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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40年代的上海以大家之态，在动荡的时局中呈现出独特的都市生存状貌。张爱玲、苏青的小说选择了市民的角度描写都市女性的生存。从小说中外在的生活环境、女性的自我社会身份定位、内在的世俗价值追求等方面可以看到，作家以非主流的边缘化抒写，完成了对时代的关注和反映。
关键词：上海 都市 女性生存 世俗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能真正称得上都市的城市不多，上海以大家之态在动荡的时局中，承受和接纳政治和战争的纷扰，呈现出独特的都市生存状貌。张爱玲、苏青作为都市知识女性，选择了世俗与平民的立场，来讲述都市平民的故事，同时也借用写作的方式在都市谋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她们是世俗化的知识分子。她们的作品以非主流的日常书写方式，完成了对时代的关注和反映。
一 不安生存的反映
1、纷扰、动荡的生活环境。40年代的上海作为中国的大都会，并存着当时中国最发达的资本经济和传统的农耕经济，交汇着平等、自由等新的思想和传统刻板的观念。在洋与中的交接、新与旧的冲突中时髦又守旧、前卫又复古。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一面收着地租，自豪的把吸食鸦片看作生活质量的标准，一面又把儿子和女儿送到新式学堂去上学。苏青《结婚十年》中那场中西合璧的婚礼，都让人看到了在二元冲击下的市民生活状态：既不能落伍，又要安抚潜在的旧有观念。此外，持续多年的战争带来的政治局势的复杂、经济的紧张、生活的动荡都对市民的原有生活产生着冲击和影响。
2、都市生活的多元化和都市女性自我社会身份认定的多元化。40年代的大都会生活，使女性除了做女儿、妻子、母亲，还可以是女学生、女职员、女先生等。这一时期，女性社会身份定位的复杂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都市女性社会意识的自我欲求。男女平等、个性自由、妇女解放等观念不再被视为离经叛道。随着一些西洋做派被视为时尚，都市女性生活方式不断发生着改变，可以像男性一样跳舞、看戏、看电影、交友游乐参与到新式的休闲娱乐中；可以接受教育，甚至留洋求学。女性内在的自我意识借助外在力量逐渐增强，不论是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还是苏青《结婚十年》中的苏怀青，她们在自己的婚姻和人生道路面前，都拥有着一定的主张和选择的权利。苏青能离婚，能靠写稿独自支撑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还能在文坛享有声誉，其间固然有个性的原因，但更是自我意识的凸显。
其次，都市的特有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促进了家庭关系和就业方式的改变，为女性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新式小家庭的出现使家庭关系简单了，夫妻间的伴侣合作关系更加紧密了，也使小家庭独自承担着经济的压力。随着战争局势带来的经济的萎缩和紧张，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生活方式受到了极大冲击，很多家庭发现，接受教育不仅可以成为女性找个好婆家的基础，还为其外出谋事挣钱提供了可能。
于是我们看到《十八春》中的曼桢同时兼做几份工作，《结婚十年》中的苏怀青在家境窘迫时，以投稿的方式支撑生计。张爱玲和离婚后的苏青，就是以文谋生的经济独立的女性。在外在与内在的双重因素的推动下，女性在欣喜地感受着男女平等带来的成就感的同时，在众多的身份意识中寻找着心灵的依靠点。
3、孤单迷茫的内心体验。稍加留意，不难发现张爱玲和苏青小说中四处弥漫的是弃妇、寡妇情节。《蛾》中的明珠、《歧路佳人》中的蒋小眉、《封锁》中的吴翠远、《十八春》中的曼桢、《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无一不是欢情后被男子轻易抛弃的对象。《倾城之恋》中白流苏费尽心思后，面对的结局是得到了婚姻的同时失去了情感依靠，成为情感的弃妇。她们还游离在亲情、友情之外。
明珠是独居的也是寂寞的，曼桢是被姐姐亲手推进噩梦中的，葛薇龙最终成了舅妈笼络男人和金钱的工具，王佳芝则是实现几个热血青年爱国激情的牺牲品……一系列的人物在不同的场景和情节中贯穿的始终是一个没有情感归宿的心灵。张爱玲说“我平常看人，很容易把人家看扁了，扁的小纸人，放到书里比较便利”（《我看苏青》），把水分挤压干，在扁平的层面上清晰呈现的就是人的本性。于是透过一系列男欢女爱的故事，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生的温馨，更多是附着在生命中的人性负面：自私、冷漠、计较甚至是变态，在狭窄的外部生活空间的挤压下，自私、冷漠、计较、变态的背后的实质是生存中的孤单、不安、恐惧。
二 都市市民生存的呈现
当内在的情感超出潜在的承受力时，就希望通过寻找外在的支持和依靠进行消解，张爱玲与苏青就是借助着私我式的小说和散文，从个体体验的角度实现了对40年代都市市民日常生存状貌的呈现。
1、对女性市民身份的认同和选择。
张爱玲从不掩饰自己的都市情结，她说自己爱逛街、看电影、吃零食、看小报新闻，听不到电车声就难以入睡。她定位自己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还曾借姑姑的口标榜自己是“一身俗骨”（《我看苏青》），同时这样描述过苏青：“苏青同我谈起她的理想生活。丈夫要有男子气概，不是小白脸，人是有架子的，即使官派一点也不妨，又还有点落拓不羁。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常常请客，来往的朋友都是谈得来的，女朋友当然也很多，不过都是年纪比她略大两岁，容貌比她稍差一点的，免得麻烦。丈夫的职业性质是常常要有短期旅行的，那么家庭生活也不至于太刻板无变化。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可以匀出时间来应酬女朋友（因为到底还是不放心）。偶尔生一场病，朋友都来慰问，带了吃的来，还有花，电话铃声不断。”（《我看苏青》）这是一个都市世俗女子的全部生活追求。从市民的生活状态出发，用市民的眼光去写出楼房、窄巷、深院中的市民情状就成为两位作家的自然选择。
苏青的小说有很强的自传色彩，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励志和剖析，而在于抒写和展示，这样的作品没有高高在上的孤芳自赏，也没有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给人的感觉更多是种富有生活气息的亲和。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这样说到：“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往古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我看苏青》）
《结婚十年》面世后在短短4年内再版18次，可见当时的读者不仅仅是对小说中关于婚姻的大胆描写的猎奇，更是对其中传达的生活感受的认同。不同于当时充满民族国家意识，和对现实做深沉思考的主流书写，张爱玲和苏青站在市民的角度，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对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共性的述说，完成了对女性生存的内向性还原。张爱玲说过：“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张爱玲文集》第四卷）
2、世俗价值的定位
（1）对金钱和物质地追求
都市的商业化刺激着人们对金钱、物质的欲望，战争的动荡加剧了生存的本能需求，使得都市女性对金钱和物质的概念越加清晰。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这样定位：“我们都是非常明显地有着世俗进取心，对于钱，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在《封锁》中她借人物的口说：“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一个人是可怜的，但最可怜最可怕的是一个人并且没有钱。在精神和物质同时缺乏的乱世中，精神的孤单可以被外界的动荡掩盖，物质的缺乏则是生存的恐慌。于是婚姻成了一种谋生的方式，白流苏对自己的再婚定位就是从生存为出发点的，至于这份婚姻中究竟有多少情感倒在其次了。曹七巧在情欲与金钱中，现实地选择了后者，为了对物质与金钱的把握不惜践踏甚至扼杀情感。苏青经历过家庭由小康转入困顿的变化，感受过生活的艰辛，经济观念比较清晰。“用丈夫的钱，如果爱他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苏青与张爱玲对话录》）显然，在用丈夫的钱和爱丈夫之间，前者是最关键的。
（2）对性欲的直白表达
当生活的艰辛和压力洗去过多风花雪月，激起的是人内在的欲望和对欲望的认同，张爱玲就曾直接的质疑过：“有几个女人是为了她的灵魂的美而被爱。”（《我看苏青》）苏青、张爱玲对性欲的直白表达，从女性的角度与同时代的男性作家一道完成了对性与欲的时代书写。
男子喜新时的激情和厌旧后的冷漠，与女子在付出情感后的缠绵期待之间的错位，是闺怨中无法解开的错结，当这个错结被放在了空袭的背景下的《蛾》中，就没有了温情和烂漫，更多的是短暂激情中的需要和释放。在春的黑夜里，生的欲望、情的欲望、性的欲望被放大了，一面是四周的“黑暗与僵冷，寂静与恐惧”，一面是内心的翻腾和奔涌“我要……！我要……！我要……呀！”
与丁玲笔下莎菲在自己的情欲和理性中的挣扎相比，明珠清醒地看到了在男性和女性在情与欲上的区别：肉体的激情后“她知道，她此刻在他的心中，只不过是一件叫做‘女’的东西，而没有其他什么‘人’的成分存在”，“两个人身子贴的更近，心思却更远了……没有温存，没有喜悦，只有无限的疲乏与冷漠”。在经历了心理和身体的创伤后，明珠的回答是“我还是想做扑火的飞蛾，只要有目的，便不算胡闹”，这不是自我的解脱，更是磨砺后的勇毅和清醒，也是对自己行为的担当。
《封锁》故事的本质是一场情欲的短暂放纵偷欢，《色·戒》则是在本性欲念与社会责任间的挣扎。《倾城之恋》与《结婚十年》中更有性爱的描写。纵观两位作家的小说中所涉及的性与欲，不难发现期间涌动着令人惊叹的生命力量，更能够清晰看到女性内心对性与欲要求的坦荡与自然。
（3）对爱欲的功利诠释
爱与被爱是人性中的自然情感与自然需求，然而现实中为了生存独自打拼的女性，很难把爱欲与生活的功利性完全区分开来。《结婚十年》中丈夫可以在蜜月里妻子的病床边仍不忘与情人调笑，妻子却在自己的情欲与家庭间选择了婚姻，那段美好的情感虽然像鲜美的樱桃充满诱惑，但樱桃毕竟不能当饭吃。
由于男性与女性在情感体验上的差异，使女性往往很难把握到充分的安全感，于是爱的背后更多是付出和得到间的计较。善于把人看扁了放进书里的张爱玲更是刻骨的看到世俗爱欲里的自私和功利，把乱世中爱的烂漫美好的水分挤出后，就尽显出令人齿寒的一面，所谓的《倾城之恋》到头来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和“一个自私的女人”间的一场斤斤计较。爱的计较不仅存在于男女之间，更广泛的存在于亲情之爱中：《心经》中一个典型的都市现代摩登家庭，富足、安适的生活背后，是几近成年的女儿对父亲的畸形依恋和对父母的夫妻之情的敌视和冷漠；《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梁太太和葛薇龙姑侄间的关系直接就是利用与需要；《金锁记》中更是把男女之爱，母子、母女之情中为了满足功利的追求体现出的自私、冷漠推到了极致。
物质的拥有加情感的拥有，等于生活的全部。想要拥有的、能够拥有的以及不能拥有的之间的得失，就是生活的内容。这个观念几乎贯穿在张爱玲和苏青小说的人物身上，悲与喜、怨与爱、失落与自满都源自这里。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能要求张爱玲和苏青像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一样，去做充满主流意识的书写，两位作家从自我生存的现实出发，以世俗女性的角度对离乱的世事做了非主流的边缘化抒写，在日常琐碎的题材和情节中，完成着对世俗人性的感悟，也实现着对40年代都市女性生存状况的一个真实反映，离开了这个特定的背景，也许两人的意义也就消隐了。
基金项目：该文为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家的知识社会学研究》（07XZW001）之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李奇志：《战争与20世纪40年代女性文学》，人大全文2004年文史类补充资料。
[2] 张全之、程亚丽：《苏青与40年代市民文化》，《德州学院学报》（第十七卷），第3期。
[3] 孔寒冰：《苏青都市女性文学的现代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吴晓梅，女，1971—，云南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昆明学院。
詹七一，男，1960—，重庆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云南民族审美文化研究，工作单位：昆明学院。
关键词：上海 都市 女性生存 世俗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能真正称得上都市的城市不多，上海以大家之态在动荡的时局中，承受和接纳政治和战争的纷扰，呈现出独特的都市生存状貌。张爱玲、苏青作为都市知识女性，选择了世俗与平民的立场，来讲述都市平民的故事，同时也借用写作的方式在都市谋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她们是世俗化的知识分子。她们的作品以非主流的日常书写方式，完成了对时代的关注和反映。
一 不安生存的反映
1、纷扰、动荡的生活环境。40年代的上海作为中国的大都会，并存着当时中国最发达的资本经济和传统的农耕经济，交汇着平等、自由等新的思想和传统刻板的观念。在洋与中的交接、新与旧的冲突中时髦又守旧、前卫又复古。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一面收着地租，自豪的把吸食鸦片看作生活质量的标准，一面又把儿子和女儿送到新式学堂去上学。苏青《结婚十年》中那场中西合璧的婚礼，都让人看到了在二元冲击下的市民生活状态：既不能落伍，又要安抚潜在的旧有观念。此外，持续多年的战争带来的政治局势的复杂、经济的紧张、生活的动荡都对市民的原有生活产生着冲击和影响。
2、都市生活的多元化和都市女性自我社会身份认定的多元化。40年代的大都会生活，使女性除了做女儿、妻子、母亲，还可以是女学生、女职员、女先生等。这一时期，女性社会身份定位的复杂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都市女性社会意识的自我欲求。男女平等、个性自由、妇女解放等观念不再被视为离经叛道。随着一些西洋做派被视为时尚，都市女性生活方式不断发生着改变，可以像男性一样跳舞、看戏、看电影、交友游乐参与到新式的休闲娱乐中；可以接受教育，甚至留洋求学。女性内在的自我意识借助外在力量逐渐增强，不论是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还是苏青《结婚十年》中的苏怀青，她们在自己的婚姻和人生道路面前，都拥有着一定的主张和选择的权利。苏青能离婚，能靠写稿独自支撑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还能在文坛享有声誉，其间固然有个性的原因，但更是自我意识的凸显。
其次，都市的特有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促进了家庭关系和就业方式的改变，为女性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新式小家庭的出现使家庭关系简单了，夫妻间的伴侣合作关系更加紧密了，也使小家庭独自承担着经济的压力。随着战争局势带来的经济的萎缩和紧张，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生活方式受到了极大冲击，很多家庭发现，接受教育不仅可以成为女性找个好婆家的基础，还为其外出谋事挣钱提供了可能。
于是我们看到《十八春》中的曼桢同时兼做几份工作，《结婚十年》中的苏怀青在家境窘迫时，以投稿的方式支撑生计。张爱玲和离婚后的苏青，就是以文谋生的经济独立的女性。在外在与内在的双重因素的推动下，女性在欣喜地感受着男女平等带来的成就感的同时，在众多的身份意识中寻找着心灵的依靠点。
3、孤单迷茫的内心体验。稍加留意，不难发现张爱玲和苏青小说中四处弥漫的是弃妇、寡妇情节。《蛾》中的明珠、《歧路佳人》中的蒋小眉、《封锁》中的吴翠远、《十八春》中的曼桢、《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无一不是欢情后被男子轻易抛弃的对象。《倾城之恋》中白流苏费尽心思后，面对的结局是得到了婚姻的同时失去了情感依靠，成为情感的弃妇。她们还游离在亲情、友情之外。
明珠是独居的也是寂寞的，曼桢是被姐姐亲手推进噩梦中的，葛薇龙最终成了舅妈笼络男人和金钱的工具，王佳芝则是实现几个热血青年爱国激情的牺牲品……一系列的人物在不同的场景和情节中贯穿的始终是一个没有情感归宿的心灵。张爱玲说“我平常看人，很容易把人家看扁了，扁的小纸人，放到书里比较便利”（《我看苏青》），把水分挤压干，在扁平的层面上清晰呈现的就是人的本性。于是透过一系列男欢女爱的故事，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生的温馨，更多是附着在生命中的人性负面：自私、冷漠、计较甚至是变态，在狭窄的外部生活空间的挤压下，自私、冷漠、计较、变态的背后的实质是生存中的孤单、不安、恐惧。
二 都市市民生存的呈现
当内在的情感超出潜在的承受力时，就希望通过寻找外在的支持和依靠进行消解，张爱玲与苏青就是借助着私我式的小说和散文，从个体体验的角度实现了对40年代都市市民日常生存状貌的呈现。
1、对女性市民身份的认同和选择。
张爱玲从不掩饰自己的都市情结，她说自己爱逛街、看电影、吃零食、看小报新闻，听不到电车声就难以入睡。她定位自己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还曾借姑姑的口标榜自己是“一身俗骨”（《我看苏青》），同时这样描述过苏青：“苏青同我谈起她的理想生活。丈夫要有男子气概，不是小白脸，人是有架子的，即使官派一点也不妨，又还有点落拓不羁。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常常请客，来往的朋友都是谈得来的，女朋友当然也很多，不过都是年纪比她略大两岁，容貌比她稍差一点的，免得麻烦。丈夫的职业性质是常常要有短期旅行的，那么家庭生活也不至于太刻板无变化。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可以匀出时间来应酬女朋友（因为到底还是不放心）。偶尔生一场病，朋友都来慰问，带了吃的来，还有花，电话铃声不断。”（《我看苏青》）这是一个都市世俗女子的全部生活追求。从市民的生活状态出发，用市民的眼光去写出楼房、窄巷、深院中的市民情状就成为两位作家的自然选择。
苏青的小说有很强的自传色彩，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励志和剖析，而在于抒写和展示，这样的作品没有高高在上的孤芳自赏，也没有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给人的感觉更多是种富有生活气息的亲和。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这样说到：“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往古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我看苏青》）
《结婚十年》面世后在短短4年内再版18次，可见当时的读者不仅仅是对小说中关于婚姻的大胆描写的猎奇，更是对其中传达的生活感受的认同。不同于当时充满民族国家意识，和对现实做深沉思考的主流书写，张爱玲和苏青站在市民的角度，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对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共性的述说，完成了对女性生存的内向性还原。张爱玲说过：“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张爱玲文集》第四卷）
2、世俗价值的定位
（1）对金钱和物质地追求
都市的商业化刺激着人们对金钱、物质的欲望，战争的动荡加剧了生存的本能需求，使得都市女性对金钱和物质的概念越加清晰。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这样定位：“我们都是非常明显地有着世俗进取心，对于钱，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在《封锁》中她借人物的口说：“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一个人是可怜的，但最可怜最可怕的是一个人并且没有钱。在精神和物质同时缺乏的乱世中，精神的孤单可以被外界的动荡掩盖，物质的缺乏则是生存的恐慌。于是婚姻成了一种谋生的方式，白流苏对自己的再婚定位就是从生存为出发点的，至于这份婚姻中究竟有多少情感倒在其次了。曹七巧在情欲与金钱中，现实地选择了后者，为了对物质与金钱的把握不惜践踏甚至扼杀情感。苏青经历过家庭由小康转入困顿的变化，感受过生活的艰辛，经济观念比较清晰。“用丈夫的钱，如果爱他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苏青与张爱玲对话录》）显然，在用丈夫的钱和爱丈夫之间，前者是最关键的。
（2）对性欲的直白表达
当生活的艰辛和压力洗去过多风花雪月，激起的是人内在的欲望和对欲望的认同，张爱玲就曾直接的质疑过：“有几个女人是为了她的灵魂的美而被爱。”（《我看苏青》）苏青、张爱玲对性欲的直白表达，从女性的角度与同时代的男性作家一道完成了对性与欲的时代书写。
男子喜新时的激情和厌旧后的冷漠，与女子在付出情感后的缠绵期待之间的错位，是闺怨中无法解开的错结，当这个错结被放在了空袭的背景下的《蛾》中，就没有了温情和烂漫，更多的是短暂激情中的需要和释放。在春的黑夜里，生的欲望、情的欲望、性的欲望被放大了，一面是四周的“黑暗与僵冷，寂静与恐惧”，一面是内心的翻腾和奔涌“我要……！我要……！我要……呀！”
与丁玲笔下莎菲在自己的情欲和理性中的挣扎相比，明珠清醒地看到了在男性和女性在情与欲上的区别：肉体的激情后“她知道，她此刻在他的心中，只不过是一件叫做‘女’的东西，而没有其他什么‘人’的成分存在”，“两个人身子贴的更近，心思却更远了……没有温存，没有喜悦，只有无限的疲乏与冷漠”。在经历了心理和身体的创伤后，明珠的回答是“我还是想做扑火的飞蛾，只要有目的，便不算胡闹”，这不是自我的解脱，更是磨砺后的勇毅和清醒，也是对自己行为的担当。
《封锁》故事的本质是一场情欲的短暂放纵偷欢，《色·戒》则是在本性欲念与社会责任间的挣扎。《倾城之恋》与《结婚十年》中更有性爱的描写。纵观两位作家的小说中所涉及的性与欲，不难发现期间涌动着令人惊叹的生命力量，更能够清晰看到女性内心对性与欲要求的坦荡与自然。
（3）对爱欲的功利诠释
爱与被爱是人性中的自然情感与自然需求，然而现实中为了生存独自打拼的女性，很难把爱欲与生活的功利性完全区分开来。《结婚十年》中丈夫可以在蜜月里妻子的病床边仍不忘与情人调笑，妻子却在自己的情欲与家庭间选择了婚姻，那段美好的情感虽然像鲜美的樱桃充满诱惑，但樱桃毕竟不能当饭吃。
由于男性与女性在情感体验上的差异，使女性往往很难把握到充分的安全感，于是爱的背后更多是付出和得到间的计较。善于把人看扁了放进书里的张爱玲更是刻骨的看到世俗爱欲里的自私和功利，把乱世中爱的烂漫美好的水分挤出后，就尽显出令人齿寒的一面，所谓的《倾城之恋》到头来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和“一个自私的女人”间的一场斤斤计较。爱的计较不仅存在于男女之间，更广泛的存在于亲情之爱中：《心经》中一个典型的都市现代摩登家庭，富足、安适的生活背后，是几近成年的女儿对父亲的畸形依恋和对父母的夫妻之情的敌视和冷漠；《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梁太太和葛薇龙姑侄间的关系直接就是利用与需要；《金锁记》中更是把男女之爱，母子、母女之情中为了满足功利的追求体现出的自私、冷漠推到了极致。
物质的拥有加情感的拥有，等于生活的全部。想要拥有的、能够拥有的以及不能拥有的之间的得失，就是生活的内容。这个观念几乎贯穿在张爱玲和苏青小说的人物身上，悲与喜、怨与爱、失落与自满都源自这里。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能要求张爱玲和苏青像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一样，去做充满主流意识的书写，两位作家从自我生存的现实出发，以世俗女性的角度对离乱的世事做了非主流的边缘化抒写，在日常琐碎的题材和情节中，完成着对世俗人性的感悟，也实现着对40年代都市女性生存状况的一个真实反映，离开了这个特定的背景，也许两人的意义也就消隐了。
基金项目：该文为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家的知识社会学研究》（07XZW001）之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李奇志：《战争与20世纪40年代女性文学》，人大全文2004年文史类补充资料。
[2] 张全之、程亚丽：《苏青与40年代市民文化》，《德州学院学报》（第十七卷），第3期。
[3] 孔寒冰：《苏青都市女性文学的现代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吴晓梅，女，1971—，云南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昆明学院。
詹七一，男，1960—，重庆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云南民族审美文化研究，工作单位：昆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