战常规的安排，彰显出丛书的体大思精、独具只眼。
三、各擅胜场，穷“礼法”之蕴 [100]
丛书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各分册并不完全拘束于主编的意志，而呈现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活泼气象。首先，分册作者老中青三代皆有，而以青年学人为主，生气勃勃。其次，分册作者大都各擅胜场，先期撰有相应学术专著：《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的学术准备是《儒家法思想通论》《礼法传统与中华法系》《律令体制抑或礼法体制？——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法》等论作;《奉天承运：礼法传统中的统治合法性自证》的学术基础是著者的《礼与王权的合法性建构——以唐以前的史料为中心》;《先王之法：礼法学的道统传承》的学术基础是著者的《程朱礼法学研究》《明儒礼法学的心性论基础及其现代启示》等。因此，丛书定位虽然是“通俗、可读”，但正如“总序”所言，“牢牢把握学术性是丛书立足之本”。如果吹毛求疵，则丛书各册风格差异较大，有的分册更偏通俗，有的接近学术专著之体。但这恰从侧面说明了各分册作者具有相当的创作自由，得以各展所长、放手写作，穷究礼法之深蕴。
当然，丛书成于众手，在“礼法”概念与体系初成之际，更具“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试验性质、“重整河山待后生”的开放气度。史学界关于礼制、哲学界关于礼学、法学界关于古代法律体系，都有丰富的成果和多样的见解，值得进一步吸收消化。我们期待著者在此丛书的基础上，取精用宏、更上层楼，撰成一部折中融西、体现自我的《中国礼法史》，是为学界馨香祈之！
（责任编辑：黄 艳 责任校对：刘光炎）
中国法律史学科自1978年复建以来，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取得了不小成績。然而，诸如“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为主”“司法行政合一”“经济、民事法律不发达”“罪刑擅断”等一系列貌似系统化、条理化的描述，却在不知不觉中离历史真相背道而驰。有鉴于此，21世纪之初，我和一些法律史学同仁致力于“重新认识中华法系”，俞荣根教授则是一位积极的身体力行者。
他认为，对中国古代法和中华法系的诸多误判，追根究底，是出于以刑为核心内容的“律令说”。中国古代的“律”，如唐律、明律、清律等，实质上都是刑事法律，而中国古代法绝非仅限于刑律，还有吏、户、礼、兵、工律等多种，其中吏政、食货、礼制立法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刑律。古人论及刑律时云：“刑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古人最为“尚”者，礼法也。贵阳孔学堂书局的主编及编辑团队，很是支持俞教授的学术理路，从而促成了“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丛书的编写。于是，年逾七旬的俞荣根教授重新披挂上阵，担当起丛书主编的重任。
丛书第一辑于2018年出版后，书局即寄赠我一套，得享先睹之快。丛书以“礼法”为主线，纵横展开，层层剥笋，以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的写法，在“重新认识中华法系”方面贡献了独到的见解，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一、毕生以赴，立“礼法”之名 [见英文版第99页，下同]
丛书引人注目的新见，首先体现在“礼法”概念的提出。黄侃云：“学贵发明，不贵发见。”发见者，本无而穿凿使有;发明者，本晦而发掘使明。丛书的《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分册专辟一章为“礼法”正名，论证“礼法”之名并非臆说新造的“发见”，而是以古人语述古人事的“发明”。当然，客观、准确地诠释古人的语词、学术概念和法律思想，绝非易事，还要走相当长的道路。俞荣根教授为此艰苦探索40年，以《儒家法思想通论》《礼法传统与中华法系》等论著做了大量前期准备，终于在这套丛书中正式提出更为圆融的“礼法论”。经过著者的“发明”，“礼法”不再仅仅是一个古词，而是浴火重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严复曾自述翻译之难：“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在此，可以借用其语，毫不夸张地说：“礼法”一名之立，青丝成雪，毕生以赴！
二、体大思精，建“礼法”之体 [100]
丛书的新见，其次体现在“礼法”体系的构建。丛书不仅在《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中将“礼法体系”分为礼典、律典、习惯法三个子系统，并且各分册的设计也颇具新意。以鄙人管见，丛书各册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是丛书总纲，着重于驳正百多年前日本学者提出的中国古代法属于“律令体制”之说，以及基于“律令说”而衍生出来的种种误解、误读和误判，提出“礼法论”，论证“律令”是“礼法体制”下的“律令”，并提纲挈领梳理出数千年的礼法史;第二类，《先王之法：礼法学的道统传承》《奉天承运：礼法传统中的统治合法性自证》分别从道统、政统两方面，介绍了礼法思想的构成和变迁，合而观之，堪比一部具体而微的《中国礼法思想史》;第三类，《光宗耀祖：礼法传统中的继承制度》《合二姓之好：礼法传统中的婚姻制度》《礼失野求：礼法的民间样态与传承》及第二辑即将推出的各分册，分门别类论述“礼法”的具体制度表现，如婚姻制度、继承制度、家产制度、狱讼制度、科举制度、细故纠纷解决机制、民间样态等。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法制史教科书中最为关注的律令、狱讼，在全书中仅占一册;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最薄弱甚至匮乏的民事法律，则占大头。这样挑战常规的安排，彰显出丛书的体大思精、独具只眼。
三、各擅胜场，穷“礼法”之蕴 [100]
丛书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各分册并不完全拘束于主编的意志，而呈现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活泼气象。首先，分册作者老中青三代皆有，而以青年学人为主，生气勃勃。其次，分册作者大都各擅胜场，先期撰有相应学术专著：《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的学术准备是《儒家法思想通论》《礼法传统与中华法系》《律令体制抑或礼法体制？——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法》等论作;《奉天承运：礼法传统中的统治合法性自证》的学术基础是著者的《礼与王权的合法性建构——以唐以前的史料为中心》;《先王之法：礼法学的道统传承》的学术基础是著者的《程朱礼法学研究》《明儒礼法学的心性论基础及其现代启示》等。因此，丛书定位虽然是“通俗、可读”，但正如“总序”所言，“牢牢把握学术性是丛书立足之本”。如果吹毛求疵，则丛书各册风格差异较大，有的分册更偏通俗，有的接近学术专著之体。但这恰从侧面说明了各分册作者具有相当的创作自由，得以各展所长、放手写作，穷究礼法之深蕴。
当然，丛书成于众手，在“礼法”概念与体系初成之际，更具“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试验性质、“重整河山待后生”的开放气度。史学界关于礼制、哲学界关于礼学、法学界关于古代法律体系，都有丰富的成果和多样的见解，值得进一步吸收消化。我们期待著者在此丛书的基础上，取精用宏、更上层楼，撰成一部折中融西、体现自我的《中国礼法史》，是为学界馨香祈之！
（责任编辑：黄 艳 责任校对：刘光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