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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细节在文学创作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最细微、最本质、鲜活生动的细节，对于文学创作具有不可取代的审美价值。学者作家钱钟书在《围城》这本书里，以一种超凡的眼光，从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感知周围，发现人性的那些病态的、丑陋的东西。因此，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人物、推动情节、体现作品的审美特征，不仅是这部学者小说卓然不群的艺术风格之一，也是我们解读《围城》的一个新的角度和尝试性品位。
关键词：细节描写 《围城》 尝试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1947年发表的《围城》是学者作家钱钟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少数佳作之一，被推崇为“一部近代中国的经典之作”。小说以抗战初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为背景，以留学归国的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主要线索，再现了旧中国知识分子的群像，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被称为“新《儒林外史》”。
不可否认作为学者的钱钟书是个书斋中人，他的全部生活是在大学、研究室中度过的，没有过多的社会底层生活体验。但对生活的敏锐性、对人性的洞察力，使他具有一种超凡的眼光，常常能够从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里面感知周围，发现人性的那些病态的、丑陋的东西。在《围城》里，钱钟书正是通过日常的生活细节而非曲折的内容、离奇的故事来展现人物、推动情节的。这一点不仅是这部学者小说卓然不群的艺术风格之一，也应该成为我们尝试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围城》的一个新的契入点。
细节，顾名思义,就是“细小的环节或情节”，是具体细微的形象画面。细节在文学创作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精彩的细节不仅是体现文学审美特征、阐明并深化主题的重要手段，还能因它的巧妙而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契机和显现人物最本质特性的直接观察点。
一
黑格尔曾说过：“艺术的作用在于用感性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现真实。”形象性是文学艺术最基本的审美特征。而形象必须是具体的、可感的，而非抽象的、理念的。作品中真实、生动而富有特征的细节愈多、细节描写愈细致入微，文学形象就愈立体、丰满，愈容易使人觉得触手可及，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见微知著，精彩纷呈的细节描写是实现文学审美特征的重要手段之一。
方鸿渐是钱钟书在《围城》里塑造的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组合、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他在留学欧洲的四年中凭着兴趣换了三所大学，“随意听了几门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看着钱要花完了，就计划回国。可是，科举中人的父亲要看博士文凭的“报条”；商人的“丈人”更要博士文凭作为“契据”。“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于是为了给家人、亲朋一个交代，方鸿渐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买了一张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假哲学博士文凭。起初方鸿渐认为“买假文凭是自己滑稽玩世”，很不愿意提及，特别是听到别人称他为“方博士”时，他更觉得“刺耳得很”。谁知这张文凭竟成了他日后的一个心里隐痛，使他时时觉得羞愧、无地自容。可这个假博士文凭还是一直像个鬼影一样跟随着方鸿渐的生活。在三闾大学，上至奸诈、虚伪的校长高松年，下至厚皮老脸的系主任韩学愈等人，更是让假博士文凭的十字架压得方鸿渐透不过气来。
方鸿渐去三闾大学谋职原本就是他的“同情兄”赵新楣介绍、安排的。因此，在和方鸿渐谈话之初，老于世故的校长高松年并不急于表明自己的意见，而是着意试探者方鸿渐。
“‘方先生，你收到我的信没有？’……‘咦！怎么没收到？’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演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们的大幸——‘这信很重要。唉！现在抗战时间的邮政简直该死……’高松年做个一切撇开的手势，宽容地饶恕了那封自己没写，方鸿渐没收到的信”。
“……我听辛楣讲起你的学问人品种种，我真高兴，立刻就拍电报请先生来帮忙，电报上说——”高松年顿一顿，试探鸿渐是不是善办交涉的人，因为善办交涉的人决不会这时候替他说他自己许下的条件的。
可是方鸿渐像鱼吞了饵，一钓就上，急接口说：“高先生电报上招我来当教授……”
“我原意请先生来当政治系的教授，因为先生是辛楣介绍来的，说先生是留德的博士。可是先生自己开来的履历上并没有学位——”鸿渐的脸红得像有一百零二度寒热的病——“并且不是学政治的，辛楣全搅错了。先生跟辛楣的交情本来不很深罢？”鸿渐脸上表示的寒热又升高了华氏表上一度，不知怎么对答，高松年看在眼里，胆量更大——“当然，我决不计较学位，我只讲真才实学。”
鸿渐只好第二次声明没收到信，同时觉得降级为副教授已经天恩高厚了。
尽管高松年食言，但此中种种细节表明其变卦的理由确实击中了方鸿渐的要害。所以，无论心里多么不舒服，但高校长的解释却使得他“脸红得像有一百零三度寒热的病人”，不但无理由反抗，反而觉得高松年把他“降级为副教授已经天恩高厚了”，只能忍气吞声地承认并接受这一事实。方鸿渐买假博士文凭本来就是为了应付父亲和“丈人”的。自己早已打定主意：“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上绝不开这个学位。”并且一直恪守这个原则。来三闾大学他也从来没有想过用假博士文凭来换取教授的职位，而且还幻想着凭真才实学争得一片自己的天空。他不会为自己辩护，更没有学会象韩学愈那样，拿着同样是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买来的假文凭招摇撞骗，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韩学愈与方鸿渐算是“校友”吧，一样同是“美国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博士”，但他比方鸿渐“优越”的是他能把他在杂志上所登的广告说成他的“散见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各大刊物中的著作”。同方鸿渐面对面的时候依然内茬而色厉，脸不改色心不跳，一本正经地对方鸿渐说克莱登是“很认真严格的学校，虽然知道的人很少——普通学生不容易进”。韩学愈胆大“艺”更高的说谎本领，不仅使他坐稳了历史系主任的位子，还给他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同为系主任可是薪水却比赵新楣还要高一级。
而方鸿渐就不行，“……鸿渐回房，又气又笑。自从唐小姐把文凭的事向他质问以后，他不肯再想起自己跟爱尔兰人那一番交涉，他牢记着要忘掉这事。每逢念头有扯到它的趋势，他赶快转移思路，然而身上已经一阵羞愧的微热……”
不讨厌可全无用处的方鸿渐，在钱钟书着力的细节刻画下，其性格中正直而又软弱、善良而又玩世的一面先后展现出来。由于自己撒了谎还非要讲良心，方鸿渐只被老奸巨滑的高松年校长赏赐了一个副教授的饭碗。而他那些大胆老练、说谎到底、无耻到极的同僚们，“上至校长，下至训导长、系主任，一个个挂着科学家、教授的头衔，却一个个骗的骗、赌的赌、嫖的嫖；上面来的‘视学’，既不‘视’也不‘学’，是洋教条和旧传统杂交成的怪胎，‘民国’抗战时期的教育可见一斑！更有甚者，连方鸿渐藏有一本赵辛楣丢下的《共产主义论》的小册子，也险遭暗算，‘如夫人’的名位也保不住了。他从‘羞与为伍’到欲与之为伍而不准、而不得，最后被排挤出了学校。经历了仿佛取经西天的艰难困苦,非但没有取得真经回，反遭妖魔鬼怪暗害，真到了‘一无可去的去处’。”正如何其芳在《评〈岁寒图〉》中所论：“忠贞自守并不能阻止这个社会的腐烂,更不能给这种腐烂的制造者以什么损害。”在书中对这些细节入木三分地描述中，钱钟书似乎也已跳出了人物躯骸，不仅对所谓文凭本身的特点进行了本质意义上的揭示，揶揄了方鸿渐的留学观念和精神空虚，也包含了对那个时代社会上某些庸俗卑下文化观念的深刻认识和尖锐批判。
二
文学作品主题的审美特性，决定了作品的主题应该是在对艺术形象不断深入传神的刻画中逐渐展示出来的。读者是通过对文学形象的接受和认同而感悟到了作品的主题，而绝非是在作品中说教式地直接把主题塞给读者。在那些杰出的文学作品中，精彩的细节描写，不再仅仅只是刻画人物的需要了，还承担了直接或者间接深化作品主题的重要作用。《围城》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褒贬不一评价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其主题的多重思考和探索。在对这部书进行认真研读的过程中，会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作品中关键处的那些以少胜多的细节安排，在阐明和深化作品主题上的作用被越来越明确地体现了出来。
钱钟书选择“围城”的原意也许源自婚姻爱情的涵义。小说中有一段褚慎明和苏小姐关于“围城”的对话的细节，“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 离而结，没有结局。’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ésse assiegéé，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显然在此“围城”是对婚姻恋爱层面上的一种譬喻。
而在“恋爱围城”中彻底失败的方鸿渐开始慢慢的有所醒悟，正如他对赵辛楣说起的，“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譬如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愈想愈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退回上海。我经过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婚，不过我想你真娶了苏小姐，滋味也不过尔尔。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对方鸿渐产生的“人生万事”如“围城”的想法这一语言表述细节的描述，可以说是对“围城”主题的深层面的进一步阐释。
但是有所领悟的方鸿渐在以后的“事业围城”和“婚姻围城”中依然是做困兽之斗，一个个理想被无情地粉碎。于是钱钟书把故事结束的画面定格在了那口古老的“钟”上。“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当，当，当，当，当，当’响了六下。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意要待柔嘉好，劝她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夫妇不和；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工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尽管小说中显示的是方鸿渐的个人命运和精神危机，钱钟书严肃思考的却是现代文明与人类颓败的关系的问题。随着方鸿渐在各阶段“围城”中理想的相继彻底崩溃，一个进无可去退无出路的“围城”般的绝境呈现在读者面前。钱钟书从方鸿渐时时“围城”，事事“围城”的境遇，深入体察到了辗转于现代文明重压下的人性的困境，从而在《围城》中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活的病态。至此以方鸿渐的生存体验为图像，《围城》的主题又被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发了出来：钱钟书把对文化、人生、人性的文学思考上升为一种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从一个侧面映射出了人生的虚无与存在的荒诞。
三
作品中情节的跌宕前行与细节同样关系密切。精心设计的细节描写往往使作品能在“山重水复”之时重现“柳暗花明”的局面。巧妙的细节描写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契机。一些细节在作者看似信手拈来的精彩描写下，无论是在铺叙人物性格还是推进情节的发展中都显现出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到艺术作品的思想（“理”）与艺术的关系时曾说过：“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慝性存，无痕有味。”在《围城》的创作中，作者以精彩、典型的细节刻画人物形象、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极出色地实践了自己的理论。
《围城》中方鸿渐向唐小姐要了她的电话号码，“便说：‘我决不跟你通电话。我最恨朋友间通电话，宁可写信。’唐小姐：‘对了，我也有这一样感觉。做了朋友应当彼此爱见面，通个电话算接过了，可是面没有见，所说的话又不能像信那样留着反复看几遍。电话是偷懒人的拜访吝啬人的通信，最不够朋友！……’”
于是，按照他们喜欢的方式，鸿来雁往，恋情的温度不断上升。但是，电话并没有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特别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导致方、唐恋情彻底破灭的恰恰是他们所鄙夷的“电话”起到了鬼使神差的作用。“……‘方少爷，苏小姐电话。’鸿渐袜子没穿好，赤了左脚，跳出房门，拿起话筒，不管对方听见不听见，厉声——只可惜他淋雨受了凉，已开始塞鼻伤风，嗓子没有劲——说：‘咱们已经断了，断了！听见没有？一次两次来电话干吗？好不要脸！你捣得好鬼！我瞧你一辈子嫁不了人——’忽然发现对方早挂断了……唐小姐听到‘好不要脸’，忙挂上听筒，人都发晕，好容易制住眼泪，回家。”
电话不是苏文纨打的，是唐晓芙打来的。她是看到风雨中的方鸿渐走了以后，心里油然产生了一种因为过于相信表姐苏文纨而在和方鸿渐谈话时由于气愤讲话太决绝的歉意，又担心方鸿渐出事，就打电话到周家去询问。可是，以前只有苏文纨常往周家给方鸿渐打电话，所以女佣就误以为这个电话还是苏小姐打来的。而这个时候的方鸿渐一方面根本没有和苏小姐心平气和地讲电话的兴趣，他的心里正充溢着对苏文纨在他和唐晓芙之间搬弄口舌的怨和恨，失去了爱情的痛和苦；另一方面他也断不会想到这个电话会是唐晓芙打来的。于是，方鸿渐冲着话筒一通羞辱，疯狂地发泄着自己心里的怨恨，直到“忽然发现对方早挂断了”。
“电话”细节促成了方、唐的彻底分手。随着这场刻骨铭心的恋爱的幻灭，而导致方鸿渐离开上海，故事情节也顺利的由方鸿渐的“恋爱围城”阶段，推进到了在三闾大学任教的第二段人生驿站，即“职业围城”阶段。
四
文学是依靠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的，而对于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来说，艺术形象最基本的构成要素都是细节。没有了细节也就无艺术形象可言了。“要创造出具有独特的生命和思想感情的典型人物，作家在创作中要善于从貌似类同的人和事中，抓住透过细节表现出来的生活特征和性格特征，创造出能够强化和突出这些特征和特质的独特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在艺术形象创造中“应该把微小而有代表性的事物，写成重大的和典型的事物——这就是文学的任务。”“微小而有代表性的事物”通常被认为是指细节。在文学形象塑造的过程中，语言细节描写、行动细节描写、心理细节描写、肖像细节描写等又恰好是能把描写对象的本质特征区分出来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语言上的细节描写有别于以往对人物做大段的对话、独白和一般性的语言描写，是指极富有个性特点的只言片语。正所谓“言为心声”，语言能充分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围城》中称“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按常理“老科学家”是对那些在科学研究领域卓有成效、德高望重的学者的尊称，只是因为“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于是这里“老科学家”的称呼，实是为了显示高校长的值钱。
这位二十年前在外国研究昆虫学的“老”科学家腹内空空，丝毫没有科学家的风范，更没有校长的责任。为了自己管理上的方便可谓用心良苦，专门招致一些不知名的人物。可高校长却能这样郑重地阐述自己的办学理论“我的看法跟诸位不同，名教授当然很好……万一他闹别扭，你不容易找替人……我以为学校不但造就学生,并且应该造就教授。找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真能跟学校合为一体，真肯出力为公家做事……”他找教授的出发点决不是为了教学，为的是好控制他们，因而他找的教授，诸如李梅亭、韩学愈、汪处厚、刘东方等都是些“并非非有他们不可”的人，也就是可有可无的人。高松年的用意在于维持他在学校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利——这些人没有名望，要借高松年的光，他们要靠高松年才有地位，而高松年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些人才真能跟高松年合为一体，真肯出力为高松年做事。在三闾大学，高松年就是学校，学校就是高松年。三闾大学对于高松年来说只是他仕途进级的跳板，而不是教书树人的象牙塔。他把校园变成了自己的统治王国，把其他师生们俨然当成昆虫一样研究、率领。
细微的动作细节描写，不仅是常用的写作方式而且最能表现人物的本质，尤其能生动形象地表现人物的心理。
书中有这样的细节，“鸿渐低头不敢看苏小姐……苏小姐胜利地微笑，低声‘Embrasse-moi！’说着一壁害羞，奇怪自己竟有做傻子的勇气，可是她只敢躲在外国话里命令鸿渐吻自己。鸿渐没法推避，回脸吻她。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趾，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
“鸿渐一溜烟跑出门，还以为刚才唇上的吻，轻松得很，不当作自己爱她的证据。好像接吻也等于体格检验，要有一定斤两，才算合格似的。”
方鸿渐不爱苏小姐，却从来没有明确地告诉过她，他想采用疏离的方法，疏远苏小姐，好让苏小姐自觉地离开。但事与愿违，在平素的交往中，苏小姐就是看不出也没有想到过方鸿渐会并不爱她。而方鸿渐又缺少快刀斩乱麻的勇气，每一次想要告诉苏小姐真相的决心都如“出水的鱼，头尾在地上拍动，可是挣扎不起”。有时候明明是拒绝的话语但实际效果和作用却正好相反，使苏小姐对方鸿渐的真实感情一误而再误。苏小姐终于顾不得羞涩了，在法国话的掩护下要把自己“名贵的爱情”施于方鸿渐了。方鸿渐只得对苏小姐“从命”的一吻。这“一吻”掺满了被迫与无奈，也刻画出了方鸿渐那时那刻，既不愿用情于苏小姐，以免误会；又不能一走了之，以免伤害对方的矛盾而复杂的心理。他优柔寡断又懦弱无用，不喜欢苏小姐却又总在勉强敷衍，最后连用汉语拒绝的勇气都没有，还要借助法语的力量。吻了苏小姐，还要以份量的轻重来衡量是否是爱的凭证。方鸿渐一直幻想表演一出“我不爱你，也决不伤害你”的人间正剧，可最后的结果却是以自己的身败名裂而收场。钱钟书对方鸿渐性格中寡断、懦弱的一面用细节的力量进行了讽刺，对他的那种虚情假意的行为进行了极大地挖苦。
心理活动的描写不仅是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的直接、真实的方式，也是对人物心灵的思想、情绪感受及其产生的原因与发展、变化的过程的一种探索。
钱钟书的心理描写，能精细地透视出人物的五脏六腑，乃至每一根颤抖着的神经，并在描写中无情地挑开人与人之间温文尔雅的面纱，揭示出讽剌对象灵魂的丑陋。在赴三闾大学一路上，李梅亭先是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了自己省钱，却偏要撤谎骗取别人的好感；路途中，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带了一箱子药品，可当孙小姐生病方鸿渐向他讨药时，李梅亭心想：“虽然仁丹值钱无几，他以为孙小姐一路上对自己的态度也不够一包仁丹的交情。而不给她药呢，又显出自己小气……鱼肝油丸当然比仁丹贵，但已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所以李梅亭决定还是把鱼肝油丸当仁丹给孙小姐比较划算。李梅亭“正人君子”的假面具在一次次的吝啬心理活动中被一层层无情地撕落。充分刻画了他只顾自己利益，不管他人死活的自私本性，无情地嘲讽了这个集市侩式“学者”和商人为一身的伪君子形象。
《围城》中的外貌描写同样神形毕肖，使读者在人物外貌的细节描写中领略“如见其人”之感。
“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象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象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又慌忙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线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
汪处厚是因官场失意退而“做学问”才“落到”做了大学教授的地步。作者对他的描写别出心裁，故意张冠李戴，在错位中使人性中的善恶美丑得以强化：汪处厚的特征就是脸上的胡子“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这是标准的“人丹胡子”，足见这个老派名士也会追求时尚。因汪曾是本省督军署的秘书，作者就将胡子与枪杆子硬拉在一起，秘书是没有枪杆的人，所以胡子也不像样的又稀又软。胡子的多少本是因人而异，可是汪处厚一定要追随时尚去拼凑，于是胡子与眉毛就像重新安上去时错了位置，“嘴上的是眉毛”，所以又稀又软，“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看着汪处厚脸上这样倒置的时尚别提有多别扭了。作者抓住汪处厚对胡子的式样新陈多寡稀疏的刻意追求，把仕途婚配生老病死硬拼在一块，庄谐杂揉似是而非，但却是汪处厚恶丑人品的真实写照。
《围城》的细节描写还有很多，这里举的只是非常有限的几个例子。我们以此角度解读《围城》的目的也在于通过对《围城》的细节描写的研究，能利用“折射的方式”进一步理解钱钟书的文学观念以及《围城》的艺术魅力等方面的内容。
诚然，对于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讲，细节描写不仅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但作品中的任何细节又都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它必须服从于作品的主题、人物和情节发展等的需要。如果只是为了细节而细节，那么细节就会成为作品中多余的枝蔓，从而失去它的作用。只有那些经过精心筛选的最细微、最本质、鲜活生动的细节，对于文学创作才具有不可取代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
[2]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
[3]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作者简介：徐思义，女，1969—，河南郑州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工作单位：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公共教学部。
关键词：细节描写 《围城》 尝试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1947年发表的《围城》是学者作家钱钟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少数佳作之一，被推崇为“一部近代中国的经典之作”。小说以抗战初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为背景，以留学归国的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主要线索，再现了旧中国知识分子的群像，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被称为“新《儒林外史》”。
不可否认作为学者的钱钟书是个书斋中人，他的全部生活是在大学、研究室中度过的，没有过多的社会底层生活体验。但对生活的敏锐性、对人性的洞察力，使他具有一种超凡的眼光，常常能够从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里面感知周围，发现人性的那些病态的、丑陋的东西。在《围城》里，钱钟书正是通过日常的生活细节而非曲折的内容、离奇的故事来展现人物、推动情节的。这一点不仅是这部学者小说卓然不群的艺术风格之一，也应该成为我们尝试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围城》的一个新的契入点。
细节，顾名思义,就是“细小的环节或情节”，是具体细微的形象画面。细节在文学创作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精彩的细节不仅是体现文学审美特征、阐明并深化主题的重要手段，还能因它的巧妙而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契机和显现人物最本质特性的直接观察点。
一
黑格尔曾说过：“艺术的作用在于用感性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现真实。”形象性是文学艺术最基本的审美特征。而形象必须是具体的、可感的，而非抽象的、理念的。作品中真实、生动而富有特征的细节愈多、细节描写愈细致入微，文学形象就愈立体、丰满，愈容易使人觉得触手可及，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见微知著，精彩纷呈的细节描写是实现文学审美特征的重要手段之一。
方鸿渐是钱钟书在《围城》里塑造的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组合、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他在留学欧洲的四年中凭着兴趣换了三所大学，“随意听了几门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看着钱要花完了，就计划回国。可是，科举中人的父亲要看博士文凭的“报条”；商人的“丈人”更要博士文凭作为“契据”。“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于是为了给家人、亲朋一个交代，方鸿渐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买了一张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假哲学博士文凭。起初方鸿渐认为“买假文凭是自己滑稽玩世”，很不愿意提及，特别是听到别人称他为“方博士”时，他更觉得“刺耳得很”。谁知这张文凭竟成了他日后的一个心里隐痛，使他时时觉得羞愧、无地自容。可这个假博士文凭还是一直像个鬼影一样跟随着方鸿渐的生活。在三闾大学，上至奸诈、虚伪的校长高松年，下至厚皮老脸的系主任韩学愈等人，更是让假博士文凭的十字架压得方鸿渐透不过气来。
方鸿渐去三闾大学谋职原本就是他的“同情兄”赵新楣介绍、安排的。因此，在和方鸿渐谈话之初，老于世故的校长高松年并不急于表明自己的意见，而是着意试探者方鸿渐。
“‘方先生，你收到我的信没有？’……‘咦！怎么没收到？’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演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们的大幸——‘这信很重要。唉！现在抗战时间的邮政简直该死……’高松年做个一切撇开的手势，宽容地饶恕了那封自己没写，方鸿渐没收到的信”。
“……我听辛楣讲起你的学问人品种种，我真高兴，立刻就拍电报请先生来帮忙，电报上说——”高松年顿一顿，试探鸿渐是不是善办交涉的人，因为善办交涉的人决不会这时候替他说他自己许下的条件的。
可是方鸿渐像鱼吞了饵，一钓就上，急接口说：“高先生电报上招我来当教授……”
“我原意请先生来当政治系的教授，因为先生是辛楣介绍来的，说先生是留德的博士。可是先生自己开来的履历上并没有学位——”鸿渐的脸红得像有一百零二度寒热的病——“并且不是学政治的，辛楣全搅错了。先生跟辛楣的交情本来不很深罢？”鸿渐脸上表示的寒热又升高了华氏表上一度，不知怎么对答，高松年看在眼里，胆量更大——“当然，我决不计较学位，我只讲真才实学。”
鸿渐只好第二次声明没收到信，同时觉得降级为副教授已经天恩高厚了。
尽管高松年食言，但此中种种细节表明其变卦的理由确实击中了方鸿渐的要害。所以，无论心里多么不舒服，但高校长的解释却使得他“脸红得像有一百零三度寒热的病人”，不但无理由反抗，反而觉得高松年把他“降级为副教授已经天恩高厚了”，只能忍气吞声地承认并接受这一事实。方鸿渐买假博士文凭本来就是为了应付父亲和“丈人”的。自己早已打定主意：“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上绝不开这个学位。”并且一直恪守这个原则。来三闾大学他也从来没有想过用假博士文凭来换取教授的职位，而且还幻想着凭真才实学争得一片自己的天空。他不会为自己辩护，更没有学会象韩学愈那样，拿着同样是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买来的假文凭招摇撞骗，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韩学愈与方鸿渐算是“校友”吧，一样同是“美国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博士”，但他比方鸿渐“优越”的是他能把他在杂志上所登的广告说成他的“散见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各大刊物中的著作”。同方鸿渐面对面的时候依然内茬而色厉，脸不改色心不跳，一本正经地对方鸿渐说克莱登是“很认真严格的学校，虽然知道的人很少——普通学生不容易进”。韩学愈胆大“艺”更高的说谎本领，不仅使他坐稳了历史系主任的位子，还给他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同为系主任可是薪水却比赵新楣还要高一级。
而方鸿渐就不行，“……鸿渐回房，又气又笑。自从唐小姐把文凭的事向他质问以后，他不肯再想起自己跟爱尔兰人那一番交涉，他牢记着要忘掉这事。每逢念头有扯到它的趋势，他赶快转移思路，然而身上已经一阵羞愧的微热……”
不讨厌可全无用处的方鸿渐，在钱钟书着力的细节刻画下，其性格中正直而又软弱、善良而又玩世的一面先后展现出来。由于自己撒了谎还非要讲良心，方鸿渐只被老奸巨滑的高松年校长赏赐了一个副教授的饭碗。而他那些大胆老练、说谎到底、无耻到极的同僚们，“上至校长，下至训导长、系主任，一个个挂着科学家、教授的头衔，却一个个骗的骗、赌的赌、嫖的嫖；上面来的‘视学’，既不‘视’也不‘学’，是洋教条和旧传统杂交成的怪胎，‘民国’抗战时期的教育可见一斑！更有甚者，连方鸿渐藏有一本赵辛楣丢下的《共产主义论》的小册子，也险遭暗算，‘如夫人’的名位也保不住了。他从‘羞与为伍’到欲与之为伍而不准、而不得，最后被排挤出了学校。经历了仿佛取经西天的艰难困苦,非但没有取得真经回，反遭妖魔鬼怪暗害，真到了‘一无可去的去处’。”正如何其芳在《评〈岁寒图〉》中所论：“忠贞自守并不能阻止这个社会的腐烂,更不能给这种腐烂的制造者以什么损害。”在书中对这些细节入木三分地描述中，钱钟书似乎也已跳出了人物躯骸，不仅对所谓文凭本身的特点进行了本质意义上的揭示，揶揄了方鸿渐的留学观念和精神空虚，也包含了对那个时代社会上某些庸俗卑下文化观念的深刻认识和尖锐批判。
二
文学作品主题的审美特性，决定了作品的主题应该是在对艺术形象不断深入传神的刻画中逐渐展示出来的。读者是通过对文学形象的接受和认同而感悟到了作品的主题，而绝非是在作品中说教式地直接把主题塞给读者。在那些杰出的文学作品中，精彩的细节描写，不再仅仅只是刻画人物的需要了，还承担了直接或者间接深化作品主题的重要作用。《围城》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褒贬不一评价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其主题的多重思考和探索。在对这部书进行认真研读的过程中，会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作品中关键处的那些以少胜多的细节安排，在阐明和深化作品主题上的作用被越来越明确地体现了出来。
钱钟书选择“围城”的原意也许源自婚姻爱情的涵义。小说中有一段褚慎明和苏小姐关于“围城”的对话的细节，“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 离而结，没有结局。’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ésse assiegéé，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显然在此“围城”是对婚姻恋爱层面上的一种譬喻。
而在“恋爱围城”中彻底失败的方鸿渐开始慢慢的有所醒悟，正如他对赵辛楣说起的，“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譬如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愈想愈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退回上海。我经过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婚，不过我想你真娶了苏小姐，滋味也不过尔尔。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对方鸿渐产生的“人生万事”如“围城”的想法这一语言表述细节的描述，可以说是对“围城”主题的深层面的进一步阐释。
但是有所领悟的方鸿渐在以后的“事业围城”和“婚姻围城”中依然是做困兽之斗，一个个理想被无情地粉碎。于是钱钟书把故事结束的画面定格在了那口古老的“钟”上。“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当，当，当，当，当，当’响了六下。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意要待柔嘉好，劝她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夫妇不和；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工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尽管小说中显示的是方鸿渐的个人命运和精神危机，钱钟书严肃思考的却是现代文明与人类颓败的关系的问题。随着方鸿渐在各阶段“围城”中理想的相继彻底崩溃，一个进无可去退无出路的“围城”般的绝境呈现在读者面前。钱钟书从方鸿渐时时“围城”，事事“围城”的境遇，深入体察到了辗转于现代文明重压下的人性的困境，从而在《围城》中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活的病态。至此以方鸿渐的生存体验为图像，《围城》的主题又被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发了出来：钱钟书把对文化、人生、人性的文学思考上升为一种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从一个侧面映射出了人生的虚无与存在的荒诞。
三
作品中情节的跌宕前行与细节同样关系密切。精心设计的细节描写往往使作品能在“山重水复”之时重现“柳暗花明”的局面。巧妙的细节描写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契机。一些细节在作者看似信手拈来的精彩描写下，无论是在铺叙人物性格还是推进情节的发展中都显现出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到艺术作品的思想（“理”）与艺术的关系时曾说过：“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慝性存，无痕有味。”在《围城》的创作中，作者以精彩、典型的细节刻画人物形象、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极出色地实践了自己的理论。
《围城》中方鸿渐向唐小姐要了她的电话号码，“便说：‘我决不跟你通电话。我最恨朋友间通电话，宁可写信。’唐小姐：‘对了，我也有这一样感觉。做了朋友应当彼此爱见面，通个电话算接过了，可是面没有见，所说的话又不能像信那样留着反复看几遍。电话是偷懒人的拜访吝啬人的通信，最不够朋友！……’”
于是，按照他们喜欢的方式，鸿来雁往，恋情的温度不断上升。但是，电话并没有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特别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导致方、唐恋情彻底破灭的恰恰是他们所鄙夷的“电话”起到了鬼使神差的作用。“……‘方少爷，苏小姐电话。’鸿渐袜子没穿好，赤了左脚，跳出房门，拿起话筒，不管对方听见不听见，厉声——只可惜他淋雨受了凉，已开始塞鼻伤风，嗓子没有劲——说：‘咱们已经断了，断了！听见没有？一次两次来电话干吗？好不要脸！你捣得好鬼！我瞧你一辈子嫁不了人——’忽然发现对方早挂断了……唐小姐听到‘好不要脸’，忙挂上听筒，人都发晕，好容易制住眼泪，回家。”
电话不是苏文纨打的，是唐晓芙打来的。她是看到风雨中的方鸿渐走了以后，心里油然产生了一种因为过于相信表姐苏文纨而在和方鸿渐谈话时由于气愤讲话太决绝的歉意，又担心方鸿渐出事，就打电话到周家去询问。可是，以前只有苏文纨常往周家给方鸿渐打电话，所以女佣就误以为这个电话还是苏小姐打来的。而这个时候的方鸿渐一方面根本没有和苏小姐心平气和地讲电话的兴趣，他的心里正充溢着对苏文纨在他和唐晓芙之间搬弄口舌的怨和恨，失去了爱情的痛和苦；另一方面他也断不会想到这个电话会是唐晓芙打来的。于是，方鸿渐冲着话筒一通羞辱，疯狂地发泄着自己心里的怨恨，直到“忽然发现对方早挂断了”。
“电话”细节促成了方、唐的彻底分手。随着这场刻骨铭心的恋爱的幻灭，而导致方鸿渐离开上海，故事情节也顺利的由方鸿渐的“恋爱围城”阶段，推进到了在三闾大学任教的第二段人生驿站，即“职业围城”阶段。
四
文学是依靠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的，而对于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来说，艺术形象最基本的构成要素都是细节。没有了细节也就无艺术形象可言了。“要创造出具有独特的生命和思想感情的典型人物，作家在创作中要善于从貌似类同的人和事中，抓住透过细节表现出来的生活特征和性格特征，创造出能够强化和突出这些特征和特质的独特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在艺术形象创造中“应该把微小而有代表性的事物，写成重大的和典型的事物——这就是文学的任务。”“微小而有代表性的事物”通常被认为是指细节。在文学形象塑造的过程中，语言细节描写、行动细节描写、心理细节描写、肖像细节描写等又恰好是能把描写对象的本质特征区分出来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语言上的细节描写有别于以往对人物做大段的对话、独白和一般性的语言描写，是指极富有个性特点的只言片语。正所谓“言为心声”，语言能充分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围城》中称“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按常理“老科学家”是对那些在科学研究领域卓有成效、德高望重的学者的尊称，只是因为“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于是这里“老科学家”的称呼，实是为了显示高校长的值钱。
这位二十年前在外国研究昆虫学的“老”科学家腹内空空，丝毫没有科学家的风范，更没有校长的责任。为了自己管理上的方便可谓用心良苦，专门招致一些不知名的人物。可高校长却能这样郑重地阐述自己的办学理论“我的看法跟诸位不同，名教授当然很好……万一他闹别扭，你不容易找替人……我以为学校不但造就学生,并且应该造就教授。找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真能跟学校合为一体，真肯出力为公家做事……”他找教授的出发点决不是为了教学，为的是好控制他们，因而他找的教授，诸如李梅亭、韩学愈、汪处厚、刘东方等都是些“并非非有他们不可”的人，也就是可有可无的人。高松年的用意在于维持他在学校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利——这些人没有名望，要借高松年的光，他们要靠高松年才有地位，而高松年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些人才真能跟高松年合为一体，真肯出力为高松年做事。在三闾大学，高松年就是学校，学校就是高松年。三闾大学对于高松年来说只是他仕途进级的跳板，而不是教书树人的象牙塔。他把校园变成了自己的统治王国，把其他师生们俨然当成昆虫一样研究、率领。
细微的动作细节描写，不仅是常用的写作方式而且最能表现人物的本质，尤其能生动形象地表现人物的心理。
书中有这样的细节，“鸿渐低头不敢看苏小姐……苏小姐胜利地微笑，低声‘Embrasse-moi！’说着一壁害羞，奇怪自己竟有做傻子的勇气，可是她只敢躲在外国话里命令鸿渐吻自己。鸿渐没法推避，回脸吻她。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趾，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
“鸿渐一溜烟跑出门，还以为刚才唇上的吻，轻松得很，不当作自己爱她的证据。好像接吻也等于体格检验，要有一定斤两，才算合格似的。”
方鸿渐不爱苏小姐，却从来没有明确地告诉过她，他想采用疏离的方法，疏远苏小姐，好让苏小姐自觉地离开。但事与愿违，在平素的交往中，苏小姐就是看不出也没有想到过方鸿渐会并不爱她。而方鸿渐又缺少快刀斩乱麻的勇气，每一次想要告诉苏小姐真相的决心都如“出水的鱼，头尾在地上拍动，可是挣扎不起”。有时候明明是拒绝的话语但实际效果和作用却正好相反，使苏小姐对方鸿渐的真实感情一误而再误。苏小姐终于顾不得羞涩了，在法国话的掩护下要把自己“名贵的爱情”施于方鸿渐了。方鸿渐只得对苏小姐“从命”的一吻。这“一吻”掺满了被迫与无奈，也刻画出了方鸿渐那时那刻，既不愿用情于苏小姐，以免误会；又不能一走了之，以免伤害对方的矛盾而复杂的心理。他优柔寡断又懦弱无用，不喜欢苏小姐却又总在勉强敷衍，最后连用汉语拒绝的勇气都没有，还要借助法语的力量。吻了苏小姐，还要以份量的轻重来衡量是否是爱的凭证。方鸿渐一直幻想表演一出“我不爱你，也决不伤害你”的人间正剧，可最后的结果却是以自己的身败名裂而收场。钱钟书对方鸿渐性格中寡断、懦弱的一面用细节的力量进行了讽刺，对他的那种虚情假意的行为进行了极大地挖苦。
心理活动的描写不仅是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的直接、真实的方式，也是对人物心灵的思想、情绪感受及其产生的原因与发展、变化的过程的一种探索。
钱钟书的心理描写，能精细地透视出人物的五脏六腑，乃至每一根颤抖着的神经，并在描写中无情地挑开人与人之间温文尔雅的面纱，揭示出讽剌对象灵魂的丑陋。在赴三闾大学一路上，李梅亭先是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了自己省钱，却偏要撤谎骗取别人的好感；路途中，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带了一箱子药品，可当孙小姐生病方鸿渐向他讨药时，李梅亭心想：“虽然仁丹值钱无几，他以为孙小姐一路上对自己的态度也不够一包仁丹的交情。而不给她药呢，又显出自己小气……鱼肝油丸当然比仁丹贵，但已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所以李梅亭决定还是把鱼肝油丸当仁丹给孙小姐比较划算。李梅亭“正人君子”的假面具在一次次的吝啬心理活动中被一层层无情地撕落。充分刻画了他只顾自己利益，不管他人死活的自私本性，无情地嘲讽了这个集市侩式“学者”和商人为一身的伪君子形象。
《围城》中的外貌描写同样神形毕肖，使读者在人物外貌的细节描写中领略“如见其人”之感。
“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象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象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又慌忙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线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
汪处厚是因官场失意退而“做学问”才“落到”做了大学教授的地步。作者对他的描写别出心裁，故意张冠李戴，在错位中使人性中的善恶美丑得以强化：汪处厚的特征就是脸上的胡子“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这是标准的“人丹胡子”，足见这个老派名士也会追求时尚。因汪曾是本省督军署的秘书，作者就将胡子与枪杆子硬拉在一起，秘书是没有枪杆的人，所以胡子也不像样的又稀又软。胡子的多少本是因人而异，可是汪处厚一定要追随时尚去拼凑，于是胡子与眉毛就像重新安上去时错了位置，“嘴上的是眉毛”，所以又稀又软，“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看着汪处厚脸上这样倒置的时尚别提有多别扭了。作者抓住汪处厚对胡子的式样新陈多寡稀疏的刻意追求，把仕途婚配生老病死硬拼在一块，庄谐杂揉似是而非，但却是汪处厚恶丑人品的真实写照。
《围城》的细节描写还有很多，这里举的只是非常有限的几个例子。我们以此角度解读《围城》的目的也在于通过对《围城》的细节描写的研究，能利用“折射的方式”进一步理解钱钟书的文学观念以及《围城》的艺术魅力等方面的内容。
诚然，对于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讲，细节描写不仅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但作品中的任何细节又都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它必须服从于作品的主题、人物和情节发展等的需要。如果只是为了细节而细节，那么细节就会成为作品中多余的枝蔓，从而失去它的作用。只有那些经过精心筛选的最细微、最本质、鲜活生动的细节，对于文学创作才具有不可取代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
[2]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
[3]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作者简介：徐思义，女，1969—，河南郑州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工作单位：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公共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