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结束后，中共中央1935年10月落脚于延安。延安从此产生了强大的“磁性”，天南地北追求光明的热血儿女奔赴延安，这种情况在1937年、1938年达到最高潮。在这个队伍里，有十分之三的知识女性，其中有女大学生、抗婚者、将门后裔、著名演员、豪门闺秀、小家碧玉、侨商之女……她们怀着崇高的理想，义无反顾地奔向心目中的圣地——延安。
　　那时的延安，并没有人倡导婚恋，更没有谁将婚姻二字摆到会议上，写在文件上，甚至平时也不常诉诸于言谈之中。然而，一桩接一桩的婚恋，一宗连一宗的喜事，却像春风春雨后的花朵一样，茁壮、频繁地绽放在延河两岸。
　　陕北13年，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有多少，从来没有谁详细统计过，不过这其中出名的有：卓琳，邓小平；王新兰，肖华；薛明，贺龙；黄杰，徐向前；浦安修，彭德怀；杨炬，王树声；傅涯，陈赓；叶群，林彪；谢雪萍，张学思；汪荣华，刘伯承；谢飞，刘少奇；林月琴，罗荣桓；郝治平，罗瑞卿；江青，毛泽东；朱仲丽，王稼祥……
　　抵达延安后，战将们的第一轮婚姻，是与为数不多的从长征过来的女性迅即成家。在长征中，他们生死相携，漫漫征途与频仍的烽火无形中充当了“红媒”。
　　第二轮姻缘，是战将们与各地汇拢而来的知识女性的婚恋。在当时的中国，尤其在偏远的陕北，女性年轻而且具有文化，更令人注目。男性对知识女性难于掩饰的神往与倾慕，被陕北老乡看在眼里，编成民歌：三八枪，带盖盖，谁说咱八路军没太太?等到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洋学生。
　　知识女性怀着追求光明的理想和愿望进入延安。而在延安这块光秃秃的黄土地上，著名战将们最引人注目。于是，战将们率先成为女性理想的着落点。这是形势所趋，是特定环境下的必然抉择。
　　当年延安时期战将们的婚恋有下列特征：
　　“速战速决”。男子已进入中年，很少有过婚恋。男与女为着同一目标来到延安，大前提一致，导致其恋爱过程一拍即合，不拖泥带水。
　　婚事简朴。女子不事修饰，天然如出水芙蓉；男子稳健而凝重，不炫富有，也不尚巧言。这种亘古少有的简练结合，衬托出了延安婚恋的大度、真诚与至美。
　　当年因战事频仍，常见成婚一二天或三五天后的新人，便“挥手自兹去”，男儿一人或夫妻二人径自投入了战争。 　 其间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几乎所有的战将之恋，毛泽东的态度一概是“玉汝于成”。为战将在延安成个家，是整个革命队伍于蛰伏中酝酿生力与活力的一著妙棋。延安时代那么多珠联璧合式的姻缘，只要漏出一线希望的光芒，毛泽东则竭力成全，或主动牵线，或上门祝贺，或设法促成，这在一切伟大人物的阅历中都是少有的。
　　延安时期，人的精神面貌呈现出一幅“桃花源”式的新境界。这里，没有贪官污吏，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小老婆。有的是纯洁、神圣的婚恋生活和爱情画面。这洁净新鲜的风气显示着革命根据地自信、自强、自尊的主体格调。
　　在这样舒朗、自由的天地间，众多情侣便不由自主地踱近了延河，陶醉在延河边上：谢雪萍出现时，张学良之弟张学思突然勒马嘶立于延河边上；罗荣桓每天黄昏策马渡河，与林月琴约会；王稼祥、朱仲丽，杜惠、郭小川，丁雪松、郑律成，石澜、舒同，伍真、黄正光，董慧、潘汉年……弯弯曲曲的延河边，到处留下了双双对对幸福的脚印。
　　延安时代，革命与解放是近义词。正因为如此，真革命与大浪漫、大自由是并行不悖的：延安婚恋里的浪漫色彩是大格局里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它不限于感情色彩浓郁的言与行，更不是寻常的带有小家子气的审美情调。在这里，爱情是众多年轻人命运最有力、最强悍的塑造者，是延安革命生活里最生动、最深邃的一个方面。
　　延安时代的青年男女，是从黑暗社会里进溅出的火花，是从腐土里崛起的新芽。“有缘千里来相会”，他们在救国图强的同时，也埋下了重大的、一辈子也无法割断的政治渊源。爱情如延河之水，谁也说不清人们在流程中的取舍，及至那些不寻常的杰出儿女的婚恋，当时以至事后，也不能轻易理清自己感情上的复杂头绪。